历史研究：论僭主政治

希腊文Tyrannia的意译，一作“暴君政治”，指以非法手段取得政权者（僭主）建立的独裁统治。公元前7世纪—公元前6世纪在希腊的科林斯、阿哥斯、麦加拉、西基昂、雅典等城邦，都出现过僭主政治。“僭主”一词起初并无贬义，在诗人（如品达）的作品中有时亦称“僭主”为“王者”。雅典的庇西特拉图（公元前6世纪）所建立的僭主政治，在打击贵族势力，发展经济、文化方面，均有所建树。科林斯僭主柏利安被列为古希腊“七贤”之一。早期希腊的僭主政治一般对于肃清氏族制度的残余曾起积极作用，但在激荡的政治斗争潮流中却往往不能久存，迄公元前5世纪---公元前4世纪，“僭主”渐含贬意，如对西西里叙拉古僭主狄奥尼修父子即是。中古时期，在意大利的某些城市也曾实行过僭主政治。
僭主政治的含义
所谓“僭主政治”，“英译用Despotism，亦即无限制的专制统治。”但这个定义是不全面且没有抓住要害的，它只点出了僭主行使政权的方式，并未揭示出僭主政治的实质，因为“王”有时（甚至是通常）也完全可以实行无限制的专制统治。形式是由实质决定的。根据本文第一部分的论述，我认为，僭主政治的实质在于僭主独立于贵族和平民两个阶级之外，实行“压抑贵族、加惠平民”以努力使两个阶级的利益实现平衡和稳定的统治。由于寡头贵族阶级虽然在统治上很失败，但力量仍强大，在这样的条件下，如果不拥有强大的力量并采取独裁的手段，不足以击败贵族阶级的力量，取得统治权；而在取得统治权之后，借助其已经拥有的强大力量，镇压人民对于自己不可避免地日益变坏而产生的不满，僭主需要继续采取独裁和专制统治。因此，“无限制的专制统治”就成为了僭主们不二的统治方式。所以，“僭主政治”可以定义为：独立于贵族和平民阶级之外的统治者以无限制的专制统治方式实行“抑贵扬民”政策的政治体制。
僭主政治的特征
1、名义上的特征：“希腊的僭主都不称王（巴西琉斯）。他们是事实上的专制君主，他们都用一些谦逊的称号，如‘终身执政官’、‘全权将军’等”。 然而，僭主虽然是事实上的王，但他们却始终不能完全替代真正的“王”而具有合法性和正当性，因为希腊的王权“起源于宗教色彩浓厚的古代，王权周围围绕有神佑的光轮”。僭主始终被人们视为政权的篡夺者，始终都是不合法的王。
2、形式上的特征：这在上面的“含义”部分已做了表述，一是具有强大的力量；二是实行无限制的专制统治。
3、实质特征：如前所述，僭主独立于两大阶级之外，压制贵族的利益，给平民施以一定的好处，从而缩小两大阶级之间的贫富差距和其他利益上的差距。只有这个特征才最好地体现出僭主政治的“中介”地位。
评价
僭主政治是古希腊一种特殊的历史现象。它是古希腊殖民运动的产物。早期僭主政治都产生于工商业发达的城邦。早期僭主们延续旧制度中的积极政策。各城邦僭主政治存在时间都很短暂。早期僭主政治打击了贵族的势力，为民主政体的建立扫清了道路。它促进了希腊工商业的发展，有利于经济的繁荣和社会的稳定，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希腊科学文化事业的发展。
僭主政治的特征
（－－有闲人根据王怡大作缩写而成）
在人类的各种政治形式中，僭主政治是最残暴、血腥和混乱的，哪怕和君主专制制比起来，也是有过之而无不及，所幸它从来就没有成为过主流，而且往往短命。僭主政治这一词语，熟悉的人或许不多。僭，音荐、建（jian,去声），意为超越本分，冒充主人；僭主，就是这种超越本分，冒充主人，以主人的名义行使权力的人。僭主往往以君主、人民或国家等名义行使权力，由于权力是僭取来的，“花别人的钱不心疼”，而且一切罪过自会记在主人名下，所以僭主政治极端的残暴、血腥和混乱。
