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闵良臣：把国王“弄成可以惩罚的”——读《希腊的僭主政治》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神马文学网 时间：2024/04/29 17:02:22
把国王“弄成可以惩罚的”
——读《希腊的僭主政治》
作者：闵良臣
来源：《社会科学论坛》2008年第7期
本站发布时间：2009-12-5 21:37: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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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腊的僭主政治》的作者是英国的乔治·格罗脱（George Grote）。原著为History of Greece（可译为《希腊史》），《希腊的僭主政治》是《希腊史》中的一个章节。我这里读的是顾准的译文。
顾准在《僭主政治与民主——〈希腊的僭主政治〉跋》这篇著作中一上来就以引文对作者进行了介绍：
“［乔治·格罗脱］George Grote（1794－1871）首先是个实际的活动家。他是个银行家，曾参与英国的政治生活，曾任国会议员多年，隶属急进党（按：英国那时候无所谓激进党。激进派是有的，即边沁、穆勒这一批所谓‘哲学急进派’，还有科布登那一帮自由贸易主义者）。格罗脱有暇则研究古典的古代，此外，他博识近代史，精通政治经济学。早在1826年，他对密特福《希腊史》的分析批判出版了。40年代之初，格罗脱便先后从国会和银行辞职，从事编著《希腊史》，此书头两卷于1946年出版， 最后一卷，第十二卷，于1856年出版。……格罗脱在政治信仰上是急进党人，所以，跟保守派密特福德相反，对雅典民主估价甚高。”（摘录自缪灵珠译，塞尔格叶夫《古希腊史》第二章）（见《顾准文集》第253页，贵州人民出版社1994年9月第1版。后面再引此书文字，只注页码）
在搞明白怎么要把国王“弄成可以惩罚的”之前，必须对两千五六百年前的古希腊城邦有个大致的了解，这样，我们也就只好顺着格罗脱的叙述读下去，再加上顾准的分析，再参考有关西方文明史，总之不能急。
格罗脱对希腊英雄时代的政府是这样“试加阐明”的：“那是建立在神权基础（如果我们可以使用现代用语的话）上的政府，而不是建立在人民主权基础上的政府；但是，这种神权政府需要加上一个根本性的附加条件，即国王要在肉体上和心灵上具有并非不值得他们所属的崇高世裔的强力。在这种政府中，无所不在于整个社会中的权威，集中在国王身上。不过，在重要时机，权威的运用要通过公诸公众的形式：他和首脑会议或长者会议磋商，甚至和他们讨论；在这种磋商之后，他向公民大会(agora) 传达——公民大会听取并批准，也许是又听又嘀咕，但是，我们不知道它有权选择或拒绝。”（第263页）
笔者觉得，这里应该把“也许是又听又嘀咕”一句用括号括起来比较合适；另外，“我们不知道它有权选择或拒绝”一句中似乎应加上“是否”两字，为“我们不知道公民大会是否有权选择或拒绝”。开始，我以为是贵州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上出了差错（因为这个版本的差错较多，只因一开始读的是这个版本，只想让别的版本作参考），可当我对照了手头上中国青年出版社2002年1月所出的版本，发现也是这样。这段话的一部分意思是说：当时的公民大会虽然对国王在运用权威时有权选择或拒绝，但由于国王的权威，所谓选择或拒绝，很有可能只是走形式。这一点，我们从当年文革时代，毛泽东与中共政治局的关系中可以看到一丝影子。当然，这时候作此比喻还不那么贴切。再接着往下看，可能就越来越“亲切”了。
格罗脱紧接着向读者介绍了当时希腊城邦和“议会“的情况。格罗脱说，像来客古士制度的时候差不多，当时社会也有超人世裔的王；王以外的28位老人组成元老院（闵按：不知是否可说或许相当于后来西方的议会）；公民大会，在需要批准或拒绝提给他们的提议时召开，不作什么讨论，或者就没有讨论它们的自由。“这样，我们发现，希腊英雄时代政府的诸要素，实质上和存在于原始的来客古士宪法中的是一样的；在两个事例中，支配力量集于王身上——元老院的职能相当狭隘并受到限制，公民大会尤甚；在两个事例中，王权是借某种宗教情绪而获得确认的，这种宗教情绪，倾向于排除〔王权〕竞争者，保证人民的忠诚到某种程度，尽管在位的王管理不良或品格不善。”（第263页）
