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康：大独立的民间思想家

    来源:信报·人物周刊

    中央电视台《重庆大轰炸》专题片播出后引爆的强烈反响，七、八、九月连续三次座客凤凰卫视，大话中国抗战，让王康——这个在山城的闹市中隐逸了10多年的文化人，突然开始受到关注。对此，王康淡淡地说，对陪都文化和抗战历史的研究，其实只是他维持生计的一种方式，王康真正感兴趣的研究方向是俄罗斯、台湾问题、中美关系和中国文化。

    1989 年，王康离开公职，过上了一种“流亡”式的生活。1993年，在“流亡”途中，他写下中国九十年代惟一一部究诘中国道路的政论片，曾引起中国最高层和思想界以及海外媒体强烈关注。1994年，又成立了重庆陪都文化有限公司。令许多人意外的是，1996年、1999年，“流亡”途中的王康又两度参予有关台湾问题和国家统一的国家级专题片，并任总撰稿，他特有的话语风格和独到的历史视野曾对亿万观众产生了无形的影响。让王康自慰的是，他与中央电视台和重庆电视台都有多次合作，但“从来没有拍过一部商业片”。

    王康惟一自豪的是生于1949年，与共和国同岁，他的个人命运注定要和共和国的道路难分难解。

知识分子不仅是一种职业

    信报·人物周刊：有很多人认为，作为公共知识分子，你是重庆第一人，也是重庆唯一一人，你怎么看这种说法？

    王康：我不习惯被归类，实在有必要，那么时下所谓公共知识分子，超不出陈寅恪先生的概括：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再加上西方从苏格拉底到马克思以来的批判理性。当代社会演变迅谜，但知识分子这种独立、自由，批判的本性和天职不但不应消解，而是更应保持和升华。因为中国正处于并继续处于何去何从的历史关头。从这个角度说，我有独立的精神，自由的思想，可以算是一个公共知识分子。(笑)

    知识分子的本质是创造价值体系，与农民种粮食和工人做工一样，不卑贱也不高贵；因为人类社会水远不会完美，所以知识分子永远要批判。这种批判不限于政治批判，对社会的不公正不完美，永远要直面，要抗议，要提出新的改进办法。否则，知识分子就沦为了仅为稻粱谋的饭碗，背离了自已的义务和职份。

    我曾陪同天津作家冯骥才晤见重庆前市委书记张德邻，冯问道：以文艺界为例，四大直辖市中，北京文艺界在全国政协全国人大的代表，可以说有整整一个方面军；上海起码有一个师；天津大概有一个连：那女，重庆呢?张德邻无言以对。

重庆确实几乎听不到所谓的公共知识分子的声音。(沉思)

重庆人文社科一片荒漠

信报·人物周刊：重庆知识分于的自我意识不强，你觉得是这样的吗？

王康：重庆在人文社科尤其在思想、理论和原创精神方面可以说是一片荒漠(强调：一片荒漠)。

重庆本来有独特的文化底蕴，尤其是在抗战八年，重庆作为中国战时首都，在中国近现代历史最重要的时期，文化、教育、艺术、思想界大师毕至，英才荟萃，并且是东、西方文化的交流的重镇，作为一种重大历史一文化现象，至今是不可逾越的高岗，对中国的复兴发生过极为巨大的影响。但是现在的重庆，这段历史几乎没有留下烙印，虽还有一些遗址和名人旧居，纯属一种外在形式，何况都很破落了。重庆曾是与华盛顿、莫斯科、伦敦并列齐名的世界名都，它的地位，成就，精神和气象几乎荡然无存，太值得重庆人深深反思。在中国和平崛起，完全统一和现代复兴的关键时期，公正、深度、正面研究和转化陪都资源，始终是重庆责无旁贷的使命。顺便呼吁一句，重庆有一批地方史、抗战史、陪都史专家，长期艰辛研究，却始终缺乏应有的理解和支持。

 信报·人物周刊：是什么造成了重庆的这种状况？

王康：重庆有所谓红岩精神，“红岩”成了重庆精神的象征。但是红岩精神本是重庆作为中国抗战首都时期、全民抗战、国共合作的产物。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中央南方局在重庆是与国民党当局推诚合作，相忍为国，那种红岩精神是民族大义所在，甚至是世界反法西斯大局所在。从大历史角度看，红岩精神是抗战陪都精神的余脉，仅有同仇敌忾、相儒以沫、自强不息的抗战陪都精神，哪来红岩精神?我赞成重庆直辖时对红岩精神的解读：爱国，团结，奋斗，奉献。最近重大人文艺术学院高小华教授画了十几张红岩组画，其中一幅是“周恩来和他的朋友们”，艺术家们已开始走进真正的红岩精神。

