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昌浩

                (建国后的陈昌浩）         看过电视剧和电影《长征》的人，都有过这样的印象：1935年9月9日，当时张国焘与毛泽东的分歧与斗争正如火如荼。毛泽东要求张率领的 “左路军” 北上抗日，而张则意欲南下。当天，张国焘拍发了一份密电给陈昌浩，指示陈昌浩劝毛泽东与其一起南下，“如他们不听劝告，应监视其行动。若坚持北进，则应开展党内斗争，彻底解决之”。这份电报被“左路军”参谋长叶剑英截获，叶立即连夜策马飞奔，前往毛泽东驻地密告。毛泽东大惊失色，当夜即率党中央及红三军等秘密北上。陈昌浩获悉后，派兵追赶毛泽东。电视和电影里，都采用了这个历史说法。于是，“毛泽东痛恨陈昌浩是张国焘的亲信”便成为定论，这也注定了陈昌浩日后无穷无尽的悲剧。         陈昌浩是谁？        只有了解中共党史和军史的人，才知道他曾经的显赫和威武：他指挥过千军万马，为红军的发展壮大，建立了赫赫战功。         陈昌浩(1905～1967年)，汉阳(今武汉蔡甸)奓山镇戴家庄屋人。幼年从师于著名塾师辜道庵、甘幼之，国学根基较为深厚。 1919年就读于武昌私立中华大学附属中学。1926年就读于武昌中华大学，1927年转入武昌中山大学，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大革命失败后,陈昌浩在武汉地区坚持过一段时间的地下斗争。任共青团湖北省委宣传部干事，1927年9月,经党组织选派,他离别已怀胎数月的妻子刘秀贞和长子陈柏生(陈祖泽)去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动身前,陈昌浩为妻子腹中的孩子取名“洋生”(陈祖涛),意为“父亲留洋之际出生”。到苏联后不久,陈昌浩便成为中共预备党员,与张闻天、秦邦宪等人同为中共在苏联的“二十八宿”之一。1930年10月,陈昌浩回到上海,12月转为中共正式党员,曾任共青团江苏省委常委、团中央委员等职。 
       1931年4月,受中共中央派遣,由周恩来亲自委托顾顺章安排,陈昌浩跟随当时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张国焘化装成商人,从上海杨树浦码头乘船前往鄂豫皖革命根据地,担任中共鄂豫皖中央分局委员兼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共青团鄂豫皖中央分局(少共特委)书记。6月下旬,在河南新集召开的鄂豫皖苏区党员代表大会上,陈昌浩当选为中共鄂豫皖中央分局常委、革命军事委员会政治部主任。9月中旬,陈昌浩又被任命为红4军政委。 同年12月，到莫斯科中国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学习。1930年11月回国，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1931年1月，出席共青团五届四中全会，当选为中央委员，并担任共青团江苏省委常委。4月，任中共鄂豫皖中央分局委员兼共青团特委书记。
       1931年11月至1937年 3月任红军第四方面军总政治委员，参与领导粉碎国民党军队对鄂豫皖根据地的“围剿”，开展外线进攻，“围点打援”，曾登上缴获的飞机(命名为列宁号)，飞临敌境，亲自投掷炸弹。 1932年10月，红四方面军被迫突围西进。在突围转战中，一直率先头部队开山辟路，斩关破敌。1933年6月，任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兼政治部主任，在部队的政治工作建设、建立和健全部队各级党组织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 1934年1月，在中共六届五中全会上被选为候补中央委员，同年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被选为执行委员。
