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陈昌浩（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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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10月22日,红军三大主力胜利会师。三大主力红军会师西北,造成西北抗日大好局面,这使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蒋介石如芒刺在背,于是调兵遣将急上西北,其战略意图是:一方面,调集30万大军和100架战机,对立足末稳的红军实施最后的“围剿”,将红军主力歼灭于黄河以东的陕甘地区;另一方面,强令张学良、杨虎城执行其“灭共”计划,并在与红军作战中削弱他们的力量,实现其一箭双雕的险恶用心。
深知蒋介石险恶用心的中共无时不在防备,事事处处施以对策。这时,张学良将军又把蒋介石的有关作战部署通报给中共中央,建议红军尽快实施宁夏战役,控制黄河以西地域,接通与苏联的通道。
尚在10月11日,中共纵观敌我友三方形势,果断作出提前执行宁夏战役计划,发布了《十月份作战纲领》。其中,红四方面军的作战任务是:一、为阻击南敌进攻,在西(宁)兰(州)通道地区形成扇形运动防御,确保红军主力在预定地区展开;其二,迅速完成造船任务,以3个军西渡黄河攻宁夏。10月24日起,在陈昌浩、徐向前指挥下,红四方面军第30军、9军、5军共约2.2万名指战员奉中央军委命令,相继在甘肃省靖远县渡过黄河,进入河西走廊,执行打通国际路线的宁夏战役计划。
陈、徐所部强渡黄河后,在“打通国际路线”、“配合一方面军夺取宁夏”的口号鼓舞下,向盘踞甘肃中西部的马步青部、盘踞青海的马步芳部、盘踞宁夏的马鸿逵部(三部统称“马家军”)展开了进攻。不久,由于国民党重兵隔断了河东红军主力与河西红军的联系,宁夏战役被迫取消。之后,河西红军进入孤军奋战时期。
11月5日,朱德、张国焘致电徐向前、陈昌浩:“你们之河西纵队目前最主要任务是消灭马步芳部,独立开展一个新局面,乘敌人尚不十分注意你们的时候站稳脚跟,……行动要迅速秘密坚决和机断专行。”8日,中央及军委又提出了《作战新计划》,其决心是:放弃夺取宁夏的原计划,将河东3个方面军的主力组成南路军和北路军,南防北攻,进行大规模的战略转移,争取与阎锡山、蒋介石达成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协定;河西部队为西路军,其任务是在河西创立根据地,直接打通远方(苏联),时限为一年。11日,中央正式命令成立西路军军政委员会,由陈昌浩任主席,徐向前任副主席。
对如此重大的变动,陈昌浩、徐向前当时是一无所知,特别是组成南路军和北路军的战略变动,事后也没有得到通报。11月13日,中共中央致电共产国际:“蒋介石部队已将红军主力与红军渡河者从中隔断,渡河者现组织西路军,受徐向前、陈昌浩指挥,人数二万二千,今其已照国际新的指示向接近新疆之方向前进,首先占领凉州地区,然后向肃州前进。请你们确实无误的准备从新疆接济物品,并以准备情形迅即电告我们。”15日,毛泽东、周恩来电示徐向前、陈昌浩:“(一)同意你们向凉州进。(二)新疆接济正准备中。”对于中央这一重大而突然的战略转变,陈、徐不折不扣地执行了:在西进的大方向上,3个军交替挺进,迅速西插,打了一系列漂亮仗,沉重打击了马家军。