格罗脱毕竟是在写文章，加之又是在一百几十年前，加之这里看到的又是译文，所以，真要清楚地了解这段历史，还要看更可靠的《西方文明史》。斯巴达人原本是公元前12世纪侵入希腊南部伯罗奔尼撒半岛的多利安人。为避免与被征服的拉哥尼亚当地民族混合，斯巴达人强迫当地人干所有的农活，而他们自己则成为职业军人。在当时的斯巴达统治者看来，他们的政治体制是绝对平等的，而后人也认为斯巴达的制约和均衡体系也许是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我们知道，古时候的国王往往都是些军事领袖，而斯巴达人也就保留了古代（笔者不知这个古代“古”到什么时候）的世袭国王以适应战争需要，这是因为他们认为富有经验的最高领袖是战争疆场上所必须的。不过，当时的国王不是一位，而是两位。据说这是为了借以保持两个大家庭的势力平衡。但为什么不是三位也不是四位？为什么只有两个大家庭而不是更多？编纂者没说，不得而知。当战争来临时，全体斯巴达公民参加的公民大会决定由哪位国王率军作战，而被任命的国王也拥有军事全权。至于非战争时期政府的工作，完全依靠三个机构一起发挥作用。这三个机构是长老会议、公民大会和监察官（五位）。长老会议由30人组成：两位国王和另外28名成员。长老长老，顾名思义，这些成员都是年过60的贵族老人，由公民大会选出，并终身任职。之所以要选60岁以上的老人，是因为人类在整个古代世界，都无以例外地认为最年长的人也是最聪明的人（参见［美］罗伯特·E.勒纳、斯坦迪什·米查姆、爱德华·麦克纳尔·伯恩斯 著，王觉非等译《西方文明史Ⅰ》第107页，中国青年出版社2003年版）。
回过头来说，元老院也好，公民大会也罢，因为不能作什么讨论，或者就没有讨论“提议”的自由，也就都成了“聋子的耳朵”。再说，国王的权力，一旦借助的是某种宗教情绪或说渗进了宗教情感，那么，不管这个在位的国王是不是个东西，不仅不会有与王权竞争者，还能保证人民对国王的忠诚到一定的程度。这在中国的西汉，董仲舒先生不是也创造发明出了“君权神授”的理论吗——这可比生活在十七世纪英国的罗伯特·菲尔麦爵士认为“君权神授”（洛克《政府论·上篇》，见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要早约1700年哩——也就是这个理论，把中国西汉之后漫长的社会推进了万恶深渊。不过，在古罗马，就我们目前所知（关于这一时期的罗马政治我们知之甚少），元老院如果认为绝对必要，有权否决国王的行动，在王位空悬时则由元老院进行统治。
这种现象，在希腊，是在出现元老院萎弱无力之后，这或许也是古希腊和古罗马的不同。格罗脱告诉人们：
从希腊英雄时代政府和原始的来客古士体制共同的这些特点出发，我们发现，在希腊诸城市中，王一般地被数目有限的家族构成的一个寡头集团代替掉了——同时，在斯巴达，王权虽然大大地缩小了，却从未被废黜掉。……如果元老院是由更多的人组成的，包括少数主要家族，又包括各种年龄的人，也许它已经把它的权力扩大得那么大，把王的权力都吸收到它那里去了。不过，由28个老人组成的会议，人选又不加区别地来自所有斯巴达人的家族，它本质上是一个附属的和次要的力量。它甚至不足以成为对王的约束——更没有能力成为他的对手；它甚至间接地为王效劳并成为他的支持者，因为它阻碍其他任何有特权的等级形成起来足以超越它的权威。元老院的萎弱无力，导致了年年更新的五人会议称做监察委员会的形成；它最初是像罗巴保民官那样的保护性的委员会，企图约束国王的滥用其权力，然后扩张到成为一个最高的不对任何机构负责的行政委员会在两个平权国王间的无穷无尽的意见参商的帮助之下，监察委员会把它的权力侵入到一切角落，限制国王于某些特别的职能，甚至把他们弄成可以惩罚的，不过从未野望要废除王的尊严。（第263～264页）
这时再看元老院，就更像两千多年后一些国家中至高无上的政治机构，它的人选虽然与并非“来自所有斯巴达人的家族”的元老院不同，但它们本质上也是一个附属的和次要的力量，“它甚至不足以成为对王的约束——更没有能力成为他的对手；它甚至间接地为王效劳并成为他的支持者”。最难过的是，后来虽然又添了一些具有某种监督、检查性质的机构，但由于都是在一元化领导下，至今没能出现像当时希腊那样的“监察委员会”，有一种可以限制领袖某些特别的职能，更不说还把领袖弄成可以惩罚的了。至于后来也有一二领袖受到惩罚，全世界都知道，体现的并非“监察委员会”的意志，而是个别名誉上不是领袖实际上行使着领袖权力的人的意志。这种情形，在中国历史上并不鲜见。不错，这种监察委员会后来由于权力越来越大，在国内事务上也及时地变得完全像僭主像国王们在他们之前所做的那样，并且从未有过要废除国王尊严的野心和奢望，但即使如此，也还是应该另当别论。我想，如果让两千多年前的希腊人醒来，当他们知道了这个世界上至今一些国家的社会监督制度甚至还不如他们那时，肯定会一边是自豪，一边笑话这等国家的落后：居然还不如他们两千多年前……
