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丑陋的中国读书人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神马文学网 时间：2024/04/28 23:32:30
有幸侧身于中国读书人之列，从小到大，见过形形色色、粉墨登场的各类“名人”，“大师”，“学者”。但说实话，且不论学术成就，单就人格和精神境界而言，实在难有几个能服人的。特别是中国近代的文人，我多有不敬，为此家父没少斥我狂妄，少不更事。
如果说，知识分子有区别于芸芸大众之处的话，那就是知识分子对真理（或相对真理）的追求，对社会道义的承担和特有的独立思考精神。这种独立思考表现为一种不媚俗，不把权势或财富等同于真理，有时甚至表现为一种叛逆和不合作。
观之近代中国，不要说大思想家，就连大学问家、大学者都少见。这其中固然有政治环境的因素，但与近代中国知识分子媚附权势的功利主义与明哲保身的犬儒哲学也不无联系。把金庸武侠小说可笑地抬高到“中国四大杰出文化成就”的地步，把一个“文化沙漠”之地毫无学术成就的文人捧为“文学院长”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若有人要争论金庸当文学院长是他够资格，而非中国教育界媚俗的话，读读金庸自己如下的一段话吧。
“……我一生主要从事新闻工作。作为新闻工作者，对每一门学问都须懂得一点，但所知都是些皮毛，很肤浅。专家、教授则不同了，他们对某一门学问有钻研，懂得很深。这是两种不同的接触知识的方式。我是新闻工作者，当教授是全然没有资格的。但幸亏我是”名誉教授“。名誉教授就没有关系了，话讲错了也无所谓……”---摘自金庸94年10月在北大接受名誉教授时的演讲）
记得读书时认识一个香港来的同学。有时闲聊、坐而论道，他曾坦诚地告诉我“香港没有文化，我们香港人就知道两件事：挣钱和xxxx！”，当时我听得哈哈大笑。虽说是戏谈，但今天真不知还笑不笑得出来！
再看看中国文坛上的其他“大师”们。郭沫若人品之低下不用我再说。他的文学成就到底如何，自有客观评论，但人既蒙钦定“科学院院长”，想来不会比我更差。他写的那些“女神”，“凤凰涅x”之类的白话诗，在任何革命时代都是鼓动男女青年的极好口号。我读过我这位四川同乡“文革”前写的剧本“蔡文姬”——阉割历史，为我所用，以此为甚！若不是封面署着大文豪的大名，没有人不会认为那是一个宣传部不入流的笔杆子的劣作。
其他象冰心，曹禺，巴金……位居文坛高位，解放后到底写了什么稍微称得上点文学的东西？最可笑冰心靠一篇浅显的“小桔灯”通吃半个世纪。谁心里都明白，那篇几百字的小帖子，咱们这儿的准文学女青年谁不是伸手就得？其他的刘白羽，魏巍之流，不光写的东西没出宣传品的范畴，连人品都为人不屑。
解放后不能写作了，但至少还能保持自己独立人格的，还有沈从文，钱钟书等寥寥无几的几个人。沈从文知趣地搁笔去研究中国服饰史，让蒙尘的故纸堆隔离“革命”的喧嚣；钱夫子也以江浙人的滑头收敛了他的恃才傲物，默默地读书自娱去了——相信他听说“伟大领袖”找个北大中文系的讲师去讲中国历史与文学时一定嘿嘿冷笑不已。最有血性当属老舍，尽管他也写了“龙须沟”这样的应时之作，当他发现已失去了作为一个文化人最起码的生存条件时，他静静地自沉于太平湖，体现了一种承自于战国时屈原的中国知识分子传统的、悲愤的抗争。
说中国解放后没有文学和史学一定不公平，但说是革命文学和御用史学应该不算过份，而这种革命文学有时是可以要人命的！（想想延安时以一篇“野百合花”被砍头的王实味和后来的“胡风反党集团”的几十条人命吧！）不怨我们看不起文人，当代中国文学实在乏善可陈。俄罗斯民族在斯大林时代的苦难还有“古拉格群岛”，“日瓦戈医生”这样的史笔记述。中国经历“文革”这样惨痛的一场民族和文化的浩劫，至今未有一部真实的，史诗般的手笔来写下这段历史和思考。
我不是学文的，也许根本就没资格谈论文学。但因家父一直在高校任教，对中国教育界，学术界的内幕我则是从小就有所闻。长大后也在高校任教，对国内学术界那种拉帮结派，党同伐异，弄虚作假，倾附权势的风气更有体会。
近年来国内揭露出来的连博士论文都是假的华东化工学院一教授，北大靠“恐龙蛋”学问起家、抄袭论文被国外揭出的某“跨世纪人才”，报上刚刚揭露的抄袭申报“国家青年科学基金”的“青年俊杰”，一个有着“文革”大批判写作劣行、以“文化口红”走红的浅薄文人声称“我最不需忏悔的就是文革”。这些事情在中国科技界界，文化界实际上是渊远流长的，文人无行是有传统的。
我以为，在如今这个急功好利，物欲熏天的世界，中国教育界，学术界的当务之急是培养和鼓励一种潜心治学，独立思考，追求真理的风气和价值取向，一种屈子含冤赋《九歌》，司马忍辱书《史记》，太白狂傲藐权贵，雪芹沥血著《红楼》。那样的安贫守苦，皓首穷经的精神和传统。这种精神和传统，即使是在最昏庸的楚国和最黑暗的满清异族统治时代，也是被士林清流所推崇和固守的，
这也是咱们中华文化一脉相传，绵延数千年的根本所在。在今天这个平庸的时代，即使产生不了光华中华文化的一代巨人，但至少我们应清寒自持，穷且益坚，保住祖宗留给我们的一点精神财富罢。