但是,4天后的11月19日,由于河东形势的需要,周恩来、林育英、朱德、张国焘又电示陈徐,要求西路军停止西进:“你们任务应在永昌、甘州、凉州、民勤地区创立巩固根据地,……并可以一部在民勤活动,迷惑敌人,使敌疑我西路军有由民勤经定远营配合陕甘主力企图。”
对于中央的新指示,陈昌浩坚决服从:“马家军基本上已被我击溃,西路军在这里建立根据地不成问题,能够完成任务!”而徐向前则认为:“敌人有根据地,有补充、有兵员,能支待长期作战,而我们则相反。你这个结论根本站不住脚/”陈昌浩说徐向前是“右倾机会主义”,徐向前说陈昌浩头脑发热。陈昌浩找军政委员会其他成员谈话,试图对徐向前的“右倾”开展斗争,因多数人不同意才作罢。
11月21日20时、23日20时和24时,面对西路军日益兵困马乏的窘境,徐向前亲自起草电文,连续向中央反映实际情况,请求重新考虑西路军的行动方针。23日至28日,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从战略全局出发,数次致电西路军领导人:“远方接济,三个月不要依靠。目前全靠自己团结奋斗,打开局面。”12月6日,毛泽东、周恩来等又致电陈徐,予以宽慰:“远方可于二个半月后将货物送达安西(注:位于甘肃西部,靠近新疆)。”
12月,陈昌浩和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彭德怀、张国焘一起,成为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团成员,其在党 内、军内的地位与影响更加突出。12月12日,“西安事变” 发生,军委主席团随即电示陈、徐:西路军目前应在现地 加紧休整,一面争取马家军抗日,一面准备接通兰州、占 领安西。于是,陈、徐率部进行休整,并对马家军开展统 战工作。四五天后——12月18日,军委主席团又电示陈 徐:“你们的任务应基本的放在打通远方上面,限明年一 月份夺取甘、肃二州。”接电后,刚刚解甲的陈、徐立即动 员部队准备西进,准备打击马家军。
不久,张学良又向我党、我军提出要求:为巩固西安侧后方的安全,希望西路军派出一部分兵力东返,配合河东红军迎击胡宗南部。为此,中共中央征求西路军意见,能否以一部东进抵兰州附近,在东北军于学忠处补给弹药被服,然后东渡黄河作战。这时,西路军刚动员部队准备西进,现在又要东进,陈、徐为此又发生了争论。陈昌浩主张东进,徐向前从军事角度认为西进最为有利,会议将不同意见上报军委主席团,并暂停西进的动员准备工作。12月25日,在陈昌浩的坚持下,西路军军政委员会经过一番争论后给军委复电:“目前时局的开展,西路军利于东进,我们当坚决执行此任务。”
就在西路军尚未东进之时,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军委主席团又急电陈、徐:“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前途甚佳,西路军仍执行西进任务,占领甘、肃二州,一部占领安西,开始西进的时机及如何作战,由你们依情况决定。”于是,西路军又由准备东进改为筹划西进。
从上述史实可以看出,“三大主力会师后,陈昌浩是坚决跟党走的,他对中央不但是坚决服从而且是近乎盲从了”。今天看来,当时陈昌浩的错误主要是政治上原则性太强而军事上灵活性不够。
12月31日,部队在西进路上举行了辞旧迎新的篝火晚会,广大指战员引吭高歌:“我们是铁的红军,钢的力量,工农的儿女,民族的希望。不打通国际路线,不是红四方面军!但是,陈昌浩没有想到,这竟成了西路军的最后一次集会,最后一次欢乐。
