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陈昌浩（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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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长征中,陈昌浩的功过是非一言难尽。
1935年6月16日,中共中央致电张国焘,要求其“北上”:“今后我一、四方面军总的战略方针是占领陕甘川三省,建立三省苏维埃政权,并于适当时期,以一部组织远征军,占领新疆。”次日,张复电中央:应集中兵力西进,占领青海、新疆,如有困难就暂时“南下”。这样,中央和张国焘在“北上”还是“南下”、“适当时期”“西进”还是“应集中兵力西进”问题上产生分歧。
6月下旬,红一、四方面军在夹金山北麓的达维桥胜利会师。不久,为解决统一指挥问题,中央军委增选张国焘为军委副主席,陈昌浩、徐向前为军委委员。可是,7月18日,在张国焘授意下,陈昌浩却致电中央,建议让张国焘担任军委主席,朱德改任前敌总指挥,大有“逼宫”之势。为维护两军团结,稳住张国焘,中央军委任命张为红军总政委。同时,军委决定成立前敌总指挥部,由徐向前任总指挥,陈昌浩任政委,并为陈、徐二人颁发了金质红星奖章。
8月4日,中央政治局召开了沙窝会议,增选陈昌浩、徐向前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并任命陈为红军总政治部主任。会后,红一、四方面军混合组编为左、右路军:左路军由张国焘、朱德、刘伯承率领;右路军由陈昌浩、徐向前率领,中央机关和毛泽东等随右路军行动。8月20日,在左路军开拔后,中共中央在右路军驻地毛儿盖召开了会议,史称“毛儿盖会议”。据徐向前回忆,陈昌浩在会上表现是积极的:
出席会议的有张闻天、毛泽东、博古、王稼祥、陈昌浩……会议首先由毛泽东发言。……陈昌浩的态度很坚决,主张快速北进,集结最大兵力,向东突击,以实现中央既定方针。毛泽东很高兴,还特地表扬了陈昌浩的发言。会议最后决定,以毛泽东的发言为基本内容,形成《中央关于目前战略方针之补充决定》。
8月底,右路军顺利通过草地,并以陈昌浩节制的红四方面军为主胜利地进行了包座战役,为左路军北上奠定了基础。
但是,张国焘却无意北上,多方找借口要求右路军南下川藏边。据记载:1935年9月9日,张国焘更密电陈昌浩,指示其劝毛泽东等南下,“如他们不听劝告,应监视其行动。若坚持北进,则应开展党内斗争,彻底解决之”。由于叶剑英知道后及时密告中央,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得以脱身,这就是党史上著名的“密电事件”。
50多年后——1986年9月,徐向前在《红四方面军的英勇长征》一文中还对“密电事件”及其前后情况记忆犹新:
张国焘顽固坚持南下方针,拒不执行党中央的北进指示,九月八日电令我和陈昌浩率右路军南下。事态发展到这种地步,我们夹在中间,十分为难。陈昌浩和我商量,决定由他带上电报,如实向党中央汇报。当晚,中央领导同志召集我们在周恩来住地开会,针对张国焘的南下电令,以(周)恩来、洛甫(张闻天)、博古(秦邦宪)、(徐)向前、(陈)昌浩、(毛)泽东、(王)稼祥七人的名义,电告张国焘,陈说南下之弊与北进之利,着其执行北进方针。张国焘九日复电,仍坚持南下。陈昌浩这时改变了态度,同意执行张国焘的南下命令,我不愿把四方面军分成两半,也同意南下。
十日凌晨,党中央率一、三军团单独北上。前面有的干部不明真象,打电话来问:中央红军单独走了,还设警戒哨,我们打不打,陈昌浩拿着电话筒问我怎么办,我说:哪有红军打红军的道理!叫他们听指挥,无论如何不能打!避免了事态的进一步恶化。过后,我们根据张国焘的命令,率四军、三十军及红军大学部分人员再次越草地,开始了南下的进军。
根据徐向前回忆来看,陈昌浩在“南下”、“北进”问题上本来是服从中央的,后来虽然“改变了态度”,但也没有根据张的命令武力阻截毛泽东等人,因而不能随意地给他加上“张国焘之流”的帽子。在徐帅回忆中,他使用了“张国焘九日复电”而不是“张国焘九日密电”的表述,似乎他认为不存在所谓“密电”。
9月15日,张国焘发布《大举南进政治保障计划》,率左路军再次过草地南下。10月5日,张公开在四川卓木碉另立“中央”,妄贬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为“中共中央北方局”。这时,陈昌浩认同了张另立“中央”的反党行为,率右路军南下并接受了张的任职。由于路线、方针的根本性错误,红四方面军的“大举南进”很快失败,总兵力由8万锐减到4万。