僭主政治在人类历史上出现很早，古希腊就多次出现僭主政治，以后各个历史时期俱有，某个时期甚至占有重要地位。僭主政治是这样产生的：针对社会的不公平或者暴政，一些有野心（雄心）的人就以各种名义煽动大家起来造反，并作出乌托邦似的许诺，这“各种名义”包括共和、某某主义等等，反正肯定是非常美好但也肯定是十分空洞的东西；终于造反成功了，这个民众的领袖掌握了最高权力，这时尴尬的问题摆在了领袖的面前——他打出的大旗（即共和、某某主义等“各种名义”）和乌托邦似的许诺使他无法登基称帝，而他真的实行诺言（如真的实行共和）就意味着要丧失好不容易才搞到手的最高权力，真是前不能进而称帝，后又舍不得退而交权，领袖就以虚拟主人的名义继续革命或改革，成为了僭主。霍布斯描述僭主“均以献媚于人民起家，始为群首，终为暴君”，托克维尔说，“僭主不与人民商量却以人民的名义行事；把人民踩在脚下，反而要求人民对他感恩戴德；而且僭主政府是唯一要求人民承认他有权任意行事，敢于蔑视人们所尊重的一切，包括从最高道德规范到最基本的公认准则都一概敢于蔑视的政府；以致于在这个世上，只要以人民的名义来实行暴政和主事不公，暴政也能成为合法的、不公也能成为神圣的”。一些狗头共和国，既虚置了宪法，又无真正的民主，从而使政府既无宪法的约束，又未获得公众的授权却打着人民的旗号，其实质就是僭主政治。
僭主政治有以下几个很“酷”的特征：
1、对社会彻底重新洗牌。僭主政治打破了一切既有的合法性的来源，他不屑于在原有的合法性火炬接力赛中充当一个下家，他要横空出世。象僭主往往为纪念自己“新政权”建立所言：他的开国是开天辟地的，是史无前例的，而不是依靠传统的王朝循环论的一种延续。他的线性历史进化论的意识形态要求他所许诺的乌托邦才是终点，乌托邦的梦想和逻辑，都要求僭主政治必须跳出“周期律”，打造一个全新的世界。换句话说，僭主政治必须对社会彻底重新洗牌。对社会彻底重新洗牌带来的危害性是十分可怕的，这意味着一切人都将离开原来的位置，而谁都无法适应新的位置，如部分文盲一夜之间成为贵族，大批官僚顷刻之间沦为阶下囚……总之，有产者全部沦为无产者或囚徒，无产者全部成为疯狂者。全社会的全部错位，导致文化、经济等各个方面都完全失去了传承和延续，形成社会的大混乱，尤其明显的是产生道德传统的中断和经济的大衰退。
2、激发了所有的野心。君主制也好，宪政民主制也好，最大的好处都是一样的：它最大程度地抑制了野心。它们的政权更迭是制度化的、有序的，不需要对社会彻底重新洗牌。而在僭主政治下，既然僭主可以如此僭取权力，别人为什么不可以这样对付他呢？僭主自己开的先例，犹如打开了潘多拉的盒子一样不可收拾，让每一个臣子跃跃欲试去谋取新的位置（包括僭主的位置）、让每一颗野心骚动不已。所以，君主只会杀掉几个主要的大功臣，而僭主会杀掉几乎所有的功臣，随着疑虑的膨胀，一切有权势的人他都不放心，“在君王看到支持者的地方，一个僭主看到的却是敌人”，最后，他会“整”所有的人，使社会充满暴力和恐怖。同时，乌托邦所唤起的并非只是革命者大无畏的、为天下苍生摩顶放踵的牺牲精神，在所有高尚的名义背后，被唤起的也包括如此之多的投机、背叛、暴力及“蛰伏的贪欲、隐藏的不义和担惊受怕的腐败”。“一位君主是高贵地登上他的王位，僭主者则是踩着泥泞和鲜血溜上他的王位”。革命的领袖把所有的罪恶和激情放进了一间暖房，他那长长的黄袍展示出那些经历过的岁月，挥舞着魔杖和刀剑带来的成功，能够洗刷纯洁目标之上沾满的血迹吗？他如何能够让一个僭取来的帝国“放下屠刀”，转眼间“立地成佛”？手段的不正义对于乌托邦的目标其实是一种背叛！事情只会向与乌托邦相反的方向发展，贡当斯说：“成功足以使一个僭主很快腐败而恐怖，如果他还没有腐败的话”。
