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集体卖血”给谁脸上抹了黑？

农民“集体卖血”给谁脸上抹了黑？　　

古彭万俟轩　　

昨天（　11月6日　）晚上，笔者通过人民网读了《中国青年报》刊登的长篇通讯《国家级贫困县湖北郧县妇女乘“血船”集体卖血》之后，感到如鲠在喉。没想到改革开放30年后的今天，中国还有这么多农民靠“卖血为生”。　　

这篇通讯披露说，湖北省汉水上游30公里　沿岸，有数万农村妇女为了生计到郧县县城单采血浆站卖血。她们每次被采走600cc（一斤二两）血浆，能拿到160元的“营养费”和8元路费。农民说，除了种地之外，这是她们唯一的赚钱办法。有关部门的统计数字显示，该县固定供血浆者有6387名，每月采血3吨以上，这些卖血者大多都是山区农妇。血浆站成立10多年来，已有两万人“奉献血浆”。老百姓直截了当地说：“日子过不下去了，才去卖血”。　　

通讯中报道的杨家沟村农妇周文芬，孙子查出患有再生障碍性贫血症，两年下来医药费花了近十万元。为给孩子治病，丈夫卖掉家里挖沙船，儿子卖掉摩托车修理店，50多岁的她只好靠“抽血”拿回100多块钱。医院说住院得先交8万块钱，为给孩子治病，儿子儿媳只好带着孩子去天津，一边打工一边求医。周文芬泪水涟涟地说：不去卖血可“怎么办”哪？　　

报道中还提到另一位家住郑家河村的农妇高从芬。她从2000年开始就和丈夫老董一起卖血，已经10年了。儿子上大学每年学费5000元，从高中起，学费和生活费的来源全靠老两口卖血。她原本以为儿子大学毕业工作后，她就可以不再“受这个罪”了。可是儿子毕业后不仅长时间没找到工作，反而被同学骗进传销窝点。对方给家里打电话来，要他们交3000块钱赎人。高从芬哭着说：“我们身上连血都没了，别说是钱。”　　

有关数据显示，郧县长期以来都是国家级贫困县，年人均纯收入在668元以下的有38.16万人。也就是说，改革开放数十年，郧县还没有摘掉“国家级贫困县”的帽子。　　

这篇报道读后令人动容，也实在让人难以置信。人们通过改革“精英”和主流媒体的造势宣传，一直都以为我们国家通过30年改革开放，已经集体跨越贫困线，步入温饱线，大多数地区达到小康水平了。就是个别地区有些差距，也不会沦落到“集体卖血”的地步。人们不能不感到奇怪，难道改革开放的春风还没有吹到汉水两岸？，难道他们没有像小岗村那样实行“大包干”？不是说农村“一包就灵”吗？怎么“大包干”在小岗村这么管用，到其他地方就不灵了呢？再说，按照官方宣布的4%比例，眼下中国“先富起来”的千万富翁、亿万富翁至少已突破5000万。他们“先富起来”之后，怎么没有像改革开放总设计师说的那样“先富帮后富”呢？　　

透过这篇报道，我们可以肯定一点：郧县农妇“集体卖血”绝不是为了图好玩，更不是为了去寻求刺激，而是实实在在的为生活所逼所困。我们从这篇报道里还可以看到一个无法回避的事实：“改开”30年之后，中国还有那么多的农民上不起学、生不起病、找不到工作。要不然，这些本该享儿女清福的，已经年过五旬的农妇们，怎么会半夜三更爬起来跑到数十公里外的县城去“卖血”呢？　　

至于她们卖血的原因，其实报道中已经说得非常清楚。村妇高从芬直截了当地告诉大家：“日子过不下去了，才去卖血！”她还反问道：“日子要是过得好端端的，谁会去受这个罪？”谈到眼前困境，她哭得更加伤心：“我们身上连血都没了，别说是钱。”另一位村妇周文芬则泪水涟涟回答人们提问：“想钱嘛，不去怎么办？”村民龚传海的理由与她基本一致：“生活怎么办？总得搞钱吧？”　　

我实在不想就此发表什么议论了。但站在改革“精英”的角度上换位思考，又觉得这些“不识好歹”的农民实在不该做那些有失国体的事，还有这家“不识时务”的《中国青年报》，更不该刊登那些于改革脸上无光的消息。要学会识大体、顾大局嘛，要为国家利益着想嘛！就是“饿死”也不能让国家难看，就是“穷死”也要打肿脸充胖子，也要去努力展现改革开放的伟大成果。 　　

