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足球反黑的生死两端

    8年前，陈培德揭竿而起，掀起了一场足坛反黑风暴，这位前浙江省体育局长也成为“中国足球反黑第一人”。如今，那场风暴惟一能让人记住的结果是：退赃的裁判龚建平入狱，之后，龚建平身死狱中。再之后，陈培德退位，他和一众呐喊者，保持沉默。

    我们只是知道，龚建平的案和死，并没能搅动中国足球这一潭浓黑的死水。

首位自首受贿入狱的足球裁判龚建平去世这些年

炮灰散尽，只剩沉寂

    谁来打黑？打什么黑？这都不关我的事，中国足球跟我们没有关系了，我也不指望通过调查来澄清什么东西，还什么清白。

    ——— 龚建平妻子

    在为什么只判龚建平一个，是司法范围的事，总局和足协是管不了；但“为何自曝家丑的浙江绿城却受到最重的处罚？”也是司法问题？当时，国家体育总局和中国足协，提出的口号是“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可在实际处理上却是“坦白从严，抗拒从宽”。

    ———在《不讲真话的悲哀》的书评里陈培德再议当年打假扫黑。

    雨滴裹挟着冰雹，从房前的天空上倾泻而下，不多时，雪花飘舞了起来。北京的这个冬天，第二波寒潮来袭。

    石油学院附中的门口，下午3点过后，放学的学生陆陆续续走了出来，他们嬉闹着，背着书包准备回家。校门的北侧是一栋6层高的家属楼，这所中学的老师都住在这里。7年前的那个春天，一个中年男人被警察从家中带走；2年之后，还是这个男人，救护车将他从这栋楼里接了出去，之后就死在了医院里。

    这个男人名叫龚建平。因为曾经是这所中学的体育老师，在去世之前，他就住在这个地方，但人们更为熟知的，是他那“中国第一黑哨”的头衔。迄今为止，他是被中国足协认定的、被法律制裁的惟一的“黑哨”。专题采写：记者 徐显强(本报北京电）

    邻居：龚老师还能翻案吗？

    与不远处喧闹的校门口相比，家属楼下显得很安静。而在几年之前，这里曾是中国足球扫黑风暴的一个地标，记者、警察沿着门口南北向的一条小路，进进出出。现在，这里人烟稀少。一位上了年纪的女老师，推着车走出了校园，钻进了路边的车棚。

    “龚老师以前是我的同事，学校的老师都知道那件事。”这位老师很热情，看到记者上前搭讪，她停住了准备进楼的脚步。谈及往事，她一边说着，一边摇头：“那么好的一个人，就这样去了，真是可惜，才44岁啊。”在她的印象中，龚建平是这样的一个人：“话不多，但是人缘特别好，人际关系处理得很好。学校给他分了房，四十多平米，他们一家三口，一直都住在这里。”她指着眼前的小路，“节假日的时候，在这里经常能看到龚老师教他女儿学车。”

    如今，这里已经看不到那对学车的父女，经过雨雪的冲刷，路面早已是破旧不堪，铺路的地砖有些松动，装修剩下的废弃材料，胡乱堆放在路边。

    “在没评上国际裁判之前，他们家就买了一辆夏利车，那个年代有能力买小车的人还不多，同事之间就有些议论。”但这种议论，很快就变成了同情。“所有的责任都由龚老师一个人扛了，太冤了。再说了，不就是37万吗？那个××(国内某著名裁判)何止受贿这么一点钱？”多年过去了，这位老教师，还能准确说出当年判定龚建平受贿的数字。“当时我们想着，顶多也就判5年，甚至有可能无罪释放，谁知道，最后定了一个公务员受贿的罪名，判了10年。他爸爸身体本来就不好，想着可能看不到儿子出来了，判刑的第二年就去世了。”老教师叹着气，“保外就医了之后，我还在楼下看到过龚老师几回，他慢悠悠地走，笑着跟人说，没事的，我还能扛得住。没想到一次感冒把他击倒了。”

