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踪的红军高级将领：陈昌浩

陈昌浩生1906年，是中国近代史大起大落的人物。1930年11月从苏联回国后，任中共鄂豫皖中央分局委员兼共青团中央鄂豫皖分局书记、红四军政委、第四方面军政委。1932年10月参与指挥红四方面军由鄂豫皖苏区向西转移。后任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第四方面军（兼西北军区）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参与创建川陕苏区，同徐向前等指挥反"三路围攻"、反"六路围攻"。1934年1月六届五中全会选为候补中央委员，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1935年5月参加长征。第一方面军与第四方面军会师后，兼红军前敌总指挥部政委。1936年11月西路军军政委员会主席。12月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1937年3月西路军西渡黄河兵败河西走廊。
1935年毛泽东、朱德率第一方面军与四方面军的张国焘、陈昌浩会合。中央红军剩1万多人，到达陕北后仅剩8000人，第四方面军有8万，武器精良。
毛泽东要求张国焘率部"北上"，张国焘欲"挥师南下"。张国涛密电给陈昌浩，指示陈昌浩劝毛泽东与其一并南下，"如他们不听劝告，应监视其行动。若坚持北进，则应开展党内斗争，彻底解决之"。
"左路军"参谋长叶剑英，截获密电，连夜策马飞奔，前往毛泽东驻地密报。毛泽东大惊失色，当夜率"党中央"及部队秘密"北上"，撤离"险境"，这就是"密电事件"。毛泽东称赞叶剑英每逢大事不糊涂，就指这件事。毛泽东与陈昌浩的嫌隙，出于此。
"密电"，在事件发生后不翼而飞，此案有关的当事人，先后作古。陈昌浩生前对儿子陈祖谟表示，从没见过这份"密电"。一些当时的四方面军将士和党史研究者发表谈话和文章，否认"密电"的存在。    陈昌浩之所以在"密电"一事上大喊冤屈，用他的话来说根本就不曾见过这份密电。陈昌洁曾言自己也是共产党的高级领导人，决不会做出自相残杀的糊涂事来，陈昌浩在四方面军也是"党指挥枪"，八万重兵在握，精良的武器和大片根据地，要想致毛泽东死地，相信易如反掌，陈昌浩根本没有对毛泽东下毒手意思。没有"密电"一事，陈昌浩也不可能成为毛泽东信任的人，陈昌浩已经卷入了毛泽东与张国焘的激烈路线分歧斗争。
1937年，红军西路军主力两万余人在甘肃一带被马家军围歼，全军覆没，成为红军史上最严重的一次惨败，只有数千幸存者侥幸逃脱，他们以后成为新组建的由邓小平、刘伯承指挥的"第一野战军"的骨干，而陈昌浩和徐向前均靠化装行乞才脱离危难。    "党史"都称，这是由于该军领导人错误地执行了张国焘的"逃跑主义"和"分裂主义"路线的结果。但，中共中央档案馆的资料和徐向前临终撰"回忆录"， "西路军"领导人陈昌浩（军政委员会主席暨中共中央常委）和徐向前总指挥，是严格按中央军委的电报指示指挥军队行动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央经过认真调查研究，作出了这支部队西渡黄河与转战河西走廊，是执行中央军委命令的结论。徐向前认为，这是实事求是的历史结论。
徐向前回忆录中暗示，陈昌浩的责任只是在于，由于担心再犯"路线错误"，未能及时反抗中央军委的指挥，而是逆来顺受、惟命令是听，从而遭到以骠悍的回民为主体的"马家军"的围歼。两万红军战士埋骨高原，大批女兵被奸杀和沦为乞丐。中央军委应对此承担主要责任，而不应将责任推到西路军领导人之一陈昌浩身上。在短短几个月中，"中央军委"一会儿要求 "西路军""东进"，一会儿要求其"西进"，一会儿又要求其"原地待命"。更为不可思议的是，当西路军损兵折将，好不容易杀出重围之后，"中央军委"竟不顾严峻情势，再次下令"原地坚持"，致使该军失去最后的生机，被紧追而来的敌军团团包围，数万红军将士被屠杀殆尽。    