那些卖血的农妇们，还有撰写、刊登这篇报道的《中国青年报》记者、老总们，让我悄悄提醒您们一句吧：你们这样做是故意给改革开放脸上抹黑，这是有意让改革开放的吹鼓手们颜面丢尽屁股坐不住！仔细想想，你们的立场都站到什么地方去了？　　

附《中国青年报》长篇通讯：国家级贫困县湖北郧县妇女乘“血船”集体卖血　　

血船　　

这是一条长约　5米　、定员35人的白色客船，终点是湖北省十堰市郧县县城，起点则是县城上游约　30公里　处的孙家湾。在长江最长的支流汉水上，它已整整航行了十年，村民称其为“班船”。　　

不过，当周文芬和邻居刘开连等人坐上船时，有人会习惯称这条船为“血船”。　　

“你们是不是去搞那个的？”总会有乘客问她们同样的问题。　　

这些乘客，大都是方圆几十里地的乡亲，尽管在背后，他们会直言“卖血浆”三个字，但面对面时，都会以“搞那个的”代之。　　

的确，这两个农村女人都是“搞那个的”。她们的目的地，是郧县单采血浆站。在那里，她们每次被采走600cc的血浆，然后能拿到160元的“营养费”和8元的路费。种地之外，这几乎是她们唯一的赚钱办法。　　

在卫生部发布的《单采血浆站管理办法》里，“供血浆者”是她们的标准称谓。目前，郧县单采血浆站的固定供血浆者有6387名，他们大多是像周和刘这样的山区农民。血浆站成立10多年来，已经有近两万人“奉献了自己宝贵的血浆”。　　

在6387人中，约有200人是坐“血船”来的。当船下的江水奔流到武汉时，曾在周文芬他们身上流动的血浆，也会被一辆从武汉过来的运血车拉回去。每个月，这些血浆的重量在3吨左右。　　

“想钱嘛，不去怎么办？”　　

这3吨血浆，大约5000袋，一袋一袋从郧县各个角落汇集而来。　　

其中一袋就来自46岁的刘开连。这个家住杨家沟村的农民知道，那个比“家里盐袋子还要大”的塑料袋，能够装满“一斤二两”的血浆。　　

大约5年前，这袋血浆为刘开连换回了83元钱。那是她第一次献血浆。她种完麦子的第二天，趁着黎明前的夜色，赶到孙家湾码头上了“血船”。　　

往返10元钱的路费，船老板老谢依照惯例，只收了她4元钱。这样，从城里回家时，刘开连带回了79元，这相当于半亩薄地一季的收成。　　

2007年冬天，53岁的周文芬也加入了这个队伍。那时候，一袋血浆已经可以换回120元营养费和8元路费。　　

周家原本不缺钱。不过那年夏天，三岁半的孙子被查出患有再生障碍性贫血症。两年下来，医药费花了近十万元。为给孩子治病，丈夫老高卖掉了家里的挖沙船，儿子小高卖掉了在县城开的摩托车修理店。周文芬在家种地，偶尔靠“抽血”，拿回家100多块钱。　　

　8月18日　，刘开连和周文芬再次前往血浆站。鸡叫过两遍，周文芬就起床了。　　

这是凌晨4点半，船6点才开，不过从这里到孙家湾，需要走1个多小时的山路。“再睡一会儿，就赶不上船了。”她一脸疲倦地嘟囔道。　　

同伴刘开连和桂芳已在屋外等着，对这些女人来说，错过了船，就意味着将少挣164块钱。　　

3个女人打着两把手电筒，光束在空荡荡的山谷里摇晃，显得格外微弱。天空飘着零星细雨，并且黑得伸手不见五指。　　

这不算最糟糕的时候。遇上冬天，天亮得晚，手电筒里的电不够用了，她们只能随便捡点茅草或枯树枝，做个简易的火把爬下山。　　

“日他个妈，老子上次的血算白抽了”　　

