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力量格局向东倾斜的十年

我正在努力回想，自己是在什么地方、什么时间顿悟的。是2005年第一次在上海外滩漫步的时候？是在尘雾笼罩的重庆市，听到当地一名共产党官员将堆积如山的碎石描述为未来中国西南金融中心的时候？那就发生在去年，但不知为何，它比同时期北京奥运会开幕式的热力四射给我的印象还要深刻。抑或就是上月在卡内基音乐厅(Carnegie Hall)聆听才华横溢的中国青年作曲家林安淇(Angel Lam)的作品时？她是古典音乐东方化的代表。我想可能就是那个时候，就在这个十年接近尾声的时候，我才真正领悟：我们正在经历500年西方统治的最后阶段。

“西方统治”：这个宏大的标题是上学期我在哈佛(Harvard)所授课程的名称。下面的副标题甚至更为夸张：“世界强国的主要推动力”(Mainsprings of Global Power)。我想要提出的问题并不是特别有新意，但似乎正日益成为现代历史学家可以关注的最有意思的问题。大约从1500年开始，人口更少、显然也更为落后的欧亚大陆西部逐渐开始统治世界的其它地区，包括人口更多、社会发达程度也更高的欧亚大陆东部，这究竟是为什么？

我的补充问题是：如果我们能够找出一个充分的理由，来解释以往西方的统治地位，那么我们能否对其未来做出一个预测呢？

换言之，这个由文艺复兴(Renaissance)和宗教改革(Reformation)之后西欧崛起的文明所主宰的世界，是不是正在走向末路？在科学革命和启蒙运动(Enlightenment)的推助下，这种文明跨越了大西洋，最远传播到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并且最终在工业时代和帝国时代达到鼎盛时期。

我希望向学生们提出这些问题，这本身就表明过去10年具有某种特殊的意义。我最初到美国来执教，是因为纽约大学斯特恩商学院(New York University's Stern school of business)的著名捐助者、华尔街资深人士亨利•考夫曼(Henry Kaufman)曾经问我，为什么一个对金钱和权力的历史感兴趣的人，不到金钱和权力真正集中的地方来呢？除了曼哈顿市区，还有什么地方配得上这个称号呢？

随着新千年的到来，纽约证交所(New York Stock Exchange)已经不言自明地成为一个庞大全球经济网络的节点，这个网络由美国人设计，也基本上为美国人所有。

当时网络繁荣无疑即将结束，而当民主党偿付国家债务的承诺开始变得几乎可以相信的时候，一场令人不快的小小衰退，让他们丢掉了对白宫的控制权。

但小布什(George W. Bush)上任还不到8个月，就遭遇了一个重大事件，强有力地突显出曼哈顿在西方主导的世界所占据的中心地位。基地组织(al-Qaeda)恐怖主义分子摧毁世贸中心，是以一种骇人听闻的方式向纽约致敬：对于所有真想挑战美国式全球秩序的人而言，这个城市是首选目标。

如果如黑格尔(Hegel)所言，拿破仑(Napoleon)是“马背上的时代精神”，那么前动作片巨星、加州州长阿诺德•施瓦辛格(Arnold Schwarzenegger)就是悍马方向盘后的时代精神。这一切让我深深着迷，我发现自己开始关注帝国，特别是大英帝国为美帝国提供的教训。

当我反思美帝国的崛起以及可能的衰落时，开始逐渐清晰地认识到，在美国霸权的核心存在着三大致命不足：人力不足（派往伊拉克的兵力不足），注意力不足（公众对于长期占领被征服国家的热情不足），以及最重要的一点，财力不足（相对于投资而言，储蓄不足；而相对于公共开支而言，税收不足）。

还是在2004年时，我曾经警告，美国已在不知不觉中，开始依赖东亚资金稳定其失衡的经常帐户和财政账户。因此，美国这个未公开宣称的帝国衰落的原因，可能不是兵临城下的恐怖主义分子，也不是给他们撑腰的流氓政权，而是国内的财政危机。

美国洞口大开的经常帐户赤字正越来越仰仗亚洲央行的资金来填补，其中中国逐渐占据主导地位。认识到这一点，至少对我而言，是这个十年间顿悟的时刻。

2006年末，莫里茨•舒拉里克(Moritz Schularick)和我共同创造了“中美共生体”(Chimerica)这个词，来描述在我们看来，勤俭节约的中国和肆意挥霍的美国之间无法持续的危险关系，实际上，我们指明了即将到来的全球金融危机的解决办法之一。

过去十年，美国超级权力的幻象并非一次、而是两度破灭。复仇女神第一次出现在萨德尔城的后街小巷和赫尔曼德省的山谷里，她不仅显示了美国军事力量的局限性，而且更重要的是，揭露了新保守主义者对于大中东地区民主浪潮的愿景是多么幼稚。随着2007年次贷危机升级为2008年的信贷紧缩，并最终演变成2009年的“大萧条”，复仇女神发起了第二波攻击。雷曼兄弟(Lehman Brothers)破产之后，“华盛顿共识”(Washington Consensus)和“大缓和”(Great Moderation)的虚假事实被永远抛到了九霄云外。

剩下的是什么呢？在这十年的尾声，西方世界只能艳羡地看着中国政府对美国信贷紧缩影响下出口的惊人骤降迅速做出回应——人们本以为这种骤降可能会让亚洲一蹶不振。

正当发达国家跌跌撞撞在第二场大萧条的边缘徘徊之际，中国经济增长只是出现了些许放缓，这要归功于高效的政府刺激计划和大规模的信贷扩张。

当然，就此以为中国未来十年不会面临任何问题，也过于天真。以一种威权主义的计划资本主义管理一个有着13亿人口的社会存在诸多困难，迄今为止实施这种制度的只有人口仅450万的城邦国家新加坡。但不变的事实是，在2007至2009年的金融危机期间，亚洲最新、规模最大的工业化革命也几乎没有停下稍事喘息。

在过去500年间，西方是如何获得相对于东方的优势的呢？我的答案是6大“杀手锏”：资本主义企业、科学方法、基于财产私有制和个人自由的法律和政治体系、传统帝国主义、消费者社会，以及“新教”工作伦理（韦伯(Weber)起的这个名字可能不太恰当）与作为目的自身的资本积累。

中国显然已经复制了其中几点（第一点和第二点）。其它可能正在吸纳的过程之中——辅之以某种“儒家”改良（帝国主义、消费和工作伦理）。只有第三点——西方的法律与政治形式——在这个一党专政的“人民共和国”还没有任何兴起的迹象。但中国真的需要民主制度才能实现持久繁荣吗？

未来十年很有可能给出这个问题的答案。但话又说回来，或许还要再过500年我们才能确定，在西方统治之外，真的存在另一种可行的选择。

本文作者是哈佛大学(Harvard University)劳伦斯•A•蒂什(Laurence A. Tisch)历史学教授，著有《金钱的崛起》(The Ascent of Money)，为英国《金融时报》特约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