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开放战略需要推向新阶段

（张幼文研究员在浙江大学的演讲）

以科学发展观统领对外开放意味着中国开放型经济发展新阶段的开始。探索这一新阶段的内容、特点与要求是当前开放战略探索的核心。

一、发展的阶段性决定了开放的阶段性

从贫穷落后走向繁荣富强，中国的发展不仅必然显现出其阶段性，而且因为其高速发展而使阶段性进步更加显著，关注发展的阶段性更为重要。

改革开放的成功使中国经济的客观条件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对外开放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这种成功决定了开放政策不应当变，也不可能变。同时，开放政策的成功又使我们站在一个新的起点上，客观条件的变化要求我们对坚持对外开放基本国策下的具体战略与具体政策进行适应性的调整。这种调整既是不断进行的，又具有阶段性的特征。当发展实践不断创造出新的条件，同时不断提出新的要求以后，当国家认识到这些变化并有条件采取新的战略时，发展的阶段性推进也就成为必然的要求了。

对外开放战略的阶段性推进是国家发展的阶段性在开放政策中的体现。从改革开放之初起，我国的经济发展就确定了“分三步走”的阶段推进战略。1997年我国开始酝酿“新三步”战略。在解决了脱贫问题，中国走上了“总体小康”以后我国提出了“全面小康”的目标，即“惠及亿万群众的小康社会”，这是进入新世纪后国家发展的新目标，同样也要求开放政策同样致力于这一目标。全面小康要求更均衡、更协调的发展，解决前一阶段发展中出现的不均衡、不协调问题。发展目标的阶段性推进必然要求开放政策的阶段性推进。

对外开放战略的推进是适应经济全球化新的历史条件的客观要求。上世纪90年代以来经济全球化得到迅猛的发展，世界经济的整体运行特征也相应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经济全球化的高速发展，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过渡期的结束，中国在前一阶段上初步形成的开放型经济格局，都要求我们从这些新的国际环境上进行总体战略层面上的重大调整以跟上发展的新要求。这种意义上的调整不是前一阶段政策的程度强化或结构优化，而是带有全局意义的变革。

开放的阶段性推进也是中国实现国际经济地位进一步提升的要求。随着中国经济整体规模的迅速扩大和发展前景的持续看好，中国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日益提升。中国已经成为在世界经济体系进而在国际政治体系中一个日益重要的力量。走和平发展道路以实现与世界的共同繁荣，建设和谐世界以在国际格局中发展更大更积极的作用，将成为中国对世界体系与人类历史新的贡献方式。在这个全面的国际发展战略中，经济的开放战略有着基础性的重要地位。中国需要改变单一地廉价劳动力大量出口一般制造业产品对其他国家的造成的压力，包括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中国需要更多地用好国内资金以减少对外部资金的过度依赖，从而使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东亚地区各国同样获得利用国际资本的机遇；中国需要扩大国内市场以减少对外部市场的过度依赖和冲击，加快科技进步以解决高速发展带来的环境和资源破坏对整个人类社会的压力；等等这些任务的解决需要以开放战略的整体提升即阶段性推进。只有促进对外开放的互利共赢，实现对外开放的可持续发展，中国才能通过开放中的发展实现自己的国际战略与国际体系目标。

发展的阶段性推进是成功发展全过程的一个基本特征。前一阶段发展中产生的问题也往往不是发展战略本身的失误，而是发展中的问题，是发展提出的新任务，只有发展才会提出这些新任务。因此，回答发展中提出的新问题本身就是发展的阶段性推进而不是发展的中断。发展新阶段目标的确立不是对前一阶段发展目标的否定，而是对其发展成果的继承，是在继承中的发展。同时，在前一阶段发展模式不能适应新阶段发展要求的意义上，新的发展模式也必然包含着继承中积极的“扬弃”。

二、中国开放型经济的发展的三个阶段

一个发展中国家从开放起步发展到实现现代发达国家高水平的发展，当代经济特别是一个较大规模的经济体需要经历“规模扩张、结构提升和要素优化”三个阶段。“规模扩张”是以GDP增长为特征的经济在总量上的扩大，其中忽略这种扩大以什么方式实现，以怎样的结构扩大和产生什么样的不良后果。“结构优化”是指经济在产业结构上获得的进步，其中关注产业进步由本国资本投入和本土企业实现，减少不良后果以提高增长的真实福利效应，但忽略其他主导性生产要素的来源。“要素优化”是指在本土企业本国国民拥有当代高级生产要素和经济要素下的发展，现代条件下尤其是指专利品牌知识产权和跨国公司全球生产经营网络等主导性要素。

