涉及吴奚如平反的几封信 李向东

涉及吴奚如平反的几封信
李向东
2007年第9期 炎黄春秋杂志493
 
左图：1939年4月，吴奚如与参加游击干部训练班的八路军国政教官在一起。从左至右：吴奚如、叶剑英、李崇、李涛、边章伍、薛子正。    右图：吴奚如致冰之、适夷信的复印件
1979年10月下旬，丁玲刚搬入木樨地新居不久，楼适夷来看她，带来一个消息：吴奚如来信了！
听到这个仿佛十分遥远的名字，一下子让丁玲回忆起四十多年前的往事，1937年抗战刚一爆发，延安组成西北战地服务团，中宣部的朱光在成立大会上宣布：丁玲任主任，吴奚如任副主任。他们从延安出发，开往山西抗日前线，一路行军，一路宣传。那是一段多么令人怀念的豪迈生活！丁玲急切地说：“快把信给我看！”
“冰之、适夷二兄：告诉你们一件喜事，中央对我的历史问题作出了正式结论，不是叛徒，恢复我老红军、老干部的政治身份。党籍问题不作恢复之类处理，因我在当年向中央提出过退党书，但也指出我是有错误的。
“这次审查我，中央采取了一种特殊办法，即将我的申诉书交中央负责同志们传阅，直接作出决定，不交中组部审干局及中央纪委论处，因问题涉及到汪东兴、彭真、张平化、黄火青等同志，甚至涉及到毛主席，因他老人家当年误信康生和彭真的谎报军情，在西北局高干会上，宣布我是‘叛徒和特务’也。
“我曾去信中组部，说我即将来京出席文代会，请届时邀请彭真、汪东兴、张平化等有关同志和我开一辩论会，弄个水落石出，因我1946年的错误结论，是他们作出的。
“难怪中宣部对我所写的有关胡风的文章《鲁迅和党的关系》，忽然解禁，可以公开发表。但愿我写的《论胡风的生平功过》的长文也解禁，公开发表，痛快何如之！据何林告知，我那长文现存党中央档案馆，成为历史文献了。
“匆此上达，容后见面时畅说。”
吴奚如也称得上是老资格共产党人了。他1925年进入黄埔军校，在校期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任叶挺独立团政治处副主任，1928年任湖北省委常委、军委秘书、军委书记。1933年到上海参加左翼作家联盟，1934年调入中央特科。1938年离开西北战地服务团之后，调任中共中央长江局书记周恩来的政治秘书，后来到新四军，任江北纵队政治部主任，皖南事变中不幸被捕。但是在延安整风运动中，他受到审干扩大化的迫害。1942年底，在西北局的高干会上，毛泽东误信了康生等人的不实汇报，讲话中说：我们党内有一部分反革命奸细、托派反动分子，以党员为招牌进行他的活动。吴奚如就是这样的一个人，他是个文化人，是参加高干学习组的人，“皖南事变”的时候，国民党把他抓住了，以后又把他放出来，叫他到我们这里来闹乱子。
吴奚如提出申诉，不被理解，一气之下提出退党。此后，他在东北解放区从事工会工作，后来回到武汉，从事写作和教育工作。所以吴奚如的所谓问题主要有两个，一是所谓“叛徒”，一是退党。
丁玲收到吴奚如的信后不久，吴奚如就来到北京，出席第四次文代会。11月6日中午，丁玲与陈明一起，去看望这位老朋友，陈明当年是西北战地服务团的宣传股长，他们回忆起当年的往事，尽情地开怀畅谈，尽兴地开怀大笑。会议结束之后，11月20日，吴奚如夫妇来看丁玲，但丁玲由于气管炎导致糖尿病加重，这时已经急诊住进友谊医院。陈明留他们在家里吃了午饭。吴奚如回到武汉后仍然不放心，于12月17日写信来：
“冰之姊：临离开北京时，曾率内子到你处告别，不意你病了，进医院治疗，心情极为怅惘！曾托陈明兄转致慰问，愿已告愈！古人有言：‘别时容易会时难’，我真意识到这话的深意。回首卅多年前，在哈尔滨匆匆分别后，谁也不知道谁还能活到现在，但愿这次的北京之会，不是永诀！我们真的老了，离坟地不过‘五尺之遥’（托尔斯泰语）。望你珍重，首先要使自己健康，别的放在第二位，写作亦然，不知以为然否？”“我是一到冬天，就像草木一样衰竭——多病，‘与草木同朽’，人与自然有共性。望随时告我平安！”
本来吴奚如在北京登门看望丁玲时，是想要告诉她一件事，他与聂绀弩一起，在文代大会上准备提出给胡风平反的问题。周扬听说后，找他们谈话，说中央有精神，不要纠缠历史旧账，要顾全大局，劝阻了他们。