在西路军全部人马已不足万人，伤病号占1/3，处境十分危急时的1937年2月13日，西路军军政委员会致电中央说："我们详细考虑及根据百余日苦战的教训，认为四军、三十一军此时不能归还建制夹击二马，则西路军无法完成西进任务。决心在甘州、抚高地区乘机击敌，俟天气稍暖即转到西宁、大通一带活动。因拼战而不能根本战胜敌人，持久消耗实为不利也。"17日中央复电陈徐，不同意西路军出青海大通的意见，并指出："你们（对）过去所犯的政治错误，究竟有何种程度的认识？何种程度的自我批评与何等程度的转变呢？我们认为，你们今后的胜利是与（对）过去政治错误的正确认识与彻底转变是有关系的，你们认为是否如此呢？"这个电文把当时的行动方针问题与历史上的政治路线问题紧紧地捆绑在一起，它给西路军军政委员们特别是主席陈昌浩的政治压力可想可知。21日晚，西路军重返倪家营子。党中央及军委致电西路军，要求他们："望全体指战员，坚持党和红军的光荣旗帜，奋斗到最后一个人，最后一滴血，绝境中求胜利，全党和全体红军誓为你们的后盾。"24日陈昌浩、徐向前致告急电文汇报险恶的处境，在表示"战至最后一滴血"决心的同时，恳请中央抽调"八个足团，一两千骑"驰援；26日军委主席团复电要求他们"固守五十天"。在弹尽粮绝，伤亡惨重及马家军赶尽杀绝的情况下，全军覆没。
陈昌浩1937年8月下旬潜回延安之时，中央正在开展对张国焘路线的清算，西路军失败已与张国焘路线联结在一起。3月31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出的《关于张国焘同志错误的决议》下了定论：西路军向甘北前进与西路军严重失败的主要原因，是由于没有克服张国焘路线。
80年代初，朱玉帮助徐向前元帅整理回忆录。发现了毛泽东下令四方面军人马西渡黄河和成立西路军的电文，以及其他一些人们所不知晓的情况，进而在史学界首次提出了西路军问题的现有定性、定位很为不妥。毛泽东电文的发现，说明大军西进是领受了党中央的命令肩负打通国际路线重大使命，以接应共产国际给予党和红军的物资接济，并策应河东红军和友军的战略行动而向西战斗前进。    李先念接到小平批转的朱玉的汇报文件和批示后，派人用不少精力和一年时间广为查阅中央档案中的大量电报文件，并结合自己当年在陈昌浩、徐向前指挥下，率军渡黄河、战"走廊"、过祁连山、出星星峡进入新疆的亲身经历， 1983年2月写出《关于西路军历史上几个问题的说明》说："上述主要历史事实说明，西路军执行的任务是中央决定的。西路军自始至终都在中央军委领导之下，重要军事行动也是中央军委指示或经中央军委同意的。因此，西路军的问题同张国焘一九三五年九月擅自命令四方面军南下的问题性质不同。西路军是根据中央指示在甘肃河西走廊创立根据地和打通苏联，不能说是‘执行张国焘路线'。"李先念将此《说明》送陈云看。陈云是1936年秋从共产国际(莫斯科)专程赴新疆去迎接西路军的，。
1983年3月8日陈云文字表态："先念同志：你写的关于西路军历史上几个问题的说明和所有附件，我都看了两遍。这些附件都是党内历史电报，我赞成把此件存中央党史研究室和党的中央档案馆。先请小平同志阅后再交中央常委一阅。" 12日，李先念给邓小平一信说："送上《关于西路军历史上几个问题的说明》和陈云同志的批语，请阅。您在一九八一年十月三十日，曾将竹郁（朱玉）同志写的《‘西路军'疑》一文批给我看，我又送给了陈云同志，因为陈云同志对西路军的问题有些了解。他看后要我写份材料存档。由于我对当时的全面情况了解不多，四十多年来又没有研究过，对重要历史事实根本不清楚。近一年来，我花了点时间回忆，又派秘书查阅一些历史档案，才写出这份材料，并请(徐)向前同志看过。请您审改后，可否按陈云同志的意见处理。请予指示。"
邓小平22日批示："赞成这个《说明》，同意全件存档。"("全件"指包括先念同志选送的一批电报在内)。当时的其他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胡耀邦、叶剑英、赵紫阳都圈阅同意。