一个落后经济的发展需要从规模扩张开始，规模扩张初期发展收益增速较快。随着时间的推移，递增速度开始下降，继续靠规模扩张实现发展的可持续性问题开始显现，因而递增趋于平缓。原因在于规模扩张时期产业结构水平较低，发展空间的约束日益突出。在开放型发展的经济中规模扩张尤其是由外资投入实现的。到这个时候实现更高发展收益不能再继续靠规模扩张，而需要转向新的发展模式，即进入结构提升的发展模式。结构提升阶段通过本国资本投资的现代化产业的建立，特别是大工业、信息产业和现代服务业的发展实现经济整体的结构进步。进入这一阶段后发展模式出现突破，规模扩张不可持续的瓶颈被打破，新的高速发展又开始，从而获得较显著的发展收益，体现为收益的递增速度提高。但是与前一阶段相似，随着时间的推移又会出现新不可持续性，这不仅因为市场饱和，而且因为现代经济主导性要素日益从资本向创新能力和知识产权转移，直接单纯的资本投入下的结构进步不能解决这一问题。与前一阶段相似，这一阶段也再次面临发展收益递增速度下降的问题，即出现在新阶段上的不可持续性。于是向新阶段推进的主题又一次提出。结构进步阶段需要推进到要素优化阶段，即本国致力于拥有创新能力与知识产权相关的现代经济核心要素，实现在知识经济条件下新的发展。

过去28年中国经济发展以沿海地区为标志，完成的发展的第一阶段任务即规模扩张。对于一个落后国家来说，要解决温饱，摆脱贫困，启动发展，走规模扩张道路是必要的，中国的实践也是成功的。但是必须注意到，今天沿海地区继续规模扩张的发展已经不再可能，土地资源的约束和外部市场的约束意味着这一阶段已经走到了晚期。值得强调的是，沿海地区的规模扩张主要是靠外资投入和加工贸易实现的，是一种非本国资本主导下的扩张和靠廉价劳动力的扩张。尽管沿海地区已经建立起相当一批现代产业，包括大工业和IT产业，但是这些产业或者是以外资植入方式形成的，或者是只意味着出口加工而不是完整意义上的产业。因此，以本土企业和本国资本的视角看沿海地区的产业结构在总体上仍然是落后的。实现属于自身的产业结构进步是沿海地区必然提出的阶段性任务，同时也是打破靠外资和外部市场发展不可持续瓶颈的根本出路。必须进入这一阶段的必要性还在于，依靠外资和加工贸易的规模扩张中国得益有限，对解决就业和GDP增长有重要意义，但对于经济长期发展所需要的资本积累却贡献很少。中国没有自己的现代产业，就不可能有自己的资本积累和财富积累，也就不可能为更高的发展水平提供资本条件。在中国获得GDP数字和低工资就业，外国跨国公司获得利润的情况下，中国是不可能完成资本积累的。只有本土企业实现现代产业的发展，才有可能获得现实的较快的资本积累，才能一方面使国家从摆脱贫困阶段进入到民富国强阶段，另一方面使国家可能为下一阶段与发达国家在同水平上竞争创造条件。现代发达国家的核心竞争力在于拥有知识产权等现代经济的主导性要素。这些要素的获得是需要通过对科学技术和教育等的大规模持续投入来实现的。这里不仅有国家的一般普及教育投入和基础研究投入问题，更重要的是企业对专门人才的培养和对自身技术创新的投入，而企业的这些投入往往是需要由大企业和长期积累来实现的。这就使我们看到，一个国家要进入“要素优化”阶段，形成掌握现代经济主导性要素的地位需要经过一个资本积累阶段，这就是结构进步阶段的意义。没有本土企业的结构进步是不可能完成资本积累的，没有本国资本投入下的发展社会就不可能积累起资本，就不可能有本土企业可用的投资，从而不可能有效进入全社会创新阶段。说明要素优化阶段的必要条件绝对不排斥在结构进步阶段上对创新的必要关注，现代产业本身就需要在创新中建立。事实上各阶段推进过程中也存在着时间的重叠性：并非一个阶段完全结束以后下一个阶段才能开始，要实现开放型的可持续发展就需要在下一个阶段全面到来之前就逐步开始准备，但客观上说一个新阶段效益和效果的全面展现只有在全面进入这个阶段后才能开始。每一个阶段都是后一个阶段的必要准备和必经阶段。

