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典淡出之后的读书人

经典淡出之后的读书人

作者：罗志田

　　近代中国是个全方位的“过渡时代”，出现了共和政体取代帝制这样几千年才有的巨变。这一转变是个发展的进程，发生在辛亥年的政权鼎革不过是一个象征性的转折点，相关的转变此前已发生，此后仍在延续，基本上贯穿了包括十九到二十世纪的整个近代，到现在恐怕仍在延续之中。辛亥前的废科举是后来政权鼎革的铺垫，与此密切关联的，就是一些趋新士人开始推动的“去经典化”努力。社会上四民之首的士不复能产生，思想上规范人伦的经典开始失范，演化成一个失去重心的时代，最终导致既存政治秩序的颠覆。
　　近代日趋激烈的中西文化竞争有力地支持了读书人的“去经典化”努力。问题是任何“经典”都不仅局限在象牙塔里，也存在于老百姓的人生日用之中。传统经典从人们的生活中淡出，使社会处于一种无所指引的状态，引发了一系列的问题。“学问”本身的内涵与外延，以及怎样治学，都成为需要思考和梳理的问题。甚至“读书”这一带有象征性的行为，也开始具有不同的意义。不论在社会还是思想层面，以及新兴的学科体制层面，与“读书”行为相关的一系列范畴，都面临着重新规整的需要。
　　这样，“读书人”自身也不能不经历着从身份认同到行为取向等方面的波动。他们的社会角色和社会形象，都面临重新界定和重新认识的需要，而其行为也发生了相应的转变。不论是精英还是边缘读书人，都徘徊于读书治学和社会责任之间，往往一身而兼有士人和学人两种身份认同，有时欲分，有时又感觉难以切割为二。
　　过渡时代的读书人
　　在中国传统之中，“读书”是一种具有特定涵义的行为方式，而不仅是一种直观意义的阅读书籍或与技能性学习相关的行为。它更多强调一种不那么功利、目的性不那么具体的超技能的持续学习（所以为官者需要聘请专业化的师爷），是一种追求和探寻无用之用的努力，以提高人的自主能力，至少改变经济对人的支配性影响（参见孟子所说的“恒产”与“恒心”的关系）。
　　我所谓读书人的社会责任，是相对于“学”而言，也包含从政议政。以前这类责任与读书治学本无冲突。传统士人不论是否用世，都像躬耕陇亩的诸葛亮一样，随时为“澄清天下”做着准备。在中国传统观念里，政与教息息相关；用张之洞的话说，国家之兴衰，“其表在政，其里在学”。或许受到近代西方出现的知识分子和专业学人之分的影响，民初人开始提倡学者最好不做官也不论政的取向。但西方也强调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意识，而上述中国传统观念仍影响着众多读书人。
　　以前的士人是进退于江湖和庙堂之间，虽然也有所谓乡曲陋儒，但若以理想型（ideal type）的方式表述，则士人进退之际，基本保持着“天下士”的胸怀。与之相比，徘徊于士人与学人之间，已是一个很大的区别。不过，传统的现代影响，仍处处可见。很多读书人的确希望做一个疏离于政治和社会的专业学人，而近代又是名副其实的“多事之秋”，国家一旦有事，他们大多还是感觉到不得不出的责任：少数人直接投身于实际政治或反向的政治革命，多数人则不时参与议论“天下事”。
　　马克思曾说，“陈旧的东西总是力图在新生的形式中得到恢复和巩固”，此即最能体现。但这种恢复性的再现又是处于典范淡出之后的语境之中，因而更多是一种无序的再现。如麦金太尔所说，由于赋予其意义的语境已经不再，许多被继续使用的关键性词语仅仅是先前概念体系的断裂残片。不仅术语，行为亦然。时代背景既然与前不同，那些参政或“议政”的读书人总显得不那么理直气壮，仿佛离了本行，往往不免带点欲语还休的意态。
　　与经典的淡出直接相关的，是清季民初一个延续的争论，即究竟是学术思想决定风俗政治，还是相反。梁启超和多数人赞同前者，而章太炎则反是，他认为“政治本来从阅历上得来的多，书籍上得来的少”。故政治学者未必能做政治家，实际政治中的英雄伟人也不曾讲究政治学。他通俗地指出：“袁世凯不过会写几行信札，岑春煊并且不大识字，所办的事，倒比满口讲政治的人好一点儿。”