1936年初,红四方面军被迫撤至四川甘孜地区,在这里陈昌浩和红四方面军政治部主任张琴秋结为伉俪。不久,贺龙、任弼时领导的红二方面军与红四方面军会师,共组中共中央西北局,陈昌浩当选为委员。在贺龙、任弼时、朱德、刘伯承深入细致的工作下,经历南下失败沉痛教训的陈昌浩改变了对张国焘的态度,决心压张国焘再次北上。6月6日,在共产国际代表张浩的努力下,加上陈昌浩等老部下的“倒戈”、“哗变”(张国焘语),张国焘不得不取消伪“中央”。7月初,二、四方面军共同北上,8月到达甘肃南部。
8月12日,为实现西北大联合,打通与苏联交通后出兵绥远抗日,中央制定了宁夏战役计划,其要点是:一、当年10月或11月,3个方面军在甘肃北部会师,完成进攻宁夏准备;二、12月,以一个方面军拱卫陕甘宁根据地,另两个方面军和东北军合作,乘冰期西渡黄河,占领宁夏以打通与苏联的陆上交通;三、占领宁夏后,红军与东北军合组抗日联军,出兵绥远抗日。在这个宁夏战役计划中,红四方面军的任务是夺取岷县,进攻陇西等地,支援东北军占据兰州,控制河西走廊。随后,中央致电王明,将上述方案报请共产国际批准。9月,共产国际复电同意。
但是,已经北上的张国焘仍然心绪不宁,“南进”不成又重提“集中兵力西进”,建议占领青海、新疆。于是,9月16至18日,中共中央西北局在岷县召开会议,陈昌浩和朱德坚决反对张国焘不利于三军会师的“西进”意见,主张立即北上甘肃静宁、会宁地区,会合红一方面军联合作战,并制定了《静会战役纲领》。最后,张的意见被否决。会后他对徐向前等人大发牢骚:“我这个主席干不了啦,让昌浩干吧!……我是不行了,到陕北准备坐监狱,开除党籍。四方面军的事情,中央会交给陈昌浩搞的。”19日,针对张国焘的“西进”苗头,中央又致电强调:夺取宁夏,打通苏联,不论在红军发展上,在全国统一战线上,在西北局面上,在作战上,都是决定的一环。
9月27日,经多方面争取,张国焘不得不和陈昌浩、朱德、徐向前等联名致电共产国际代表张浩(即---林育英，林彪堂兄）)及中央领导人张闻天、毛泽东,表示尊重共产国际和中央指示,决不再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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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年6月16日,中共中央致电张国焘,要求其“北上”:“今后我一、四方面军总的战略方针是占领陕甘川三省,建立三省苏维埃政权,并于适当时期,以一部组织远征军,占领新疆。”次日,张复电中央:应集中兵力西进,占领青海、新疆,如有困难就暂时“南下”。这样,中央和张国焘在“北上”还是“南下”、“适当时期”“西进”还是“应集中兵力西进”问题上产生分歧。
6月下旬,红一、四方面军在夹金山北麓的达维桥胜利会师。不久,为解决统一指挥问题,中央军委增选张国焘为军委副主席,陈昌浩、徐向前为军委委员。可是,7月18日,在张国焘授意下,陈昌浩却致电中央,建议让张国焘担任军委主席,朱德改任前敌总指挥,大有“逼宫”之势。为维护两军团结,稳住张国焘,中央军委任命张为红军总政委。同时,军委决定成立前敌总指挥部,由徐向前任总指挥,陈昌浩任政委,并为陈、徐二人颁发了金质红星奖章。
8月4日,中央政治局召开了沙窝会议,增选陈昌浩、徐向前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并任命陈为红军总政治部主任。会后,红一、四方面军混合组编为左、右路军:左路军由张国焘、朱德、刘伯承率领;右路军由陈昌浩、徐向前率领,中央机关和毛泽东等随右路军行动。8月20日,在左路军开拔后,中共中央在右路军驻地毛儿盖召开了会议,史称“毛儿盖会议”。据徐向前回忆,陈昌浩在会上表现是积极的:
出席会议的有张闻天、毛泽东、博古、王稼祥、陈昌浩……会议首先由毛泽东发言。……陈昌浩的态度很坚决,主张快速北进,集结最大兵力,向东突击,以实现中央既定方针。毛泽东很高兴,还特地表扬了陈昌浩的发言。会议最后决定,以毛泽东的发言为基本内容,形成《中央关于目前战略方针之补充决定》。
8月底,右路军顺利通过草地,并以陈昌浩节制的红四方面军为主胜利地进行了包座战役,为左路军北上奠定了基础。