3、没完没了的运动。无论是登上祖传王位的君主，还是民选的总统，他们的权力都有明确的来源，不论来源是否正当，一般都是公众认可或习惯的，也就是说他们的合法性是无须证明的。一个僭主却要面对“怀着懊恼、嫉妒和希望的所有人的攀比”，他要被迫证明自己的合法性。首先，要证明自己的能力和德行足以领导这个帝国；最关键的是他要向所有与他一样的人证明：为什么偏偏是他？为什么在君王被推翻之后、在一切人生而平等之后偏偏他却高高在上，成为最高统治者？最后，不仅仅要证明自己的“合法性”，还要证明这种“合法性”的到此为止，别人永远不能仿效。显然，这种举证责任的艰巨，甚至远远超过了夺取政权的努力。但僭主没有别的选择，所以僭主往往比绝大多数的君王显得更加的“勤奋”。僭主的勤奋终将是徒劳的，这样浅显的道理比皇帝的新装还透明，这样明显荒谬的东西就是上帝也不可能证明，尴尬而绝望的僭主要么进而称帝（拿破仑就是这样，实在憋不住后就自己给自己加冕了）；要么只好继续革命（或者叫改革、跃进等等，名字可以五花八门），拿破仑上台之后马上就明白了这个道理：“必须每隔三个月就给法国人一些新东西”，让没完没了的运动，把公众的注意力从“合法性”问题上转移开，于是就有了诸如没完没了的“肃反”、没完没了的“革命”、没完没了的“斗争”、没完没了的“改革”……，实在没有大事可玩了，就连申办体育运动会这样与政治毫无关系的事情，也要拿出来炒作炒作。总而言之，不能没有运动，更不能停止运动，必须让运动成为一种成瘾性的兴奋剂。不然，僭主将无法面对上帝也回答不了的问题。在一个不理朝政的君王和一个“格外勤奋”的僭主之间，贡当斯说：“愿上帝把不理朝政的君王还给我们吧！”
4、僭主的晕眩感。贡当斯说，“一个王子在接过权力时，并没有进入一个全新的环境，从他一出生起，他就平静地享受着他习惯性地认为是他自己的东西。他被推上高位时不会晕眩”。然而一个僭主，能够摆脱这种高处不胜寒的晕眩感吗？一个暴发户如何从容，一个通过杀戮一步登天的平民，怎么会不产生些“狂乱的欲望、幻觉和非非之想”？他的神经如何经受得住自己在一夜之间拉个涨停！无限的财富和权柄，在一个对于一切既存的权利和秩序充满藐视、并以武力将之摧毁的革命者而言，握在自己手中时，怎么可能像民选总统那样平静和自信、像君王那样心安理得呢？更兼“合法性问题像鬼魂一样纠缠着他”，作贼总是心虚的啊！他徒劳地要从一切显赫和胜利之中去寻求庇护，寻求到的却只有满眼恐慌。做为一个僭主，一个事实上的九五之尊，他和一切暴发户并没有什么两样，他在运用自己手中的权力时，一样不能摆脱晕眩感，一样感到手足无措，像一个既无经验又无耐心的工人，不断毁掉自己手中的模具和半成品。或许我们常常夸大了在一场暴力革命当中意识形态的作用，小心地将革命的华丽外衣轻轻褪下，里面的欲望和人心深处的东西，让一切造反者和僭主者看上去都如此惊人的相似。贡当斯是这样描述拿破仑的：“他焦躁而又苦恼，不相信他已经僭取到那些权力。他颁布法律却又篡改它们；他制定宪法却又侵犯它们；他建立帝国却又颠覆它们。他绝不会对他建在沙地上的房子心满意足的，因为房子的基础已沉入地狱。” 贡当斯描述以往僭主的话，每一句放在后来的僭主们身上，依然丝丝入扣。