       1932年10月,鄂豫皖苏区第四次反“围剿”失利,张国焘、陈昌浩、徐向前等被迫率红四方面军进军秦岭、大巴山区。在连克川东北数座重镇后,他们创建了川陕革命根据地。从此时起至1935年3月,陈昌浩直接指挥的红四方面军稳步地把川陕革命根据地创建成仅次于中央苏区的全国第二大苏区。
       1933年6月,在成功地粉碎了四川军阀田颂尧部的“三路围攻”后,红四方面军在旺苍木门召开军事会议,将原有的4个师扩编为4个军,确定最高军事领导机关为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张国焘任主席,陈昌浩、徐向前任副主席,红四方面军名将曾中生任参谋长。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下设方面军总指挥部、总政委、总政治部,徐向前为总指挥,王树声为副总指挥,陈昌浩任总政委兼总政治部主任。此时,陈昌浩麾下的红四方面军已有5万之众。之后,他又参与指挥了反四川军阀刘湘部“六路围攻”作战及嘉陵江战役等重大战事。
       但是,在陈昌浩的革命人生日益辉煌的同时,他的负面历史也已经开始,据徐向前元帅回忆:“在陈昌浩接任红四军政委后,即开始在部队中‘肃反’……陈昌浩抓起来的那些红军干部,都是跟我们一起打游击走过来的,作战勇敢,平时没有什么异常表现,一夜之间就成了‘改组派’、‘AB团’,使人不可理解。”在屡立战功的同时,他亲自批准捕杀了红四方面军名将许继慎、周维炯等人。1933年9月,他又批准逮捕了红四方面军名将曾中生。曾后被杀害。
       1934年1月,在中共六届五中全会上,陈昌浩被增选为中央候补委员,并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同年10月,由于王明左倾教条主义的瞎指挥,中央苏区的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中央红军(主要是红一方面军)不得不进行战略转移——长征。1935年5月,由于敌情所迫,张国焘、陈昌浩、徐向前等也被迫率川陕革命根据地的红四方面军进行长征。                                                                             在长征中,陈昌浩的功过是非一言难尽。
       1935年6月16日,中共中央致电张国焘,要求其“北上”:“今后我一、四方面军总的战略方针是占领陕甘川三省,建立三省苏维埃政权,并于适当时期,以一部组织远征军,占领新疆。”次日,张复电中央:应集中兵力西进,占领青海、新疆,如有困难就暂时“南下”。这样,中央和张国焘在“北上”还是“南下”、“适当时期”“西进”还是“应集中兵力西进”问题上产生分歧。
        6月下旬,红一、四方面军在夹金山北麓的达维桥胜利会师。不久,为解决统一指挥问题,中央军委增选张国焘为军委副主席,陈昌浩、徐向前为军委委员。可是,7月18日,在张国焘授意下,陈昌浩却致电中央,建议让张国焘担任军委主席,朱德改任前敌总指挥,大有“逼宫”之势。为维护两军团结,稳住张国焘,中央军委任命张为红军总政委。同时,军委决定成立前敌总指挥部,由徐向前任总指挥,陈昌浩任政委,并为陈、徐二人颁发了金质红星奖章。
        8月4日,中央政治局召开了沙窝会议,增选陈昌浩、徐向前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并任命陈为红军总政治部主任。会后,红一、四方面军混合组编为左、右路军:左路军由张国焘、朱德、刘伯承率领;右路军由陈昌浩、徐向前率领,中央机关和毛泽东等随右路军行动。8月20日,在左路军开拔后,中共中央在右路军驻地毛儿盖召开了会议,史称“毛儿盖会议”。据徐向前回忆,陈昌浩在会上表现是积极的:
