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分子和这个国家的下一代

知识分子和这个国家的下一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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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分子和这个国家的下一代：拿什么来保护我们的孩子

PART 1

不能让社会变成“高压锅”

崔卫平：今天我们聚在一起。直接的原因就是最近频频发生的校园学童和幼儿园孩子被砍杀的事情，这是近期最重大最突出的事情，它太大了，需要我们一起来谈谈。我个人几次提笔，每次都觉得没有力量甚至没有力气去面对这种事情。这是没法用语言来形容的。这个社会总是有罪恶的手，伸向最没有能力保护自己的、最为脆弱的生命。

对于行凶的个人，没有任何可以原谅之处。然而一连串的事件，它像瘟疫一样正在流传，不应被看成仅仅是孤立的个人行为。它们像病灶，反映出我们这个社会的某些潜流。这些个人，此前多数没有暴力犯罪的历史，周围的人们说起来，都会说想不到这个人会做出这种事情。

想想看一个人在什么情况下使用暴力？那是在他的语言失去效力之后。人是会说话的动物，他有什么要求可以通过语言来表达，他需要有人听进去他所说的，对他的话有反应，让他感到自己被吸收被接纳了。而如果长时间没有人朝他看一眼，没有任何人愿意听进去他的表达，那么他便可能处于彻底的绝望状态，因绝望而虚无，而疯狂。

暴力是无声的，这个人已经很长时间处于“无声状态”了，这有可能成为暴力的诱因。这些行凶的人们当中有医生，也有教师，这些职业都是养育和扶持生命的，最终这些人反过来对幼小无辜的孩子下手。这个现象太反常了，这个问题太大了，背后的东西太沉重了。

夏业良：最近连续发生的社会广泛关注的群体性事情，如果我们把它们仅仅看做犯罪现象，可能会低估它们对社会的持续的破坏力。单纯地指责当事人，说他道德方面丧失了基本的人伦，这个没有错，但为什么在一个社会中短短几年时间里会突发那么多事件？我们讲“改革开放”的30年，其实这四个字里面对“改革”有不同的认识、不同的界定，但“开放”是大家比较接受的共通的理念，开放了社会就会有进步，但不是一开放就一帆风顺一直开放下去。

比如在刚开始搞市场化改革的那些年份里，大家总的来讲还是对明天有一种更好的期望，觉得生活会一天天好起来，社会在一天天进步，虽然还有很多问题。但是现在我们连对明天的憧憬都快丧失了，觉得明天不一定是美好的。

丁东：中国古人治水有两个思路，鲧的思路就是堵，最后失败；禹的思路是疏，他成功了。治理国家，也面临两种思路的选择。

现在偏向于鲧的思路，我认为回到禹的思路比较好。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六十余年来，上世纪80年代有大禹治水之风，大规模平反冤假错案，开放言路，减少了敌人，缩小了对立面，化解了很多社会矛盾，使国家出现了中兴景象。

前几年，有些事件的处理还比较得体，不是强力地支持冲突两极的一端，而是站在两极中间，寻求各方都能接受的方案。现在有些地方官似乎又回到了鲧的思路，以堵截求稳定。

所以人们看到恶性事件接二连三地发生。这些恶性事件具体地考察，每件事都有具体的起因。但是一个社会如果治理得像高压锅似的，那就要从总的思路上反思了。高压锅还有一个排气阀。如果连排气阀都堵死了，就有爆炸的危险。

PART 2

中国对心理疾病和精神病认识不清

夏业良：我觉得有两个方面要加以重视，一方面是中国人的精神疾病，按照西方精神病学的标准我们是大大低估了，我们只把那种武疯子当作需要控制的，把他们送精神病院，并强制服用抑制性药物，控制其行为；但是对数量庞大的心理疾病和精神障碍患者却置若罔闻，缺乏足够数量和质量的心理临床医师。

