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昌浩和四万红军最大冤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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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下载带有Google工具栏的Firefox,上网冲浪更惬意 ! 陈昌浩和四万将士:中国红军最大冤狱
1999年11月的一个阳光明媚的日子,记者在位于悉尼西区BLACKTOWN(黑镇)的某所普通的房子里,见到了一位年逾七十的俄罗斯老太太。除了她嘴唇上深深的咬痕(这是漫长监狱生涯留下的印迹),你看不到任何苦难和挣扎的痕迹。然而,这个莫斯科出生的俄罗斯老妇人,却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农红军有着神秘而密切的关系。1967年,她与前中国国家主席夫人王光美、前中共中央总书记李立三夫人,同时关押进了中国最大的政治监狱——北京秦城监狱,历时八年,受尽折磨,其罪名是“苏联特务”。而她的所有“罪行”中最致命的一项,是因为她身为某个人的妻子。
此人名叫陈昌浩。
对于所有不熟悉中国共产党历史的人们来说,陈昌浩无疑是一个非常陌生的名字,但对于经历过红军长征的士兵来说,这却是个一度声名显赫,令人敬仰的传奇人物。
1930年代,当红军长征抵达陕北时,它主要由两支军队构成,其中一支是所谓“中央红军”,即由毛泽东、周思来和朱德等率领的第一方面军。计约八千人,另一支军队是由张国涛、陈昌浩和徐向前率领的“第四方面军”约八万人,是中央红军的十倍,武器精良,装备整齐,其“气势”令一方面军“自惭形秽”。
这支强大的军队,后来被先后改制为“左路军”和“西路军”,陈昌浩是它的最高指挥(“总政委”和“军政委员会主席”)。他的座下拥有一大批以后在中国政治舞台上叱吒风云的人物:国家主席李先念、元帅徐向前、红军杰出将领徐海东;50年代中国几个主要军区的司令员和政委如许世友、陈再道、程世才、洪学智、数百名将军;以及郑小平时代中国军方的所有主要领导人,后者包括前国防部长秦基伟、中央军委副主席张震和刘华清等等,而这些当今执掌中国军政大权的首脑人物,昔日只是陈昌浩部下的一些连排长而已。
1992年,笔者在北京遇到过一位曾经是陈昌浩警卫团士兵的现役将军,当提及令他敬畏的“首长”时,他老迈的双眼里突然灼灼发亮。“他是我们这些人的恩师和带路人”,他沉重地呼吸着,仿佛再次回到半个世纪前战火纷飞的激越年代。
然而,就是这样一个曾经统帅千军万马驰骋沙场、立下赫赫战功的红军主帅,早在1940年代,就被迫退出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舞台,长年“牧羊”苏联,在集体农庄里受尽折磨和苦难;他给中共中央发了大量电报,要求返回祖国参加革命,却石沉大海、杳无音讯。1949年10月,他携家人返回北京,受到刘少奇和朱德的热烈欢迎,但他拒绝了所有高官厚禄,选择成为一个中***史的研究学者(中共中央编译局副局长),以及“俄华大辞典”的“主编”。六十年代,他曾经返回湖北故乡,在那里见到了数百名当年的红军部下,而今皆为解放军高级将领。陈在大会上眼含热泪向他的旧部致歉,独自承担起将西路军覆灭的责任。但即便如此,他还是无法逃脱命运魔爪的无情追击。
1967年7月,“文化大革命”爆发一年以后,受到秘密指使的红卫兵对他进行了残酷的 “批判斗争”和毒打。陈昌浩亲眼目击彭德怀、徐向前等元帅被戴高帽挂牌游街的景象,又风闻李立三“自杀”及其他的俄国夫人格兰娜的被捕,情知自己“罪大恶极”,厄运难逃,便在寓所 “红霞公寓” 里吞服大量安眠药后永久地睡去。他的尸体被秘密火化后抛弃于荒野。直到今天,北京八宝山公墓的墓穴里,还只有一个空空如也的骨灰盒。
昔日统帅,竟死无葬身之地!