1937年1月初,陈徐指挥西路军连克高台、临泽。这里人口较多,粮草丰裕,部队准备稍作休整后继续西进,速夺肃州和安西,力争在短期打通国际路线,取得苏联武器装备后再向东打个“回马枪”。
就在这时,回到南京的蒋介石翻脸不认人,在扣押和审判张学良之余,又调集40个师的兵力向河东红军及东北军逼近,使军委又一次决定变动西路军的作战方向。1937年1月5日,军委主席团电令西路军:“即在高台、临泽地区集结,暂缓西进。”1月7、8日,又连电西路军:“动员全军在临、高地带,以消灭敌人来完成创建根据地的任务。”由于马家军占尽天时、地利,西路军却连补充兵员都困难,因此陈、徐建议红4军、31军西渡黄河来援,但未被批准。这时,他们对军委主席团给西路军的任务一变再变提出了意见。时红军总政委张国焘为向中央“表态”,以个人名义给陈、徐来电,一反常态地强调:“军委对西路军的指示是一贯正确的,对西路军是充分注意到的”,“如果还有因过去认为中央路线不正确而残留对领导的怀疑,是不应当有的”,“应当在部队中,特别在干部中提高党中央和军委的威信。”
但陈、徐已预感到:在河西走廊、祁连山下的这条弄堂里,等待将士们的将是一场场殊死的决斗。
1月12日,马家军以一部兵力钳制红9军、30军,然后用重兵对孤守高台的红5军实施全方位的包抄突击,血战一周后军长董振堂、政治部主任杨克明、13师师长叶崇本以下3000多人壮烈牺牲。如今,在高台烈士陵园陈列室里,有一张当年敌人拍下存档的血腥照片——在照片中央的条凳上并排放着董振堂、杨克明、叶崇本的人头,这张照片是西路军最后失败的缩影。
马家军攻克高台得手后,急转矛头指向临泽西路军指挥部。3天血战后,西路军锐减至1.4万余人,陈、徐下令突围东返。但是,途中在甘州西南地区取得一些胜利后,陈昌浩错误地估计了敌我力量对比,返抵祁连山下的倪家营子,力图贯彻中央“消灭敌人来完成创建根据地的任务”。倪家营子共43个屯庄,南北长约8公里,东西宽约2公里,水丰粮足,每个庄屯都有高2至3米的土围子,便于红军坚守。在此,西路军成立了苏维埃政权,还建立了地方武装。
2月1日,马家军投入总兵力7万余人,对西路军余部发动总攻。战至2月中旬,西路军先后打退敌人对倪家营子的进攻达八九次,毙伤敌前线总指挥马云海以下1万多人。然而,此时的西路军包括伤病员在内已不足万人。2月24日,身陷困境的西路军再次给中央军委发去了求援的电报,语气悲壮:“请求军委派8个团以上的兵力,西进向凉州地区,以救援西路军”,“不然我们只有抱全部牺牲决心,在此战至最后一滴血而已”。26日,军委主席团复电:“甲、固守五十天。乙、我们正用各种有效方法援助你们。”
又经过7天的血战,部队伤亡惨重,待援无望。3月14 日,被敌重兵包围的西路军余部3000多人在陈、徐率领 下,从祁连山康龙寺地区边打边撤,最后退守到冰天雪 地的石窝山上。不久,陈昌浩以军政委员会主席名义作 出3项决定:一、他和徐向前离开部队回陕北,向党中央 汇报工作;二、成立西路军工作委员会,由李卓然、李先 念、王树声等组成,统一指挥部队,李先念负责军事指 挥,李卓然负责政治领导;三是将西路军余部分为3个支 队进行游击活动——李先念率领由红30军余部1500多 人组成的左支队,王树声率领由红9军余部组成的右支 队,毕占云率领由伤员、病号和妇女组成的中路支队。后 来,经过47个日夜的血战、从祁连山麓杀抵新疆时,这些 队伍仅余420余人,改编为西路军总支队,对外称“新兵营”。
