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危机把中国快速推向“资本输出方”

    可就在一年前，几乎没有人能看清楚中国在全球金融危机中所扮演的角色到底会是什么，更没有人真正注意到一个重大变化正在全球金融危机中悄然发生。那个时候，世界目光所投向并引发热烈争论的话题，还集中在美国政府与联储如何救助华尔街的问题上，而今天的西方主流媒体几乎每天都在讨论的是中国的“马歇尔计划”。

    不仅西方热衷于谈论中国的角色，就连中国的官方媒体也不时发表文章论述中国为全球经济复苏所做的贡献。比如，《北京日报》最近就有长篇文章说，中国维持自身经济稳定和增长，部分弥补了全球需求因发达经济体收缩带来的缺口，为危机环境中世界各国，特别是依赖资源类、机械类、电子类产品出口的国家提供了机会。这些国家广泛分布在全球各地，其中新西兰、秘鲁等一些国家更是通过与中国签订相关自贸协定，把向欧美卖不动的产品转向中国。不仅如此，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发达国家作为传统的对外投资主体自身难保，跨国投资与并购活动因此急剧萎缩。来自中国的资本恰好填补了这一资金缺口，为全球经济企稳复苏注入“血液”。瑞士商务促进中心亚太区总代表托马斯·卫琪日前在参加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时就说：“在全球性的金融危机中，中国资本越来越受追捧，中国企业已成为跨国投资舞台上的希望之星。越来越多国家的企业或政府部门纷纷向中国企业伸出橄榄枝。”

    中国正在加快资本输出的步伐。这不仅是政府手上拥有超过2.5万亿美元的储备，中国政府控制的大型国有公司更是频频在海外进行大规模的并购活动。根据渣打银行的预测，今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可能超过1400亿美元，而同期吸引的外国直接投资在800亿至1000亿美元之间，中国将历史性地从“商品输出方”向“资本输出方”转变。我清楚地记得，就在上世纪90年代末，西方的经济学家还普遍关注中国的资本外逃现象，而现在更关心的则是中国的资本输出。联合国贸发会议秘书长代表泰斯法楚说：“现在的中国不仅是外国直接投资的主要接受者，更是重要输出国。”据他介绍，中国已经成为全球第十二大对外投资主体，在发展中国家里排名第二。

    所有这些关于中国的变化，实际上都发生在全球金融危机之后。为什么全球金融危机是一个转折点？一个简单的逻辑是，全球金融危机改变了资产在国际间的相对价格。金融危机使西方发达经济和弱小的开放经济体顿时陷入严重的债务危机，其资产大大缩水，汇率大跌。而此时的中国，历经10多年的积蓄和储备，更依赖于其持续的经济增长，顿时发现其国际购买力和投融资的能力大幅度提高了。美国的《华盛顿邮报》在今年4月就有文章提到，随着牙买加本国货币飞速贬值，失业率节节攀高，政府拖欠银行的债务如雪球一样越滚越大，这个加勒比岛国的外交官们在年初陷入了危机之中。他们走遍世界各地寻求援助。美国和英国，牙买加的这两大传统盟友，正专注于应对自身的金融问题而自顾不暇，但是有一个新伙伴利用这次机会伸出了援助之手，这就是中国。今年3月，随着两国总额高达1.38亿美元贷款协议的签署，中国成了牙买加最大的金融伙伴。当地报纸一年之前还充斥着对中国在该地区影响与日俱增的担心，现如今却为它的慷慨解囊大唱赞歌。

    全球金融危机过程中，中国政府还积极出手，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注资，以提高其整体借贷能力。央行9月宣布，将购买最多320亿份特别提款权计价的基金组织债券。按照当时的人民币汇率计，约为500亿美元。此外，我们也看到，中国政府在短时间内与多个国家签署了双边货币互换协议。提供政策性贷款和特别援助、参与出资设立地区性投资基金等。所有这些，若在一年多前，似乎不可思议。

    今年3月以来，特别是在中国的“两会”上，有不少代表或委员建议中国政府用外汇储备的很小一部分投资于发展中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项目。许善达委员还呼吁政府拿出5000亿美元尽快建立一个“和谐世界计划”。这个想法被西方人解读成中国的“马歇尔计划”。央行的某些官员也主张建立投资于发展中世界的超主权财富基金。在最近围绕中国的“马歇尔计划”展开的争论中，一些中国学者认为，该计划的思路看上去过分注重拓展新兴市场经济吸纳中国商品的能力，以缓解中国产能过剩的问题。另外的学者则希望该计划纳入一个更长远的发展计划中去。    短期也好，长远也罢，我们必须正视这样一个事实，中国必须扩大外援的能力和影响，这是中国经济未来长期发展的需要。只不过这次全球金融危机把时间表大大提前了。 （作者张军 系复旦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经济学院教授、博导）  专家提出：建立需求导向型金融人才培养模式  新华网天津１１月１６日电（记者张建新）天津财经大学金融学院院长王爱俭教授说，２００９年金融危机的阴霾逐渐驱散，高端国际化金融人才需求正在不断升温，复合型的金融人才培养模式亟须跟进。

