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危机把中国快速推向资本输出方

 金融危机把中国快速推向资本输出方       围绕着那些主张中国建立投资于发展中世界的超主权财富基金展开的争论，不管是注重拓展新兴市场经济吸纳中国商品的能力，以缓解中国产能过剩，还是希望将该计划纳入一个更长远的发展计划中去，都让我们正视这样一个事实，中国必须扩大外援的能力和影响，这是中国经济未来长期发展的需要，而全球金融危机把时间表大大提前了。


      “金融危机使得全球发生了重大变化。不过，更大的变化还在后面。中国带来的更大惊讶将在新兴世界展现出来。”这是《纽约时报》早些时候发表的署名文章《北京的马歇尔计划》的最后一段话。

      可就在一年前，几乎没有人能看清楚中国在全球金融危机中所扮演的角色到底会是什么，更没有人真正注意到一个重大变化正在全球金融危机中悄然发生。那个时候，世界目光所投向并引发热烈争论的话题，还集中在美国政府与联储如何救助华尔街的问题上，而今天的西方主流媒体几乎每天都在讨论的是中国的“马歇尔计划”。

      不仅西方热衷于谈论中国的角色，就连中国的官方媒体也不时发表文章论述中国为全球经济复苏所做的贡献。比如，《北京日报》最近就有长篇文章说，中国维持自身经济稳定和增长，部分弥补了全球需求因发达经济体收缩带来的缺口，为危机环境中世界各国，特别是依赖资源类、机械类、电子类产品出口的国家提供了机会。这些国家广泛分布在全球各地，其中新西兰、秘鲁等一些国家更是通过与中国签订相关自贸协定，把向欧美卖不动的产品转向中国。不仅如此，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发达国家作为传统的对外投资主体自身难保，跨国投资与并购活动因此急剧萎缩。来自中国的资本恰好填补了这一资金缺口，为全球经济企稳复苏注入“血液”。瑞士商务促进中心亚太区总代表托马斯·卫琪日前在参加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时就说：“在全球性的金融危机中，中国资本越来越受追捧，中国企业已成为跨国投资舞台上的希望之星。越来越多国家的企业或政府部门纷纷向中国企业伸出橄榄枝。”

      中国正在加快资本输出的步伐。这不仅是政府手上拥有超过2.5万亿美元的储备，中国政府控制的大型国有公司更是频频在海外进行大规模的并购活动。根据渣打银行的预测，今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可能超过1400亿美元，而同期吸引的外国直接投资在800亿至1000亿美元之间，中国将历史性地从“商品输出方”向“资本输出方”转变。我清楚地记得，就在上世纪90年代末，西方的经济学家还普遍关注中国的资本外逃现象，而现在更关心的则是中国的资本输出。联合国贸发会议秘书长代表泰斯法楚说：“现在的中国不仅是外国直接投资的主要接受者，更是重要输出国。”据他介绍，中国已经成为全球第十二大对外投资主体，在发展中国家里排名第二。

      所有这些关于中国的变化，实际上都发生在全球金融危机之后。为什么全球金融危机是一个转折点？一个简单的逻辑是，全球金融危机改变了资产在国际间的相对价格。金融危机使西方发达经济和弱小的开放经济体顿时陷入严重的债务危机，其资产大大缩水，汇率大跌。而此时的中国，历经10多年的积蓄和储备，更依赖于其持续的经济增长，顿时发现其国际购买力和投融资的能力大幅度提高了。美国的《华盛顿邮报》在今年4月就有文章提到，随着牙买加本国货币飞速贬值，失业率节节攀高，政府拖欠银行的债务如雪球一样越滚越大，这个加勒比岛国的外交官们在年初陷入了危机之中。他们走遍世界各地寻求援助。美国和英国，牙买加的这两大传统盟友，正专注于应对自身的金融问题而自顾不暇，但是有一个新伙伴利用这次机会伸出了援助之手，这就是中国。今年3月，随着两国总额高达1.38亿美元贷款协议的签署，中国成了牙买加最大的金融伙伴。当地报纸一年之前还充斥着对中国在该地区影响与日俱增的担心，现如今却为它的慷慨解囊大唱赞歌。

      全球金融危机过程中，中国政府还积极出手，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注资，以提高其整体借贷能力。央行9月宣布，将购买最多320亿份特别提款权计价的基金组织债券。按照当时的人民币汇率计，约为500亿美元。此外，我们也看到，中国政府在短时间内与多个国家签署了双边货币互换协议。提供政策性贷款和特别援助、参与出资设立地区性投资基金等。所有这些，若在一年多前，似乎不可思议。

      今年3月以来，特别是在中国的“两会”上，有不少代表或委员建议中国政府用外汇储备的很小一部分投资于发展中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项目。许善达委员还呼吁政府拿出5000亿美元尽快建立一个“和谐世界计划”。这个想法被西方人解读成中国的“马歇尔计划”。央行的某些官员也主张建立投资于发展中世界的超主权财富基金。在最近围绕中国的“马歇尔计划”展开的争论中，一些中国学者认为，该计划的思路看上去过分注重拓展新兴市场经济吸纳中国商品的能力，以缓解中国产能过剩的问题。另外的学者则希望该计划纳入一个更长远的发展计划中去。

      短期也好，长远也罢，我们必须正视这样一个事实，中国必须扩大外援的能力和影响，这是中国经济未来长期发展的需要。只不过这次全球金融危机把时间表大大提前了。

(作者系复旦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经济学院教授、博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