面对不肯离队的徐向前,陈昌浩恳切地说:“我们不 能死在这儿,我们要回去和中央斗争去!”他认为,西路 军的失败主要责任在于中央的决策失误。会后,西路军 参谋长李特组织了一个二三十人的小分队负责陈、徐二 人的安全,由西路军总部参谋陈明义、警卫排长肖永银 率领。在路上,陈、徐二人决定分两队回延安:陈明义等 警卫人员携带徐向前密信先行,陈、徐化装成落难的生 意人结伴而行。
在途中,陈昌浩因胃病严重寄寓湖北大悟县人、中医但复三家中多时,徐向前因操山西口音担心暴露而先行赴陕。在但复三的细心照料下,陈昌浩身体逐渐恢复。 后来,但复三知道了陈昌浩身份后,与他结拜为异姓兄 弟,但复三年长为兄。1937年6月底,在陈昌浩坚持要回 延安的情况下,但复三护送他到了甘肃兰州。
在陈昌浩寻找党组织之时,在延安的中共中央也在 找他。当时,国共两党合作已经开始,兰州已经设立了八 路军办事处。但是,当时陈昌浩并不知道此事,但复三又 护送他到西安。在西安,陈昌浩听到风声说延安正在开 展“反张国焘路线”,作为张国焘主要助手的他担心到延 安后受到批判,就给当时在延安、曾任红四方面军总政 治部秘书长的朱光写信,说他住在西安某旅馆,请他将 信转给“张先生”(张国焘)。陈昌浩没有写明张国焘,也 未署自己的名,但他估计朱、张二人都认识他的字体,看 到他的信后一定会派人到西安接他。结果,这封信却石 沉大海。
9月初,在焦急中等待的陈昌浩回到了老家,和妻子刘秀贞及两个儿子团聚,后又随但复三到大悟县汪洋店东二里的何氏祠堂居住。在湖北期间,陈昌浩仍坚持地下斗争,并多次潜回鄂豫皖老区,试图重新发动当地群众开创新的局面。由于国民党反动派的残杀,昔日的红区已经变成白区。不得已,陈昌浩将妻子和小儿子托付给但复三照顾,自己继续寻找党组织。
11月上旬,历尽坎坷的陈昌浩来到延安。他问起朱光信的事,才知道朱光收到了信,“因内容含含糊糊,不得要领,不知是谁写的,加上张国焘当时正受批判,就没有把信转给他”。
同月,延安召开活动分子会,研究西路军失败的教训,认为西路军的失败应与“张国焘错误路线” 联系起来分析。为此,陈昌浩被免去一切职务,并接受了近一年的审查检讨。在此期间,他独自默默地承担起西路军覆灭的责任,反复表示:“我必须就我的错误向党及红军以至西路军回来的同志与去新疆的同志检讨。”
深知蒋介石险恶用心的中共无时不在防备,事事处处施以对策。这时,张学良将军又把蒋介石的有关作战部署通报给中共中央,建议红军尽快实施宁夏战役,控制黄河以西地域,接通与苏联的通道。
尚在10月11日,中共纵观敌我友三方形势,果断作出提前执行宁夏战役计划,发布了《十月份作战纲领》。其中,红四方面军的作战任务是:一、为阻击南敌进攻,在西(宁)兰(州)通道地区形成扇形运动防御,确保红军主力在预定地区展开;其二,迅速完成造船任务,以3个军西渡黄河攻宁夏。10月24日起,在陈昌浩、徐向前指挥下,红四方面军第30军、9军、5军共约2.2万名指战员奉中央军委命令,相继在甘肃省靖远县渡过黄河,进入河西走廊,执行打通国际路线的宁夏战役计划。
陈、徐所部强渡黄河后,在“打通国际路线”、“配合一方面军夺取宁夏”的口号鼓舞下,向盘踞甘肃中西部的马步青部、盘踞青海的马步芳部、盘踞宁夏的马鸿逵部(三部统称“马家军”)展开了进攻。不久,由于国民党重兵隔断了河东红军主力与河西红军的联系,宁夏战役被迫取消。之后,河西红军进入孤军奋战时期。