二、中国红军史上的最大“冤狱”
陈昌浩案,一直是中国共产党史中的禁区,直至1980年代以后,原红四方面军人员,在邓小平提携下成为中国军方的主要指挥力量,在这些“老军头”的大力倡导和支持下,红军的这一段神秘而扑朔迷离的历史才逐渐得到曝光。
1937年,红军西路军主力约四万人在甘肃一带被蒋介石军队围歼,全军覆没,成为红军史上最严重的一次惨败,红军最大和最精锐善战的部队,在短短四个月间被消灭殆尽。只有数千幸存者侥幸逃脱,他们以后成为新组建的由郑小平刘伯承指挥的“第一野战军”的骨干,而陈昌浩和徐向前均靠化装行乞才脱离危难。
几乎所有过去出版的“党史”都异口同声称,这是由于该军领导人错误地执行了张国涛的“逃跑主义”和“分裂主义”路线的结果。但在近两年出版的一些党史研究专著和文章纷纷指出,根据中共中央档案馆的资料和徐向前元帅临终前所撰“回忆录”来看,当时的“西路军”领导人陈昌浩( “军政委员会主席”暨中共中央常委)和徐向前(“总指挥”),是严格按中央军委的电报指示指挥军队行动的。而当时的“中央军委”的核心成员,是毛泽东和周恩来。因此,造成是次“西路军”全军覆灭的原因已不言自明。
徐向前在其回忆录中暗示,陈昌浩的责任只是在于,由于担心再犯所谓“路线错误”,未能及时反抗中央军委的“瞎指挥”,而是逆来顺受、惟命令是听,从而遭到以骠悍的回民为主体的“马家军”的围歼。当时有四万人埋骨高原,大批女兵被奸杀和沦为乞丐。著名导演吴怡弓的前卫影片《姐姐》,叙述的就是这段悲情故事。中央军委应对此当承担主要责任,这已经成为大陆党史界的共识。
但尽管如此,在探究毛泽东为何要这样“瞎指挥”方面,却出现了耐人寻味的分歧。
一些学者坚持认为,毛泽东是“有意”让西路军覆灭的。这是因为,在这个过程中,中央军委的 “指挥”完全失之常理,到了十分荒谬的程度。在短短几个月中,“军委”一会儿要求 “西路军” “东进”,一会儿要求其“西进”,一会儿又要求其“原地待命”。更为不可思议的是,当西路军损兵折将,好不容易杀出重围之后,毛泽东竟不顾严峻情势,再次下令“原地坚持”,致使该军失去最后的生机,被紧追而来的敌军团团包围,数万红军精英被***殆尽。对于像毛泽东这样的 “游击战”策略高手来说,这样的“指挥”,完全违背了他亲手制订的“敌进我退”的战略战术原则。
一种更令人震惊的说法是,当“西路军”还在西北浴血奋战之际,也即距它“覆灭”时刻(1937年3月12日)尚有数月之遥,毛泽东已在延安发表了他的著名讲演“论中国革命的战略问题”,其中出现了“西路军的失败,证明了……”字样。毛泽东如此斩钉截铁地“预言”西路军的失败,在今人看来,恐怕是“早有预谋”。
但也有反驳者撰文认为,像毛泽东这样的政治高手,即使要“整掉”西路军,恐怕也不会这样堂而皇之,授人以柄。这岂不是不打自招的愚蠢之举吗?这段有关西路军失败的文字,怕是以后补加进去的。
是耶,非耶,历史之谜,悠悠难解。
三、谜中之谜的“密电事件”
大陆党史界之所以有毛泽东“有意让西路军覆灭”之说,究其原委,是因为陈昌浩卷入了毛泽东与张国涛的激烈的权力斗争漩涡之故。
1930年代的中共中央,只有张国涛可以与毛泽东平起平坐,因为除毛之外,只有张是中共一大代表。张又是南昌起义的领导人,拥有红四方面军这支强大的军队,并且是中共领导人中唯一会见过列宁的人。
毛泽东要在中央稳固权力,必须先除掉张这个又臭又硬的绊脚石。反过来,张国涛亦雄心勃勃,急欲凭手中实力与毛泽东分庭抗礼,或取而代之。这场党内斗争,以“共产国际”出面支持毛而告终,张国涛节节败退,最后竟“叛逃”和“投靠” 国民党,成为“丧家之犬”和“历史罪人”。陈昌浩是张国涛手下最亲信的大将,又拥有八万精锐红军,毛泽东对他的忌惮与痛恨,自在情理和意料之中。
但毛泽东同时又是一个富于眼量和极擅用人的政治领袖,他能够收纳“红四方面军”的许多将领如徐向前、李先念和许世友等,并予以信任和重用,为什么就不能原谅陈昌浩的“过失”?一些党史专家指出,完全是由于那个著名的“密电事件”所致。
1935年9月9日,当时张国涛与毛泽东的分歧与斗争正如火如荼。毛泽东要求张国涛所属“左路军”“北上”,而张国涛则意欲“挥师南下”。是日,张国涛拍发了一份密电给陈昌浩,指示陈劝毛泽东与其一并南下,“如他们不听劝告,应监视其行动。若坚持北进,则应开展党内斗争,彻底解决之”。这份电报流露出“杀机”,已呼之欲出。
当时的“左路军”参谋长叶剑英,是毛泽东派入张国涛部队的一枚“钉子”。截获此 “密电”后,他立即连夜策马飞奔,前往毛泽东驻地密告。毛泽东大惊失色,当夜即率“党中央”及红三军等秘密“北上”,迅速逃离“险境”,这就是党内传闻的所谓“密电事件”。毛泽东痛恨陈昌浩的原因,恐怕盖出于此。
但这一事关重大的“密电”,在事件发生后竟不翼而飞,而与此案有关的当事人,亦都先后作古,使之变得疑窦丛生。陈昌浩本人生前则曾私下对儿子陈祖谟满含冤屈地表示,从来没有见过这样一份“密电”。近年以来,一些当时的“四方面军” 将士和党史研究者亦发表公开谈话和文章,断然否认“密电”的存在。随着目前“红四方面军”人马执掌大权,为“密电事件”翻案的呼声正日趋高涨。
另一方面,密电的主要见证人叶剑英元帅,生前一直坚持密电事件的真实性。毛泽东曾称赞叶大事不糊涂,指的就是这件“命案”(由于叶救毛有功,毛毕生都对他宽大为怀,未加惩处)。而当年的西路军电报室主任、毛泽东派在陈昌浩军队中的另一枚“钉子”,至今仍撰写回忆录,坚称他当年曾亲手译出电文并将它交给了叶氏。正反双方均言之凿凿,令事件真相扑朔迷离。
但无论历史将怎样翻案,几万红军将士的鲜血早已流尽,带着“密谋杀害毛主席”的罪名饮恨自尽的陈昌浩,也早已化作一缕轻烟。当年美丽纯情的俄国少女格兰娜,亦已成了垂暮的白发老妪。在人们正忙于纪念长征六十周年之际,她正和唯一的儿子陈祖谟一起,隐居在澳洲的灿烂阳光里。岁月如流水,洗涤着记忆的创痛。而当她微笑的时候,你甚至不敢相信,她曾经无辜地为历史背负过最沉重的罪轭
2006-4-27 17:1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