    日前召开的“第二届全国地方院校金融论坛”上，与会专家、学者围绕区域金融发展与需求导向型金融人才培养模式进行了交流。他们认为，随着金融改革的不断深入，对金融专业人才提出高层次、国际化、复合型的要求，但我国金融人才培养模式目前尚存在较多问题，难以较好地适应市场发展的需求。

    专家说，目前国内很多高校金融专业人才培养目标过于宽泛，缺乏明确定位，课程设置不够合理，一些教学内容比较陈旧，现行的教学方式和手段也有待改进，教师队伍整体素质亟待提高。

    王爱俭教授说，相关调查显示，目前我国急需４种高素质金融人才：一是金融分析师。目前，我国内地只有５０多人拥有金融分析师的资格；二是个人理财师；三是精算师。我国相关法规规定，金融保险公司必须聘任一名金融部门认可的精算师，并建立精算报告制度，而目前我国拥有的精算师不足１００人；四是投资管理人才。我国金融市场急需大量的投资管理人才，其中风险投资人才、融资租赁人才、金融业务代表以及个人投资顾问等四类人才前景最为看好。    王爱俭认为，应根据市场需求，分析预测金融人才需求的变化方向，动态调整人才培养方案。制定科学的人才培养方案是以需求为导向的金融人才培养模式的基础，结合国家经济形势变化和行业发展趋势以及金融全球化和现代金融服务业最新发展前沿调整金融人才培养方向。
后危机时代，CEO该何去何从——访海德思哲国际咨询全球CEO凯文·凯利

    “这场金融危机不仅对整个金融体系造成了非常重大的打击，同时也引发一场全球领导力危机。”海德思哲国际咨询全球CEO凯文·凯利（Kevin Kelly）近日接受记者采访时指出，“在经历过金融危机之后，未来的CEO们必须进行变革。”

    刘易斯、潘伟迪、格林伯格……这些几乎家喻户晓的名字曾经是那么“高不可攀”，如今华尔街金融机构CEO的宝座已经从“香饽饽”变成了“烫手山芋”。

    众多CEO缺乏远见

    金融危机爆发之后，华尔街金融机构CEO的领导力和执行力遭到质疑，由于高管高薪问题而不断引发的争议，也使得CEO们的日子不好过。

    “美国政府对CEO等高管50万美元年薪的限制，的确让CEO很难接受，也存在一定的争议性。”凯文·凯利表示，“严格的政府监管，这是危机后必然的症状，所以未来的CEO们需要更高的情商，需要更强的沟通能力，以及适应变化的灵活性与弹性。”

    而在接受记者采访后，凯文·凯利在复旦大学管理学院进行的演讲中更进一步讲述：“在与摩根士丹利等大公司CEO进行面谈时发现，没有一个CEO预见这场金融危机的来临并发出预警。远见，是目前众多CEO所缺乏的，而这是未来CEO继续变革的重点。”

    中国更需要全球化CEO

    凯文·凯利直言，未来的CEO会更年轻，更富有创业精神，更清楚地意识到自己的品牌，更需要能担当起一个全球化多元化企业所提出的要求。“未来的CEO大多会在40岁以下。”

    而“全球化”被凯文·凯利认为是未来CEO面临的最大挑战，且最需要进行变革的方向。“尤其中国的企业正在不断走向海外市场，这对于曾只专注于国内市场的中国企业CEO来说，提出了更大的挑战。”凯文·凯利指出，“全球化的经济需要全球化的CEO。”

    他向记者讲述：“我在中国一家大学的商学院进行一场演讲，一共有300位学生在场，但是当我问他们‘谁想成为CEO’时，只有4个学生举手了。这就是一个意识的问题，首先我们需要成为CEO的意识，这样一切才有可能。”

    博学、全球视野、高情商、高基础、自我意识、适应力、高道德标准，这被凯文·凯利视为未来CEO所需要的七大“软实力”。

    凯文·凯利坦言，走向全球的中国国有企业领导需要学习一些企业治理方面的技能，并且中国的企业更需要在不同文化背景下成长的CEO。（记者 付碧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