1991年7月李先念看到中共党史上卷有关西路军一段内容的阐述，违背党中央已定且多次正式文字使用了的口径(指大百科全书军事卷有关条目、红四方面军战史、全国人大和国务院对徐向前逝世的讣告、徐向前生平介绍等文)，只讲"奉命过河"，不讲奉谁的命。李先念很生气地于7月8日写信给中央党史工作领导小组组长杨尚昆和副组长薄一波、胡乔木、胡绳、邓力群，对此提出尖锐批评。他激愤地指出："‘奉命'，‘奉命'，奉谁的命令？！几十年来一直说‘西路军是奉张国焘之命西渡黄河的'，甚至说‘西路军是张国焘擅自组成的'，‘西路军是张国焘错误路线的牺牲品'，等等。......现在中央正式出版的党史版本，竟用如此含糊不清的春秋笔法，对得起壮烈牺牲的一万多名西路军将士吗？"有关同志作出检讨，已经印刷的书籍拆了重印、重装。现在的众多资料显示，西路军政委陈昌浩和总指挥徐向前正是执行了中央军委的电令，在率军渡过黄河之后，在祁连山与大漠之间的数千公里的狭长地带，遭到以回民为主体的马步芳、马鸿逵等骑兵部队的围剿，几乎全军覆灭，成为红军战史上最惨重的失败。    西路军兵败后剩下不多人员化整为零分散突围，陈昌浩、徐向前二人在突围时曾经歇脚在一个叫大马营的村子中，一个叫但复三的百姓让他们留宿。正巧，但复三是陈昌浩的湖北老乡，高烧不退的陈昌浩实在不能行动了，再者也怕连累同生共死的徐向前，便住下来养病，徐向前一个人沿着祁连山的戈壁滩昼夜兼程，最终回到延安。在保存下来的红四方面军改编为八路军一二九师后，徐向前担任了副师长，成为八路军中的一员重要将领，建国后成为共和国的元帅。1937年6月的一天，陈昌洁辗转来到武汉。此后，陈昌浩人生的轨迹与自己的老搭档徐向前迥然相异，这恐怕是两人分手时所无法料到的。其实，就当时特定的历史情况看，即便是陈昌浩也与徐向前一起到达延安，中央也得找一个西路军兵败的替罪羊。陈昌浩来到武汉的第二天，就来到革命老区湖北英山县，打算在这儿重举义旗，建立一支抗日武装。但当地的反动武装非常嚣张，陈昌浩感到自己的愿望难以实现。此时的陈昌浩思念亲人的心情更加强烈，于是给他在汉阳老家的亲友写了一封信，约他们见面。在汉口，与阔别10年的老母和妻儿见过面后，陈昌浩了却了一桩心事，然后赶赴陕北。回到延安后不久，他因患有严重的胃溃疡，被批准到苏联治病。长达10多年漂泊异国的生涯。
日本侵华期间，陈昌浩曾给中共中央、苏共中央和共产国际多次发电报或写信要求回国参战，但都没有回音。抗日战争结束后，远在苏联的陈昌浩又多次给党中央发电报或写信，要求回国参加解放战争。但他始终没有收到回信。是党中央没有收到陈昌浩的信，还是历史和党中央遗弃了他？没人能说得清楚。蔡畅曾途径莫斯科，专门看望了陈昌浩。通过蔡畅，陈昌浩再次向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主席表达了回国服务的请求。可见陈昌浩回国的愿望一直没死，他反复多次给党中央写信，带口信，一而再、再而三的要求回国参加工作，可以看出那个年代，一位曾经的红军高级将领报国的决心还是高于一切的。
1951年，离开祖国十余年的陈昌浩才得以回国。刘少奇等代表党中央，到北京站迎接他。老战友，时任解放军总参谋长的徐向前邀请陈昌浩和在红四方面军工作过的一些老同志，在徐向前的寓所里聚会。在昔日的老战友家里，陈昌浩像一个落魄之人，低着头，弯着腰，与他昔日之战友、部属，当时共和国的将军们、部长们一一拱手，表示歉意。当他和前妻、时任纺织工业部副部长的张琴秋紧紧握手时，非常愧疚，连声说道："琴秋，你受苦了！我对不起你呀！"   1962年5月，他返回湖北故乡，在那里见到了数百名当年的红四方面军部下，而今皆为解放军高级将领。陈在大会上眼含热泪向他的旧部致歉，独自承担起西路军覆灭的责任。在"文革"被"红卫兵"、"造反派"们无休止地揪斗。1967年7月30日陈昌浩吞安眠药离世。61岁。    1980年8月21日党中央为陈昌浩举行追悼会。经党中央审定的悼词称：陈昌浩同志为"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忠诚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他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忠于党忠于人民的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