　　在一定程度上，太炎似乎在提倡某种现代意义的“学术独立”，特别是让学术独立于政治；然而这一思路后来却成为参与实际政治者的一个重要思想基础，即只有从政治上根本改变现状（更换政权），才能谈到其他方面的转变。而另一些提倡思想改造者，则希望通过改造国民性以再造中国文明。
　　或可以说，“学术思想”与“风俗政治”的关系成为一个思考的问题，恰是趋新读书人“去经典化”努力的结果。以前“风俗政治”都在“道”的指引之下，“道”的意义虽有灵活波动的一面，但大体意旨仍是明确的。重要的是“道”以经典为载体，若对“道”的意旨有任何不明确，正可从经典中寻觅。“去经典化”之后，“风俗政治”便处在一种无所指引的状态之下，而“学术思想”则扮演着一种身份似明确而意义不确定的角色：它在某种程度上是经典的替代物，但其究竟是否能够承担以前经典所行使的功用，以及怎样完成，的确都还是问题。
　　章、梁的观念虽对立，其思路仍相近。不论是学术影响政治还是政治决定学术，最后仍落实在具体的个人和群体之上。甲午后日益响亮的口号是“开民智”，但四民社会解体的结果是士人原本具有的楷模地位动摇，庚子后政府已被认为不能救亡，那么，这个任务由谁来承担？
　　谁来承担国事的责任
　　梁启超当年已感不能自圆其说，遂提出“新民云者，非新者一人，而新之者又一人也，则在吾民之各自新而已”。用今日的话说，人民可以也只能自己在游泳中学习游泳。章太炎大致分享着类似的思路，不过转而寄希望于“革命”。他说：“今日之民智，不必恃他事以开之，而但恃革命以开之。……公理之未明，即以革命明之；旧俗之俱在，即以革命去之。革命非天雄大黄之猛剂，而实补泻兼备之良药矣。”
　　然而，人民能否在游泳中学会游泳，以及革命是否补泻兼备之良药，在当时仍是充满想象的未知因素。辛亥鼎革之后，同样的问题又有了一些新含义，因为读书人本身的社会定位也已出现了较大的转变，并带来新的困惑。既存经典在近代的淡出影响极为深远，虽然其表现可能是逐步的，不那么直接和明显。在经典淡出之后，不论新兴的“学术思想”能否承袭以前经典所具有的社会功能，读书人的社会角色可能都需要重新认识，甚至读书人的社会形象也在发生某种转变。
　　伴随着“去经典化”的推行，从十九世纪末年开始，可见一个日益加剧的读书人自我反省和自我批判的进程，造成了读书人形象的负面转化。梁启超一面主张人民在游泳中学习游泳，一面指责中国“读书人实一种寄生虫也，在民为蠹，在国为虱”。另一读书人林白水也代国民立言，说“我们中国最不中用的是读书人”、“现在中国的读书人没有什么可望了”。
　　不久梁氏和章太炎又互相指斥对方（革命党人和戊戌党人）不道德。以梁、章二位在当时的影响力，这样的攻击性论争对读书人的形象具有相当的破坏性；如果双方所言多少有些依据，则其在“道德”方面都有缺陷，而士人的整体形象自然也就更成问题了。
　　但梁启超自己对“民”和“士”的态度很快有所调整。他在写《新民说》之前曾向往一种两全的境界，即以“多数之国民”的主动来“驱役一二之代表人以为助动者”，以获取“一国之进步”。到一九○七年，他已将中国兴亡的希望寄托于“中流社会之责任心”。因为“中流社会为一国之中坚，国家之大业恒藉其手以成”。若“一国中有普通知识居普通地位之中流社会，能以改良一国政治为己任”，则国家前途便有希望。
　　到辛亥革命前夕，梁启超终于回归到四民之首的士人心态，承认“无论何国，无论何时，其柱国家而维系其命脉者，恒不过数人或十数人而已”。此少数“在朝在野指导之人”而“能得多数之影从者”时，国家就昌盛。他确信，只要中国“能有百人怀此决心，更少则有十数人怀此决心”，尽全力与恶政府、恶社会以及全世界之恶风潮奋战，中国就不可能亡。他进而表态说：“虽中国已亡，而吾侪责任终无可以息肩之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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