       出席会议的有张闻天、毛泽东、博古、王稼祥、陈昌浩……会议首先由毛泽东发言。……陈昌浩的态度很坚决,主张快速北进,集结最大兵力,向东突击,以实现中央既定方针。毛泽东很高兴,还特地表扬了陈昌浩的发言。会议最后决定,以毛泽东的发言为基本内容,形成《中央关于目前战略方针之补充决定》。
        8月底,右路军顺利通过草地,并以陈昌浩节制的红四方面军为主胜利地进行了包座战役,为左路军北上奠定了基础。
        但是,张国焘却无意北上,多方找借口要求右路军南下川藏边。据记载:1935年9月9日,张国焘更密电陈昌浩,指示其劝毛泽东等南下,“如他们不听劝告,应监视其行动。若坚持北进,则应开展党内斗争,彻底解决之”。由于叶剑英知道后及时密告中央,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得以脱身,这就是党史上著名的“密电事件”。
       50多年后——1986年9月,徐向前在《红四方面军的英勇长征》一文中还对“密电事件”及其前后情况记忆犹新:
        张国焘顽固坚持南下方针,拒不执行党中央的北进指示,九月八日电令我和陈昌浩率右路军南下。事态发展到这种地步,我们夹在中间,十分为难。陈昌浩和我商量,决定由他带上电报,如实向党中央汇报。当晚,中央领导同志召集我们在周恩来住地开会,针对张国焘的南下电令,以(周)恩来、洛甫(张闻天)、博古(秦邦宪)、(徐)向前、(陈)昌浩、(毛)泽东、(王)稼祥七人的名义,电告张国焘,陈说南下之弊与北进之利,着其执行北进方针。张国焘九日复电,仍坚持南下。陈昌浩这时改变了态度,同意执行张国焘的南下命令,我不愿把四方面军分成两半,也同意南下。
       十日凌晨,党中央率一、三军团单独北上。前面有的干部不明真象,打电话来问:中央红军单独走了,还设警戒哨,我们打不打,陈昌浩拿着电话筒问我怎么办,我说:哪有红军打红军的道理!叫他们听指挥,无论如何不能打!避免了事态的进一步恶化。过后,我们根据张国焘的命令,率四军、三十军及红军大学部分人员再次越草地,开始了南下的进军。
        根据徐向前回忆来看,陈昌浩在“南下”、“北进”问题上本来是服从中央的,后来虽然“改变了态度”,但也没有根据张的命令武力阻截毛泽东等人,因而不能随意地给他加上“张国焘之流”的帽子。在徐帅回忆中,他使用了“张国焘九日复电”而不是“张国焘九日密电”的表述,似乎他认为不存在所谓“密电”。
        9月15日,张国焘发布《大举南进政治保障计划》,率左路军再次过草地南下。10月5日,张公开在四川卓木碉另立“中央”,妄贬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为“中共中央北方局”。这时,陈昌浩认同了张另立“中央”的反党行为,率右路军南下并接受了张的任职。由于路线、方针的根本性错误,红四方面军的“大举南进”很快失败,总兵力由8万锐减到4万。
       1936年初,红四方面军被迫撤至四川甘孜地区,在这里陈昌浩和红四方面军政治部主任张琴秋结为伉俪。不久,贺龙、任弼时领导的红二方面军与红四方面军会师,共组中共中央西北局,陈昌浩当选为委员。在贺龙、任弼时、朱德、刘伯承深入细致的工作下,经历南下失败沉痛教训的陈昌浩改变了对张国焘的态度,决心压张国焘再次北上。6月6日,在共产国际代表张浩的努力下,加上陈昌浩等老部下的“倒戈”、“哗变”(张国焘语),张国焘不得不取消伪“中央”。7月初,二、四方面军共同北上,8月到达甘肃南部。
       8月12日,为实现西北大联合,打通与苏联交通后出兵绥远抗日,中央制定了宁夏战役计划,其要点是:一、当年10月或11月,3个方面军在甘肃北部会师,完成进攻宁夏准备;二、12月,以一个方面军拱卫陕甘宁根据地,另两个方面军和东北军合作,乘冰期西渡黄河,占领宁夏以打通与苏联的陆上交通;三、占领宁夏后,红军与东北军合组抗日联军,出兵绥远抗日。在这个宁夏战役计划中,红四方面军的任务是夺取岷县,进攻陇西等地,支援东北军占据兰州,控制河西走廊。随后,中央致电王明,将上述方案报请共产国际批准。9月,共产国际复电同意。