“日他个妈，老子上次的血算白抽了。”刚开始爬屋后的山，刘开连便开始抱怨。她最近患了直肠炎，需要输液一周。她算了一下账，抽一次血的钱，还抵不上这笔药钱。　　

这天本该输最后一瓶，但刘开连决定第二天再输。因为刚好赶上周二，根据血浆站的安排，该是她去抽血的日子，一旦错过，会给以后的日子带来“不少麻烦”。　　

按照《单采血浆站管理办法》规定，两次采集血浆的时间，间隔不得少于14天。这些年，随着越来越多的人涌向血浆站，站里不得不为这些人排好时间表。　　

刘开连村子里的人，被安排在周二。每隔一周的周二、周三和周四，老谢船上的乘客大都是直奔血浆站。也是在这6天里，这条船被人称作“血船”，而在县城下游河段，还有一条类似的船。　　

这个县长期以来是国家级贫困县，也是南水北调中线的源头库区。早些年，江两岸村庄里的男人们，大多在船上挑沙，靠力气挣钱，女人们在家操持家务和放牛养猪。　　

只是每年夏天，当洪水频发时，几乎都会发生船翻人亡的事件。女人们在山上放牛时，偶尔会看见浮尸从河面静静漂流而下，这也是她们最为自己的男人担心的时刻。　　

在1998年前后，这种担心没有了。城里的人们发明了挖沙机，沙船上不再需要这些男人的力气。随之而来的是，钱却越来越难挣了。　　

十堰市扶贫办前主任曹芳明在一篇题为《当前农村致贫因素的调查与思考》的文章中提到，直到2004年，十堰市的县市人均GDP只有 3829元，这个数字还不到城区同一指标的1／7。与此同时，年人均纯收入在668元以下的有38.16万人，占全国绝对贫困人口的1.5%。　　

也是在1998年，时任郧县卫生局副局长的李光成领头，建立了郧县单采血浆站。当时，他在郧县城关镇卫生院租了3间平房，买了6台采浆机，找了4个人工作。供血的营养费由物价局规定，每次80元。　　

根据郧县单采血浆站站长李光成的最新计算，血站的采血量从最早的每年1万袋上升到现在的大约6万袋，血浆站仅仅每年发给献浆员的补贴费就达1000万元。“按照人均2500元计算，就是个400人的企业，这在郧县也是很少见的。”他说。　　

于是，村里越来越多的男人女人们想到了血浆站。“想钱嘛，不去怎么办？”周文芬泪水涟涟地说。在自家的粮仓上，放着孙子骑着童车的照片，她一抬头就能看见。　　

“扎着怕痛，不扎又不得过日子。”　　

不过这晚，周文芬并没有休息好。睡前从天津打来的一个电话，让她辗转反侧到凌晨3点。睡意目蒙目龙中，她听见笼里的公鸡叫了头遍。　　

那是儿媳妇打来的电话。医院说，孙子若要住院，得先交8万块钱。为了给他治病，小高带着妻儿到了天津，一边打工一边求医。　　

儿女们本不让她去“抽血”，因为“现在挣这点钱，以后不知道要花多少钱”。但周文芬还在坚持。她一直把写着“血液可以再生，献血浆有益健康”、“一人献浆，全家受益”等宣传口号的献浆卡和身份证放在一起，“怕丢了就抽不成了”。　　

不过，劝阻归劝阻，每次抽完血，儿子还是会骑摩托车来接她吃饭，然后再送她到码头坐船回家。儿子常常发现，母亲的“眼泡子都肿了”。　　

周文芬忧心的不是自己的疼痛和浮肿，而是时间。两年后，她就55岁了。按照规定，女性超过这个年龄就不能供血浆了，她得抓紧时间，尤其今年春节后，营养费上涨，一袋血浆可以换回168元。　　

脚下的山路，这些年已少有人走，多为荒草掩没。她们好几次差点儿摔倒，幸亏一把抓住路边的枝条。但随即会“啊”地叫出来，因为抓住的是野刺。　　

这些对于经常起早贪黑的农村女人来说，都不算什么。她们最怕的，是经过农田时遇上蛇，再就是在“抽血”时晕过去。　　

周文芬的血管并不好找，每次“抽血”都要扎三四次才能成功。这常常痛得她直冒汗，“衣服都湿透了”。去年冬天，在抽血过程中，她浑身颤抖，幸亏刘开连及时端过来一杯糖开水，这才让她缓过劲来。　　