格罗脱说道：“我们必须记住，斯巴达的宪法，性格上是简单朴素的，宪法的实施，又助之以来客古士式的、对不论穷富、一律看待的、严酷的、平等的包罗一切的纪律压力，这种包罗一切的压力使得在别处产生了煽动的许多肇因在斯巴达起不了作用，使最骄傲和最难驾御的公民习惯于一种永不偏离的忠诚的生活，满足了既存的制度化和正规的要求，使得斯巴达人的个人生活习惯甚至达到民主的雅典人所不能比拟的那样平等”（第264页）。可这只是在斯巴达。“但是在希腊的其他地方，原始的英雄政府是以十分不一的格局来加以修改的：人民成长了，决定地成长得大大超过了原先把权威赋予了国王的那种神权的和人身尊敬的感情。心甘情愿的臣服在人民这方面停止了，在低级的首脑方面更甚；与此同时停止了的是英雄时代的忠诚。现在人们要求制度或者宪法那样的东西了。”（第264页）
从这里，我们似乎看到了什么，看到了古希腊人早于东方人性的复苏。当时可能有各式各样的政府格局，其中在有的地方，人民不仅成长了，不仅觉悟了，不仅有了新的思想观念，而且这种觉悟这种感情已经超过了原先那种对国王的神权和对国王人身尊敬的程度。正因此，他们才会停止过去那种心甘情愿地臣服，停止英雄时代那种对国王的忠诚，并从而转为要求建立制度或者宪法。这实在是了不起！要知道这是在古希腊啊，是在约两千五六百年前啊！可以说，他们的这种觉悟，这种观念，这种感情，直到今天，两千多年后的今天，在东方一些社会中的国民的身上也还是难得一见！
格罗脱指出：
直到上世纪〔闵按：当指18世纪〕之末，当人们第一次制订北美合众国的联邦宪法的时候，许多理论家还认为，要在这样广阔无垠和人口众多的地域上，实施并非王政的其他政制，使之足以把整体的联合，和组成整体的一切局部的平等权利和保障两者结合起来是不可能的。也许，在任何粗野的、有强烈的地方特点的、交通困难的，还没有学会代议制政府的习惯的人民中，这大概实在是不可能的。（第265页）
这正好给一些国家的政府找到了借口。某些国家或地区之所以要实行“王政”，上面这几行文字便是“佐证”。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这篇著名政论文中就针对当时有人说“你们独裁”回答道：“可爱的先生们，你们讲对了，我们正是这样。中国人民在几十年积累起来的一切经验，都叫我们实行人民民主专政，或曰人民民主独裁，总之是一样，就是剥夺反动派的发言权，只让人民有发言权。”（见人民出版社1960年9月第1版，1966年7月改横排本第四卷第1364页）
格罗脱告诉我们：
要以恰当的心情来理解发生于希腊的现象，要不偏私地估量普遍于希腊人之中的关于国王这个观念的感情，要做到这一点，弄清楚中世纪和现代欧洲一直盛行着的君主制倾向，其发生和长期存在下去的原因是这些社会所特有的，而在希腊社会中这些原因却并无存在余地，这是至关重要的。对于英雄时代的王的原始情操已经死灭了，开始是漠不关心，然后——当得到了僭主的体验以后——转为毫不含糊的厌恶。（第266页）
读了生活在19世纪的英国这位实际活动家的这段话，笔者很振奋。古希腊人由于特殊的地理位置、特殊的环境，再加上特殊的经历，可以说，他们没有这个世界上其他很多地方的百姓所要经历过的漫长的“糊涂思想认识”（当然就是有极少数人有了他们的那些认识，如一些农民起义领袖，最终也还是被扑灭了），更是早早地有了人性中不受束缚的复苏（这在后面看得更清）。他们仅仅在英雄时代的那种对王的感情消失之后，又体验了短暂的僭主统治，于是就对国王、君主（包括僭主）之类表示他们“毫不含糊的厌恶”。说句也许不该说的话，就单凭这些，古希腊人就有资格嘲笑直到中世纪和现代欧洲（按作者写《希腊史》的年代来论，“现代欧洲”指的应该是18世纪）居然还能在一些社会盛行的君主制以及那些倾向乃至倾心于君主制的国家和国民。
关于古希腊人对政府的概念，说起来，今人更是应该羞愧。格罗脱接着上面的话说：
对于密特福德〔闵按：当时英国的保守派〕先生这样一位心中充满了英国人关于政府的观念的历史家来说，这种反君主制的感情看起来是疯狂，希腊诸共同体看起来是没有看守人的疯子，同时，一切施恩人中最伟大的施恩人是从外面征服了他们的世袭的王——其次则是本国的僭主，亦即夺取了卫城，把他的同胞公民置于压制之下的僭主。以这种心情来读希腊史，真是再好也没有的，误解和歪曲希腊现象的方法，因为它把流行于古代世界的关于审慎的箴言和关于道德的箴言都颠倒过来了。希腊人所坚持的对王的憎恨，(无论现在的人们对类似的感情怎样看法)是一种卓越的美德，它是直接从他们本性中最尊贵最贤良的那一部分中倾泻出来的。这是他们对于普遍的法律约束必不可缺那种根深蒂固的信念的结果；这是要求一无例外地控制个人激情，最最要紧的，是要控制人们把权力交托给了他的那个人的个人激情，是他们的有节制的社会性格的直接表达。希腊人对于一个不负责任的人，或者一个不会犯错误的王所形成的概念，可以用希罗多德的意味深长的语句来表达：“他颠复本国的风俗习惯；他蹂躏妇女；他不经审判就杀人”。除此而外的别种关于或有的王政倾向有概念，无论对于人性的一般知识，还是梭伦以后持续下来的政治经验，都把它判为不合正义；对待设想中的这种品格，不可能有憎恶以外的别种感情；除怀有无原则野心的人而外，没有别种人会想方设法谋求王权。（第266～267页）