另一方面，比如对待上访人员，某些部门对上访人员所采取的则是另外一种手段。其实上访人员并没有危害社会，没有激烈行为，但某些部门把本来可以挽救的、通过心理诊断抚慰，可以引导的行为激化了，就是缺失一个最后通道。

很多人之所以作出极端行为，就是因为没有一个最后通道，如上诉的通道，或者是表达情绪、不满，提出诉求的通道，无论是网络空间还是现实世界，都彻底堵死了。两个通道都堵死的话，这个社会到底是越维越稳还是越维越不稳啊？它会激发很多人的情绪。

不用说普通人，就连知识分子当他实在没有表达渠道时，知识分子都可能在语言的强度、烈度方面表现得越来越强，包括我本人，有人问过去怎么没见你那么强烈地表达？你的性格在日常生活中是一个比较温和的人，为什么会有那么激烈的言行？你们这些人这么猛到底是什么原因啊？是有西方在支持你们还是你们个人家庭出现了哪些不幸啊？我说都没有。而是容忍已经到了极限，不能再忍了。

郭于华：这些事件引发我们思考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个人与社会是什么关系。大家看到这类案件往往把责任归咎于个体身上：精神病啊、反社会人格、极端暴力倾向等等，想到此就为止了，但是有没有更早的信号值得注意呢？如夏老师所说的，在发疯之外，就是我们称为精神分裂之外的那些心理病症，是否得到了疏导？

实际上我们应该意识到，个人性的同时就是社会性的，其背后一定有更深刻的社会根源或者说社会弊端。一些人利益受损，表达无门，上访被当成精神病等，我们需要知道这些反社会人格是如何形成的，其背后的社会性根源。

这些施害者所为是非理性的，岂只是非理性，完全是疯狂、暴力、血腥的，而这类极端性的背后是绝望，绝望带来的是内心极度的扭曲、极度的黑暗。试想如果一个社会中绝望的不是几个人，而是很多人都绝望，那就是一件很可怕的事。

PART 3

绝望导向的丛林社会

王东成：从表征上看这不是一个单纯的法律事件，要是法律事件就简单了，谁犯罪就处罚谁。从这些恶性事件中能看出一个社会问题，就是全社会的绝望感越来越严重了，许多人越来越感觉不到希望，没有盼望，没有未来，痛苦感很强。

一个社会向上走的时候，会形成一些积极、健康的共识性的东西，大家都有盼望，都愿意活下去，都愿意为活下去恪守一些什么。相反，如果大家都感到自己受损害、受压抑，而受损害、受压抑又得不到解决，得不到缓解，久而久之，就会感到没希望，心理就会发生畸变，就会产生“我不活谁也别想活”、“我活不好谁也别想活好”的非理性变态心理，这样整个社会也就“失范”了。我看，发生这些恶性事件的原因，就在于制度安排不给人以希望和盼望。

如果公民的表达受到抑制，没有表达自由哪来的尊严？没有信仰的自由哪来的尊严？没有行动的自由哪来的尊严？没有公正、平等哪来的尊严？这些现象是中国人当下生活状态的真实写照。

郭于华：而且这个可怕在于，伤害常常指向弱者。杀害孩子事件后有家长打出旗号：“冤有头债有主，前面右转是政府”，“是英雄去杀贪官，不要杀孩子”。这个报复的逻辑是怎么形成的？威权之下人们惧怕权力、崇拜权力，不敢触动权力，也无力去触动那个权力，因而就引发我们一直在谈的问题：为什么是孩子？为什么又是孩子？为什么总是孩子？孩子是这个社会中最弱小、最脆弱的。这就成为强者抽刀向弱者，弱者抽刀向更弱者这样一个逻辑。弱肉强食，这就成了丛林社会了，这是特别可怕的东西。

王东成：所以只好铤而走险，因为他没有团体的帮助。（郭于华：这还不是铤而走险，如果真铤而走险他就直接找加害于他的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