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昌浩关于西路军失败的报告(摘录)

第一章　　渡河时期
（一）甘南月时期：1936年8月20日以前，二、四方面军完全
到达甘南之岷州地区。当时正是抗日民族革命高潮急剧发展，党中央
所领导的民族统一战线正在形成与扩大，并且已经在一部分敌军中得
到不可否认的成就。党在全国范围内影响是大大加强，而蒋介石氏仍
继续他的一贯错误政策，否定我们党的提议，而调遣大军准备向西北
红军大举进攻。首先是阻止三大主力的会合，企图予我们以各个击破
。当时党中央与军委所决定的路线方针而为全党所拥护的就是迅速会
合一、二、四方面军，加强民族统一战线中坚力量，在不得已之自
卫战中，准备坚决给蒋介石之新进攻以强有力的打击，消灭其一部，
停止其进攻，借以巩固与开展陕甘宁原有之抗日根据地，为停战抗日
而斗争到底。四方面军重要领导者国焘同志，虽然在西康地区已经表
示服从中央，领导红军进入甘南，可是他当时对时局的估计，及其自
定的路线方针，显然是与中央背道而驰，而继续其一贯的机会主义退
却路线，不在相当时间休息整顿之后，迅速东进与一方面军会合，准
备乘先击敌；反而长期停顿大军于狭小地区，积极从事洮河及河西退
却的布置。这时他的观点，的确估计东进之没有出路，只有向洮河及
之偏僻地区，黄河以西退却，达到西宁、甘北接通远方，再图发
展。如果此举不成，甚至可以进入陕南与川北地区，单独行动。国焘
同志这一企图，的确是延迟与逃避这一会合，仍然是想造成与中央对
立局势。在这个时期，由于党中央苦心规劝，许多党内同志的或明或
暗的反对，而我个人也是当时积极反对国焘同志计划的一个，最后虽
然达到四方面军东进之目的，可是停顿延宕，东驰西调，以至纵逝
了许多宝贵的时机，使敌人从容集中，而我军则慌忙应付，种下了以
后战局上极严重的恶果。这固然由国焘同志负主要之责，可是我个人
亦不能辞应有之咎。主要是在于反对国焘的斗争发动太晚，而首次西
北局决定东征后，应当继续坚持东进，如果这样则会合时间早在二
十天之前，局面当大有不同。
此处必须申述，我同国焘同志到鄂豫皖苏区同负领导工作，时间
最久，中间虽有某些问题之争论，一般说来，凡国焘同志过去所决定
（的）问题，我无不实地去做，对于国焘同志所犯的右倾机会主义的
路线与军阀主义，我是除国焘以外比较四方面军任何干部所负的责任
要大，而为国焘路线之积极执行者，特别是在与一方面军会合时期，
我当时的右倾机会主义与军阀主义所造成的罪恶与反党行为，并不比
国焘同志为次要。可是我与国焘同志仍有不同之点，自南下后以及进
入西康地区后，我是逐渐反省到我过去的错误。首先总是想红军能迅
速北进，取得全国红军主力之会合；到甘南后，我很早就向国焘同志
提出向东发展（的）意见，处处不满意国焘同志有计划的一贯的“面
向西方”来布置工作。最后得到全党的力量，能够（使）四方面军东
进会合。这是说明我向党的路线前进的重要表现。
（二）会宁时期：当时四方面军虽说向东开动，究竟国焘同志是否真
实转变了自己的错误观点与真实放弃了自己的退却计划呢？真正说来
是没有的。第一，国焘同志对当时中央拟定之宁夏战役计划还是误解
为着重甘北与接通远方，以掩饰其原来背弃抗日阵地向甘北退却之立
场，误解必要时之按期渡河计划为根本，不能在河右岸与敌作不得已
之决战，而助长其必须避战之观点。第二，在向东前进时，除了部分
之后卫及侧方掩蔽布置外，根本无如何准备击敌之备战布置，甚至全
军上下均抱向陕北苏区开进，实现三大主力会合之太平气象。第三，
我们与四军先到会宁时，只有令四军接一部防务之布置，而绝无如何
与在何地准备打击进击敌人之布置，即是事后必须在会宁与敌一战，
来掩护集中与从容之布置亦没有。第四，我们同驻会宁几天，主要是
讨论中央对时局及政治方面的电文，此外则忙于内部整顿与对新形势
新策略之教育工作，而对当时最严重之军事环境、战略方针、作战计
划，可是没有深深讨论。总而言之，表面上是照着宁夏战役计划去做
罢了，究竟怎样具体去做呢？没有讨论，实际上是不想去执行宁夏战