11月5日,朱德、张国焘致电徐向前、陈昌浩:“你们之河西纵队目前最主要任务是消灭马步芳部,独立开展一个新局面,乘敌人尚不十分注意你们的时候站稳脚跟,……行动要迅速秘密坚决和机断专行。”8日,中央及军委又提出了《作战新计划》,其决心是:放弃夺取宁夏的原计划,将河东3个方面军的主力组成南路军和北路军,南防北攻,进行大规模的战略转移,争取与阎锡山、蒋介石达成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协定;河西部队为西路军,其任务是在河西创立根据地,直接打通远方(苏联),时限为一年。11日,中央正式命令成立西路军军政委员会,由陈昌浩任主席,徐向前任副主席。
对如此重大的变动,陈昌浩、徐向前当时是一无所知,特别是组成南路军和北路军的战略变动,事后也没有得到通报。11月13日,中共中央致电共产国际:“蒋介石部队已将红军主力与红军渡河者从中隔断,渡河者现组织西路军,受徐向前、陈昌浩指挥,人数二万二千,今其已照国际新的指示向接近新疆之方向前进,首先占领凉州地区,然后向肃州前进。请你们确实无误的准备从新疆接济物品,并以准备情形迅即电告我们。”15日,毛泽东、周恩来电示徐向前、陈昌浩:“(一)同意你们向凉州进。(二)新疆接济正准备中。”对于中央这一重大而突然的战略转变,陈、徐不折不扣地执行了:在西进的大方向上,3个军交替挺进,迅速西插,打了一系列漂亮仗,沉重打击了马家军。
但是,4天后的11月19日,由于河东形势的需要,周恩来、林育英、朱德、张国焘又电示陈徐,要求西路军停止西进:“你们任务应在永昌、甘州、凉州、民勤地区创立巩固根据地,……并可以一部在民勤活动,迷惑敌人,使敌疑我西路军有由民勤经定远营配合陕甘主力企图。”
对于中央的新指示,陈昌浩坚决服从:“马家军基本上已被我击溃,西路军在这里建立根据地不成问题,能够完成任务!”而徐向前则认为:“敌人有根据地,有补充、有兵员,能支待长期作战,而我们则相反。你这个结论根本站不住脚/”陈昌浩说徐向前是“右倾机会主义”,徐向前说陈昌浩头脑发热。陈昌浩找军政委员会其他成员谈话,试图对徐向前的“右倾”开展斗争,因多数人不同意才作罢。
11月21日20时、23日20时和24时,面对西路军日益兵困马乏的窘境,徐向前亲自起草电文,连续向中央反映实际情况,请求重新考虑西路军的行动方针。23日至28日,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从战略全局出发,数次致电西路军领导人:“远方接济,三个月不要依靠。目前全靠自己团结奋斗,打开局面。”12月6日,毛泽东、周恩来等又致电陈徐,予以宽慰:“远方可于二个半月后将货物送达安西(注:位于甘肃西部,靠近新疆)。”
12月,陈昌浩和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彭德怀、张国焘一起,成为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团成员,其在党 内、军内的地位与影响更加突出。12月12日,“西安事变” 发生,军委主席团随即电示陈、徐:西路军目前应在现地 加紧休整,一面争取马家军抗日,一面准备接通兰州、占 领安西。于是,陈、徐率部进行休整,并对马家军开展统 战工作。四五天后——12月18日,军委主席团又电示陈 徐:“你们的任务应基本的放在打通远方上面,限明年一 月份夺取甘、肃二州。”接电后,刚刚解甲的陈、徐立即动 员部队准备西进,准备打击马家军。
