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研究》序言

本书内容如书名所示，试图将人类史当作一个整体来加以考察。这意味我的考察始自人类史的开端，终至当前的1972年。同时也表明本书着眼于全球范围内的考察。
就时间而言，我们的视野不只局限于规定的范围之内。在我们的动物祖先演变成人之后的最初50万年或大约100万年时间里，汤因比显然认为真人或晚期智人之前的猿人时期不属于人类史的范畴，这同古人类学界中存在的部分观点相一致。但就多数人的意见而言，人类史的开端被设定在能人即制造工具的人形成时期，时间约在200万年前。——译者注我们人类是很原始的，除了一些骨骸和旧石器，没有遗留下什么记载的东西。农业、家畜驯养、陶器制作和纺织技术仅有一万年左右的历史，而文明存在的时间充其量也不过五千年。我们所了解的大部分人类史其实都处在相对晚近的时代。从地理上对历史进行全球性考察，较从时间上考察要相对容易一些。但为了持有一种公允的、平衡的全球观点，我们必须抛弃自己的幻觉，即某个特定的国家、文明和宗教，因恰好属于我们自身，便把它当成中心并以为它比其他文明要优越。对于这样的历史学家来说，他的先辈们的立场，出乎意料地成了全面认识这个世界真实景象的障碍。
为什么要从整体上研究历史呢?为什么要关照我们所处的时代以及所在地域以外的事物呢?这是因为现实要求我们具有这种较为宽广的目光。在最近500年时间里，地球的整个表面，包括大气层，都因为惊人的技术进步而有机地联系在一起。然而，人类在政治上却尚未实现联合，我们彼此之间仍然是按照各自的方式生活的陌生人。这本来是我们从“消除距离”之前的时代继承下来的遗产，现在却使我们陷入了非常危险的境地。两次世界大战以及现今世界范围内的不安、沮丧、紧张和暴力，说明了这种危险。人类无疑正在走向自我毁灭，除非我们能成功地形成天下如一家的状态。为此，我们必须相互熟识，这意味着我们需要逐步熟悉彼此的历史，因为人类并非仅仅生存于直接的现在。我们生活在一条思想的河流当中，我们在不断地记忆着过去，同时又怀着希望或恐惧的心情展望着未来。
这种对历史进行全面研究的现实需要，是显而易见和无可争辩的。即使我们不是出于自我保存的目的来研究历史，我们也应受好奇心的驱使而对它表示关注，因为好奇是人性的显著特点之一。即使我们的生活已经非常繁荣且有着可靠的安全保障，我们仍应对我们置身其间的宇宙感到惊异。何况这个世界上还没有一个社会(无论在何时何地)实现过这两个理想的目标。
我是积个人经验认识到这一点的。促使我研究历史的动力是贯穿我一生的好奇心。从我能记事的幼年起，我就有了历史的头脑。我的母亲是一位历史学家，她对历史的兴趣感染和激励了我。我也是在曾经当过水手的叔爷的影响下长大的。他曾是一条东印度公司的商船(一种三桅横帆的海船)的船长。有关他远航至印度和中国的故事曾令我激动不已。所以，我开始研究历史是出于好奇，尽管我是在幻梦中长大成人的，以为我将在一个理性的、秩序井然的、和平的世界中安度自己的一生。直至1914年8月，当我26岁的时候，我才开始意识到要全面研究历史的真正理由。正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唤醒了我去认识现实。也正是这一事件使我察觉到处理浩如烟海的史料的可行方法，而史料则是全面深入地研究历史所不可缺少的基础。
1914年我在牛津大学教书，讲授古典希腊的历史。那一年的8月，我的头脑突然闪动出一个想法，公元前5世纪的史学家修昔底德已经体验到了现在令我惊诧的东西。他同我一样，为他所在的世界分崩离析、各邦间展开相互残杀的大战所震撼。修昔底德已预见到，他那一代经历的大战开启了他当时所处世界的新纪元，后来的结果证明他是正确的。我现在看到，古典希腊的历史和现代西方的历史就经验而言，彼此之间具有共时性。二者的历史过程也是平行演进的。我们可以对它们做一番比较研究。不久我还发现，希腊史和西方史乃是同类事物的两种范例，该类事物还有一系列其他样板。我当时计算出21种文明，现在抛开一些已灭亡的不算，我则统计出至少有31种文明。对于比较研究来说，20或30个样本足以说明问题了。 教导我广泛研究历史的人是我的母亲、我的叔爷，修昔底德以及另外两位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和波里比乌斯。这两个人也写过他们目力所及范围内的广泛的世界史。我还是孩子的时候，就对死记硬背英国各郡的名称和英国历代国王的生卒年代感到厌烦。而以色列和犹太犹太王国(Judah旧译为犹太王国，显然与原词发音及含义不符。——译者注的国王据称经常作恶多端，几乎乏善可陈，却激起了我对他们的邻人——亚述人和埃及人——的好奇心。我在大不列颠博物馆能看到这些古代居民遗下的一些给人深刻印象的纪念物。我对希腊与拉丁文献，包括诗歌、哲学与历史文献的认真钻研，拓宽了我的思路。1914年8月，修昔底德曾给过我一个至今仍未摆脱的震撼。在1915和1916年，我学校中的朋友、同事约有一半死于战争。在其他交战国当中，我的同代人死亡的比例也不亚于此数。我在世上活得越久，我对恶毒地夺走这些人生命的行为便越发悲痛和愤慨。我不愿我的子孙后代再遭受同样的命运。这种对人类犯下的疯狂罪行对我提出了挑战，我写这部书便是对这种挑战的反应之一。