役计划。三十军先头到会宁后，即令其预备木板造船，作渡河之准备，
后面之五军、三十一军，则令其节节抵抗与向会宁引退。
第五，军委会来电调恩来、德怀同志将到打拉池与我们会面，决定作
战行动，这时大家仿佛把一切问题，急于要解决的行动问题，都推到
打拉池去决定的模样，亦无心布置如何打击敌人。
由此看来，当时国焘同志仍然是抱着他自己的退却方针，除积极
布置三十军渡河之外，对于当前敌情估计与整个备战击敌布置，无疑
的是抱消极态度，无疑的是准备四方面军集中与到了适当时机，大部
以至全部渡河则已矣，根本上是没有在向右岸与敌作战之观念与实际
准备。就是这一时期中，我自己确是犯了极严重的机会主义的错误，
主要的表现在：第一，没有继续与积极的同国焘同志这种退却计划做
斗争，实际上向国焘的错误调和，在相当和客观意义上是赞助了这种
错误立场。第二，没有独立来准备与布置在会宁以南或者会宁本地、
或者会宁以后与敌一战，至少阻止敌人之急迫前进，甚至消灭其一部，
自己放弃自己应负之责任。第三，虽然，我从甘南争论中极力主张在
河右岸集中兵力配合三大主力予敌打击，而且坚信这一胜利前途的，
可是到会宁后，脑筋中也开始发生这样观念，恐怕在会宁及以前阵地
打不出什么结果，以为候到打拉池开会后再作决定，退到西面去打，
主力集中，则把握更大一些。这是在我脑筋中保存的国焘路线之退却
观念，这种观念也就证明，以后为什么接受总部电令四方面军主力渡
河之行动指示的主观根源。
这就是说，国焘同志退却路线虽然在甘南时期受到某种程度之反
抗，然而一直到会宁与四方面军渡河这时期中，还是在战略上占到决
定的地位的。我个人长期执行这一退却路线，虽然在甘南时期表示过
一时的反抗作用，然而这一反抗还是很不彻底的，一直到会宁与渡河
时期，实际上还是受这一退却路线支配的。
当时的情况，是敌人看透我们之无意抵抗，毛炳文部猛力追进，
胡宗南部竭力向二方面军截阻尾击。以敌我力量与任务所在，必须而
且可能集中四方面军在会宁前或会宁附近予敌以打击。这样，不但五
军可以避免在华家岭因掩护九军所受之严重损失（损失人员千余、枪
六百余支），三十一军、四军因急行收回所遭受之疲劳与惊人减员，
以及尔后四军、三十一军在某地所受之损失等等，而且只有敌人在相
当受到还击之下，则一、二、四方面军阵地，都可以免受当时之困难
与压迫，整个战略计划才有时机来从容布置与实现，而四方面军主力
亦不至撒手渡河。这一退却路线所影响到今后之整个局势者，实在不
小，这样地我们得到这样的教训：
1. 集中兵力对尾追之敌以必要之打击，是运动战中实现一定战略计划
之应取手段。张皇失措的退走，定要受到不可计议的损失。
2. 党内要有原则的斗争，必须坚持与开展，仍然调和犹豫，必然助长
这一倾向或错误的发展。
（三）渡河行动：10月20日总部离开会宁，事前只决定了三十军到大
芦子造船渡河，三十一军分途在后阻敌，总指挥部迟两天开动到打拉
池，其他问题没有确定。22日指部离开会宁，这时毛炳文正积极由马
营向五军锐进，胡宗南部向通渭压迫，我们当时才决定由九军一部、
三十一军、五军及四军一部在会宁附近予敌打击。但因五军退走太快，
未照命令扼守会宁，使计划未能实现。此时三十军已渡河成功（二十
四、二十五日晚），九军、五军急向北开进，四军、三十一军扼阻大
路。敌人急进之下，指部本总部命令，随九军、五军渡河，三十一军
亦准备渡河（直属队大部已渡河，随后又开返河东）。我们渡河后，
在中和堡约停住了一天一夜，中间接到毛主席电报：“河西只要一个
军，指挥部带两个军仍过河东准备夹击敌人”。这时三十一军、先头
已抵靖远，事实上已不好东返，加四军正向打拉池前进，毛部以总部
同时来电，又说四军、三十一军都准备在靖远以下渡河。我们到三角
城时，还接总部电“：已得毛主席同意，四军、三十一军即在三角城
过河，准备迎接。”我们等到下午五时以后，又接到总部“该两军不
渡河”电报后，才向北开走。此时三十军先头在击退马禄骑旅及祁明
山步旅一部（马步青部）之后，即乘胜向一条山进，九军与指挥部尾
后向赵家山、锁罕堡附近集结，五军因会宁损失后，即在靖远河西一
带扼守休息此地明显看到：
