哥本哈根美欧中三大阵营的合纵连横

哥本哈根美欧中三大阵营的合纵连横　

　　三阵营大会战俄罗斯靠边站？

　　三强的主导地位是多种因素促成的。从当前的气候地缘政治格局看，美国、欧盟和中国无论是人口总量、经济总量，还是能源消费和温室气体排放，都占了全球相应份额的很大比重。这虽然给三强的减排带来了很大的压力，但也使它们在全球气候谈判中的地位变得举足轻重。对比这三强，国际地位同样显赫的俄罗斯虽然是《京都议定书》生效以来排放量实际下降的唯一一个大国，但主要是因其经济下滑，企业和居民排放减少所致，因此无法与三强并驾齐驱。

　　与美国站在一边的国家，形成了所谓的“伞形集团”，包括日本、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国家。在《京都议定书》谈判中，它们曾追随美国，在减排上采取消极态度，而且极力坚持发展中国家接受约束性减排目标。尽管日本、加拿大和澳大利亚后来均批准了《京都议定书》，使得“伞形集团”形式上瓦解，但在即将举行的哥本哈根会议上，或者由于金融危机的影响，或者由于无力完成《京都议定书》第一期的承诺，因而对第二期的严格减排目标没有兴趣，它们仍然会与美国立场保持基本一致，甚至会出现重新聚集在一起的迹象。当前来看，这个集团对应对气候变化的认识有所提高，态度已趋积极，但极力推脱自身减排的责任，要求发展中国家接受约束性减排义务，积极在公约之外构筑外部应对机制以掌握气候谈判话语权。

　　欧盟经历几次扩大之后，如今已变成一个27国的国家集团。最近，它的成员国全部签署了《里斯本条约》，还选出了第一任“总统”，一体化进程进一步增强。在气候变化问题上，欧盟不仅制定了自身的积极减排目标，而且对发展中国家的立场表示理解，它们对发展中国家的气候政策是典型的“胡萝卜+大棒”。鉴于共同的经济和政治利益，在哥本哈根会议上，欧盟将会继续用一个声音说话，继续成为气候地缘政治的三强之一。

　　与中国站在一边的国家，形成了完全由发展中国家组成的“77+1”的阵营。一直以来，中国在全球气候谈判中不仅本身地位重要，而且准备充分，与发展中国家沟通良好。于是，中国不但成了其他发展中国家的代言人，而且在“77+1”阵营中发挥了重要的协调作用。

　　发展中国家阵营出现分化

　　几个因素正在促使发展中国家阵营出现分化。首先是发展中国家的内部差距日益拉大。以该阵营两个最大的国家——中国和印度为例。到2006年，中国排放总量是印度的4.5倍，人均排放是印度的3.8倍，单位GDP能耗是其1.45倍。如此大的差距，必然导致减排压力和利益诉求有所不同，差距越大，分歧也越大。在中国和美国11月25日几乎同时宣布2020年的减排目标之后，印度舆论就认为这是中美两国的“二重奏”。印度环境部长拉梅什说：“现在对印度宣布削减碳排放目标的压力甚至来自于比较发达的发展中国家。我们正在研究这些进展”。

　　第二个因素是受气候变化影响各不相同。对于像马尔代夫、孟加拉这样的小岛国和低海拔国家来说，气候变化引起的海平面上升对它们有直接的生存威胁。因此，它们支持欧盟提出的将全球升温控制在2℃的目标，关心的重点是减缓气候变化。

　　第三个因素是社会体制的不同。中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坚持将发展经济、改善民生作为当前的第一要务，认为发展中国家应在可持续发展的框架下，统筹考虑经济发展、消除贫困、保护气候。古巴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态度一直很积极，卡斯特罗在不少场合均激烈批评资本主义体制是气候变化的罪魁祸首，也是应对气候变化的最大障碍。而石油输出国组织成员国大多为典型的寡头垄断国家，它们更担心全球减排会影响到国际石油市场，进而影响到它们的资本收益。因此它们一般对减排不积极，而强调国际社会应帮助它们改善经济结构。

　　第四个因素是发展中国家之间为有限的气候资金进行争夺。时至今日，发达国家为全球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提供的资金一直很少，而且施加了很多的条件，如通过清洁发展机制、要求有配套资金等。专家指出，“在国际资金来源非常有限的情况下，发展中国家之间为了经济利益产生矛盾和竞争不可避免，发展中国家阵营的分化也日益严重”。

　　当然，作为发展中国家阵营的“77+1”集团也拥有一个重要的共识，即发达国家要为人为的气候变化负上主要责任，它们必须承担强制性的减排义务，并为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技术和能力建设援助。共同的国际正义观和发展权、排放空间的要求，注定了发展中国家阵营的基石不会轻易就会破毁。