5、僭主的偶像性。在一场暴力革命中，如果领袖不是一个所谓军事家，换句话说，如果他不是所有革命武士的偶像，他就会成为部下藐视的对象；但对于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君王，却没有人会因此对他不敬。僭主信奉“枪杆子里出政权”，武力，对于建立、保持和维护一个僭主政治及僭主本人的威信都是必不可少的。一个僭主政治很难做到刀枪入库、马放南山。就象一个偶像派歌星很难在结婚之后还能保持对fans的魅力，一个偶像必须永远和他的拥趸保持一种精神上的恋爱关系，永远让他的拥趸保持亢奋。一个僭主是不能平庸的、不能温柔的，他必须在他的有生之年维持他之所以能够君临天下的原因，也就是手中的枪杆子和不容置喙的霸气。他必须不断地炒作自己，不断地作秀，不断地取得空洞的胜利，不断地发现并消灭莫须有的敌人。一个由僭主政治而进入民选制度偶像派领袖，就象一个进入柴米油盐的婚姻生活当中的偶像派歌星，形象立即变得暗淡无光，鲜花、掌声和陶醉感日见稀少，偶像便会从此失落，人气和威望又一下子拉了个跌停。因此我们可以知道僭主对于作为偶像的阳光灿烂的日子是多么的迷恋，就像一个偶像派歌星对于过早结婚是打死也不干的。僭主本人，是僭主政治通往稳定秩序和宪政制度最大的阻力。尤其对于一个乌托邦政权而言，只要现实依然是不完美的，那么对于现有秩序的任何定型和充分肯定，都意味着一种背叛。也意味着对于当初摧毁一切、否定一切的革命运动的再次否定。乌托邦在某种意义上像一个唐璜，一个永远恋爱、永远不需要结婚的风流人物。在一个僭主看来，一切法治化（包括制度化）的倾向，都是挥刀自宫。
6、严酷的专制。贡当斯指出：“专制制度排除所有形式的自由，而僭主政治需要假名于自由的各种形式的混乱或暴行，以便证明他的颠覆活动是正当的。”在僭主政治下，比不自由更可怕的是伪自由。什么“军队国家化”、什么“联合政府”、什么立宪，什么言论自由……革命领袖在盗用它们为自己的目标服务的同时，又亵渎了它们。暴君将对手送上绞刑架时，刽子手和他刀下的牺牲都一样默不作声；而僭主要想判一名对手死刑，他会让人们（包括被处死的人）一再重复加诸其上的罪名，直到它看上去好像真是人民的判决一样。暴君禁止讨论，只是强迫人们行为的服从；而僭主会坚持进行装模作样的讨论和审判，强迫人们说出违心的献媚之词。专制的君王压制出版自由；而一个僭主却拙劣地模仿出版自由，他豢养大量的御用文人，进行俗不可耐的歌颂，他花费大量的金钱炮制单调乏味的庆典，强迫人民之口喊出肉麻的口号。僭主要求的甚至是内心的服从，通过对大众灵魂的清洗达到对意识形态的彻底控制。从此人们在一次次的思想运动中被迫发言、被迫过关、被迫一次次地重复滚瓜烂熟的社论思想和语言，直到再也分不清这些思想和语言是僭主的，还是自己的。贡当斯总结到：“简而言之，专制政治靠沉默的手段统治，并留给了人们沉默的权利。僭主政治则强迫人们讲话，它一直追查到他的思想最隐秘的栖身之处，迫使他对自己的良心撒谎，从而剥夺了被压迫者最后这一点安慰。”终于，连沉默都成为了罪过。
僭主政治的这些特征，无所不用其极，简直是“酷毙了”！所以从古至今，僭主政治都是短命的，纵观历史，僭主政治好像从没有过上百年的纪录（最高纪录是前苏联的72年）。僭主政治说起来有点拗口，说白了就是流氓政治、黑社会政治（帮会政治）。僭主政治是人类政治的癌症，一旦沾染，必死无疑，到目前尚未发现它能逐步过渡而不经“死亡”动荡的例子，僭主政治的出路无非以下几条：一是象拿破仑那样干脆加冕称帝；再就是僭主政治的更替；或者走向宪政民主（如前苏联）。