1.我们率三军渡河虽得总部命令，可是是反军委意图的。国焘同志纵
令三个军甚至全部渡河，无疑的是执行自己一贯退却计划，而不是真
正执行宁夏战役计划，如果不是敌情地理限制，三十一军、四军均已
渡河。
2.我们当时同意三个军渡河的动机，外表上是为了执行宁夏战役计划，
跨河而下，以与河东主力呼应，实质上是违反了军委意图，曲解了宁
夏战役计划，恰恰做了国焘同志退却计划的实施者，因为宁夏战役计
划决不是分散主力，无条件的避过敌人，而是要在有利时机（诚如会
靖线上及以东）集中兵力打击敌人，争取消灭其一部，借以巩固自己
根据地。当时三个军渡河无疑是违反宁夏战役计划的，是退却路线支
配下之行动。
3．过河本身根本上也是不对的：
(1)暴露宁夏计划的意图，使敌人主力敢于长驱直入向苏区进攻，使河
西次要敌人很快集兵防御。
(2)分散主力，实际上破坏了会合，削弱了当时打击主要敌人（胡宗南
……）的力量，
(3)削弱民族统一战线中坚力量，影响到友军的愿望与对红军的团结，
影响到整个统一战线。
(4)当时主要敌人是蒋介石部队，而我们策略尚且是“实行不得已之自
卫战”，而过河之后，我们是主动向人家进攻，而被进攻者又是少数民
族之回军，这很严重的妨碍党的统一战线与民族策略之施行。
我还记得，当时我们与总部、军委电文中，有这样的事实，我们要求不
分散四方面军，提议三十一军甚至其余两军都过河。我们当时是以为总
部命令是在军委指示之下的，以为军委、总部分散了四方面军。这无疑
的是我们主观掩饰了退却路线之十足的表现，自己已经执行了国焘的退
却计划，反而把分散四方面军的异议，归到军委身上（在渡河后才知道
军委不赞成三个军渡河），这是我们主观上军阀主义与反党倾向之事实
说明。不错，当时军委同意用一个军在河西，这是因为已经过了河，事
实上已无法制止之后（四方面军三个军渡河军委并不知道），但这也不
能说是军委分散四方面军（如果需要分散，军委自有权分散），或者说
是“等于牺牲这一个军”。因为这一个军的行动是随时可调过河东去的。
总之，渡河行动之一切错误，固有国焘路线为其根源，但最主要的实际
执行责任，还是归我个人承负。
（四）渡河后敌我情况：三十军渡河成功后（当时总部及四方面军全部
上下都表示欢慰），即首先击退马禄旅之一部，到后与该尾泉旅全部及
祁明山步旅一团遇战，后将敌击溃，获电台一部及步枪一百支，俘虏数
十，敌一部退守笈笈水、锁罕堡与一条山之大堡子。三十军继进，一部
监视锁罕堡，大部到一条山民房内，少部到景泰附近与五佛寺，九军到
X地及锁罕堡（以后马禄旅长由该地逃走），指部到赵家山。五军仍出中
和堡及三角城一带警戒。斯时，马步芳之马彪骑旅、保安旅（骑兵），
马步青之韩起禄骑旅及马禄骑旅，共敌骑约五千，外步兵约两个团很快
向一条山集中，祁明山步旅则防守于一条山大堡子（两营）、景泰（两
营）、五佛寺（一营）、中卫（一团）。三十军主力集中一条山与敌战
七八日，尔后敌以步、骑两团加民团（徒步）一部，向打拉牌进，被九
军击溃，乘胜占镇虏堡，最后敌人以我欲向平番进，即将一条山及以上
兵力完全向松山及平番方面转动，我们率三十军、五军即乘虚向大靖进，
九军向干柴洼、红凉山古浪进。此时敌我情况是：
敌军实力情况表及附注：(略)
敌人初与我们作战，无多经验，其战术开始着重集团猛冲，虽受了强大
火力杀伤或遭遇及突击之后，能继做二次三次再攻。如遇我较多兵力出
击时，则被反击方面即狼狈后退，诱我远离阵地，从事两翼及正面猛扑，
使我进击部队难于收回。白天攻击，夜间均在野阵地野外露宿，戒备较
严。攻击时多乘山炮与迫击炮掩护乘烟幕前进，防御时则据高堡，密据
枪眼而施精确射击。子弹每人随带三、五板，打完之后即陆续补充（故
缴获不易）。一条山时有山炮两门齐射。敌之粮食除自身带三五天外，
余由附近用车或马驮运。士兵少有发饷，衣服尚整齐。骑兵最大部分为
回回，步兵大部为汉人，班或排长以上官长均回回。对居民关系极坏。
回回多不识字，性甚野蛮与粗暴。
过黄河后，地多沙滩，气候甚冷，锁罕堡到吴家川及以西一带均系咸水，
房式与会宁及甘南相仿，数量少，堡寨稀，中和堡以北均沙漠，到尾泉
一路无房子，柴火困难，粮食甚缺，一条山盐最多。