    老教师关于“那件事”的最后一幕回忆，是2004年的7月11日晚上，“那天下着大雨，这条路的下水道堵住了，路面上成了水塘子，听说龚老师病危，我们学校的老师就拼了车，往304医院赶，校长都去了。等我们到那的时候，喉咙已经划开了，之后人就不行了。第二天就是他的生日……”

    一转眼，天寿陵园里龚建平的墓碑已经立了5年，他七十多岁的母亲，在碑前摆上了祭品。最近的电视上，反复播放着中国足球打假扫黑的新闻，老教师问记者：“龚老师太冤枉了，你说这事，还能为他翻案吗？”一个戴眼镜的男老师正准备出门，抬头看了看天，又把脑袋缩了回去：“翻什么案啊，能查清楚吗！谁还记得呢？都这么多年了，即使有什么证据，恐怕也找不到了。”

    谁还记得呢？这栋楼上下，邻里们已经很长时间不提这件事了，他们的话题变成了“到哪里可以买到7毛钱的大葱”、“谁家的孩子晚上8点要出去学钢琴”……而新搬来的住户，压根都不知道他们的楼上曾发生过什么惊天动地的事情。邻居们与龚建平的家人，也渐渐少了来往。那位与龚家住在同一单元的男老师感叹：“龚老师去世之后，我们接触少了一些，他女儿在学校的时间比较多，即使回来了，我们也很难碰到。”

    妻子：中国足球跟我已没有关系

    “中国第一黑哨”龚建平离开这个世界，已有5年多的时间。石油学院附中的门口，曾吸引着全国各地记者的到来。而过去的几年，这里的老师已经很少看到问路的陌生面孔。只有在今年5周年忌日的时候，这所学校、这个人名，才重新被搬上了报章。

    龚建平的女儿，在父亲出事时，正面临高考，现在，她已经大学毕业并留校任教。她就学和工作的单位，也正是她父亲生前供职的首都体育大学，在北京市北郊的凤凰岭校区，她是系辅导员。

    追随了父亲的步伐，但龚建平女儿避开了足球。“可能是经历了很多事情，她显得比其他同学成熟、稳重。”龚建平女儿的一位朋友告诉记者，“她很少谈论足球方面的话题，我们跟她在一起，也从来不提中国足球，怕她伤心。很多跟她一起读了4年书的同学，都不知道她是龚建平的女儿。只有跟自己很熟很熟的朋友，她才会说一些心事。”

    石油学院附中门口的钟上，时针停留在了晚上6点，学生们早已散尽，家属楼下昏黄的路灯也已亮起。有菜香从屋内飘出，二楼的住户在装修，袋装的水泥塞满了楼道，电钻声时起时落。而四楼的那扇窗户，依旧是一片漆黑，紧锁的防盗门已经蒙上了厚厚的一层灰，一只小狗在屋里狂吠，声音忽远忽近。龚建平的妻子索玉华，也是石油学院附中的一名体育老师，当劳作的人们回到家中，她还停留在学校的体育教研室里。

    “我最近教学挺忙的，不想接受采访。”记者将电话打进她的办公室，索玉华先是有些惊讶，不过语调很快平缓了下来。在丈夫去世之后，她对记者一直都有抵触情绪。“你想我说什么呢？这么多年过去了，我已经不想再提那件事了。谁来打黑？打什么黑？这都不关我的事，中国足球跟我们没有关系了，我也不指望通过调查来澄清什么东西，还什么清白。”

    5年的时光足以改变很多事情，当年龚建平灵堂前“人垂泪天降雨天人共悲旷世奇案皆知晓”的挽联、追悼会上索玉华“我会为你报仇”的哭喊，已经变成了人们褪色的回忆。时至今日，龚建平一家已经不再提起关于报仇的事情。有人认为揭发龚建平的是当年“反黑三斗士”之一的宋卫平，尽管索玉华的手机里还存着两个宋的手机号，但一直没有拨打过。此前她还向媒体再三强调“忏悔信不是龚建平写的”，现在也没有了向外人解释的愿望。