这一段话告诉人们，古希腊整体人民在追求自由方面堪称整个人类百姓的楷模。他们反对僭主对他们的压制，更不要“世袭的王”，这让即使几千年后的有些人看起来，好像古希腊人是没有人看守的疯子。然而，正如格罗脱所指出的，有的人不会读希腊史，他们误解和歪曲了希腊人现象，把流行于当时的一些东西都搞颠倒了。这种人不知道或叫不理解，希腊人在“英雄时代”过去之后不久所坚持的对王的憎恨，不论现在的人（当然应该还是指18世纪）对希腊人的这种感情如何看，殊不知，这正是人性中的“一种卓越的美德”。这是因为，希腊人对王的憎恨，无非是源于对“看守者”的憎恨，无非是向往自由、反对压迫，而这些正是人的本性中最尊贵（追求自由）最善良本真（坚持公平公正，反对非正义）的一部分，也因此，才被格罗脱不仅称为“美德”，而且还是“一种卓越的美德”。
读到这里，就仿佛是上帝的旨意，让希腊人偏偏与其他地区的人不同，偏偏让他们在人类史中代表了整体人类的先知先觉，并让他们敢于“不爱国王”。要知道，就是在两千多年后，这种没有人看守的“疯子”也还是难以存活。生活在19世纪的法国大艺术家杜米埃（1808～1879），他的画作曾与巴尔扎克的小说一起，被“合称‘人间喜剧’的完璧”。然而，就在1832年，他的一组政治漫画惹恼了当时的路易·菲利普国王，判他6个月监禁，其中两个月的大牢，另外4个月呆在疯子院里。让人觉得十分可笑的是，据说，当局的逻辑就是：只有疯子才是不爱国王的（参见缪哲：《“尊敬和友谊的纪念”》，2006年第3期《随笔》杂志封三）。
什么人是没有人看守的疯子，其实也就是自由人。而在今天，我们早已完全认识到：人，人类，就是要追求最大的自由，追求“从必然王国走向自由王国”。就人的本性而言，都是不愿意让人“看守”的。不喜欢政府的希腊人，自然也就没有政府观念。其实，雅典民主已经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我们敬爱的马克思先生是那么地倾心雅典民主，甚至就连在《共产党宣言》中的那句“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的名言，都有雅典民主的影子，或叫源于雅典民主。然而，在马克思之后，众多以马克思主义作为在意识形态方面占主导地位的国度，却并没有“贯彻”这个思想。
需要补充的是，关于雅典民主，根据《西方文明史》上说，雅典作为希腊的一个城邦，就在斯巴达在逐步成为军事高压的堡垒之时，雅典却正在致力于建设真正意义上的民主。“民主”一词本身就来自于希腊文，意为“人民权力”；而人民，又是自由人的整体，雅典正是这样一个实行全面意义上民主的城邦。当然，笔者这里也必须指出，无论如何，雅典的民主毕竟是人类早期的民主，内容与今天的民主不可同日而语。在雅典城邦，所有的妇女、侨居的外邦人和奴隶全被排斥在外，而这些人在雅典成年居民中约占四分之三。也就是说，只有四分之一的雅典人才如我们所能想像的那样充分参与政治活动。至于对斯巴达与雅典政治差别的一种解释是，雅典所在的阿提卡地区从未出现过任何军事侵略或对立民族间冲突的情景，因此没有那种在其他地方见到的用武力来统治被其征服的人民。再者，阿提卡这个地区自然资源丰富，有矿藏和良港，这使得雅典商业繁荣，并更重视作为民主政治基本构架的城市生活。这一点，希腊的另一个城邦斯巴达就不能比了。
至于民主为什么最先在希腊出现，即民主的发源地“为什么是希腊”，又“为什么是雅典人”？除了据说，“雅典人即使在公元前五世纪也不是教条主义者”（［英］约翰·邓恩编、林猛 等译《民主的历程》第15页，吉林人民出版社1999年12月版），“希腊人的许多最有价值的智力资源是从其他的近东和地中海人民那里吸收过来的”（同上，第265页）之外，前面已经说过，我倾向于天意，就像有人相信上帝一样。
2006年夏，一年后修订，载2008年第七期《社会科学论坛》杂志
• 吴晓波：拆骨为烛——纪念顾准去世35周年
• 鬼使神差的日子
• 把国王“弄成可以惩罚的”
• 闵良臣：我们有顾准