此处应说明的：
1. 会宁编制时，凡总司令部直属部队，除少数战斗部队、红校、党校
及小的卫生部随总部走后，其余极庞大笨重人员，都与四方面指直合编
一处，指直带彩病员一千五百，小孩子一千五百，残废四百多，再加各
军自己原来以及在甘南扩大的庞大直属部队（其中妇女、小孩、彩病员，
各军也带得不少），所以全人数中间战斗员至多占百分之四十甚至百分
之三十八之比例率，而战斗部队中还有人没有枪的（如新兵、归队者、
小孩），所以，有枪者只能占全人数百分之三十二之谱，这是西路军战
斗中及组织中最大弱点。
2．每团平均有重机枪四挺。子弹只是三十军较多，平均每枪五百发，
九军平均每枪二百五十发，五军每枪极少。轻机关枪三十军约八十余
挺，子弹亦不多；九军约三十六-四十挺，子弹甚少；五军轻机枪不多，
子弹极缺，迫击炮渡河者两门，无弹之时抛弃。炸弹数目只记大略。大
刀只三十军有XXX把，九军少，五军更少。工作器具甚少，刺刀每团难
找十把。
3. 衣服只在甘南时有点补充，每人平均只有军衣两套，或夹衣一套，
棉衣只九军略有补充，三十军补充极少，五军更少，故一渡黄河后，
即感于天寒，身体弱的不能支持，沿途无补充，冻死者有之。财政状
况，指供保存金子二百五十两，现洋千元，各军实况不明，数目亦微。
我军过河实力情况表 (略)
4．四方面军由西康转入甘南，痛苦至极（尤其是五军），减员极大，
甘南休息约两月，但体力仍弱，尔后北上多为夜间行军，渡河后完全
夜行，气冷衣单，粮缺水少，故部队身体亦大行削弱，但精神与士气
仍旺。
（五）（六）(略)
（七）本章结论：由于我长期与深刻执行国焘的退却路线，特别由于
我本身对政治形势、统一战线之右倾机会主义的理解，由于我对当时
正确的宁夏计划的部分曲解，虽然在某种情况下表现我的转变，但终
归是退却路线调和与屈服，放弃击敌的有利时机，接受与执行了渡河
行动，造成分割红军暴露企图削弱统一战线中坚力量，并且以不正确
态度来对待军委。这一政治上的恶根与战略上的错误，是造成尔后西
路军失败的主要原因之一，然而西路军干部执行任务之坚决，渡河后
之英勇卓绝行动，是值得钦佩与赞扬。
第九章　　总的结论
（一）首先说明：四方面军经过长期战斗，番民生活，草地行军，又
战又行至于河边。自西路军成立之后，从渡河之日起，直到祁连山战
斗分散止，以不满八千之战斗部队（渡河全人数为二万一千三百人）
与优势顽强之骑兵近万、步兵两万之回敌，连续血战共近五个月，战
斗不知若干次，战斗之烈为四方面军十年来所未见。西路军上至指挥
下至战士，无不坚毅不拔，艰苦奋斗，抱定共产党与苏维埃旗帜，在
党中央正确领导下，为企图完成创造甘北根据地与“接通远方”之艰
巨行动，克服任何红军所未遭受之困难而战斗到最后一滴血，终以饥
疲之师，在弹尽粮绝境地，而根本失败。前后直接战死者约万人，抛
弃遭受敌戮者几千人，被敌俘去者几千人，存留在新疆者六百人, 散
留民间者两三千人，逃回者几百人，敌俘由西安解送回家者千余人。
枪支损失者六七千，干部已死伤知者一部，未知者不知其数。西路军
这一根本失败，不但四方面军力量丧失过半，而影响到全国红军主力
亦为惊且大矣。我不敢以"胜败兵家之常事"而言慰自欺，亦不愿以"兵
败之辱"而自弃自馁。败兵家之常事”而言慰自欺，亦不愿以“兵败之
辱”而自弃自馁。我们是辩证唯物论者，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是共
产党人，一定要在失败的惨痛中研究其经验，考获其得失，学习这一
教训，历举其中错误献之我党以教育红军与党的同志，“前事不忘后
事之师”。吾不必由上述报告中再提出通盘结算，只说到西路军失败
原因与教训：
从客观原因研究起来：
1. 马步芳、马步青曾得少数民族之回军，然割据青省、甘北多年，借
地势之优越，剥削之奇迹与顽强野蛮之回民之团结，怀历史上汉族统
治者杀戮之痛，挟十年来“剿赤”“、防共”，尤其对“打通国际”
呓语之毒，其对我共产党与红军视为深仇大敌，特别是我们侵入其地
盘无异推翻其统治，其必然团聚一切民族的、政权的、军事的及社会