而刘开连第一次看到那个“像是给牛打针的针一样粗”的针头扎进自己胳膊时，她当场晕了过去。后来，针一扎进胳膊，她就把头扭向另一边。　　

这事儿她至今不愿被人提及。虽然被旁人说成“卖血”，但她更愿意说自己是去“抽血”，其他供血浆者也大都如此。　　

在一个小山坡附近，刘开连停下脚步。“我们去年就在那儿狠狠摔了一跤。”她说。　　

卖血者称需要在人前遮遮掩掩　　

去年的一个雪天，她、周文芬和村里另一个女人手拉手下山，结果三个人一起滚出去好远。后来再遇到下雪天，她们会在前一天晚上就去孙家湾的亲戚家住，这样方便坐船。　　

而高从芬则“没这个福分”，她住在离孙家湾更远的郑家河村。从2000年开始，她和丈夫老董就出门卖血。到了那天，他们得一早把猪喂饱，再把牛拴在山上。　　

同时，去抽血也需要在人前遮遮掩掩。“去之前也怕人说。可考虑到缺钱，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先抽了再说。”这个51岁的中年妇女无奈地说。　　

那时，儿子刚上高中，家里的房子也摇摇欲坠。她跟老董到血浆站时，发现院子里都是排队的人。一直等到半夜，他们才轮上。　　

看着“那针跟给猪打针的针一样粗”，高从芬还没开始抽，就觉得有点发晕。　　

大约半小时后，从她身体里抽出来的血浆，被放在一个小推车里，推到另一个房间。而还有些发晕的高从芬，起身去发放营养费的窗口，签名领到83元钱。　　

她身体的不适感也随之消失，因为“钱拿到手了，就只顾着高兴了”。而丈夫老董则抱怨采血的机器太不懂得体恤人：“日他个妈，那个机器准得很，一斤二两的袋子，差眼泪个儿那么大一滴都不行，非要给你抽够才行。”　　

“他们都是遭罪的人！”　　

高从芬的娘家就在杨家沟村。有关她这些年“卖血供儿子读书”的事，周文芬等这些娘家人并不陌生。方圆几十里内的抽血者，她们差不多能一一道来。毕竟，大家常坐同一条船，做同样的事情。　　

在往孙家湾跑了半年后，附近抽血的人越来越多，在“血头”的带领下，30多人决定包船。每隔一周的周一，这条船就会从距高从芬家不远的韩家洲出发，装着一船人，直奔血浆站。　　

在汉水流经的郧县县城上下游河段，就有了这3条在特定的时间被人称为“血船”的船。在固定的时间，它们载着一批相对固定的特殊乘客，往返于起点与终点。其他数千名供血浆者，则通过血浆站专门购置的班车或是其他方式，往返于城乡之间。　　

“扎着怕痛，不扎又不得过日子。”指着臂弯处大小不一的针眼，高从芬反问道，“你说日子要是过得好端端的，谁会去受这个罪？”　　

儿子上大学每年学费就得5000元，从高中起，他的学费和生活费，大多靠老两口抽血。她原本以为，儿子大学毕业工作后，她就可以不再“受这个罪”了。　　

可一切都非这个乡下女人所能预料。儿子不仅很长时间没找到工作，而且后来还被同学骗进一个传销窝点。　　

对方打来电话，要他们交3000块钱赎人。“你现在就是啃他骨头吃他肉，我也没办法。”高从芬告诉对方，“我们身上连血都没了，别说是钱。”　　

“她们都是遭难的人。”老谢说。　　

十年来，河水或汹涌激荡，或静静流淌，作为这河段上唯一的公共交通工具，唯独这条船风雨不变，给大河两岸的山里人，带来不少方便。老谢也成了人们口中的“好人”。　　

爬过3个小山头，穿过山顶的松树林、山脚下的稻田和河滩上的玉米地，周文芬等人终于赶到了河边。这时天色微亮，刚好6点。　　

“等等她们吧！”刘开连对老谢说。同村另外4个抽血的女人，还走在半山腰上。　　

“这些人都是搞那个的。”一个过河的女人对身边的女人嘀咕道。柴油机轰鸣，对方没听清楚，说话的女人用胳膊肘拐了她一下，同时斜了斜眼睛瞅着刘开连她们，压低嗓门儿说，“卖血的！”　　