• 敢于怀疑和批评革命领袖的顾准（修订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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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chinaelections.org/Newsinfo.asp?NewsID=162845
——读《希腊的僭主政治》
作者：闵良臣
来源：《社会科学论坛》2008年第7期
本站发布时间：2009-12-5 21:37: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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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腊的僭主政治》的作者是英国的乔治·格罗脱（George Grote）。原著为History of Greece（可译为《希腊史》），《希腊的僭主政治》是《希腊史》中的一个章节。我这里读的是顾准的译文。
顾准在《僭主政治与民主——〈希腊的僭主政治〉跋》这篇著作中一上来就以引文对作者进行了介绍：
“［乔治·格罗脱］George Grote（1794－1871）首先是个实际的活动家。他是个银行家，曾参与英国的政治生活，曾任国会议员多年，隶属急进党（按：英国那时候无所谓激进党。激进派是有的，即边沁、穆勒这一批所谓‘哲学急进派’，还有科布登那一帮自由贸易主义者）。格罗脱有暇则研究古典的古代，此外，他博识近代史，精通政治经济学。早在1826年，他对密特福《希腊史》的分析批判出版了。40年代之初，格罗脱便先后从国会和银行辞职，从事编著《希腊史》，此书头两卷于1946年出版， 最后一卷，第十二卷，于1856年出版。……格罗脱在政治信仰上是急进党人，所以，跟保守派密特福德相反，对雅典民主估价甚高。”（摘录自缪灵珠译，塞尔格叶夫《古希腊史》第二章）（见《顾准文集》第253页，贵州人民出版社1994年9月第1版。后面再引此书文字，只注页码）
在搞明白怎么要把国王“弄成可以惩罚的”之前，必须对两千五六百年前的古希腊城邦有个大致的了解，这样，我们也就只好顺着格罗脱的叙述读下去，再加上顾准的分析，再参考有关西方文明史，总之不能急。
格罗脱对希腊英雄时代的政府是这样“试加阐明”的：“那是建立在神权基础（如果我们可以使用现代用语的话）上的政府，而不是建立在人民主权基础上的政府；但是，这种神权政府需要加上一个根本性的附加条件，即国王要在肉体上和心灵上具有并非不值得他们所属的崇高世裔的强力。在这种政府中，无所不在于整个社会中的权威，集中在国王身上。不过，在重要时机，权威的运用要通过公诸公众的形式：他和首脑会议或长者会议磋商，甚至和他们讨论；在这种磋商之后，他向公民大会(agora) 传达——公民大会听取并批准，也许是又听又嘀咕，但是，我们不知道它有权选择或拒绝。”（第263页）
笔者觉得，这里应该把“也许是又听又嘀咕”一句用括号括起来比较合适；另外，“我们不知道它有权选择或拒绝”一句中似乎应加上“是否”两字，为“我们不知道公民大会是否有权选择或拒绝”。开始，我以为是贵州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上出了差错（因为这个版本的差错较多，只因一开始读的是这个版本，只想让别的版本作参考），可当我对照了手头上中国青年出版社2002年1月所出的版本，发现也是这样。这段话的一部分意思是说：当时的公民大会虽然对国王在运用权威时有权选择或拒绝，但由于国王的权威，所谓选择或拒绝，很有可能只是走形式。这一点，我们从当年文革时代，毛泽东与中共政治局的关系中可以看到一丝影子。当然，这时候作此比喻还不那么贴切。再接着往下看，可能就越来越“亲切”了。
格罗脱紧接着向读者介绍了当时希腊城邦和“议会“的情况。格罗脱说，像来客古士制度的时候差不多，当时社会也有超人世裔的王；王以外的28位老人组成元老院（闵按：不知是否可说或许相当于后来西方的议会）；公民大会，在需要批准或拒绝提给他们的提议时召开，不作什么讨论，或者就没有讨论它们的自由。“这样，我们发现，希腊英雄时代政府的诸要素，实质上和存在于原始的来客古士宪法中的是一样的；在两个事例中，支配力量集于王身上——元老院的职能相当狭隘并受到限制，公民大会尤甚；在两个事例中，王权是借某种宗教情绪而获得确认的，这种宗教情绪，倾向于排除〔王权〕竞争者，保证人民的忠诚到某种程度，尽管在位的王管理不良或品格不善。”（第263页）