在各个不同阶段上，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是不同的，对促进发展所需要追求的主要指标也是不同的。在规模扩张阶段，持续的外部要素流入是经济增长的基本特征，也是主要拉动因素。进入结构提升阶段后，结构进步是增长的基本特征，而资本来源则不再只限于外部，内外资都是增长的拉动力量。到要素优化阶段以后，增长的主要特征是知识经济新要素的形成，新要素的开发及其在增长中的作用成为主要的增长来源。

三、中国对外开放新阶段的基本特征

1、开放型发展模式呈现显著的地区差异

在沿海地区从规模扩张走向结构提升和要素优化的同时，整个国家在开放中发展的格局也将从沿海地区扩展到全国，形成整个国家在开放中发展的格局，同时又体现出显著的地区差异。中国的开放是从沿海地区开始的，开放的体制安排与战略部署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从沿海地区的特征出发的。开放大大促进了中国的发展，特别是形成了沿海地区的更高速发展。但是，沿海地区的开放模式不但不能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简单地延续，更不能简单地推广为全国统一的发展模式。这是因为，内地的各种发展条件与沿海不同，包括地理条件和要素禀赋条件，而中国经济在国际上的地位也已经因为沿海地区的发展而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从国际上讲，沿海地区高速发展的制造业及其出口已经对世界市场形成了巨大压力，内地不可能再按照沿海地区的发展模式继续发展，因为世界市场没有留下这么大的空间。对外资的引进也是这样。从国内来讲，内地的发展条件与上世纪80年代初沿海地区的发展条件也根本不同了：国内市场初步形成，国内资金短缺已经不是主要矛盾。沿海地区将加工制造业向内地转移并非中西部地区发展战略的核心。用好内地的核心与优势资源才是内地发展战略的关键。这些资源包括旅游文化资源，自然资源，历史形成的工业基础，劳动力成本等。要以国内特别是本地市场为产业重点，深化国内产业分工，发展运输成本相对较低的出口产品，形成比沿海地区较低的出口依存度，发展一般贸易与加工贸易并重，形成较低水平的两头在外发展模式。

2、深化国内体制改革成为提高开放水平的关键

关于开放效益问题的大量研究表明，影响中国从开放中所能获得的收益的一个关键是国内的经济体制的二重性。改革以后，中国分权式改革后形成的经济体制可以被称为“区域发展导向型”市场经济，即发展导向型的市场经济更多体现为各级地方政府在推动发展中的积极作用，而中央政府的主要职能是宏观调控。这一体制的优点与缺点表现为同一句话。优点是：政府都关注经济发展，缺点是：政府都关注经济发展。前者表明，中国不仅有市场的动力，而且还有政府的动力，因而中国能够取得经济增长的高速度。后者表明，发展经济成为各地各级政府的首要任务，于是就形成了竞争式的发展。由于不合理的发展指标，错误的政绩观和干部体制，特别是在政府拥有强大的政策资源和土地资源条件下，这种发展竞争在赢得速度的同时也导致了非科学的发展和发展中的利益外流。在地方政府主导下的发展竞争下过度依靠廉价出租土地的发展模式是不可持续的，尤其是对土地资源最紧缺的中国来说是这样。体制改革的重要任务之一在于解决这一问题。

对国内体制二重性的分析表明，深化改革的方向不在于收回从上到下放开的各级政府权利，因为政府的积极性是中国经济的重要活力所在，而在于消除由此带来的恶性竞争。对恶性竞争，尤其是对外经济关系中恶性竞争的约束，是改革的关键。这方面包含两个要点。一是明确地方政府在开放中制定优惠政策的底线，消除无限制的优惠让利，二是改革地方政府经济发展绩效考核指标，将科学化的指标作为政府工作的方向。三是限制地方政府的资源使用权利，包括环境保护约束，土地使用约束，使地方政府能够影响经济发展的作为集中在优化政府服务与市场环境，产业布局和集群规划等方面。

3、完善国内宏观调控，真正用好两种资源两个市场

用好内外两个市场、两种资源是对外开放初期促进开放的战略基点，这一战略对于一个封闭经济走向开放经济是关键的。二十多年来，经济体制建设的基本点是鼓励外向，即更多利用外部市场、外部资源。各种政策措施和体制安排都体现了这一点，包括出口退税，较低的汇率水平，兴办经济特区和开发区，地方政府对一定规模以下外资项目的审批权，等等。整个经济基本上形成了偏向外源的发展体制。但是，利用外部资源和外部市场的目的既在于这种利用本身，也在于促进国内资源的开发和国内市场的形成，而不是要建设一个高度或完全外源型的经济结构。