         但是,已经北上的张国焘仍然心绪不宁,“南进”不成又重提“集中兵力西进”,建议占领青海、新疆。于是,9月16至18日,中共中央西北局在岷县召开会议,陈昌浩和朱德坚决反对张国焘不利于三军会师的“西进”意见,主张立即北上甘肃静宁、会宁地区,会合红一方面军联合作战,并制定了《静会战役纲领》。最后,张的意见被否决。会后他对徐向前等人大发牢骚:“我这个主席干不了啦,让昌浩干吧!……我是不行了,到陕北准备坐监狱,开除党籍。四方面军的事情,中央会交给陈昌浩搞的。”19日,针对张国焘的“西进”苗头,中央又致电强调:夺取宁夏,打通苏联,不论在红军发展上,在全国统一战线上,在西北局面上,在作战上,都是决定的一环。 
         9月27日,经多方面争取,张国焘不得不和陈昌浩、朱德、徐向前等联名致电共产国际代表张浩(即---林育英，林彪堂兄）)及中央领导人张闻天、毛泽东,表示尊重共产国际和中央指示,决不再改变。   1936年10月22日,红军三大主力胜利会师。三大主力红军会师西北,造成西北抗日大好局面,这使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蒋介石如芒刺在背,于是调兵遣将急上西北,其战略意图是:一方面,调集30万大军和100架战机,对立足末稳的红军实施最后的“围剿”,将红军主力歼灭于黄河以东的陕甘地区;另一方面,强令张学良、杨虎城执行其“灭共”计划,并在与红军作战中削弱他们的力量,实现其一箭双雕的险恶用心。
       深知蒋介石险恶用心的中共无时不在防备,事事处处施以对策。这时,张学良将军又把蒋介石的有关作战部署通报给中共中央,建议红军尽快实施宁夏战役,控制黄河以西地域,接通与苏联的通道。
       尚在10月11日,中共纵观敌我友三方形势,果断作出提前执行宁夏战役计划,发布了《十月份作战纲领》。其中,红四方面军的作战任务是:一、为阻击南敌进攻,在西(宁)兰(州)通道地区形成扇形运动防御,确保红军主力在预定地区展开;其二,迅速完成造船任务,以3个军西渡黄河攻宁夏。10月24日起,在陈昌浩、徐向前指挥下,红四方面军第30军、9军、5军共约2.2万名指战员奉中央军委命令,相继在甘肃省靖远县渡过黄河,进入河西走廊,执行打通国际路线的宁夏战役计划。
        陈、徐所部强渡黄河后,在“打通国际路线”、“配合一方面军夺取宁夏”的口号鼓舞下,向盘踞甘肃中西部的马步青部、盘踞青海的马步芳部、盘踞宁夏的马鸿逵部(三部统称“马家军”)展开了进攻。不久,由于国民党重兵隔断了河东红军主力与河西红军的联系,宁夏战役被迫取消。之后,河西红军进入孤军奋战时期。
       11月5日,朱德、张国焘致电徐向前、陈昌浩:“你们之河西纵队目前最主要任务是消灭马步芳部,独立开展一个新局面,乘敌人尚不十分注意你们的时候站稳脚跟,……行动要迅速秘密坚决和机断专行。”8日,中央及军委又提出了《作战新计划》,其决心是:放弃夺取宁夏的原计划,将河东3个方面军的主力组成南路军和北路军,南防北攻,进行大规模的战略转移,争取与阎锡山、蒋介石达成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协定;河西部队为西路军,其任务是在河西创立根据地,直接打通远方(苏联),时限为一年。11日,中央正式命令成立西路军军政委员会,由陈昌浩任主席,徐向前任副主席。
         对如此重大的变动,陈昌浩、徐向前当时是一无所知,特别是组成南路军和北路军的战略变动,事后也没有得到通报。11月13日,中共中央致电共产国际:“蒋介石部队已将红军主力与红军渡河者从中隔断,渡河者现组织西路军,受徐向前、陈昌浩指挥,人数二万二千,今其已照国际新的指示向接近新疆之方向前进,首先占领凉州地区,然后向肃州前进。请你们确实无误的准备从新疆接济物品,并以准备情形迅即电告我们。”15日,毛泽东、周恩来电示徐向前、陈昌浩:“(一)同意你们向凉州进。(二)新疆接济正准备中。”对于中央这一重大而突然的战略转变,陈、徐不折不扣地执行了:在西进的大方向上,3个军交替挺进,迅速西插,打了一系列漂亮仗,沉重打击了马家军。 