    “我们只想过着平静的、普普通通的生活。”索玉华说。几个月前，有媒体把龚建平的大幅照片搬上了版面，她一度想质问那位记者，但最终还是放下了电话，“后来一想，没有必要了，打了电话，又能怎样呢？事情都已经过去那么久了。”

    钩沉

    历史绕不开的第一次扫黑风暴和龚案

    龚建平，1960年生于北京，作为恢复高考的第一批大学生，1981年从首都体育师范大学毕业。他最早是石油学院附中体育教师，1982年开始从事足球裁判工作。2001年，他被中国足协推选为国际级裁判，随后调入母校首都体育师范大学任教。同年12月，因一封署名“还有良知的裁判”的《一个执法过杭州比赛裁判的自白》，和同时退交给俱乐部的4万元钱掀起了中国足坛有史以来最为剧烈的“反黑风暴”，有人影射是龚建平所为。

    这波“反黑风暴”影响巨大，揭开盖子的宋卫平、李书福、陈培德三人成为“反黑斗士”。

    2001年12月15日，浙江黄龙体育场，浙江省体育局局长陈培德在接受中央台《新闻调查》栏目的采访时戟指着镜头怒斥。“他们现在正在阴暗的角落里发抖。他们明年还敢吗？他们正在惶惶不可终日。”

    而龚建平则被扣上“中国第一黑哨”的大帽。此后，司法首次高调介入体育界，这在当时被认为是中国司法发展的一次重大突破。

    2002年3月15日，龚建平被北京警方从家中带走，28日，龚与辩护律师王冰见面，同日，“反黑”关键人物浙江绿城老板宋卫平表示“自白书”和4万元钱，“确是龚所为”。4月17日，北京市宣武区检察院以涉嫌“企业人员受贿罪”正式批捕龚建平。时任足协副主席的阎世铎说：“出现龚建平这样的事情，我们足球工作人员都感到非常的痛心，但这种事是不可避免的。”

    2003年1月29日，北京市宣武区人民法院以“企业人员受贿罪”，判处龚建平有期徒刑10年。一个足球裁判锒铛入狱，此例开中国体育之先河。“反黑风暴”由此告一段落。《中国新闻周刊》曾经发表一篇以“龚建平没有带走的疑问”为标题的文章，称“龚建平提起上诉，二审没有开庭，就直接维持了原判。龚建平这个案子，成了铁案……值得质疑的另一点是———那些给龚建平行贿的人(包括宋卫平在内)，那些在法庭上被认定为行贿的行为，最终没有被提起公诉。龚建平的受贿案成了没有行贿人的‘天贿’。”

    2004年7月11日，保外就医的龚建平因肺病在北京市304医院病逝，终年44岁。宋卫平后来透露，龚建平住院期间，自己曾前后两次送过治疗费。在龚建平去世前10天，宋卫平还与龚建平商量出书的事情。稿费由宋卫平出，龚建平把他知道的事情都写出来。龚建平已经同意了，他妻子开始没有答应，后来才许可，但龚建平随后病逝。

    龚建平去世后，陈培德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龚建平受到的待遇是不公平的，他不应该是第一个受法律制裁的受贿裁判，更不应该是惟一的一个！足球的反腐败是社会公开性最大，舆论监督和介入最多，但结果却是透明度最低的一个！我对体育反腐败局面非常缺乏信心，而且一度绝望。”

“反黑斗士”陈培德这8年

炮火愈加猛烈

    以相对更彻底的司法介入为标志，由沈阳发端而起的中国足球赌球案，注定会让一些尘封的往事重新被串起，包括和这些事相关的一些人，比如陈培德。

    2001年底，其以浙江省体育局局长身份，联手浙江绿城、广州吉利老板宋卫平、李书福，发起震惊世人的打黑风暴，陈也由此被冠以“反黑斗士”的美誉。之后的事，已无需赘述，随着当年那场打黑风暴以不了了之收场，先后出了两本书、并经历了两次退休的陈培德，逐渐从人们的视线淡出。不想“沈阳事发”，当年的“反黑斗士”，而今又成焦点人物。

    专题采写:记者 刘皓(本报杭州专电)