不久,张学良又向我党、我军提出要求:为巩固西安侧后方的安全,希望西路军派出一部分兵力东返,配合河东红军迎击胡宗南部。为此,中共中央征求西路军意见,能否以一部东进抵兰州附近,在东北军于学忠处补给弹药被服,然后东渡黄河作战。这时,西路军刚动员部队准备西进,现在又要东进,陈、徐为此又发生了争论。陈昌浩主张东进,徐向前从军事角度认为西进最为有利,会议将不同意见上报军委主席团,并暂停西进的动员准备工作。12月25日,在陈昌浩的坚持下,西路军军政委员会经过一番争论后给军委复电:“目前时局的开展,西路军利于东进,我们当坚决执行此任务。”
就在西路军尚未东进之时,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军委主席团又急电陈、徐:“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前途甚佳,西路军仍执行西进任务,占领甘、肃二州,一部占领安西,开始西进的时机及如何作战,由你们依情况决定。”于是,西路军又由准备东进改为筹划西进。
从上述史实可以看出,“三大主力会师后,陈昌浩是坚决跟党走的,他对中央不但是坚决服从而且是近乎盲从了”。今天看来,当时陈昌浩的错误主要是政治上原则性太强而军事上灵活性不够。
12月31日,部队在西进路上举行了辞旧迎新的篝火晚会,广大指战员引吭高歌:“我们是铁的红军,钢的力量,工农的儿女,民族的希望。不打通国际路线,不是红四方面军!但是,陈昌浩没有想到,这竟成了西路军的最后一次集会,最后一次欢乐。
1937年1月初,陈徐指挥西路军连克高台、临泽。这里人口较多,粮草丰裕,部队准备稍作休整后继续西进,速夺肃州和安西,力争在短期打通国际路线,取得苏联武器装备后再向东打个“回马枪”。
就在这时,回到南京的蒋介石翻脸不认人,在扣押和审判张学良之余,又调集40个师的兵力向河东红军及东北军逼近,使军委又一次决定变动西路军的作战方向。1937年1月5日,军委主席团电令西路军:“即在高台、临泽地区集结,暂缓西进。”1月7、8日,又连电西路军:“动员全军在临、高地带,以消灭敌人来完成创建根据地的任务。”由于马家军占尽天时、地利,西路军却连补充兵员都困难,因此陈、徐建议红4军、31军西渡黄河来援,但未被批准。这时,他们对军委主席团给西路军的任务一变再变提出了意见。时红军总政委张国焘为向中央“表态”,以个人名义给陈、徐来电,一反常态地强调:“军委对西路军的指示是一贯正确的,对西路军是充分注意到的”,“如果还有因过去认为中央路线不正确而残留对领导的怀疑,是不应当有的”,“应当在部队中,特别在干部中提高党中央和军委的威信。”
但陈、徐已预感到:在河西走廊、祁连山下的这条弄堂里,等待将士们的将是一场场殊死的决斗。
1月12日,马家军以一部兵力钳制红9军、30军,然后用重兵对孤守高台的红5军实施全方位的包抄突击,血战一周后军长董振堂、政治部主任杨克明、13师师长叶崇本以下3000多人壮烈牺牲。如今,在高台烈士陵园陈列室里,有一张当年敌人拍下存档的血腥照片——在照片中央的条凳上并排放着董振堂、杨克明、叶崇本的人头,这张照片是西路军最后失败的缩影。
马家军攻克高台得手后,急转矛头指向临泽西路军指挥部。3天血战后,西路军锐减至1.4万余人,陈、徐下令突围东返。但是,途中在甘州西南地区取得一些胜利后,陈昌浩错误地估计了敌我力量对比,返抵祁连山下的倪家营子,力图贯彻中央“消灭敌人来完成创建根据地的任务”。倪家营子共43个屯庄,南北长约8公里,东西宽约2公里,水丰粮足,每个庄屯都有高2至3米的土围子,便于红军坚守。在此,西路军成立了苏维埃政权,还建立了地方武装。
