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县委书记高配试水 能否回避潜在风险引期待

湖南县委书记高配试水 能否回避潜在风险引期待 　敢为天下先的湖南，被一场改革推向了风口浪尖。

　　今年7月，湖南省委书记张春贤将目光锁定县委书记“原地提拔”——提任19名县委书记为副厅级干部，其中16人继续兼任县委书记。

　　与坊间观望形成鲜明对比，主政者张春贤胸有成竹，“新提拔19名县委书记，其意义不是简单地解决干部待遇问题，目的是引导干部热爱基层、扎根基层、服务基层。”

　　事实上，湖南县委书记“高配”并不突然。三年来，横向交流、上下互动等多渠道使用县委书记，张春贤早已为“就地提拔”做好准备。

　　湖南省委组织部负责人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表示，此次提任县委书记在权限上没有变化。

　　联系到今年4月，数十年来首部专门针对县委书记文件《关于加强县委书记队伍建设的若干规定》颁布，湖南县委书记“高配”时机鲜明，政治厚度不言而喻。

　　湖南升级县委书记进行时

　　湖南升级县委书记，与魄力突出的张春贤密不可分。

　　2005年12月，53岁的张春贤从交通部部长转任湖南省委书记。甫一上任，“北京空降书记”便显露出过人腕力。

　　张春贤做事果断利落、快言快语，体现在一句名言上：“当交通部部长时，我最担心车祸。现在当湖南省委书记，我最担心人祸。” 到任三个月后，张春贤掰转干部人事制度，提出“不能让综合素质高的人吃亏，不能让干事的人吃亏，不能让老实人吃亏”选人用人理念，成为后来常被援引的“经典”。

　　用人口号席卷湖南，官场改革之风激荡，“常规”屡屡被打破。优秀县乡书记到省直机关任职、机关厅局长当县委书记、挂职干部任实职、成批北京博士后入湘……务实的理想主义者张春贤，“落子”步步为营、环环相扣。

　　“横向交流、上下互动、就地提拔”，多渠道使用县委书记，侧面反映了张春贤不拘一格、求贤若渴。

　　2006年4月一天，刚调任湖南，张春贤召开了一次全省县委书记会议。谁也没有预料到，他提出让122个县（区）委书记当场无记名推荐自己认为优秀的县委书记。其后，被推荐县委书记中的五人直接选拔到省直机关任副厅(局)长。县委书记越过地市一级，直接选拔到省直厅局任领导，提拔坚冰首次被打破。

　　随后的2008年，14名县委书记再次登上了省直厅局领导岗位。

　　而此次提拔19名县委书记则人数更多、范围更大，遍布湖南省下属14个地级市(自治州)。尤值得关注的是，16人继续担任县委书记，在原地“升级”。这其中，任县长、县委书记时间最长的达9年，最短的4年，“不让老实人吃亏”实至名归。

　　熟悉湖南官场的人士透露，今年一口气提拔19名县委书记，绝非张春贤一时冲动，他胸有宏大布局，一切都循改革思路进行。

　　7月，面对台下包括刚提拔副厅级在内的42名县一把手，张春贤颇有气势地提出打造“党政湘军”口号，一位与会者回忆，张春贤鼓励他们，很多人将是湖南省中高级干部的重要来源，有些优秀的县委书记，甚至可能到中央国家机关去工作。

　　这种通常认为“事无巨细”垂训下属，与“打破常规”大胆做法，给观念相对滞后的湖南干部带来巨大心理冲击。

　　溆浦县委书记李自成此次被提拔副厅级，这位50多岁的老书记在沅陵、溆浦两县“一把手”位置上一干就是9年多，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感慨道：“从政治上关心县委书记有利于保持县委书记队伍稳定，也有利于县委书记在岗位上干出成绩。”

　　攸县县委书记邝邹飞表示“有些意外”，他对本刊记者直言，“没有想到会解决级别问题”。在他看来，提拔副厅级对县委书记个人来讲是一个符号，对基层组织却是一个提升。他并不回避“高配”的好处——副厅级干部到省市办事，说话分量会更足了一些。“中央把副厅级资源配置到县，回报会比其他地方提拔安排副厅级干部好很多。”
“高配书记”顺应中央布局　

　　湖南并非第一个吃螃蟹的省份。之前，已有广东、四川、江苏等多个省份尝试高配县委书记， “高配”县委书记成功探索，可以追溯到李源潮主政的江苏。

　　2002年，李源潮任江苏省委书记。改革从苏北入手，为给县委书记提供充分的能力施展空间，徐州辖邳州市、新沂，连云港灌云、淮安涟水、宿迁沭阳等县书记先后被明确为副厅级。昆山现象更展现了李源潮的“用人之功”，近十多年来，地处苏南的昆山产生了六位副厅级县委书记。