    单边往来

    2006年6月，前中国足协掌门人阎世铎著书《忠诚无悔》，由新华出版社出版发行。不久，身在杭州的陈培德，收到了阎寄自北京的样书，后者在书的扉页附有如下赠言“送给老朋友、老兄培德同志。”

    巧的是，同一时间，陈培德所著的《该我说了———谁搞乱了中国足球》一书，也由新华出版社出版发行，但陈并没有礼节性地给阎回寄样书。这次单边的“书信往来”，是迄今为止二人间的最后一次交流。

    仍然是在这一年，10月22日下午，浙江绿城在中甲倒数第二轮客场战平河南建业，提前一轮冲超成功。终场哨响起不久，远在厦门老家度假的陈培德，收到绿城老板宋卫平发给他的只有寥寥十数字的一条短信：“正道多助，感谢这些年来的关心和支持。”

    几乎是整整3年后，陈培德在杭州家中的电视机前，亲眼目睹绿城在北京从中超降回中甲。与此同时，在京杭大运河的另一端，宋卫平破天荒地以领队身份坐上教练席，现场目睹绿城降级。只是这一次，宋没再像3年前那样，在赛后给陈培德发去一条短信。自绿城降级，两个8年前曾经并肩作战的战友，暂时还未曾见过面，亦不曾有过任何形式的沟通……

    两次退休

    时间过得真快，距离那次二人联手揭开中国足球诸多黑幕的反黑行动，一转眼竟是8年。这8年间，从中青年过渡到中年的宋卫平，仍然是那个拥有足球俱乐部的地产老板。同样老了8岁的陈培德，却经历了两次退休：2003年，因在体育局局长岗位上已任职两届，且年龄已接近退休规定的60岁，陈培德被换岗到浙江省人大。在那年浙江省第十届人代会的省人大常委选举中，总共614张选票，陈培德以596票的第二高票，当选主管体育、卫生和计划生育，同时还兼管教育的科教文卫副主任委员。陈培德说，这是大家对他数十年仕途、10年体育官员生涯最好的一个评价。至去年，陈在省人大的5年任期宣告届满，这一次，他可以说是彻底地从官场上退休了。

    退休后的陈培德，每逢绿城打主场，还是会去现场看球，他的级别摆在那，每次都安坐于主席台的第一排。每次去看球，陈培德也总会与宋卫平寒暄一番，以宋球队老板的身份，主席台首排本来是有他一个位置，但自2001年打黑风暴偃旗息鼓后，越发低调的宋卫平(同时也出于避开媒体追逐的考虑)，却总是习惯性地坐在主席台第三排。总的来说，二人间的沟通，不似以往那么多了。

    电话不停

    上个月，第11届全运会在山东举办期间，陈培德接到很多省市体育局长的电话，问他为什么没以嘉宾身份前去山东观摩赛事。全运会之后，他的电话铃声响起的次数更频繁了，但这次的来电显示是以陌生号码居多。连他自己也没有想到，随着沈阳爆出赌球案，自己这个彻底从官场上退下来的前体育局局长，竟再次成为舆论追逐的焦点，而且远比七八年前更“走红”。

    “这绝非我意愿。”陈培德跟记者这样说的时候，恰巧就有一个陌生的电话号码打进来，老人没有接听，但也没有挂断，就任由那手机铃声“自生自灭”。“搞不好，又是哪个媒体要来采访，这段时间，我的电话每天都这样响不停。归根结底，还是球迷和媒体太信任我、太需要我出来说话了。”

    继续呐喊

    于是，年事已高的陈培德在有选择地接受仍旧是密集型的媒体采访时，一如过去那般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反正现在彻底退休了，有些以前在位时不便说的话，现在都能说了。又于是，陈的言论给人以一种“炮火”愈加猛烈的感觉，如直陈足球打假扫黑的阻力是来自体育系统内部云云。