一个经济体的发展具有三种类型，完全内源型，完全外源型以及介于这两者之间的开放型。这种分类在于说明现实的开放型发展模式可能是较接近于内源型的，也可能是较接近于外源型的。关键在于：外源程度越高，那么可能发展速度越快，效率越高，但在同样的发展成果下本国发展的收益相对较小；内源程度越高，可能发展速度越慢，但同样的发展成果中本国发展的收益较大。在同等程度的外源型发展模式中，市场的外源型程度越高，那么从国际分工中获得的收益就越大。但是在一定的发展规模和发展速度下，却是外源程度越低，则内源程度越高，那么就意味着本国的发展利益越大。因此，在一定外部要素流入下要争取本国要素的最高参与度，在一定发展速度下要争取更高的内外要素比，这样的发展对本国是最有效益的。

4、优化国内经济主体，培育适应开放竞争的本土企业

中国经济增长高度依赖于外资的重要原因，包括国内企业发展的不成熟。中国企业不能适应市场竞争要求通过开放来促进竞争，促进企业在开放中发展。开放既促进了中国企业的成长，也淘汰的一大批国内企业。28年的开放在中国已经基本形成了一个开放的市场环境，中国企业已经处于开放的竞争之中。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任务不仅要在坚持对外开放，而且要帮助本土企业在开放型的竞争中实现发展。过去28年中，全国的政策体系是偏向外源性发展，这种政策体系在地方政府中被不断强化。大部分地区的地方政府更多靠引进外资实现发展，由于地方政府拥有政策资源和土地资源对外资定行优惠，引进外资比培育国内企业相对面言更容易实现。然而，这种单一战略的结果就是在外资实现发展的同时本土企业发展相对滞后。开放的本来目的之一就是以开放促进改革，然而在实践中却表现为推动开放的多，促进改革的少。事实上，开放对本土企业发展的作用也是两方面的。一方面，竞争的引进促进了国内企业的市场化，提高了效率；另一方面，外资企业的引进已经使本土企业在许多行业中基本退出或彻底退出，包括许多重要行业。因此，在开放条件下培育本土企业已经成为中国发展新阶段的必然要求。中国要实现开放型的发展，特别是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是这样。但是开放型的发展不等于单纯的外源型发展。通过开放实现本土企业的发展，促进本国资源的运用，促进本国市场的成熟，这才是完整意义上的开放型发展，也是全面实现对外开放目标的题中应有之义。

5、调整对外经济发展模式，实现对外开放的科学发展

促进国际收支平衡，维护国家经济安全，已经成为新阶段是中国对外经济关系中的新主题。在努力实现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中，促进国际收支平衡是保持宏观经济稳定的重要任务。近年来我国非直接投资类外资的净流入较快增长。这已成为经济宏观调控中的一个重要的不确定因素，并积累了新的经济风险。外汇储备也不是越多越好。外汇储备体现了我国的对外支付能力，但过多的外汇储备又形成了资源浪费，包含着美元贬值等风险。在对外开放的新阶段上要努力防范各类经济风险，维护国家经济安全。

走自主创新道路是实践科学发展观的一个重要内容，对外经济发展模式的调整和完善要根据这一要求予以推进。提高利用外资质量和水平已经进行了多年的探索，引进先进技术、先进管理和海外智力已成为提高利用外资质量的重点和对外经济发展模式调整的一个重要思路。提高外资质量的一个重点就是要真正促进国内的技术进步，通过引进外资达到引进先进技术和先进管理的目的，是新阶段上检验外资质量的一个标准。

随着入世过渡期的结束，绝大部分开放承诺到位，特别是服务业各领域进入高度开放阶段。在新阶段上，中国需要有效应对服务业扩大开放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中资银行要发挥自身优势，在与外资银行竞争中学习其管理经验，开发新的金融产品，提升服务质量，实现新的发展。优化进出口商品结构和贸易方式，加快转变外贸增长方式是我国对外开放发展模式调整中的一大任务。要运用各种税收政策协调进出口的发展，控制贸易顺差过度扩大的趋势，控制资源高消耗、环境高污染产品和初级资源品的出口，增大科技类产品和资源类产品的进口，从根本上改变粗放型的外贸增长模式。

实现对外开放的科学发展，实现国内发展与对外开放的统筹，根据走和平发展道路和建设和谐世界的战略扩大对外开放，是新阶段对外开放的基本要求。

（原载2007年2月11日《解放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