        但是,4天后的11月19日,由于河东形势的需要,周恩来、林育英、朱德、张国焘又电示陈徐,要求西路军停止西进:“你们任务应在永昌、甘州、凉州、民勤地区创立巩固根据地,……并可以一部在民勤活动,迷惑敌人,使敌疑我西路军有由民勤经定远营配合陕甘主力企图。”
        对于中央的新指示,陈昌浩坚决服从:“马家军基本上已被我击溃,西路军在这里建立根据地不成问题,能够完成任务!”而徐向前则认为:“敌人有根据地,有补充、有兵员,能支待长期作战,而我们则相反。你这个结论根本站不住脚/”陈昌浩说徐向前是“右倾机会主义”,徐向前说陈昌浩头脑发热。陈昌浩找军政委员会其他成员谈话,试图对徐向前的“右倾”开展斗争,因多数人不同意才作罢。
       11月21日20时、23日20时和24时,面对西路军日益兵困马乏的窘境,徐向前亲自起草电文,连续向中央反映实际情况,请求重新考虑西路军的行动方针。23日至28日,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从战略全局出发,数次致电西路军领导人:“远方接济,三个月不要依靠。目前全靠自己团结奋斗,打开局面。”12月6日,毛泽东、周恩来等又致电陈徐,予以宽慰:“远方可于二个半月后将货物送达安西(注:位于甘肃西部,靠近新疆)。” 

      12月,陈昌浩和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彭德怀、张国焘一起,成为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团成员,其在党 内、军内的地位与影响更加突出。12月12日,“西安事变” 发生,军委主席团随即电示陈、徐:西路军目前应在现地 加紧休整,一面争取马家军抗日,一面准备接通兰州、占 领安西。于是,陈、徐率部进行休整,并对马家军开展统 战工作。四五天后——12月18日,军委主席团又电示陈 徐:“你们的任务应基本的放在打通远方上面,限明年一 月份夺取甘、肃二州。”接电后,刚刚解甲的陈、徐立即动 员部队准备西进,准备打击马家军。 
       不久,张学良又向我党、我军提出要求:为巩固西安侧后方的安全,希望西路军派出一部分兵力东返,配合河东红军迎击胡宗南部。为此,中共中央征求西路军意见,能否以一部东进抵兰州附近,在东北军于学忠处补给弹药被服,然后东渡黄河作战。这时,西路军刚动员部队准备西进,现在又要东进,陈、徐为此又发生了争论。陈昌浩主张东进,徐向前从军事角度认为西进最为有利,会议将不同意见上报军委主席团,并暂停西进的动员准备工作。12月25日,在陈昌浩的坚持下,西路军军政委员会经过一番争论后给军委复电:“目前时局的开展,西路军利于东进,我们当坚决执行此任务。”
       就在西路军尚未东进之时,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军委主席团又急电陈、徐:“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前途甚佳,西路军仍执行西进任务,占领甘、肃二州,一部占领安西,开始西进的时机及如何作战,由你们依情况决定。”于是,西路军又由准备东进改为筹划西进。
        从上述史实可以看出,“三大主力会师后,陈昌浩是坚决跟党走的,他对中央不但是坚决服从而且是近乎盲从了”。今天看来,当时陈昌浩的错误主要是政治上原则性太强而军事上灵活性不够。
       12月31日,部队在西进路上举行了辞旧迎新的篝火晚会,广大指战员引吭高歌:“我们是铁的红军,钢的力量,工农的儿女,民族的希望。不打通国际路线,不是红四方面军!但是,陈昌浩没有想到,这竟成了西路军的最后一次集会,最后一次欢乐。
       1937年1月初,陈徐指挥西路军连克高台、临泽。这里人口较多,粮草丰裕,部队准备稍作休整后继续西进,速夺肃州和安西,力争在短期打通国际路线,取得苏联武器装备后再向东打个“回马枪”。