但是,张国焘却无意北上,多方找借口要求右路军南下川藏边。据记载:1935年9月9日,张国焘更密电陈昌浩,指示其劝毛泽东等南下,“如他们不听劝告,应监视其行动。若坚持北进,则应开展党内斗争,彻底解决之”。由于叶剑英知道后及时密告中央,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得以脱身,这就是党史上著名的“密电事件”。
50多年后——1986年9月,徐向前在《红四方面军的英勇长征》一文中还对“密电事件”及其前后情况记忆犹新:
张国焘顽固坚持南下方针,拒不执行党中央的北进指示,九月八日电令我和陈昌浩率右路军南下。事态发展到这种地步,我们夹在中间,十分为难。陈昌浩和我商量,决定由他带上电报,如实向党中央汇报。当晚,中央领导同志召集我们在周恩来住地开会,针对张国焘的南下电令,以(周)恩来、洛甫(张闻天)、博古(秦邦宪)、(徐)向前、(陈)昌浩、(毛)泽东、(王)稼祥七人的名义,电告张国焘,陈说南下之弊与北进之利,着其执行北进方针。张国焘九日复电,仍坚持南下。陈昌浩这时改变了态度,同意执行张国焘的南下命令,我不愿把四方面军分成两半,也同意南下。
十日凌晨,党中央率一、三军团单独北上。前面有的干部不明真象,打电话来问:中央红军单独走了,还设警戒哨,我们打不打,陈昌浩拿着电话筒问我怎么办,我说:哪有红军打红军的道理!叫他们听指挥,无论如何不能打!避免了事态的进一步恶化。过后,我们根据张国焘的命令,率四军、三十军及红军大学部分人员再次越草地,开始了南下的进军。
根据徐向前回忆来看,陈昌浩在“南下”、“北进”问题上本来是服从中央的,后来虽然“改变了态度”,但也没有根据张的命令武力阻截毛泽东等人,因而不能随意地给他加上“张国焘之流”的帽子。在徐帅回忆中,他使用了“张国焘九日复电”而不是“张国焘九日密电”的表述,似乎他认为不存在所谓“密电”。
9月15日,张国焘发布《大举南进政治保障计划》,率左路军再次过草地南下。10月5日,张公开在四川卓木碉另立“中央”,妄贬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为“中共中央北方局”。这时,陈昌浩认同了张另立“中央”的反党行为,率右路军南下并接受了张的任职。由于路线、方针的根本性错误,红四方面军的“大举南进”很快失败,总兵力由8万锐减到4万。
1936年初,红四方面军被迫撤至四川甘孜地区,在这里陈昌浩和红四方面军政治部主任张琴秋结为伉俪。不久,贺龙、任弼时领导的红二方面军与红四方面军会师,共组中共中央西北局,陈昌浩当选为委员。在贺龙、任弼时、朱德、刘伯承深入细致的工作下,经历南下失败沉痛教训的陈昌浩改变了对张国焘的态度,决心压张国焘再次北上。6月6日,在共产国际代表张浩的努力下,加上陈昌浩等老部下的“倒戈”、“哗变”(张国焘语),张国焘不得不取消伪“中央”。7月初,二、四方面军共同北上,8月到达甘肃南部。
8月12日,为实现西北大联合,打通与苏联交通后出兵绥远抗日,中央制定了宁夏战役计划,其要点是:一、当年10月或11月,3个方面军在甘肃北部会师,完成进攻宁夏准备;二、12月,以一个方面军拱卫陕甘宁根据地,另两个方面军和东北军合作,乘冰期西渡黄河,占领宁夏以打通与苏联的陆上交通;三、占领宁夏后,红军与东北军合组抗日联军,出兵绥远抗日。在这个宁夏战役计划中,红四方面军的任务是夺取岷县,进攻陇西等地,支援东北军占据兰州,控制河西走廊。随后,中央致电王明,将上述方案报请共产国际批准。9月,共产国际复电同意。
但是,已经北上的张国焘仍然心绪不宁,“南进”不成又重提“集中兵力西进”,建议占领青海、新疆。于是,9月16至18日,中共中央西北局在岷县召开会议,陈昌浩和朱德坚决反对张国焘不利于三军会师的“西进”意见,主张立即北上甘肃静宁、会宁地区,会合红一方面军联合作战,并制定了《静会战役纲领》。最后,张的意见被否决。会后他对徐向前等人大发牢骚:“我这个主席干不了啦,让昌浩干吧!……我是不行了,到陕北准备坐监狱,开除党籍。四方面军的事情,中央会交给陈昌浩搞的。”19日,针对张国焘的“西进”苗头,中央又致电强调:夺取宁夏,打通苏联,不论在红军发展上,在全国统一战线上,在西北局面上,在作战上,都是决定的一环。
9月27日,经多方面争取,张国焘不得不和陈昌浩、朱德、徐向前等联名致电共产国际代表张浩(即---林育英，林彪堂兄）)及中央领导人张闻天、毛泽东,表示尊重共产国际和中央指示,决不再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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