重庆精神上的贫乏和变形，与它的伟大历史遗产几乎毫无关联，与它曾经拥有的国际声誉实在太不对称，重庆总不至于永远停在方言剧和龙门阵的水平而毫不自省。

“礼失，求诸野”，中国民间向来藏龙卧虎，重庆云横雾纵，大气氤氲，我不相信这座曾经担负过天下兴亡的伟大城市当真会忘却自已的荣耀和传统。

悲观主义并不是不行动

信报·人物周刊：走民间思想家这条路并不是一帆风顺，是什么在支持你一直坚持不懈？

王康：我有很多机会可以到国外，但我坚持不出去。不管好与坏，美国毕竟是美国、欧洲毕竟是欧洲，在最深的意义上，与我无关，我是中国人，一名1949年出生、有幸活到2l世纪的中国人。

更重要的是，中国占人类五分之一，中国的安危福祸攸关人类前途。中国正处于深刻的变化和转型时期，为人文、社科的研究提供了前所未有的视野和舞台。不身临其境，不参与其中。是无法真正体会的。俄罗斯文豪索尔仁尼琴曾说：生在哪里，便关心并爱那片土地。 

信报·人物周刊：这种说法和你坚持的悲观论人生观是否矛盾？

王康：我心日中的中目知识分子应该这样，以虔敬之心尽自已那份责任。儒家与道家曾

有争论，道家认为：天下人都在争名夺利，根本改造不了，“不可为”：而孔子却回答说。“不可为而为之”。一部《曷经》，一本《浮士德》，包括一切辩证哲学，都试图道破悲观主义者的真谛。还足孔子的话：逝者如斯文，不舍昼夜！儒家的精彩、儒家的精神，就在“不可为而为之”里。每一代人、每一个人，都要对生命对时代作出回答，悲观主义者并不是不行动者，他们的根本观点是；人类最终要走向死亡、文明最终要走向灭绝，人和世界的本质是悲剧性的。但在这个过程中，有些东西比终极目标更值得去奋斗。就像到一个名胜区，沿途的风景也许更动人、更险峻、更精彩，更令人魂牵梦绕、更值得去留进去观赏，真到了目的地，可能让你大失所望。 

信报·人物周刊：你自称悲观主义者，一个悲观主义者怎么自我评价？

王康：真理和现实之间，永远是不相等的，有些大家都认为是真理的东西。却无法变成现实。历史有一种巨大的力量，任何人无法抗衡。悲观主义者有太多的理由。

身在历史旋涡中的李鸿章曾感慨说，中国正处于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面临西文强势文明，中国何以处之，鸦片战争以来，一代代人都在面对这个问题。这里面充满各种历史性悖论。比如，要使中国不至于全盘沦为殖民地，就不得不接受西方的工具，而西方的工具（包括坚船利炮、经济贸易，社会制度等等)背后还有一整套文化，精神、价值体系。只接受西方工具而拒绝其价值，这是所有非西方国家共同面临的巨大悖论，中国不仅不例外，中国还有更深的困境。把西方的工具连同价值拿来了（马克思主义肯定是一种西方价值)，甚至比西方更强大了，中国的独立，中国的特性也就不复存在了。如果中国现代化实现之时，竟是西方精神最终胜利之日，对中国来说、对中国文化而言，不啻是莫大的悲哀：对西方也未必是福音。但中国如果不采用西方的那一套，似乎又不能在全球化的世界中真正安身立命。换句话说，西方对中国是一种前所未有的偶然，这种偶然强悍地要成为中国的必然。东西方文明的冲突，一直是中国一百多年来的历史漩流，充满历史悖论和悲剧性，我们以及以前几代人深深坎陷在其中，悲观主义者更清醒更坦诚地忠实于生活，我在精神上更钦佩他们，我为自己是其中一员自豪。中国现在似乎出现了可望破解这种历史悖论的某种希望，悲观主义者更愿意为这种希望努力。

中国诗人退出了价值判断

信报·人物周刊：你曾说过：“由于不加节制地无端自恋，乔装超脱，由于对来之易的诗人权利和有限语言自由的滥用，更由于对诗人使命的背弃，致使他们被正地拒之于世界诗歌生帝循环之外。”这句话怎么理解?