       就在这时,回到南京的蒋介石翻脸不认人,在扣押和审判张学良之余,又调集40个师的兵力向河东红军及东北军逼近,使军委又一次决定变动西路军的作战方向。1937年1月5日,军委主席团电令西路军:“即在高台、临泽地区集结,暂缓西进。”1月7、8日,又连电西路军:“动员全军在临、高地带,以消灭敌人来完成创建根据地的任务。”由于马家军占尽天时、地利,西路军却连补充兵员都困难,因此陈、徐建议红4军、31军西渡黄河来援,但未被批准。这时,他们对军委主席团给西路军的任务一变再变提出了意见。时红军总政委张国焘为向中央“表态”,以个人名义给陈、徐来电,一反常态地强调:“军委对西路军的指示是一贯正确的,对西路军是充分注意到的”,“如果还有因过去认为中央路线不正确而残留对领导的怀疑,是不应当有的”,“应当在部队中,特别在干部中提高党中央和军委的威信。”
        但陈、徐已预感到:在河西走廊、祁连山下的这条弄堂里,等待将士们的将是一场场殊死的决斗。
        1月12日,马家军以一部兵力钳制红9军、30军,然后用重兵对孤守高台的红5军实施全方位的包抄突击,血战一周后军长董振堂、政治部主任杨克明、13师师长叶崇本以下3000多人壮烈牺牲。如今,在高台烈士陵园陈列室里,有一张当年敌人拍下存档的血腥照片——在照片中央的条凳上并排放着董振堂、杨克明、叶崇本的人头,这张照片是西路军最后失败的缩影。
        马家军攻克高台得手后,急转矛头指向临泽西路军指挥部。3天血战后,西路军锐减至1.4万余人,陈、徐下令突围东返。但是,途中在甘州西南地区取得一些胜利后,陈昌浩错误地估计了敌我力量对比,返抵祁连山下的倪家营子,力图贯彻中央“消灭敌人来完成创建根据地的任务”。倪家营子共43个屯庄,南北长约8公里,东西宽约2公里,水丰粮足,每个庄屯都有高2至3米的土围子,便于红军坚守。在此,西路军成立了苏维埃政权,还建立了地方武装。
       2月1日,马家军投入总兵力7万余人,对西路军余部发动总攻。战至2月中旬,西路军先后打退敌人对倪家营子的进攻达八九次,毙伤敌前线总指挥马云海以下1万多人。然而,此时的西路军包括伤病员在内已不足万人。2月24日,身陷困境的西路军再次给中央军委发去了求援的电报,语气悲壮:“请求军委派8个团以上的兵力,西进向凉州地区,以救援西路军”,“不然我们只有抱全部牺牲决心,在此战至最后一滴血而已”。26日,军委主席团复电:“甲、固守五十天。乙、我们正用各种有效方法援助你们。”
        又经过7天的血战,部队伤亡惨重,待援无望。3月14 日,被敌重兵包围的西路军余部3000多人在陈、徐率领 下,从祁连山康龙寺地区边打边撤,最后退守到冰天雪 地的石窝山上。不久,陈昌浩以军政委员会主席名义作 出3项决定:一、他和徐向前离开部队回陕北,向党中央 汇报工作;二、成立西路军工作委员会,由李卓然、李先 念、王树声等组成,统一指挥部队,李先念负责军事指 挥,李卓然负责政治领导;三是将西路军余部分为3个支 队进行游击活动——李先念率领由红30军余部1500多 人组成的左支队,王树声率领由红9军余部组成的右支 队,毕占云率领由伤员、病号和妇女组成的中路支队。后 来,经过47个日夜的血战、从祁连山麓杀抵新疆时,这些 队伍仅余420余人,改编为西路军总支队,对外称“新兵营”。
        面对不肯离队的徐向前,陈昌浩恳切地说:“我们不 能死在这儿,我们要回去和中央斗争去!”他认为,西路 军的失败主要责任在于中央的决策失误。会后,西路军 参谋长李特组织了一个二三十人的小分队负责陈、徐二 人的安全,由西路军总部参谋陈明义、警卫排长肖永银 率领。在路上,陈、徐二人决定分两队回延安:陈明义等 警卫人员携带徐向前密信先行,陈、徐化装成落难的生 意人结伴而行。        在途中,陈昌浩因胃病严重寄寓湖北大悟县人、中医但复三家中多时,徐向前因操山西口音担心暴露而先行赴陕。在但复三的细心照料下,陈昌浩身体逐渐恢复。 后来,但复三知道了陈昌浩身份后,与他结拜为异姓兄 弟,但复三年长为兄。1937年6月底,在陈昌浩坚持要回 延安的情况下,但复三护送他到了甘肃兰州。