格罗脱毕竟是在写文章，加之又是在一百几十年前，加之这里看到的又是译文，所以，真要清楚地了解这段历史，还要看更可靠的《西方文明史》。斯巴达人原本是公元前12世纪侵入希腊南部伯罗奔尼撒半岛的多利安人。为避免与被征服的拉哥尼亚当地民族混合，斯巴达人强迫当地人干所有的农活，而他们自己则成为职业军人。在当时的斯巴达统治者看来，他们的政治体制是绝对平等的，而后人也认为斯巴达的制约和均衡体系也许是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我们知道，古时候的国王往往都是些军事领袖，而斯巴达人也就保留了古代（笔者不知这个古代“古”到什么时候）的世袭国王以适应战争需要，这是因为他们认为富有经验的最高领袖是战争疆场上所必须的。不过，当时的国王不是一位，而是两位。据说这是为了借以保持两个大家庭的势力平衡。但为什么不是三位也不是四位？为什么只有两个大家庭而不是更多？编纂者没说，不得而知。当战争来临时，全体斯巴达公民参加的公民大会决定由哪位国王率军作战，而被任命的国王也拥有军事全权。至于非战争时期政府的工作，完全依靠三个机构一起发挥作用。这三个机构是长老会议、公民大会和监察官（五位）。长老会议由30人组成：两位国王和另外28名成员。长老长老，顾名思义，这些成员都是年过60的贵族老人，由公民大会选出，并终身任职。之所以要选60岁以上的老人，是因为人类在整个古代世界，都无以例外地认为最年长的人也是最聪明的人（参见［美］罗伯特·E.勒纳、斯坦迪什·米查姆、爱德华·麦克纳尔·伯恩斯 著，王觉非等译《西方文明史Ⅰ》第107页，中国青年出版社2003年版）。
回过头来说，元老院也好，公民大会也罢，因为不能作什么讨论，或者就没有讨论“提议”的自由，也就都成了“聋子的耳朵”。再说，国王的权力，一旦借助的是某种宗教情绪或说渗进了宗教情感，那么，不管这个在位的国王是不是个东西，不仅不会有与王权竞争者，还能保证人民对国王的忠诚到一定的程度。这在中国的西汉，董仲舒先生不是也创造发明出了“君权神授”的理论吗——这可比生活在十七世纪英国的罗伯特·菲尔麦爵士认为“君权神授”（洛克《政府论·上篇》，见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要早约1700年哩——也就是这个理论，把中国西汉之后漫长的社会推进了万恶深渊。不过，在古罗马，就我们目前所知（关于这一时期的罗马政治我们知之甚少），元老院如果认为绝对必要，有权否决国王的行动，在王位空悬时则由元老院进行统治。
这种现象，在希腊，是在出现元老院萎弱无力之后，这或许也是古希腊和古罗马的不同。格罗脱告诉人们：
从希腊英雄时代政府和原始的来客古士体制共同的这些特点出发，我们发现，在希腊诸城市中，王一般地被数目有限的家族构成的一个寡头集团代替掉了——同时，在斯巴达，王权虽然大大地缩小了，却从未被废黜掉。……如果元老院是由更多的人组成的，包括少数主要家族，又包括各种年龄的人，也许它已经把它的权力扩大得那么大，把王的权力都吸收到它那里去了。不过，由28个老人组成的会议，人选又不加区别地来自所有斯巴达人的家族，它本质上是一个附属的和次要的力量。它甚至不足以成为对王的约束——更没有能力成为他的对手；它甚至间接地为王效劳并成为他的支持者，因为它阻碍其他任何有特权的等级形成起来足以超越它的权威。元老院的萎弱无力，导致了年年更新的五人会议称做监察委员会的形成；它最初是像罗巴保民官那样的保护性的委员会，企图约束国王的滥用其权力，然后扩张到成为一个最高的不对任何机构负责的行政委员会在两个平权国王间的无穷无尽的意见参商的帮助之下，监察委员会把它的权力侵入到一切角落，限制国王于某些特别的职能，甚至把他们弄成可以惩罚的，不过从未野望要废除王的尊严。（第263～264页）
这时再看元老院，就更像两千多年后一些国家中至高无上的政治机构，它的人选虽然与并非“来自所有斯巴达人的家族”的元老院不同，但它们本质上也是一个附属的和次要的力量，“它甚至不足以成为对王的约束——更没有能力成为他的对手；它甚至间接地为王效劳并成为他的支持者”。最难过的是，后来虽然又添了一些具有某种监督、检查性质的机构，但由于都是在一元化领导下，至今没能出现像当时希腊那样的“监察委员会”，有一种可以限制领袖某些特别的职能，更不说还把领袖弄成可以惩罚的了。至于后来也有一二领袖受到惩罚，全世界都知道，体现的并非“监察委员会”的意志，而是个别名誉上不是领袖实际上行使着领袖权力的人的意志。这种情形，在中国历史上并不鲜见。不错，这种监察委员会后来由于权力越来越大，在国内事务上也及时地变得完全像僭主像国王们在他们之前所做的那样，并且从未有过要废除国王尊严的野心和奢望，但即使如此，也还是应该另当别论。我想，如果让两千多年前的希腊人醒来，当他们知道了这个世界上至今一些国家的社会监督制度甚至还不如他们那时，肯定会一边是自豪，一边笑话这等国家的落后：居然还不如他们两千多年前……