还是这句话，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应当有一些自己珍惜的，不能出卖的，鲁迅称之为“中国的脊梁”的东西。这些东西中应包括知识分子的人格。
如果说，知识分子有区别于芸芸大众之处的话，那就是知识分子对真理（或相对真理）的追求，对社会道义的承担和特有的独立思考精神。这种独立思考表现为一种不媚俗，不把权势或财富等同于真理，有时甚至表现为一种叛逆和不合作。
观之近代中国，不要说大思想家，就连大学问家、大学者都少见。这其中固然有政治环境的因素，但与近代中国知识分子媚附权势的功利主义与明哲保身的犬儒哲学也不无联系。把金庸武侠小说可笑地抬高到“中国四大杰出文化成就”的地步，把一个“文化沙漠”之地毫无学术成就的文人捧为“文学院长”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若有人要争论金庸当文学院长是他够资格，而非中国教育界媚俗的话，读读金庸自己如下的一段话吧。
“……我一生主要从事新闻工作。作为新闻工作者，对每一门学问都须懂得一点，但所知都是些皮毛，很肤浅。专家、教授则不同了，他们对某一门学问有钻研，懂得很深。这是两种不同的接触知识的方式。我是新闻工作者，当教授是全然没有资格的。但幸亏我是”名誉教授“。名誉教授就没有关系了，话讲错了也无所谓……”---摘自金庸94年10月在北大接受名誉教授时的演讲）
记得读书时认识一个香港来的同学。有时闲聊、坐而论道，他曾坦诚地告诉我“香港没有文化，我们香港人就知道两件事：挣钱和xxxx！”，当时我听得哈哈大笑。虽说是戏谈，但今天真不知还笑不笑得出来！
再看看中国文坛上的其他“大师”们。郭沫若人品之低下不用我再说。他的文学成就到底如何，自有客观评论，但人既蒙钦定“科学院院长”，想来不会比我更差。他写的那些“女神”，“凤凰涅x”之类的白话诗，在任何革命时代都是鼓动男女青年的极好口号。我读过我这位四川同乡“文革”前写的剧本“蔡文姬”——阉割历史，为我所用，以此为甚！若不是封面署着大文豪的大名，没有人不会认为那是一个宣传部不入流的笔杆子的劣作。
其他象冰心，曹禺，巴金……位居文坛高位，解放后到底写了什么稍微称得上点文学的东西？最可笑冰心靠一篇浅显的“小桔灯”通吃半个世纪。谁心里都明白，那篇几百字的小帖子，咱们这儿的准文学女青年谁不是伸手就得？其他的刘白羽，魏巍之流，不光写的东西没出宣传品的范畴，连人品都为人不屑。
解放后不能写作了，但至少还能保持自己独立人格的，还有沈从文，钱钟书等寥寥无几的几个人。沈从文知趣地搁笔去研究中国服饰史，让蒙尘的故纸堆隔离“革命”的喧嚣；钱夫子也以江浙人的滑头收敛了他的恃才傲物，默默地读书自娱去了——相信他听说“伟大领袖”找个北大中文系的讲师去讲中国历史与文学时一定嘿嘿冷笑不已。最有血性当属老舍，尽管他也写了“龙须沟”这样的应时之作，当他发现已失去了作为一个文化人最起码的生存条件时，他静静地自沉于太平湖，体现了一种承自于战国时屈原的中国知识分子传统的、悲愤的抗争。
说中国解放后没有文学和史学一定不公平，但说是革命文学和御用史学应该不算过份，而这种革命文学有时是可以要人命的！（想想延安时以一篇“野百合花”被砍头的王实味和后来的“胡风反党集团”的几十条人命吧！）不怨我们看不起文人，当代中国文学实在乏善可陈。俄罗斯民族在斯大林时代的苦难还有“古拉格群岛”，“日瓦戈医生”这样的史笔记述。中国经历“文革”这样惨痛的一场民族和文化的浩劫，至今未有一部真实的，史诗般的手笔来写下这段历史和思考。
我不是学文的，也许根本就没资格谈论文学。但因家父一直在高校任教，对中国教育界，学术界的内幕我则是从小就有所闻。长大后也在高校任教，对国内学术界那种拉帮结派，党同伐异，弄虚作假，倾附权势的风气更有体会。
近年来国内揭露出来的连博士论文都是假的华东化工学院一教授，北大靠“恐龙蛋”学问起家、抄袭论文被国外揭出的某“跨世纪人才”，报上刚刚揭露的抄袭申报“国家青年科学基金”的“青年俊杰”，一个有着“文革”大批判写作劣行、以“文化口红”走红的浅薄文人声称“我最不需忏悔的就是文革”。这些事情在中国科技界界，文化界实际上是渊远流长的，文人无行是有传统的。
我以为，在如今这个急功好利，物欲熏天的世界，中国教育界，学术界的当务之急是培养和鼓励一种潜心治学，独立思考，追求真理的风气和价值取向，一种屈子含冤赋《九歌》，司马忍辱书《史记》，太白狂傲藐权贵，雪芹沥血著《红楼》。那样的安贫守苦，皓首穷经的精神和传统。这种精神和传统，即使是在最昏庸的楚国和最黑暗的满清异族统治时代，也是被士林清流所推崇和固守的，
这也是咱们中华文化一脉相传，绵延数千年的根本所在。在今天这个平庸的时代，即使产生不了光华中华文化的一代巨人，但至少我们应清寒自持，穷且益坚，保住祖宗留给我们的一点精神财富罢。
还是这句话，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应当有一些自己珍惜的，不能出卖的，鲁迅称之为“中国的脊梁”的东西。这些东西中应包括知识分子的人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