        在陈昌浩寻找党组织之时,在延安的中共中央也在 找他。当时,国共两党合作已经开始,兰州已经设立了八 路军办事处。但是,当时陈昌浩并不知道此事,但复三又 护送他到西安。在西安,陈昌浩听到风声说延安正在开 展“反张国焘路线”,作为张国焘主要助手的他担心到延 安后受到批判,就给当时在延安、曾任红四方面军总政 治部秘书长的朱光写信,说他住在西安某旅馆,请他将 信转给“张先生”(张国焘)。陈昌浩没有写明张国焘,也 未署自己的名,但他估计朱、张二人都认识他的字体,看 到他的信后一定会派人到西安接他。结果,这封信却石 沉大海。
        9月初,在焦急中等待的陈昌浩回到了老家,和妻子刘秀贞及两个儿子团聚,后又随但复三到大悟县汪洋店东二里的何氏祠堂居住。在湖北期间,陈昌浩仍坚持地下斗争,并多次潜回鄂豫皖老区,试图重新发动当地群众开创新的局面。由于国民党反动派的残杀,昔日的红区已经变成白区。不得已,陈昌浩将妻子和小儿子托付给但复三照顾,自己继续寻找党组织。
       11月上旬,历尽坎坷的陈昌浩来到延安。他问起朱光信的事,才知道朱光收到了信,“因内容含含糊糊,不得要领,不知是谁写的,加上张国焘当时正受批判,就没有把信转给他”。
       同月,延安召开活动分子会,研究西路军失败的教训,认为西路军的失败应与“张国焘错误路线”   联系起来分析。为此,陈昌浩被免去一切职务,并接受了近一年的审查检讨。在此期间,他独自默默地承担起西路军覆灭的责任,反复表示:“我必须就我的错误向党及红军以至西路军回来的同志与去新疆的同志检讨。”
1938年8月，陈昌浩被分配到中共中央宣传部工作。次年8月27日，陈昌浩携幼子陈祖涛随周恩来夫妇赴苏治疗。飞机在新疆停留期间，陈昌浩随周恩来探视了西路军残部，他对昔日部下说：西路军的失败全是我指挥失误所致，对不起西路军的将士，我应对西路军的失败负全部责任。谈话间，他多次鞠躬谢罪，以至于双手抱拳到额，在场同志无不动容。       在长年“牧羊”苏联期间，陈昌浩在集体农庄里受尽了磨难。1943年起，陈到莫斯科外文出版局工作。在苏联期间，他曾给中共中央发了大量电报，要求返回祖国参加革命，却石沉大海、杳无音讯。        1949年10月(一说1952年6月)，陈昌浩返回北京，受到刘少奇和朱德的热烈欢迎，但他谢绝了所有党内、军内任职，选择了成为一名中共党史的研究学者——先是任中央马列学院副教育长，1953年后任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副局长，主编过《俄华大辞典》，翻译出版了《旅顺口》、《论共产主义教育》等书。        20世纪60年代，陈昌浩曾经返回湖北故乡，在那里见到了许多当年的老部下——而今皆为解放军高级将领，陈在大会上眼含热泪向他的旧部致歉，又一次独自承担起西路军覆灭的历史责任。         即便如此，他还是无法逃脱命运魔爪的无情追击。１９６７年７月，“文化大革命”爆发一年以后，受到秘密指使的红卫兵对他进行了残酷的   “批判斗争”和毒打。陈昌浩亲眼目击彭德怀、徐向前等元帅被戴高帽挂牌游街的景象，又风闻李立三“自杀”及其他的俄国夫人格兰娜的被捕，情知自己“罪大恶极”，厄运难逃，便在寓所   “红霞公寓”   里吞服大量安眠药后永久地睡去。他的尸体被秘密火化后抛弃于荒野。直到今天，北京八宝山公墓的墓穴里，还只有一个空空如也的骨灰盒。  
　　  
       昔日统帅，竟死无葬身之地！   这一年，他才61岁。       陈昌浩的俄藉夫人格兰娜，是莫斯科出生的俄罗斯人，１９６７年，她与前中国国家主席夫人王光美、前中共中央总书记李立三夫人，同时关押进了中国最大的政治监狱－－北京秦城监狱，历时八年，受尽折磨，其罪名是“苏联特务”。而她的所有“罪行”中最致命的一项，是因为她是陈昌浩的妻子。  
   　 陈昌浩之死，引发了党史上著名的“陈昌浩案”——西路军是执行了“张国焘路线”吗?西路军的失败是陈昌浩造成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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