但这时吴奚如已经写了两篇为胡风说话的文章，一篇是《鲁迅和党的关系》，一篇是《论胡风的生平功过》。当时胡风问题还是一个“禁区”。吴奚如是在上海左联时期认识胡风的，他对胡风有好感，说胡风在联系鲁迅和党的关系上有功劳，他也不相信胡风会是“反革命”。这两篇文章，吴奚如本打算在刚刚创刊不久的《新文学史料》发表，但未能遂愿。其后，《鲁迅先生和党的关系》在武汉的文艺刊物《芳草》上发表，据说《芳草》还因此受到了批评。11月29日吴奚如致丁玲信中说，“12月份的《芳草》，要登我一篇论胡风生平的长文，你想看看吗？”指的就是此文。
1980年2月，吴奚如的儿媳妇戴行健从北京回武汉过春节，谈到丁玲陈明想要一本《芳草》看。2月14日，吴奚如给他们写信说：
“这期的《芳草》有我一篇短文，无非为了澄清不少人对胡风的诬蔑，因写作时传闻胡风已死，更是为了纪念他的缘故。这篇短文原是为《新文学史料》写的，另外还写了较长的两篇，遵照中宣部的决定，双方文章都不再公开刊出，但夏衍以老卖老，公然把他的文章交《文学评论》发表。以此，廖井丹同志就批准我的及何林等人的文章一律发表，除我在《芳草》上发表的这篇外，还有另一篇将在《鲁迅研究资料》发表。而专论《胡风的生平功过》的长文，发表还未到时候，原稿存中宣部，节录稿在我这里。《新文学史料》编辑组有抄印件。《芳草》一发刊，被人抢购一空，引起轰动，据说外省都有人寄信来购买，可是已无存本可寄，我的两本也被人借去看，至今借来借去不还给我，因此暂不能寄给你们，但有一份附印（复印）件，现随函寄上一阅，其实，这不过是游击战的一兵发的一枪而已。因我参加省政协（我被增选为所谓省政协常委）及省文联会议，迟了几天才写信奉达，乞谅！祝愿冰之健康，陈明愉快！弟奚如”
以后吴奚如写信，抬头均为“丁玲姊”或“冰之姊”，而落款都是“弟奚如”。
吴奚如1985年2月27日在武昌去世，在处理丧事时，他的亲属要求为吴奚如恢复党籍，彻底平反。这个问题湖北省无力解决，他的子女来到北京，向有关方面申诉，并向吴奚如的好友寻求帮助。3月11日晚上，吴奚如的三个子女来到丁玲家里，希望她能向有关方面反映情况，把申诉信件转交到胡耀邦总书记手里。丁玲答应了，次日上午，丁玲去看李锐，讲了吴奚如的情况，希望能得到中组部的帮助。李锐说，这个事情，如果在周总理生前，比较容易处理，现在恐怕很难了。他收下了丁玲带来的信。
3月18日，丁玲陈明飞往桂林，参加全国高等学校文艺理论研究会第四届年会暨学术讨论会，在广西，他们接到聂绀弩夫人周颖3月21日的来信。聂绀弩、周颖夫妇与吴奚如关系甚好，1933年在上海左联时期，他们就是邻居，住在同一寓所，胡风也常到他们那里吃饭聊天。1935年，党中央特科要吴奚如物色一些上海左翼文化人到特科系统工作，吴奚如就挑选了聂绀弩，因为“他和国民党许多上层分子，包括康泽在内有故旧关系”。（见吴奚如《我所认识的胡风》）
周颖信中说：
“关于亡友吴奚如的问题，已于18日写信给邓大姐了，具名是您（丁大姐）和我，还有朱惠朱端绶两姐妹。邓大姐是会看到这信的，还不知结果如何。今天我给李锐同志通了电话，他说组织部还无回音，我请他再为询问，奚如的子女还在北京等着，李锐同志已答应将询问情况告我。他们给胡总书记的信准能送到，只是也无消息。据长春说，武汉方面也无动静，好像他们对奚如停放殡仪馆也满不在乎。我们这做朋友的为奚如不能很快安息，十分焦虑不安，不知如何是好。您们还能想到什么办法？”
朱端绶，她的爱人熊瑾玎，在党内有一著名的绰号“老板”。1928年党的六届中央机关在上海，他们夫妇的住处就是秘密的中央机关办公地，那时他们就与周恩来非常熟识。全国解放后周总理邓颖超对他们老夫妇也一直十分关照。朱慧是朱端绶的妹妹，吴奚如的前妻，抗战爆发前，吴奚如在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做教员时，丁玲与他们夫妇住过邻居，过从甚密。
在热心的周颖、丁玲等人积极奔走活动下，吴奚如的党籍问题终获解决，1985年5月18日，吴奚如的儿子吴长春给丁玲阿姨、陈明叔叔写信：
“我欣喜的告诉你们，父亲的党籍得到解决，党龄从53年算起（因组织上查阅档案时，发现53年有父亲要求解决党籍的文字材料）。事情办得比较顺利，是因为中央组织部打长途电话给湖北省组织部，叫他们1、解决党籍；2、丧事要办得隆重些。这样，省文联这些人才不得不办。在办理此事的过程中，处处得到像你们这样的父亲的老朋友的帮助，出力出智。我们全家都十分地感激。”（责任编辑　萧　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