    在陈培德这次面对各路媒体发布的言论中，胡锦涛、习近平、刘延东这三个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名字，时常被其提及。有些巧合的是，自北京奥运会结束至前段时间，以上三位党和国家领导人，都曾表态要下大力气把中国足球抓上去。以陈培德为官数十年的政治嗅觉，他知道，党中央和国务院这次要出手救治中国足球了。但有一点是他没有料到的，这次“沈阳出事”，司法介入的力度竟是如此之大！所以陈培德更愿意把这两件事联系在一起看，这样看的结果使他感觉到前所未有的兴奋，他预言：这次打假扫黑，绝不会像七八年前那样不了了之！通俗一点解释，司法部门这次彻底介入中国足球，是得了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尚方宝剑”。故而陈培德觉得，虽然自己年事已高且已彻底退出官场，但仍有义务为这一正义之举摇旗呐喊。

    口水之战

    事实上，即使不存在由沈阳发端而起的中国足球赌球案，陈培德还是会在当下成为焦点人物，因为在他和他的老上级袁伟民之间，正上演一场本不在人们意料之中的口水大战。

    前段时间，在国家体育总局局长位置上退位整整五年的袁伟民，公开出版《袁伟民与体坛风云》一书。书中揭开了中国体育尘封已久的诸多内幕，个别章节颇为“惹火”，比如对曾任国际奥委会副主席、中国奥委会主席，享有“中国申奥之父”美誉的何振梁公开发炮。后袁伟民在接受媒体专访时，又就书中为何避谈2001年那次打黑风暴作出回应，其中涉及那次打黑行动发起人陈培德的部分，最为陈本人所不能认同。此一争执迅即在社会上引起巨大反响，顺带着也把本已淡出世人视线陈培德的重新拉回到舆论的风口浪尖。

    最终，陈培德这个厅局级的退休干部，面对袁伟民这个省部级的曾经的顶头上司，没有选择沉默。通过给《袁伟民与体坛风云》一书撰写书评的方式，陈培德也作出属于自己的回应，其中部分章节已在浙江省内的报章刊发。此番本报记者专赴杭州对话陈培德，后者也把这份题为《不讲真话的悲哀》的“书评”，以足本格式拷贝给记者，授权本报全文刊发。

    (《不讲真话的悲哀》详见B08版)

陈培德:甘当叛逆者

    陈观

    上周末的一个早晨，陈培德像往常一样打开电脑浏览新闻。在一家大型门户网站的体育板块，他看到一则东北某报对自己的电话访问稿，文中提到他废除举国体制、取消全运会的观点。陈培德特意看了下当时网友跟帖的数量———总共175条。然后他逐条看过，发现赞同自己观点的有172条，只有3条说反对，而且连所要表达的反对意见也是完全一样的：“不行！废除了举国体制、取消了全运会，我们这些运动员、教练员今后的出路在哪里？”

    3比172，何其微不足道的数字比例！陈培德却因此陷入沉思，“革自己的命，哪有这么容易！”

    专题采写：记者 刘皓(本报杭州电)

    1

    专业打业余，中国奥运金牌没多少可炫耀

    1993年，是陈培德在浙江省体委主任位子上就任的元年，从那之后，他其实一直都没有离开过体育。可十数年过去，他愈发觉得，自己目前的处境有些微妙“我正在成为中国体育的叛逆者！”而这种所谓“叛逆”的标志，便是“所有不谐之音皆出自我口”，不过陈培德首先澄清一点：“我并不想标新立异。”他承认，对后奥运时代中国竞技体育的走向和发展，自己是充满了担忧“体育圈的腐败风气越来越盛，中国竞技体育正在异化和变味，已经不能做到公正和透明、不能带给人们游戏式的快乐。其本身所本该拥有的公益性，已彻底沦为功利性，而这个圈子里的人，正是受功利驱使，令一些不应有的东西，现在完全依附在体育身上。我不想随波逐流，所以，我甘当一名叛逆者！”

    从九运会以一省体育局长身份炮轰赛风赛制开始，陈培德便将“矛头”始终指向中国竞技体育所一向奉行的举国体制，这次和记者面对面，话匣子仍是从此处打开。不过，学哲学出身的陈培德，更喜欢辩证地看待问题：“一直我都没有否认过，举国体制曾经是一大法宝。在竞技体育领域，中国能摘掉东亚病夫的帽子、结束一段耻辱的历史，举国体制是功不可没的。但从内涵上讲，它又有它的局限性，现今它也只是局限于竞技体育领域。”