差不多10分钟后，船开了，10个乘客，7个是去“搞那个的”。　　

等船的间隙，刘开连掏出包里的一根黄瓜对桂芳说：“到时候我们仨分着吃了，心里会舒服点。”她告诉这个第一次来抽血的女人，长期抽血的人，出门前会带上白糖或奶粉，或者是橘子和苹果，还有人会带自家晒的红薯条。　　

船至油坊沟码头，背着大包小包的人涌上了船，顿时塞满了船舱。　　

这已是立秋后的第11天，河面上又湿又凉。进城走亲戚的一位中年妇女拉开舱门，探头看了一眼又缩回身来。“都是些卖血的。”她嘟囔道，脸上明显不悦。　　

“生活怎么办？总得搞钱吧？”　　

船舱逼仄而空气污浊。周文芬想钻出舱透气，可江面上突然下起雨来，她不敢淋雨，只好钻了回去。　　

这一船人里，有30来个是“搞那个的”，每人进城收3块，返程收1块。价格是“血头”跟老谢讲的，“血头”坐船时，老谢不收钱。　　

“我咋敢跟血头要钱，他要是带这些人包船去了，我到哪儿装人？”这笔账，老谢算得很清楚。　　

47岁的龚传海便享受着免费坐船的待遇。他是方圆几十里有名的“血头”，每次都在油坊沟码头上船。　　

与他一起上船的人，大多是他直接或间接介绍的。每介绍一个新人，采三次血浆后，血站会给龚传海20元“劳心费”。这些人以后每采一次血浆，介绍人会提成一块钱。表现好的介绍人，在年底还会有奖励。去年，龚传海完成了2000多袋，血浆站奖给他一床太空被和一箱梨花村酒。　　

龚传海是在孩子舅舅的介绍下去的血浆站。那是2000年，他连续去了三次，但都没“抽血”，“总感觉丢人”。　　

可家里每年上缴提留就得五六百元，收成不好的年头，地里收的粮食全卖了也不够。家里不仅没粮可吃，还得花一大笔钱给妻子做手术。　　

第四次去血浆站后，龚传海决定“豁出去了”。在那里，他也接受了一番教育，知道自己是在“献血浆”而非“卖血浆”。这个方圆几个村子里最早“搞那个的”人，听到别人说“卖血浆”，往往不高兴，并且会声明“我们这是献血浆”。　　

同样不高兴的，还有血浆站站长李光成。　　

“我只要听到‘卖血浆’，心里就老不高兴。”他强调，“人家的奉献远远不止100多块钱。”这位站长要求他的护士，在采集完血浆后，不能将血浆袋随手扔在台子上，“这样会给人家造成心理创伤”。他还建议护士最好双手轻轻放下袋子，最后还要向供血浆者说一声感谢。　　

在李光成看来，“献血浆”是“一种高尚的行为”。但在山村里——尤其是老人们眼中，是种“难以接受的行为”。　　

“狗日的，肯定卖血去了，血卖了卖油，油卖了卖骨头。”看见龚传海回来，村里一位老人随口骂道。　　

早期，血浆站曾奖励过龚传海一副对联和门画，但他不敢往门上贴。上中学的儿子，曾劝他别献了。　　

“生活怎么办？总得搞钱吧？”他把儿子给噎了回去。　　

每次进城，龚传海都会换一身稍新的干净衣服，回来后，妻子会给他炖碗鸡蛋糕，或是煮个鸡蛋，他还会喝一杯黄酒活活血。　　

他所在的村民小组，已有几十个人找过龚传海，希望他介绍他们去献血浆。有些身体不合格的，还试图找他去疏通关系。　　

“没钱使嘛，你不献？总不能坐吃山空吧？”龚传海说，村民们大都跟他的想法差不多，“在家闲坐着也是坐着，献了还有100多块钱。”　　

偶尔，这个“血头”也会一声叹息，他发现，村子里有手艺的人，都出去打工了，而自己没什么手艺，“只能做这两头不见天的事”。　　

但他时常也会安慰自己，“现在日子总算好过了”，因为在他出生前后，他们家经常需要到处讨饭吃。坐在23年前结婚时盖的土房里，他会与家人一起“忆苦思甜”。血头能多挣4块钱。然后，每隔一周的周四，他会赶十几里山路，去坐老谢的船进城。与周文芬不同的是，他是“血头”，老谢不会收他的路费，他能多挣4块钱。　　