的各种“反共”力量以对我，实为意中之事，所以“二马”在日本帝
国主义、亲日派以至蒋介石策动与援助之下，积极蛮横与我拼战到底
毫不为怪。
2. 不能实现停战与统一战线之客观性。回民为少数民族，甘北为
其生命源泉，敌在地利、社会诸条件均对我不利，当时我们正为倡和
平统一”“，救亡抗日”，已经宣布不得已之自卫战。对回族则力言
不侵犯其利益，联回以抗日，然而我们甘北之行，都使回军感觉我们
是向他侵犯，是背弃和平，是背约争进，是想取甘北而灭逐回军。“二
马”这一狭隘政治观点，并不理会我们向他的解释、联合与统一战线，
即决心以主力与我激战。
3.“二马”兵力之强大，及在甘北地区作战之优越条件“：二马”骑
兵在中国一般范围说来并不算很多，也不算最强，然而他以割据之势，
自强之策，在战胜孙殿英之后，扩充实力不遗余力，其意不只在对付
我们，还想在“保持地盘”意志之下，借以对付中央，防范新、蒙。
其力之足，的确出乎我们意外。渡河前之任何战斗，然最甚者，还是
甘北地形、天候、经济、房屋之特殊情况，刚刚便利于马军之活动。
攻守“借此以自卫”。因为骑兵之迅速运动，骑、步、炮兵之协同攻
防，胜则猛打猛进，败则一举而逃。其轻装，其作战力，其运动之速，
其地利之熟，其人物、资源之不竭，其弹药粮草之有备，战术上长于
运动战，长于奇袭，长于封锁，长于攻堡，亦利于防守，民族之团结，
民气之野悍，刚刚是甘北地区作战之所必须，故“二马”兵力在数量
与技术上有其特点，其在甘北地区作战有其优越条件。
4. 我军在甘北地区与二马作战之客观困难条件（甘北地形之奇特，
气候之奇寒，人烟散聚无定，沙漠之辽阔，堡寨之坚险，山势之荒野，
饮水之缺乏，粮食之少与被封锁，故一般来说，不利于野外作战，不
利于游击活动，不利于死守一地，不利于孤军独战；以我军之实力，
人多兵少，枪少弹缺，饥渴疲乏，行动迟缓，无补充，无后方）与特
长（长于游击战游击集团之围，声东击西，轻装速行，少以行钳制，
多以行突击，秘密企图，且战且息……），不能在此取得优势，加之
远离主力，无任何之策应，无任何之接济。胜则两伤，败则独败，溃
敌虽易，灭之诚难，即不能缴械于战场，又不能补充于当地，故遭遇
此强大野蛮之敌而自处于劣势者甚多，这些客观原因在失败教训中是
具有一定的地位与值得研究之价值的，以上是客观原因。
（二）主观错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决不能以客观原因来完全了解说
明失败的整个根由与现象，西路军失败的主要原因还是基于主观上的
严重错误，上述各章已详言之，此地亦必概略。总述主观根源如下：
1. 从主观错误的历史根源与政治上的估计说起。正如中央反国
焘路线决议所提出“西路军失败主要原因是没有克服国焘路线”。国
焘同志的退却路线与军阀主义是很严重的，反映到红四方面军的各
种结构与生活中，而我个人是国焘路线之第一个负责执行者，虽然在
某种情况下，表示过反对国焘的军事退却计划，然而主要是我自己在
对于当时政治形势估计上，敌我力量的判断上，由是而联系到在苏维
埃运动与民族统一战线的动向及前途上，产生了与国焘路线不谋而合
的（而不是完全的）右倾机会主义观点。这种观点表现在对民族统一
战线信仰不足，估计当时在河右岸打不出什么结果，因此渡河时期前
后不能继续反对国焘退却路线，不能完全执行中央与军委的指示（如
宁夏战役计划，如渡河后率两个军东.…），不能拒绝国焘所指示的带
三个军渡河的行动，客观上还是受着国焘路线的支配，分开红军主力，
实行渡河，不坚持不坚决迅速向中卫出动，不及时或再渡过河岸来，
不坚持西安事变后向东行动的意见，对和平表示失望，对红军主力希
图退过河西等等。我的军阀主义表现，说军委分散四方面军主力，把
西路军受到损失的罪过加到军委身上，对中央的军委的指示执行得不
充分，以及自己在领导中多少还有些过去军阀主义的残余，这充分说
明我本身之右倾机会主义，这是我主观上的第一个政治上的错误。
2. 战略上的错误：从上述之政治观点的错误出发，加上对战斗环
境之诸多不正确估计，就必然得出这样战略上的严重错误，主要表现在：