　　可以预见，一场以美欧中三方为基本格局的合纵连横大戏即将在哥本哈根上演。

发展中国家需坚守“体制内”阵地　

哥本哈根会议是《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和《京都议定书》的缔约方会议，是公约体制内的会议。然而，在与会者当中，有些国家与会并非全心全意，有着“身在曹营心在汉”的嫌疑，总试图用公约外的体制来取代公约内的谈判，用公约外的行动来为公约内的谈判设置障碍。
 
　　何为“体制内”？

　　所谓“体制内”，就是指国际气候谈判（或者规制，regime）必须以《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和《京都议定书》为基础，发挥联合国的主导作用。简单说来，就是“一个目标，两个主渠道，三个原则，四个共识”。

　　“一个目标”是指到2020年，全球温度升高低于2摄氏度，或大气二氧化碳浓度小于450PPM。这个目标是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经过科学研究得出的结论，也与前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尼古拉斯·斯特恩的著名的《斯特恩报告》结论一致。

　　“两个主渠道”是上文提到的两个国际公约。但目前，《京都议定书》的签署国数量少于《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的缔约国，因此谈判工作不得不采用“双轨制”。在之前的巴厘岛会议上，就成立了两个工作组，一个是包括美国在内的框架公约缔约国的“长期合作行动特设工作组”，另一个是“《京都议定书》特设工作组”。

　　“三个原则”是指“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公正”原则和“可持续发展”原则。“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和“公正原则”是《公约》和《京都议定书》确认的国际应对气候变化的、有关责任和义务的基本原则。“可持续发展”原则是指发展中国家要在保证发展的前提下应对气候变化，要将发展经济、消除贫困、应对气候变化结合起来。

　　“四个共识”则比较具体，主要指：一、发达国家要为历史排放和当前的高人均排放承担责任，要承担中期量化减排义务；二、发展中国家应根据本国国情，在发达国家资金和技术转让的支持下，尽可能地减缓温室气体排放，努力适应气候变化；三、应建立有效的资金机制，发达国家应向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支持；四、应建立有效机制安排，促进环境和气候友好型技术向发展中国家转让，提高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

　　何为“体制外”？

　　在迄今为止的国际气候规制中，尽管绝大多数国家坚持在“体制内”进行谈判，但由于谈判参与方众多，矛盾重重，交易成本太高，因而以欧盟和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试图在《公约》和《京都议定书》的框架之外寻求新的解决途径。这就是所谓的“体制外”。

　　近年来，美国不甘接受“体制内”的国际气候规制，试图抢夺气候变化的话语权和领导权。2005年，美国发起成立了《亚太地区清洁发展与气候伙伴计划》，由于没有实质推进，于是又在2007年9月起，开始主持召开“主要经济体能源安全与气候变化会议”。2008年的会议有16个国家参加，其经济总量、能源消费量和二氧化碳排放量，占了全世界的70%以上，对国际气候规制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2005年的八国集团首脑会议首次将气候变化列为一大议题。从此，气候变化成为八国峰会的常设议题。可以说，八国峰会的政治意愿足以左右国际气候规制的方向和进程。此外，APEC会议、欧盟首脑会议、亚欧会议，以及达沃斯经济论坛等，都将气候变化纳入了重要的议事日程。在美国的推动下，世界银行和亚洲开发银行已分别设立55亿美元和2亿美元的气候基金，其总量已经超过了“体制内”的资金。此外，发达国家还广泛主导签署了一大批双边和多边气候协议。

　　发达国家这一系列“体制外”动作，无非是为了抢夺应对气候变化的话语权和领导权。但它们对“体制内”有着不确定的影响。如果能够坚持“体制内”的原则和目标，就有可能成为“体制内”的补充，对国际气候谈判起到推动作用；但如果放弃或者背离了“体制内”的原则和主导地位，则有可能成为某些大国的政治利益猎物，分散国际社会的注意力，并加大“体制内”的谈判难度。

　　内外如何选择？

　　“体制内”和“体制外”一旦起冲突，冲突的目标实质上就会直指“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因此，如何参加“体制内”和“体制外”的活动就成了发展中国家的新课题。不参加“体制外”的活动，会被国际社会视为“态度消极”，也会丧失一些重要的经济和政治利益；完全听从发达国家“体制外”的召唤，则会丧失应对气候变化的话语权和应有的谈判地位，甚至加大发展中国家内部的分裂。

　　事实上，发达国家的一系列“体制外”动作，已经引起了发展中国家相互之间的不信任和分化。如何在哥本哈根会议上维持发展中国家的整体团结，已成为发展中国家共同面临的严峻问题。在哥本哈根，美国还可能会以“体制外”资金已经较多、双边或多边的减排协议已存在为由，给谈判设置障碍。

　　面对种种外部压力，发展中国家必须坚持“体制外”是“体制内”的补充的基本态度，坚持“内”为主“外为辅”，才能争取形成共同立场，推动公约内的谈判取得积极的进展。但是，要做到这种“坚持”，何其难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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