从1920至1972年，我一直致力于《历史研究》的写作。在1920年的夏天，我进行了首次尝试，但未获成功。1921年夏，我在伊斯坦布尔到卡来斯的火车上，草草拟定了各部分的题目，其中大多可在这部修订插图本中找到。未经删削的全本共计12卷。自1927至1939年，我抢在即将到来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前面赶写这本书，在大战爆发前40天出版了头6卷。1954年我又出了7至10卷，1959年第11卷(《历史地图和地名集》)问世，1961年则出版了第12卷(“反思”)。
自1924至1956年，我在撰写《历史研究》一书的同时，还为伦敦的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编写一部当代国际事务的年鉴，之后又同我的妻子一道编写一部有关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政治史。这两项庞大而耗时费力的工作是相辅相成的。假如我不同时做这两项工作，我便一项工作也干不成。我始终是脚踩着现在和过去两只船。在这本《历史研究》的修订插图本中，我同样是二者兼顾，既回顾过去，又展望未来。因为当你研究现在和过去的时候，对未来不可能视而不见，倘若这是可能的话，那反而荒唐可笑了。
这部《历史研究》修订插图版是相互合作的产物。它的问世是牛津大学出版社与泰晤士及哈德森出版公司之间一项协议的结果，由简·卡普兰小姐和我共同完成。
本书的形式在某些方面既不同于原来的12卷本，也不同于由D.C.索麦维尔节录的10卷本。
这是头一部插图本，配合文字说明的各个插图赋予这部书以新的内容。图片不仅增强了文本的效果，而且能传递大量文字所无法充分表达的信息。插图是由泰晤士及哈德森出版公司的布鲁克纳太太收集的，而从布鲁克纳太太提供的图片中挑选一部分作为本书插图的工作，则是同卡普兰与我商量后才进行的。插图说明词由卡普兰小姐起草，经过了我的首肯。
在卡普兰小姐发现并填补因时间拉开的空白以及在布鲁克纳太太为卡普兰与我合编的这个新版本配图之前，都必须熟识本书原版的布局和内容。这是一项很艰巨的任务，所以我对完成此项任务的这两位同事表示深切的感谢。她们勤恳的工作使得眼下这本书的问世成为可能。这个修订本是我独自难以完成的。如我先头所说，这是一部合作的产物。但在指出这一点时，我需要做一点保留说明，即对本书的批评应是仅针对我一个人的。我的思想与我的这两位同事的研究相比，要更薄弱一些。
目前这个版本同索麦维尔的版本一样，是一个删节本。但本书的删节依循不同的思路。书中能看到一些索麦维尔的修订本以及初版头10卷所没有收入的课题。经索麦维尔压缩的版本成功地再现了初版头10卷的整体结构，却不可避免地舍弃了我的大部分历史例证，而那正是我的论点的支撑。现在这个版本则收入了初版当中的那些例证，而且还有可能保留了更多的细节。作为补充卷的第12卷(“反思”卷)，现在也被头一次纳入本书的主要内容当中。
本版还有了讨论1961年“反思”卷问世以后所发生的各种事件及发现的可能。例如，讨论了战争艺术虽不断“更新”，却令人啼笑皆非、接二连三地遭受失败的历史(不幸的是，这个故事仍然没有终结)。先前无人知晓的非洲撒哈拉南部的地方文明史也同其他地方文明并列在一起，被赋予了适当的位置。1927年，当我开始为本书头10卷做笔记的时候，人们以为热带非洲和南非，在阿拉伯人与西欧人到来之前，一直是个无历史的地区。但从那以后，一方面因考古发现的结果，另一方面因对早期幸存下来的文献证据进行认真研究的缘故，这一非洲主要部分的历史被重新找了回来。我们现在知道，在热带非洲，农业和冶金技术拥有堪与西欧的相关历史媲美的历史。东亚的早期文明史，东亚各个时期的经济与社会史，也成为人们关注的相当清晰的焦点。我们在埋头劳作时，中国则一直在世界主要事务中重新扮演着正常的角色。在目前这个版本的研究中，我们试图记述这些或其他有关人类事务的新增知识以及新近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