(1)未坚持集中兵力在渡河之后乘机退敌，先头部队与敌主力尚未集中
之前，集中向中卫方面前进，靠近主力随时东渡，来呼应与团聚河东
岸主力，以便主要战胜与打击当时河右岸进追之蒋介石部队，更有利
的实行停战抗日与促进民族统一战线之局面，以致丧失时机而不能不
单独西进。西进在当时说来是正确的，因为既已失去东进之机，而不能
不西进。西进本身主要还是想联合回军抗日，接通远方，造成西北更巩
固之根据地，这一根据地在接通新、蒙，打通中国革命与新疆联络，并
图取得远方之帮助，在当时中国革命要求上说来，是很重要的。如果认
为西进是根本错误，这不但违犯了当时的中央与军委之指令与要求，而
且恰恰受了“二马”之政治攻击。如果真正西路军完成了这一任务，或
者能够保存实力进而至今达到与“二马”和平解决，如果有了我们力量
在甘北立足，这对于今天中国实行抗战，对于衔接内地与新、蒙及中国
与苏联联络上是有莫大意义的。
(2) 未以击灭敌人为接通远方之基本条件。如果正确估计到甘北敌情、
地形及战局内容与战略要素，不能击灭当前之敌，是不能希图完成其
某种战略任务，何况西路军当前任务之如此巨大，不击灭“二马”至
少给予严重与基本打击，迫其一时停战是不能完成“接通远方之任务
”的，然在当时我们有着这样的估计：
A, 以敌力及地形对敌之优势，毛炳文部之继进，不愿在凉州以东与
敌作不利之决战；
B, 以为相当团聚兵力接次或集结前进，在极力讲求避免决战条件之
下，可以先进入甘肃、玉门、安西，先接通远方得到补充再与二马决
战；
C, 企图执行限期占领甘、肃二州与安西之任务，而惟恐损失实力不
能按期完成任务。
这样观念，若有相当根据，然在实际上既不能逃避决战，在敌人紧迫
进攻之下，不先求击退敌人是不能达到目的地的。这一战略估计的不
正确，结果不能在古浪地区集结兵力打敌，不能在凉州到永昌山丹地
段集结全力打敌，尤其是这一观念中深到五军指战员中，而削弱了他
们备战的意志与行动，成为五军失败主因之一。这是无可否认的事实。
即使进入肃州以西, “我能往寇亦能往”，不击退敌人又如何能取
得东西到手呢？这一教训是值得注意。
(3) 未能开始就实行“齐打齐进”与回旋的战略路线，集合最大兵
力来实行包围与决战灭敌人之一部，此时，我们确是犯了“分兵攻
防”、“分兵进击”的严重分兵之错误。一条山时未多集兵击敌；甘、
红、古浪时集兵不够，主力分开；永昌时期未能“齐打齐进”；水泉
子伏兵嫌弱；高台时未将主力迅速靠近五军“。分兵”恶果，使攻时
不能实行包围，守时失利消耗，行时被敌袭击，驻时单纯防御。不错，
在大量敌骑进攻之下，是不易作完全脱离阵地之运动战，但这不是说
在永昌时期以及前时期没有依据部分阵地战来实行集兵包围与歼敌
一部之运动战之机会。不错，甘北地形限制，不便于大兵集行一处，
但这不是绝对不可以一时“挤住”甚至一部偶然露宿，来集兵迅速打
敌，因为迅速打退敌人，正好解决粮房之困。不错，在甘州守X时期
我们虽然实行“齐打齐进齐守”但亦无结果，这并不是此战略战术之
失败，
而刚刚是未在高台未失败前行此战术战略，致实力亏损，后行此策亦
不可能。不错，我们在高台失败以后，也迫于作消耗战，这并不是实
行“齐打齐守”战策之后，也不在于消耗战，而刚刚是我们在高台失
败之前未能行此战策，至实力大减，尔后亦不得不行消耗之故。最后
是说在敌骑紧迫之下，实行运动，无论行进攻防都是不利的。这一失
策，是我们最痛苦之经验。
(4)因为不能集中兵力，实行包围战，故不能不走到单纯防御。而单纯
防御结果，不能不使我们只有与敌人拼消耗，高台以后之持久防御是实
迫处此，而高台以前之单纯防御是自取之祸。
(5)分兵去抢占要点，诚属不妥，在甘北地形敌情及我力实况，可以不
分兵抢占要点。因为主要方面不能歼灭敌人，虽抢到要点（如永昌、高
台……）亦无所用，而正因为抢了要点，兵力单薄，给予敌人各个击破
之机（如高台……），如果主要方面击胜敌人，要点不打自占，即有敌
人占据，通过之亦不为难，并不绝对有所妨碍。
(6)由于对政治形势之估计不足，由于战略上之分兵与单纯防御，故自
己实力大减而敌人更形猖獗，在这种条件之下，不能不产生我们之胜敌