    在陈培德看来，举国体制之所以能在中国竞技体育领域发挥得淋漓尽致，无非是国家出钱、出人、出物，是“只要荣誉，不计成本”的做法，可谓“倾国倾城、在所不惜”“培养一名运动员，国家给他配备教练员，提供场馆、器械、服装，包了他的伙食、医疗以及部分的文化教育，我想全世界这么做的，除了中国也没有几个国家了。那么这种情况下，我们的运动员和人家同场竞技，是不是属于不平等竞争呢？就好比世界杯和奥运会，世界杯是职业化的，但参加奥运会的运动员本该是业余性质，也就是国际奥委会没跟中国太计较，要是人家严格来一番审查，恐怕中国这些运动员没有一个有资格去参加奥运会。”

    接下来陈培德举了郎平的例子：“郎平去你们广东了，可去年奥运会前的三四个月，你知道她在为什么犯愁吗？她带的那些美国女排的队员，因为都有各自的工作，没法让她集中起来进行系统性的训练。但同一时间，中国女排已经全队集训了多久了？可就算是这样，奥运会上，完全专业队的中国女排，还不是在家门口，被完全业余队的美国女排给打败了吗？所以虽然奥运会上存在这么多不平等竞争，可很多辉煌还是被人家业余队的拿走了。”说到这，陈培德泛起一丝苦笑：“奥运会中国拿了那么多金牌，我看其实没多少值得炫耀的东西。”

    2

    改革开放逾30年，独体育抱着计划经济不放

    陈培德认为，除内涵上的局限性，举国体制还存在时代的局限性，当这一时代产物现已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也就到了该对它进行彻底改革的时候了。

    在位时，有一次陈培德出访德国，发现那里的人们对奥运金牌的渴望似乎并不强烈，而且原本强大无比的日耳曼军团，现在在奥运金牌榜上也早已退出三甲之列。针对这一点陈培德特别留意了一下，他发现，原来德国举办奥运前，民众包括运动员本身对金牌的渴望其实还是蛮强烈的，但举办过奥运之后，尤其是辉煌过一把之后，一切都开始被淡化了。“我觉得这种情形在中国也会出现，这次全运会我就注意了一下，08(奥运)过后，人们对金牌、对全运会关注的热度正在减退。”所以陈培德觉得，这正是废除举国体制的大好契机。

    “我呼吁废除举国体制，是因为它毫无疑问是计划经济体制的产物，许多做法与市场经济都是不吻合的。我知道体育圈绝大多数的人从感情上和利益上对举国体制很怀念，担心废除它之后，中国竞技体育会沦落成现在的印度——— 是啊，到去年，印度才通过射击拿到他们国家奥运史上的第一枚金牌。如果出现这种担忧，我不能说，这是不是杞人忧天。可我也要反问一句了：计划经济体制下铸就的辉煌，难道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就不能同样取得吗？你看现在，整个国家都运行在市场经济的大体制下，别人都在走市场经济的路子，怎么惟独就只有体育有这个特权，可以抱着计划经济不放呢？”

    大前天，受国家体育总局之邀，陈培德去苏州出席了一个后奥运时代中国体育事业的战略研讨会，这次接受本报专访，其将会上自己将要谏言的观点提前向记者亮出：“举国体制并不是说要完全废除，在全民体育领域，它还要得到强化，总之全民体育要牢牢掌握在政府手中。会衍生功利性的竞技体育，逐步地交给市场，直到完全按市场经济体制运行。什么叫接轨？这就是和国际接轨！”

    3

    应该变运动员大学生为大学生运动员

    陈培德在位时，有一次去举重队视察，曾提出保送一个年轻队员去大学深造，但被对方拒绝了。“课堂上讲的那些东西，他说他啥都听不懂，还不如留在队里举杠铃、过枯燥的生活，也比去学校受罪强。”陈培德承认，在体育圈，这是个普遍现象，“很多有学历的运动员只是戴上了大学生的帽子，可实际上呢？可能只有初中文化水平。”