　　被提拔者大都不负众望，最为典型的邳州，从江苏最落后的贫困县一跃成为全国百强县。现任昆明市委书记仇和也在这时扬名，这位极富争议的个性官员从沭阳县委书记一路做到江苏省副省长，正是在李源潮主政江苏时期。

　　“江苏经验”在李源潮接任中组部部长后延续，县委书记受到空前重视。

　　时间跨入2009年，群体性事件使基层维稳压力骤增，省管县加速县改革进程，长期远离政治核心的县委书记们迅速走红——继全国二千多名县委书记进京大轮训后，《关于加强县委书记队伍建设的若干规定》出台，省直管县改革入轨，中组部频繁动作直指县域内重大社会矛盾、县委书记腐败、任期不稳等问题。

　　今年初，中央1号文件提出推进省直接管理县(市)财政体制改革，“脱市入省”让县委书记们震动强烈，嗅到“扩权”的气息。

　　更令县委书记“感冒”的，还属4月12日中组部颁布的《关于加强县委书记队伍建设的若干规定》，这份数十年来第一部专门关于县委书记的中央文件，将县委书记选拔管理升格为干部工作的战略重点工程。其中，“县委书记的选拔任用，应按程序报经省级党委常委会议审议”，释放了县委书记由省委直接任命的信号。

　　5月18日，中组部加强县委书记队伍建设座谈会上，李源潮提出“对县委书记的要求和管理，不能按一般的处级干部来对待”，被解读为李源潮为全国县委书记“扩权”布局。

　　县委书记如此高密度出现在中央文件并被高层如此关注，历史上从未有过。

　　任何改革都有动因，县委书记“高配”有一个无法回避的现实，这支被中组部部长李源潮定义为“执政治国的骨干力量”，正面临“三年之痒”。中组部的一项调查数据显示，县委书记的平均任期为两年零七个月，大大低于一届（五年）的要求。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社会问题研究中心主任于建嵘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表示：“管好县是管理国家的基础，要让县委书记安心工作，需要改变他们的级别预期和政治待遇。”

　　一位熟悉官场规则的观察人士评论：“厅级县官”的出现并非偶然，以“省委任命县委书记”为标志的人事体制改革、以“省财政与县财政直接联系”为标志的财政体制改革、以“县级政府将拥有更多市级政府权力”为标志的扩权改革，所有这些改革和“厅级县官”联系起来，就形成一个非常清晰的全盘走向：中国将强县扩权，探索以省管县代替实行了20多年的市管县模式。
“高配”能否回避潜在风险

　　不可否认，“高配”县委书记蕴含的成本和潜在风险相当明显，这场敏感改革引发学界坊间普遍关注。

　　采访中，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县委书记的回应令人印象深刻。“原地提拔会让一批县委书记不再忙于升迁，安心在地方干点实事”，然而，“将来如果县委书记忙于提拔副厅级，‘跑官’会不会变成‘跑级’？”

　　事实上，在中国目前的干部体制下，官员的政治、生活、工资、医疗等各种待遇与行政级别密切相关，县委书记提升到副厅级带来的“政治福利”，可能在官员中间形成利益攀比。

　　普遍的质疑声来自民间，县委书记已是公认腐败高发人群，原本就存在“上级监督太远，同级监督太软，下级监督太难”问题，如今提升为副厅级，会为县委书记提供更大的权力寻租空间，监督会难上加上。

　　更敏感的担忧在学界，县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县长、政协主席都是县处级，单单高配县委书记副厅级，四套班子的权力平衡格局打破，势必助长新一轮官本位思潮泛滥。

　　于建嵘给出的答案是依靠司法监督县委书记：“司法要能对县委实行有效监督，比如像法院、检察院必须脱离县委书记的控制，使县委书记不能控制司法。我认为，县委书记提升副厅级总的方向是对的，我们需要稳定县委书记，要加强县委书记的功能。”

　　国家行政学院公共行政教研室主任竹立家对县委书记高配持保留意见，“强县扩权不是‘强人扩权’， 县级政府的权力配置改革要非常慎重，不能撇开现有的法律法规和行政体制构建来无原则地高配权力。”他的核心观点是在设定一定条件情况下（如经济上GDP总量达到1千亿元），提升一些县的行政建制为地市级，而不是单独提升一个县委书记的级别。

　　对这些，中央早有考虑。

　　7月13日，《中国共产党巡视工作条例（试行）》实行，这份党内巡视制度如同一把权力锁，明确规定“省级巡视组的巡视对象主要是该省所辖市级和县级同类机构的中共领导班子及其成员”。县委书记提拔为副厅，省级巡视将起到很强的监督作用。

　　湖南则分别出台加强县党政正职监督、规范县委书记用人的文件，以此在提拔激励中加强对县委书记监管力度。 10月，李源潮在《人民日报》撰写长文《坚持民主公开竞争择优 推进干部人事制度改革》，他强调，改革有风险，但不改革党就会有危险。 这无疑为县委书记“高配”留下政治空间，改革值得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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