2月1日,马家军投入总兵力7万余人,对西路军余部发动总攻。战至2月中旬,西路军先后打退敌人对倪家营子的进攻达八九次,毙伤敌前线总指挥马云海以下1万多人。然而,此时的西路军包括伤病员在内已不足万人。2月24日,身陷困境的西路军再次给中央军委发去了求援的电报,语气悲壮:“请求军委派8个团以上的兵力,西进向凉州地区,以救援西路军”,“不然我们只有抱全部牺牲决心,在此战至最后一滴血而已”。26日,军委主席团复电:“甲、固守五十天。乙、我们正用各种有效方法援助你们。”
又经过7天的血战,部队伤亡惨重,待援无望。3月14 日,被敌重兵包围的西路军余部3000多人在陈、徐率领 下,从祁连山康龙寺地区边打边撤,最后退守到冰天雪 地的石窝山上。不久,陈昌浩以军政委员会主席名义作 出3项决定:一、他和徐向前离开部队回陕北,向党中央 汇报工作;二、成立西路军工作委员会,由李卓然、李先 念、王树声等组成,统一指挥部队,李先念负责军事指 挥,李卓然负责政治领导;三是将西路军余部分为3个支 队进行游击活动——李先念率领由红30军余部1500多 人组成的左支队,王树声率领由红9军余部组成的右支 队,毕占云率领由伤员、病号和妇女组成的中路支队。后 来,经过47个日夜的血战、从祁连山麓杀抵新疆时,这些 队伍仅余420余人,改编为西路军总支队,对外称“新兵营”。
面对不肯离队的徐向前,陈昌浩恳切地说:“我们不 能死在这儿,我们要回去和中央斗争去!”他认为,西路 军的失败主要责任在于中央的决策失误。会后,西路军 参谋长李特组织了一个二三十人的小分队负责陈、徐二 人的安全,由西路军总部参谋陈明义、警卫排长肖永银 率领。在路上,陈、徐二人决定分两队回延安:陈明义等 警卫人员携带徐向前密信先行,陈、徐化装成落难的生 意人结伴而行。
在途中,陈昌浩因胃病严重寄寓湖北大悟县人、中医但复三家中多时,徐向前因操山西口音担心暴露而先行赴陕。在但复三的细心照料下,陈昌浩身体逐渐恢复。 后来,但复三知道了陈昌浩身份后,与他结拜为异姓兄 弟,但复三年长为兄。1937年6月底,在陈昌浩坚持要回 延安的情况下,但复三护送他到了甘肃兰州。
在陈昌浩寻找党组织之时,在延安的中共中央也在 找他。当时,国共两党合作已经开始,兰州已经设立了八 路军办事处。但是,当时陈昌浩并不知道此事,但复三又 护送他到西安。在西安,陈昌浩听到风声说延安正在开 展“反张国焘路线”,作为张国焘主要助手的他担心到延 安后受到批判,就给当时在延安、曾任红四方面军总政 治部秘书长的朱光写信,说他住在西安某旅馆,请他将 信转给“张先生”(张国焘)。陈昌浩没有写明张国焘,也 未署自己的名,但他估计朱、张二人都认识他的字体,看 到他的信后一定会派人到西安接他。结果,这封信却石 沉大海。
9月初,在焦急中等待的陈昌浩回到了老家,和妻子刘秀贞及两个儿子团聚,后又随但复三到大悟县汪洋店东二里的何氏祠堂居住。在湖北期间,陈昌浩仍坚持地下斗争,并多次潜回鄂豫皖老区,试图重新发动当地群众开创新的局面。由于国民党反动派的残杀,昔日的红区已经变成白区。不得已,陈昌浩将妻子和小儿子托付给但复三照顾,自己继续寻找党组织。
11月上旬,历尽坎坷的陈昌浩来到延安。他问起朱光信的事,才知道朱光收到了信,“因内容含含糊糊,不得要领,不知是谁写的,加上张国焘当时正受批判,就没有把信转给他”。
同月,延安召开活动分子会,研究西路军失败的教训,认为西路军的失败应与“张国焘错误路线” 联系起来分析。为此,陈昌浩被免去一切职务,并接受了近一年的审查检讨。在此期间,他独自默默地承担起西路军覆灭的责任,反复表示:“我必须就我的错误向党及红军以至西路军回来的同志与去新疆的同志检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