    这一普遍现象不免让陈培德感到心酸：“半个世纪以来，中国的竞技体育，其实是以牺牲一代又一代青少年的青春期为代价在发展着。当这些运动员被推向社会，面对残酷的竞争，很容易就会被淘汰。而国家先前也已经为他们付出了很多，但最终还是无功而返，甚至连有些人的就业问题都解决不了。”

    对N BA选秀是以大学生联盟N CA A为人才输送主要渠道的机制，陈培德说他一直很推崇，“这些进了N BA的职业球员，就读时其实就是一些对篮球感兴趣的学生，哪天他们不打球了，凭借上学时掌握的一技之长，仍然可以从事他所学的专业，基本是不存在失业这种后顾之忧的。我们中国也应该走这条路子，变‘运动员大学生’为‘大学生运动员’，这也是我通过学习科学发展观得出来的一点体会。”

    “可从很早开始，运动队里不都有文化课在传授了吗？”当记者抛出自己的疑问，陈培德微笑着做出了自己的否定：“运动员一天训练课下来那么累，你让他马上走进教室，你说他能听好课吗？而且，一周时间里运动员学习文化课也就两个半天，外带两个晚上，能学到多少有用的知识？这种文化水平，走上社会别说和同龄人竞争了，就是和人家对话我看都难。说难听点吧，在专业队，他们就是一台训练机器。”

    说到这，陈培德给记者念了两句“古诗”，一为“一将成名万骨枯”，以表达一个运动员的成功，是以无数运动员的失败陪衬出来，“冠军只有一个，前八不也才只有八个嘛！”另一句，则是“大将功成遍体伤”，为此他特别举了体操队的例子：“像女子体操运动员，到25岁基本就该退役了，但我们给她们做体检的时候，发现她们膝盖的老化程度，完全就是五六十岁的老太太才应该出现的那种水平。”

    所以陈培德向总局谏言，中国竞技体育也要贯彻科学发展观，坚持以人为本。“以人为本的核心，就是以运动员为本，其核心的核心，就是以运动员的终生价值为本。”

    4

    体育官员是为人民充分享有体育权而服务的

    和陈培德的聊天唠着唠着，话题又转回举国体制，这次说的是取消全运会。对陈培德来说，这已是“老生常谈”，4年前十运会结束后，这样的观点他已经抛出过。

    “和举国体制一样，全运会也已经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是该寿终正寝了。”陈培德的建议还是和以前一样：做强做大单项锦标赛。

    “如果说要举办全运会，新疆、甘肃、贵州这些经济欠发达地区，可能永远都举办不了，他们只能永远甘当看客。但如果把单项锦标赛的门槛降低，让更多的运动员参与进来，并以此取代全运会，那么这些经济欠发达地区的机会就来了，他们完全可以根据自身情况成为赛事主办方，并以此推动自身强项在本地区的发展。比如新疆可以举办马术比赛，甘肃可以承办曲棍球比赛，国球基础较好的贵州也可以举办乒乓球全锦赛。”

    实际上，当4年前陈培德把这样的观点抛出，也不是没在全国范围内引起过反响，但没有谁比陈培德本人更清楚，这几乎难以实现：“我一直说，体育的改革，阻力都是来自主管部门内部，靠他们修修改改，改革很难深化下去。他们当然清楚，自己的编制是编委会给的，官衔是组织部给的，钱是财政拨款，如果被推向社会，这些就都没了，这些问题是他们必须要考虑的。”

    按照陈培德的设想，此事若想办成，最好由党中央国务院牵头，召集地方各级党委政府，且允许社会各界广泛参与，在体育系统内外展开共同的大讨论，最终以民意决断。“体育的本质，应该回到上世纪50年代毛主席的光辉题词上来：‘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但现在的情况，跟毛主席当年的指导思想是相违背的。必须还体育权给人民，体育官员所谓的为人民服务，其实应该是为人民充分享有体育权而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