“生意还不错，来抽血的人挺多”　　

在距离终点约15分钟航程时，船抛锚了。　　

柴油机发生了故障。船开始在河面起伏漂流，乘客一阵骚动，经过近5分钟抢修，船得以前行。　　

尚未开出　10米　，机器再次熄火。幸运的是，风是吹向近河岸的，在颠簸漂流了更长一段距离后，船终于靠岸。　　

与此同时，河对岸县城的上空，飞起片片烟花，这让这一次抛锚，变得不再那么沉闷。绚丽的烟花在阴沉沉的天空里，整整响了五六分钟。　　

烟花过后，船重新启程。老谢从船头的乘客开始，挨个收路费。卖菜的农民们，抱怨他耽误了他们做生意的最佳时机；“搞那个的”人们，则大多默不作声。　　

船一靠站，所有的人便以最快的速度冲出船舱，周文芬她们也被裹挟在这条匆忙的队伍中。沿江的公路上，他们也成了脚步最匆匆的一队人。靠近血浆站大门时，他们几乎都跑了起来，以便排到一个靠前的号。　　

他们注定是追不回被船耽误的那一个小时了。　　

周文芬走进候采厅时，电子屏幕上显示的是“1－220号准备交卡”，她们以前看到的是“1－120号准备交卡”。刘开连排在313号，周文芬虽然是304号，但她最近几次没来，需要先做体检。　　

她坐着等待体检结果的位置，一周之前，是一个老家在城郊农村的女人坐在那里等待体检结果。男人在城里做小生意，这个女人在家带孩子，这是她第一次来。孩子开学上小学二年级，每月要交150元早餐费。听说卖一次血浆有160多块钱，她早上8点就来做了体检。　　

“你知道抽血痛不痛？”隔一会儿，她就会怯生生地向身边不同的人问一遍。　　

血浆站大楼门口，挂着“郧县单采血浆站有限公司”和“郧县食品药品监督局”的牌子。牌子下面，一群人大都席地而坐，或闲聊着家长里短，或玩纸牌游戏“斗地主”，或伸着脑袋围观，还有人舔着价格在两毛到五毛不等的绿色棒棒糖，以便获取糖分补充能量。他们都是刚刚采完血浆的农民。　　

不少人是带着年幼的孩子进城的。孩子们或拿着棒棒糖，或吃着一元一袋的锅巴。血浆站大楼下依次开着11家小店，其中9家卖副食和百货。　　

“生意还不错，来抽血的人挺多。”在离大楼门口最远的一家店里，店老板说。　　

5毛钱的冰雪牌绿豆冰棒，一袋装两根。不少父母喜欢买，一根给孩子，一根自己吃。不过，抽完血后，他们才能吃，因为血头早已交代过，“抽血之前，不能吃豆类食品”。　　

吃完这根冰棒，差不多就到血浆站的班车送他们回乡下的时间了。为了赶上班车，这些大人和孩子，凌晨4点就得起床。　　

但这班车不是每个人都有机会坐。来自城郊农村的一个黄衣女人，是自己骑摩托车来的，班车不经过她家。这个排在131号的女人，一边逗儿子，一边等候工作人员喊自己的名字。　　

在她身后，是大柳乡的一个“血头”。他夹着黑色公文包，大声向一个同乡男子交代注意事项。“抽血前，肉不能吃，黄豆、绿豆也不能吃，还有你老婆炒的花生米也不能吃。”最后，“血头”嘱咐男子抽完血后，不要在城里乱跑，以免误了班车。　　

而楼下，抽完血的人们，正提着大大小小的袋子等班车。有买了鱼和喷雾器的男人，也有买了一塑料袋苹果、一个铝合金盆或几袋盐的女人。　　

不过，周文芬并不羡慕这些有免费班车可坐的人。因为坐班车的人，血浆站不给发路费；坐船的人，则可以领到路费8元，而老谢只收4元。这样，同样一袋血浆，周文芬可以比那些坐班车的人多赚4块钱。　　

赚钱的过程，还是和往常一样，针头刺进血管时，周文芬便有些发晕。当袋子被血浆充满，机器停止运转时，她几乎晕厥。　　

那168元钱，是刘开连代她领的。然后，她被刘开连和桂芳搀扶到二楼食堂。她们把那根黄瓜分着吃了。等她们拿着采血浆的小票，免费在食堂里喝了点粥，吃了点馒头后，时间已是下午一点半。　　