王康：这是针对俄国和中国流亡诗人的差异产生的感慨。俄国有大量诗人流亡海外，从屠格涅夫，赫尔岑到索尔仁尼琴、布罗茨基等，但他们不管到什么地方，只有一个宗旨：永远为俄罗斯写作。他们不仅能吸收俄国历史文化、俄国前辈大师们的精华，而且能吸收西方同行的精华。他们在哪里，祖国俄罗斯就在哪里。

但中国在海外流亡的诗人，我觉得很无聊。所追求的不外是语言实验，不自尊地模仿、剽窃西方诗歌，把汉语、诗和自身都作为一种工具，至于这个民族、祖国的命运，都在他们的诗歌创作之外。

诗人退出价值判断、退出道德抗议，这违背了中国诗歌的传统。需要声明一句，我不是诗人，我不过是坚持“诗言志”、“文以载道”的古训，看重诗的道德承担和自由精神而已。

俄国诗人与帝国共同演绎

信报·人物周刊：请你谈谈写作《俄罗斯的启示》的经过和目的，以及写作时的心态。

王康：1990年代初，中国思想界一片沉默。我偶然在《花城》杂志上看到一首写俄罗斯诗人的小诗，联想到中国与俄罗斯有如此多的相似之处，感慨之余，写了这篇诗评。诗只有几十行，我的诗评却有一、二十万字。

俄国诗人与帝国(不管是沙俄帝国或红色帝国)在精神上，始终有一种对峙的关系。帝国有多强大，诗人的精神就有多高尚(广义而言)。俄国知识分子与俄国的专制制度，是俄国历史上同时存在的两种实体，一是帝国、权力的实体：一是精神、道德的实体，这两种实体相互对峙，同时演绎俄国的历史。

俄国问题，不仅是中国20世纪一个大话题，也将是21世纪长期的话题。道理很简单，在整个20世纪，任何国家对中国的影响，不会超过前苏联；因为地缘关系，俄国水远是中国北方最大的一种存在。

    我准备把俄国历史、宗教、文化、革命、暴政和解体混写成一部类式《启示录》的东西，我希望它问世后引起关心俄国的同胞的共鸣。

不能简单否定向权力靠近

信报·人物周刊：中国传统文人，大都对仕途有一种无法割舍的向往，即使旷达如李白者，虽可以大笑出长安，但有一些人认为，那不过是仕途失意的一种极端表现而已，你现在是否也是这种心态？

王康：中国知识分子历来有两条道路。一是入世，又分两种情况，一是处民间，为民生疾苫而悲恸、而愤怒，而呐喊（俄罗斯知识人是楷模)；二是居庙堂，靠近权力。我不简单地否定向权力靠近。为时所用，为知已者所用，所遇“知遇”，也是一种责任和道德担戴。知识分子要改造社会、干预社会，通过权力可能顺当些，如诸葛亮、王安石、苏东桩、康有为等。当然，这里不能逃避价值判断，“有道则显，无道则隐”，“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等等。

知识分子的第二条道路是出世，戡破红尘，放怀山野，在现代社会，能守住隐逸之心，已经不易了。 

信报·人物周刊：那么你呢？

王康：我处于两者之间，但更倾向于入世。还是一句老话：“出世的精神，入世的担当。”我年轻的时候，中国的政治不仅肮脏险恶，而且无聊，因此我早就厌弃了仕途：中国的问题也不是学术的问题，中国的学者、专家已经太多，我自己缺少那份做学问的心态，又早已断绝了学术道路。我给自己留下的就是华山一条道：一个独立的、至少内心自由的民间思想者。这种人不多，不必多，也多不起来。 

信报·人物周刊：你的思想脉络是怎么形成的?

王康：我是一个文化正统派，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我服膺儒家思想。我曾深受中国现代著名哲学家、现代港台新儒家主要代表人物唐君毅的影响。西方认为唐君毅是朱熹，王明阳以来最伟大最有成就的儒家哲学家，认为他的《生命存在与心灵境界》可与柏拉图康德的著作媲美。唐君毅的学术活动可以用一句话简单概括：为中国文化复兴生死与之。他与钱穆、牟崇三、徐复观等学者(顺便说一句，他们都曾在抗战时期在重庆写下重要著作)，坚持中国文化本位，并与西方思想界进行了长期而紧张地对话，最后归宗于以儒家为核心的中国文化的复兴。