格罗脱说道：“我们必须记住，斯巴达的宪法，性格上是简单朴素的，宪法的实施，又助之以来客古士式的、对不论穷富、一律看待的、严酷的、平等的包罗一切的纪律压力，这种包罗一切的压力使得在别处产生了煽动的许多肇因在斯巴达起不了作用，使最骄傲和最难驾御的公民习惯于一种永不偏离的忠诚的生活，满足了既存的制度化和正规的要求，使得斯巴达人的个人生活习惯甚至达到民主的雅典人所不能比拟的那样平等”（第264页）。可这只是在斯巴达。“但是在希腊的其他地方，原始的英雄政府是以十分不一的格局来加以修改的：人民成长了，决定地成长得大大超过了原先把权威赋予了国王的那种神权的和人身尊敬的感情。心甘情愿的臣服在人民这方面停止了，在低级的首脑方面更甚；与此同时停止了的是英雄时代的忠诚。现在人们要求制度或者宪法那样的东西了。”（第264页）
从这里，我们似乎看到了什么，看到了古希腊人早于东方人性的复苏。当时可能有各式各样的政府格局，其中在有的地方，人民不仅成长了，不仅觉悟了，不仅有了新的思想观念，而且这种觉悟这种感情已经超过了原先那种对国王的神权和对国王人身尊敬的程度。正因此，他们才会停止过去那种心甘情愿地臣服，停止英雄时代那种对国王的忠诚，并从而转为要求建立制度或者宪法。这实在是了不起！要知道这是在古希腊啊，是在约两千五六百年前啊！可以说，他们的这种觉悟，这种观念，这种感情，直到今天，两千多年后的今天，在东方一些社会中的国民的身上也还是难得一见！
格罗脱指出：
直到上世纪〔闵按：当指18世纪〕之末，当人们第一次制订北美合众国的联邦宪法的时候，许多理论家还认为，要在这样广阔无垠和人口众多的地域上，实施并非王政的其他政制，使之足以把整体的联合，和组成整体的一切局部的平等权利和保障两者结合起来是不可能的。也许，在任何粗野的、有强烈的地方特点的、交通困难的，还没有学会代议制政府的习惯的人民中，这大概实在是不可能的。（第265页）
这正好给一些国家的政府找到了借口。某些国家或地区之所以要实行“王政”，上面这几行文字便是“佐证”。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这篇著名政论文中就针对当时有人说“你们独裁”回答道：“可爱的先生们，你们讲对了，我们正是这样。中国人民在几十年积累起来的一切经验，都叫我们实行人民民主专政，或曰人民民主独裁，总之是一样，就是剥夺反动派的发言权，只让人民有发言权。”（见人民出版社1960年9月第1版，1966年7月改横排本第四卷第1364页）
格罗脱告诉我们：
要以恰当的心情来理解发生于希腊的现象，要不偏私地估量普遍于希腊人之中的关于国王这个观念的感情，要做到这一点，弄清楚中世纪和现代欧洲一直盛行着的君主制倾向，其发生和长期存在下去的原因是这些社会所特有的，而在希腊社会中这些原因却并无存在余地，这是至关重要的。对于英雄时代的王的原始情操已经死灭了，开始是漠不关心，然后——当得到了僭主的体验以后——转为毫不含糊的厌恶。（第266页）
读了生活在19世纪的英国这位实际活动家的这段话，笔者很振奋。古希腊人由于特殊的地理位置、特殊的环境，再加上特殊的经历，可以说，他们没有这个世界上其他很多地方的百姓所要经历过的漫长的“糊涂思想认识”（当然就是有极少数人有了他们的那些认识，如一些农民起义领袖，最终也还是被扑灭了），更是早早地有了人性中不受束缚的复苏（这在后面看得更清）。他们仅仅在英雄时代的那种对王的感情消失之后，又体验了短暂的僭主统治，于是就对国王、君主（包括僭主）之类表示他们“毫不含糊的厌恶”。说句也许不该说的话，就单凭这些，古希腊人就有资格嘲笑直到中世纪和现代欧洲（按作者写《希腊史》的年代来论，“现代欧洲”指的应该是18世纪）居然还能在一些社会盛行的君主制以及那些倾向乃至倾心于君主制的国家和国民。
关于古希腊人对政府的概念，说起来，今人更是应该羞愧。格罗脱接着上面的话说：
对于密特福德〔闵按：当时英国的保守派〕先生这样一位心中充满了英国人关于政府的观念的历史家来说，这种反君主制的感情看起来是疯狂，希腊诸共同体看起来是没有看守人的疯子，同时，一切施恩人中最伟大的施恩人是从外面征服了他们的世袭的王——其次则是本国的僭主，亦即夺取了卫城，把他的同胞公民置于压制之下的僭主。以这种心情来读希腊史，真是再好也没有的，误解和歪曲希腊现象的方法，因为它把流行于古代世界的关于审慎的箴言和关于道德的箴言都颠倒过来了。希腊人所坚持的对王的憎恨，(无论现在的人们对类似的感情怎样看法)是一种卓越的美德，它是直接从他们本性中最尊贵最贤良的那一部分中倾泻出来的。这是他们对于普遍的法律约束必不可缺那种根深蒂固的信念的结果；这是要求一无例外地控制个人激情，最最要紧的，是要控制人们把权力交托给了他的那个人的个人激情，是他们的有节制的社会性格的直接表达。希腊人对于一个不负责任的人，或者一个不会犯错误的王所形成的概念，可以用希罗多德的意味深长的语句来表达：“他颠复本国的风俗习惯；他蹂躏妇女；他不经审判就杀人”。除此而外的别种关于或有的王政倾向有概念，无论对于人性的一般知识，还是梭伦以后持续下来的政治经验，都把它判为不合正义；对待设想中的这种品格，不可能有憎恶以外的别种感情；除怀有无原则野心的人而外，没有别种人会想方设法谋求王权。（第266～267页）