信心之不够。中央军委指责此点，当时我们还表示难于接受，然而事实
上是如此。永昌以前，我个人信心是相当（只是相当的有限的）充满的，
因为没有这种信心决不得提议西进；即在西安事变以后，还是有信心的，
如果没有这一信心是不能主张西进的；但是在高台以后，我们的信心确
是缺乏，必须指出之。
(7)西安事变后，我们应该坚持东进，而我个人在这时不能坚持己见，
说服其他同志实行东进是战略上之严重错误。因为如果东进，最少可
以保存西路军基本力量，而政治亦有得策之处。继续西进实为失策。
至于战术上之缺点已如前章详言之，此地不重复。
3．政治工作上的缺点
(1) 在内部政治工作上，提高胜利信心不够，反倾向斗争中未能根本
揭发四方面军历史错误与联系到反国焘路线的教育工作仍不能达到应
有程度，致有个别干部投敌与逃走。对保障战术执行还不充分，特别
是九军、五军。对于我党的政治工作的领导上还是薄弱，训练干部做
得不够，干部政策还保留一些缺乏有系统的教育与自我批评等高尚的
传统。组织工作还是缺乏计划性，督促检查与保障其实现仍属薄弱。
分散时期，对分散部队之政治保障不力，这不能不使西路军政治工作
仍是在过去基础上，而不能开辟应有的新的局面-统一战线。
(2)统一战线上，还是不相信与“二马”成立统一战线的倾向，仍缺乏
各种各样的耐心的统一战线工作，不是统一战线做得着，更未能以下层
统一战线推动上层统一战线，以上层统一战线影响下层统一战线。
(3)在群众工作上，首先对广大群众的号召，与直接间接的满足其要求，
发动其斗争，使之成为强大的反马力量与红军的后备军，这一工作做得
不充分。对于回民工作做得不够，甚至会有破坏汉、回群众利益的事实
发生，对回民工作发动太迟，发动后，亦未更有力的有计划的来推动。
（三）西路军艰苦奋斗精神值得赞扬，西路军英勇牺牲，是有不可
磨灭的意义的。虽然西路军领导者犯了上述政治上、路线上主要的不
能容许的严重错误，但西路军指战员，为着党中央及军委所给予的任
务而坚决斗争，粉身碎首饥冻疲困，在最困难与从未遇过的困难条件
及残酷万分的血战中，一般说来是没有灰心失望，没有投降困难，而
为求战胜敌人完成任务，而斗争到最后一滴血，干部极大死亡，战士
宁死不辱，而表现极英勇的斗争。虽身遭失败，无论已回、未回者无不
历尽艰险，九死一生，求在自己错误中学习，求在抗日战线上努力，求
始终为党的光荣旗帜，为十年胜利红军英勇历史而奋斗。
西路军虽然根本上失败，但开始能毅然决然为党的任务前驱，在五个月
血战中给了马敌以很大的打击，虽弹尽粮绝，亦令敌人寒胆，同时学习
了与“二马”在甘北作战之经验，这对于当时（西安事变之前），固然
是极有意义之行动，对于今后，如果“二马”不诚心抗日而终为日本傀
儡，西路军行动还是有其意义的。
1． 如果有这样不正确的观念是不正确的，以为西路军当时西进是无目
的地，这是直接否认了当时中央军委的正确指令，与当时客观上之需要。
2．以为西路军在西安事变后，不“遵命东返”是表示反抗中央或继续
退却路线，这是不知事实；西路军绝对是在中央领导之下。
3．以为西路军失败是毫无意义，这也不合事实，西路军是为党任务而
斗争，指战员为命令而努力，这当不可否认的。
然而西路军惨痛结果使得我们忍受与好好去研究，这中间必须反对这样
的观点：
(1) 以为西路军失败而表示消极与对目前前途失望。
殊不知西路军失败了，使得我们记忆，然而抗战局势开展，党的成就伟
大，在今后努力学习与工作中还可以补偿过去的损失。
(2)以为西路军失败，而表示不光荣与“赌气”。
失败当然不只是不光荣，而且是罪过，然而共产党员，只能在今后学习
与工作中来挽回自己的过失，不应该带少许的个人主义，来妨碍自己的
努力。
（四）总结说来，西路军根本上失败的原因虽然有些客观的条件，但是
主要的是由于主观上政治的战略战线上的错误。究竟西路军以自己力量
处在这样客观环境中，如果没有上述主观错误，能否根本上消灭“二马”
或战胜“二马”完成创造甘北根据及接通远方的任务呢？
我的结论是：
西路军能够不犯上述主观上主要错误，是可以根本打击“二马”，
停止其进攻，尔后或是乘胜西进占领安西，为接近远方或占据脚跟，