论僭主政治
自由主义如何看待僭主政治？僭主政治是由封建专制向民主过渡的一个阶段，是人民不完全成熟、不完全理性的时代，就象一个人一样，人不可能一夜之间从少年变成成年，他还要经历一个青年时代。自由有“自由进程”，人也有人的“成长历程”，这是同样的道理。顾准说：“僭主以暴力推翻根深蒂固的贵族寡头政体，是走向‘主权在民’的政制的一种过渡形态，也还算是一种必要的过渡形态”，由此可见，不能简单地否定僭主政治，而是应历史地看待它。
僭主政治是专制政体，当然是排斥人民的，但并不完全。僭主夺权一般都要打着“人民”的旗帜，所以建立政权后多少他也要为人民做一点实事，但僭主政治从整体上讲，随着他统治时间的延续，他仍然要走向阻碍自由的那一天，这个时间的长短与人民的觉悟有关。
我们不妨把“僭主”的定义稍扩大一些，比如奴隶制也是一种“僭主制”，其中奴隶主非法僭窃了奴隶的人生自由权，那么我们可以发现一个事实，那些在由中世纪的封建专制的或前殖民地的国家在走向现代民主制的进程中中，凡经历了（不是断断续续而是连续）僭主或专制政治时代的，其民主政治一般都很成功，反之，就会出现许多问题。以美国为例，我们知道美国的民主政治建立于十八世纪未，那时北美仍是一片蛮荒之地，物质自由极不充分，在这种情况下，奴隶制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奴隶制维持了美国的物质自由，保卫了美国的民主，帮助美国渡过了民主政治开端的那几十年关键的时光，奠定了美国的民主、法治的传统和崇高的自由精神。美国奴隶制与古希腊城邦时代相比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全是黑人当奴隶而不是白人，否则美国的民主政治同样不能发展下去。所以可以这样说：没有黑人奴隶制，就没有伟大的美国民主政治！美国黑人为美国民主政治做出了巨大的牺牲！
再看看拉美国家，许多拉美共和国的历史都很长，有的国家早在十九世纪就脱离宗主国而独立了，时间只比美国稍晚，何以这些国家的民主政治和经济都不很成功能呢？在我看来，有民族性、宗教、文化等一些原因，在立国后过早废除了奴隶制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
非州就不说了，我们来看亚州，东亚国家和地区在走向现代民主制前同样经历了专制的（僭主的）时代，例如韩国，中国台湾地区，民主政治是在专制时代经济腾飞的基础上奠定的，这就是东方特色的民主之路，也是中国大陆之路，台湾因为地方小，人口少而在建立民主宪政的道路上走在大陆的前面，本来很正常，但如因为自已已经“民主”而指责大陆的“专制”，就象台湾女作家龙应台女士在她的文章里所表露的那样，这显然是不公平的，也是不能为我们接受的。
而在南亚的国家，由于她们在独立时毫无例外地都接受了英国人的那套民主政体，所以她们毫无例外地无论在民主政治上还是在经济上发展大大落后于东亚国家。其中一个国家，印度，这几年经济很有起色，但只要你深入到这个国家的内部去看一看他的现状，你就会明白这个国家仍然逃脱不了自由发展的必然规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