这一段话告诉人们，古希腊整体人民在追求自由方面堪称整个人类百姓的楷模。他们反对僭主对他们的压制，更不要“世袭的王”，这让即使几千年后的有些人看起来，好像古希腊人是没有人看守的疯子。然而，正如格罗脱所指出的，有的人不会读希腊史，他们误解和歪曲了希腊人现象，把流行于当时的一些东西都搞颠倒了。这种人不知道或叫不理解，希腊人在“英雄时代”过去之后不久所坚持的对王的憎恨，不论现在的人（当然应该还是指18世纪）对希腊人的这种感情如何看，殊不知，这正是人性中的“一种卓越的美德”。这是因为，希腊人对王的憎恨，无非是源于对“看守者”的憎恨，无非是向往自由、反对压迫，而这些正是人的本性中最尊贵（追求自由）最善良本真（坚持公平公正，反对非正义）的一部分，也因此，才被格罗脱不仅称为“美德”，而且还是“一种卓越的美德”。
读到这里，就仿佛是上帝的旨意，让希腊人偏偏与其他地区的人不同，偏偏让他们在人类史中代表了整体人类的先知先觉，并让他们敢于“不爱国王”。要知道，就是在两千多年后，这种没有人看守的“疯子”也还是难以存活。生活在19世纪的法国大艺术家杜米埃（1808～1879），他的画作曾与巴尔扎克的小说一起，被“合称‘人间喜剧’的完璧”。然而，就在1832年，他的一组政治漫画惹恼了当时的路易·菲利普国王，判他6个月监禁，其中两个月的大牢，另外4个月呆在疯子院里。让人觉得十分可笑的是，据说，当局的逻辑就是：只有疯子才是不爱国王的（参见缪哲：《“尊敬和友谊的纪念”》，2006年第3期《随笔》杂志封三）。
什么人是没有人看守的疯子，其实也就是自由人。而在今天，我们早已完全认识到：人，人类，就是要追求最大的自由，追求“从必然王国走向自由王国”。就人的本性而言，都是不愿意让人“看守”的。不喜欢政府的希腊人，自然也就没有政府观念。其实，雅典民主已经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我们敬爱的马克思先生是那么地倾心雅典民主，甚至就连在《共产党宣言》中的那句“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的名言，都有雅典民主的影子，或叫源于雅典民主。然而，在马克思之后，众多以马克思主义作为在意识形态方面占主导地位的国度，却并没有“贯彻”这个思想。
需要补充的是，关于雅典民主，根据《西方文明史》上说，雅典作为希腊的一个城邦，就在斯巴达在逐步成为军事高压的堡垒之时，雅典却正在致力于建设真正意义上的民主。“民主”一词本身就来自于希腊文，意为“人民权力”；而人民，又是自由人的整体，雅典正是这样一个实行全面意义上民主的城邦。当然，笔者这里也必须指出，无论如何，雅典的民主毕竟是人类早期的民主，内容与今天的民主不可同日而语。在雅典城邦，所有的妇女、侨居的外邦人和奴隶全被排斥在外，而这些人在雅典成年居民中约占四分之三。也就是说，只有四分之一的雅典人才如我们所能想像的那样充分参与政治活动。至于对斯巴达与雅典政治差别的一种解释是，雅典所在的阿提卡地区从未出现过任何军事侵略或对立民族间冲突的情景，因此没有那种在其他地方见到的用武力来统治被其征服的人民。再者，阿提卡这个地区自然资源丰富，有矿藏和良港，这使得雅典商业繁荣，并更重视作为民主政治基本构架的城市生活。这一点，希腊的另一个城邦斯巴达就不能比了。
至于民主为什么最先在希腊出现，即民主的发源地“为什么是希腊”，又“为什么是雅典人”？除了据说，“雅典人即使在公元前五世纪也不是教条主义者”（［英］约翰·邓恩编、林猛 等译《民主的历程》第15页，吉林人民出版社1999年12月版），“希腊人的许多最有价值的智力资源是从其他的近东和地中海人民那里吸收过来的”（同上，第265页）之外，前面已经说过，我倾向于天意，就像有人相信上帝一样。
2006年夏，一年后修订，载2008年第七期《社会科学论坛》杂志
• 吴晓波：拆骨为烛——纪念顾准去世35周年
• 鬼使神差的日子
• 把国王“弄成可以惩罚的”
• 闵良臣：我们有顾准
• 敢于怀疑和批评革命领袖的顾准（修订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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