大学时代，我曾发起成立过一个哲学小组，专门研究港台新儒家。从孔子到唐君毅，儒家坚守的中国文化的真精神、真生命，成为我的人生选择的一大本源。 

信报·人物周刊：你写了很多东西，包括剧本等，却无法发表，为什么还要一直坚持写下去？

王康：这就是悲观主义的一种体现。我把目标看得不重要，而看重过程，常常为自己而写作，为自己心中的一些想法而写作。写作也是一种思想笔记，灵魂追忆。如果你的个我生命与一个时代有内在联系，这种写作的被承认就只是时间问题。纠正一句，不是无法发表，是不为发表而写作。因为厌恶文革时期的文化专制主义，我长期禁止自己为发表而写作。近年我开始妥协，接连在《书屋》、《南风窗》、《凤凰周刊》等刊物上发表文章。也算一种“与时俱进”。

近年有时不待我的紧迫感，自己拟定了一些写作计划，包括孔子、马克思、俄罗斯、美国，台湾问题，以及一部已打了多年腹稿的长篇小说。坦率说，我对自己的写作要求不低，动力早已不是青年时代的那份豪兴和虚荣，而是出自一种人生短暂、天生我才不用有罪的自警自励。

                                                                优秀的人更加孤独

信报·人物周刊：那么，你现在的生活是否离理想太远？你觉得孤独吗？

王康：优秀的人都孤独。 

信报·人物周刊：那意思是说你也孤独？

王康：为了逃避孤独带来的过度忧郁和懈怠，经常约一些朋友来交流。（沉默）任何人都有孤独，通常优秀的人孤独会更大一些。

 信报·人物周刊：你痛苦吗？

王康：“棒棒”有他们的痛苦，我有我的痛苦，上帝是很公平的。孔子有句话，天下有大人事者，人小人事者。在人生的价值取向上，我一直以天下大道为己任，不会干小人事者，天性如此，要改也难。你要干这种事情，就要承受这类事情带来的一切痛苦。我所属一代人几乎终身与痛苦为伴，人生的无奈、寂寞甚至绝望是上苍的赐予，它们给灵心善感的个体生命以一种超越和形上的感慨。在面对各种悲剧、罪孽、邪恶和不幸时至少在内心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堡垒。实话说，命运待我不薄，痛苦、孤独和失望至少可以使人从流俗中拔出，从而可以有幸地去欣赏人生和世界的美景，去感谢生命。（沉默） 

信报·人物周刊：你敬重的知识分子有哪些？

王康：知识分子虽有不同的研究领域，但他们总该有共同的东西，有批判和建设的双重使命。除了学术专业分工外，还应该为抗议社会不公、推动社会进步，实现良知和正义的胜利而战斗。这方面，爱因斯坦是杰出的代表。从职业分工看，他不属于人文社科知识分子，但他对社会和世界的关注，达到了很多人文社科知识分子、尤其是中国知识分子远远达不到的高度。他的话多论述不仅充满智慧，而且感人至深。这源于他对所处时代、所属民族、个人命运的真诚而英勇的思索，源于他那代知识分子特有的道德、立场、人道主义关怀，对人类前景的忧虑，他那独特的忧患。（激动地）

俄国文豪索尔仁尼琴是一座道义和文学高峰，捷克“天鹅绒革命”的旗帜、前总统哈维尔，都是中国知识界在精神上更接近的优秀邻人。去年去世的李慎则是我最敬重的同胞。不心一一举例了，仁人志士并没有断绝，放眼世界，令人欣慰的事件更是此起彼伏。 

信报·人物周刊：你认为在当代社会变革时期，中国知识分子的首要任务是什么？

王康：借用宋儒的一句老话，“为天地立心，为人民立命，为往圣地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中国知识分子有两大任务，第一，推进中国的现代转型，促成中国的现代统一，实现中国的现代复兴，为中国的现代重造提供精神和价值基础。

第二，作为中华文化的托命人，作为现代中国的精神代言人，为东、西文明的对话与融合，按新儒家的说法叫“东西文化的伟大遇合”，为世界的和平与人类共同的使命，作出自己的贡献。

不管东方西方，古人今人，作为知识分子，一言以蔽之，你的工作就是背负十字架，体育馆，再用中国先儒的话：“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任重而道远，不亦乐乎！”

这样一个信息洪流冲刷着全部传统堤岸的时代，我这些既寻常又老套“卑之无甚高论”的夫子自道，劳你垂听这么久，多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