“自己是女的，身体搞坏了就算了”　　

船将在两点返程。考虑到周文芬的身体状况，3个女人决定花5元钱坐出租车。　　

这对她们来说是一个“奢侈”的选择。对高从芬来说，更是“想都不敢想”。她第一次到血浆站，是跟老董顺着公路走到县城的，花费了4个多小时。　　

由于很少缺勤，老董曾被郧县血浆站组织参加“献血浆”宣传活动。2007年“世界献血日”，恰逢郧县血浆站建站10周年，县里举行了隆重的庆典活动。　　

血浆站组织供血浆者排练小品，告诉人们“抽血对身体没影响”，还发给每人一件T恤衫，上面印着“我献浆，我健康”。老董的任务，是打着“献浆光荣”的标语，喊着口号，跟随队伍在街道上游行。　　

“丢人，哪是光荣！”高从芬说。她怕别人笑话自己“日子过不下去了，才去卖血”，曾试图洗掉T恤衫背后那六个字。　　

结果证明，她纯属徒劳，那几个字至今依稀可见。这也让那件T恤衫从此长卧箱底，穿了那一天后，老董再也没穿过。　　

“说到底就是人家给你点钱，不算啥子光荣不光荣。”老董对妻子的说法，并不完全赞同。他家原本在村里还算不错，因为孩子上学，反倒“成了最穷的”。　　

更何况，他们眼下正需要钱盖新房子。老房子已弱不禁风，高从芬常常用卫生纸塞住耳朵睡觉，夜里刮风时，她听着害怕。有一次，大风过后，娘家弟弟打来电话一直没人接。他担心姐姐家房子被风吹塌，第二天专程前去查看，发现没人在家。　　

高从芬回家后，发现弟弟在门上用黑炭写下“三姐，你不要抽血了”。　　

“不让抽血了，你供我们娃子读书啊？”当天晚上，给弟弟打电话时，高从芬开口就是这句话。　　

尽管献浆卡上的“献浆须知”第四条规定。妇女月经期暂不能供浆，但高从芬顾不上这些。挖地基借的两万块钱，他们得靠抽血慢慢还。　　

有时候，这个女人反倒会劝丈夫少去几次。在她看来，“家里面总得有人撑着”，“自己是女的，身体搞坏了就算了”。　　

周文芬也是这么劝丈夫老高的。她曾和老高一起到血浆站，最终她还是没让丈夫抽。2008年，周文芬抽血浆再加上老高种地，一共攒下了2000多块钱。她为自己和丈夫各买了一副850元的棺材，剩下的1000多块钱，她让儿子拿去给孙子治病。　　

她曾去医院找到医生。“我孙子如果用得上我的血，我给他输。”她告诉医生。　　

“医生说不行，配不上。”站在自家的麦秸堆前，这个乡下女人边说边抹眼泪。　　

在回家的船上，一旦发晕，她会找老谢要杯热水　　

从家到血站的这段航程，周文芬们已经很熟悉了。但对自己的血浆流出身体后的历程，周文芬们却所知甚少。　　

这天，从周文芬身上抽出的这袋血浆，会和其他69袋血浆一起，被放到　零下50摄氏度　的冷冻库里，大约半小时后，这些血浆就会冻成冰块。然后，它们会被运入　零下30摄氏度　的冷冻库，保存一个月，等待武汉过来的货车。　　

这些血浆被拉到武汉之后，每袋大约可以制成一支半的人血白蛋白，据说每支人血白蛋白的价格在600元左右。如此算来，一袋血浆最终创造出的金钱价值，大约850元。当然，或许只是个巧合，这与周文芳买的棺材同价。　　

但现在，周文芬只能带着168块钱，坐上这条回程的“血船”。　　

这天下午2点，坐在船舱里，周文芬呆呆地望着平静无比的江面。身后的黄色背包里，有一个空水杯。在血浆站，她用它来接开水。在回家的船上，一旦发晕，她会用它找老谢要杯热水。　　

对这些要开水喝的乘客，老谢有求必应。他知道，这些乘船的女人，把血浆留在城里后，还要坐他的船回到农村，等待下一次的航程。（记者王波杨芳文并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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