创造一分（虽然是不大的）根据地取得与“二马”停战的条件，至
于可以保存其基本力量（如向中卫出动，如西安事变后东返），即
令迫与续战亦能延长抗战时日与保存自己基本战斗力量于最后，而
不能致使西路军如现时之根本失败，但以西路军实力与处境，在“
二马”之优势兵力，民族力量与各种特点的条件之下，不能根本消
灭“二马”。根本消灭“二马”，推翻甘北以至西宁的统治，尚非
西路军可胜任。
这是否说，我仍然减轻主观上的错误，不承认西路军有根本消灭“二
马”的可能呢？马克思主义者不是否认客观事实。因为客观事实如此，
西路军不犯主观错误，可以击退或停止“二马”之进攻，可以完成任
务，但不能根本消灭“二马”，这刚刚是给予主观错误以正确估计。
这是否说，既不能根本消灭“二马”，又如何能完成一定任务呢？
马克思主义者承认中国红军虽不能根本消灭蒋介石，但红军能够几
次粉碎（或击退）其进攻，最后亦能保存基本力量达到今天实行抗
战之任务。西路军在击退或粉碎“二马”一次或二次进攻之后，以
自己力量的补充可以完成接近远方之任务。而击退“二马”的进攻
与根本实现消灭“二马”不同，根本战胜“二马”非西路军所胜任，
即令援西军到达与西路军夹击“二马”，也只能做到粉碎其进攻。
而根本消灭“二马”，亦非援西军所能胜任。虽然西路军犯了这个
政治上战略上严重的原则上的错误，但西路军自成立之日起是完全
在党中央与军委正确路线领导之下而工作的。虽然西路军对于中央
与军委指示执行的不充分，但西路军自成立之日起是站在党中央正
确路线之上来努力的，我以为西路军虽然根本失败，我个人虽然犯
了很大的错误，特别是“不能克服国焘路线的错误”，但我还是坚
信西路军一般政治路线，是执行中央的正确路线，决不是继续与执
行反中央的国焘路线的。我到苏区后，我始终表现了我完全同意中
央反国焘路线之正确。我总为我自己在西路军未成立之前主要是渡
河之前，我是受到国焘路线的支配的。但是，是开始过企图反对国
焘退却机会主义军事策略与承认过去“分裂红军反对中央”之政治
路线的错误（当然承认得不够）。在西路军时期，我也申明我完全
同意中央正确路线，这证明我在甘南在西路军是走上了中央正确路
线的，虽然中间还有不彻底地方。
甘北重要性与“二马”立场：甘北重要，特别在今天时局中表现异
常重要。在日本取得察、绥之后，甘北不只是抗战的后方，而且是
中国内地与新、蒙、苏联之主要联络线，这地应绝对控制在抗战手
中，而不容日本之侵犯。但“二马”有其特性，有其野心，并有其
历史上受日本、亲日派策动之事实，日本“回回国”之企图，现在
正竭力求其实现“。二马”在今日中国抗战地位中诚属重要。
如果国民党能争取其抗日，当然可以帮助抗战；不然，如果他受日
本策动而反对抗战，则其行动不可忽视，特别是国共合作之后，可
以使他增加对日本的接近。我意目前对“二马”策略应当：
1．分化其力量，促其出兵抗战。
2．解释过去与红军作战误解，促其反日。
3．正确的民族策略。
4．发动甘肃及青海回、汉民众抗日运动。
5．应有实力与新疆联络起来。
至于与“二马”作战（万一“二马”倒到日本方面不得不如此的）：
(1)要以足够之步、骑、炮、空之协同，实行歼灭战。
(2)发动群众反马抗日斗争，特别要注意分化马与回汉民众。
(3)正确施行对少数民族政策，夺取回民。
我的报告与结论止于此，关于我个人的错误，我是完全承认与接受
党及同志们的正确批评。我必须把我的错误向党及红军以至西路军
回来的同志与去新疆的同志揭发。我必须在今后学习与工作中来实
地转变我的错误（附注：我这报告，只能代表我个人的意见）。
“如果是布尔什维克，如果他们是真正愿意是布尔什维克，应该有勇
气公开承认自己的错误，揭发他自己的根源，指出改正错误的道路，
而帮助党给予干部以正确的教育。因为只有在这个途径上，只有在公
开的诚实地自我批评的空气里才能真正教育布尔什维克的干部，才能
够真正训练出布尔什维克的领导年者”。
（斯大林在月全会上联共的结论）
谨呈党中央
陈昌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