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所有权，该不该给农民？

2010年12月25日07:17新京报[微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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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彭真怀的一篇博客引发关注，文章再次叩问“农民为什么贫穷、农业为什么困难、农村为什么危险”三大问题，提出“农民穷就穷在没有稳定、合法的财产收入，不挖这个穷根，用尽补贴、免税等办法也只能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农业难就难在孤立、分散的耕作方式，长期缺乏科技创新、资本投入和产业提升，工业之水难以浇灌农业之田”。
如何看待这种观点？
【正方】 把土地所有权归还农民
彭真怀：北京大学中国地方政府研究院院长
农民为什么贫穷？
农民为什么穷？我看穷就穷在没有合法、稳定的财产收入。要改变这种状况，就应该思想更解放一点，动真格地改革农村产权制度。
我认为，农村产权这层窗户纸不捅破，三农问题就只能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找不到发病的症结所在。
市场经济的前提是产权清晰，但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虚化了产权主体，农民不是自己宅基地和承包地（林地、牧场）的所有者。我去过很多农民家庭，父老乡亲们两手空空，除了简单的生活和生产资料外，甚至连一件像样的贷款抵押物都拿不出来。
要知道，现在很多行业的前景都取决于农村的购买能力。农民的腰包鼓不起来，整个国家就会失去内需拉动力。
我想，要让农民增加收入，就必须挖穷根，把土地所有权归还农民，在这个问题上树根不动，树梢白摇。
估计中央会担心，这样做有违现行的经济制度。但我的研究表明，党在根据地、解放区和新中国成立初期，所制定的《井冈山土地法》（1928年）、《兴国土地法》（1929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土地法》（1931年）、《中国土地法大纲》（1947年）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1949年），都是实行耕者有其田的土地私有制。
这些法律和文件还特别规定，有公共和军事需要时，政府必须按实际情况为农民换地，或按地价给予补偿。直至1956年6月，一届人大三次会议通过的《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示范章程》，才规定了入社农民必须将私有土地转为集体所有，并在1975年、1978年和1982年的宪法中予以明确。
有些学者提出，把土地所有权归还农民，有可能造成土地买卖失控，导致严重的贫富分化和对立。个别人还提倡一种“候鸟”模式，需要农民打工时就进城，不需要时就回乡下种地。我认为一些人太自以为是，总是要替农民拿主意。
其实，农民心里有杆秤，他们知道土地是命根子，怎么会简单、幼稚到卖地谋生呢？我们必须从法律上明令禁止兼并农民的土地，优先保护农民的产权。
尤其关键的是，所有出于商业目的的用地，必须与农民对等谈判地上物请求权、自由处分权和相邻关系权等，让农民与开发商共享永久的商业利益，而不是像现在这样一次性补偿了事。
至于公共建设用地，也应该尊重农民的意愿，或者更换其他地块，或者按市场价给予补偿。这是一步活棋，走好了就会盘活全局，困扰多年的三农矛盾不仅得以化解，还可以顺利实现农村土地升值、农业资本盘活和农民收入增加三大目标。
农业为什么困难？
农业为什么困难？难就难在孤立、分散的耕作方式，长期缺乏科技创新、资本投入和产业提升，工业之水难以浇灌农业之田。
在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上，胡总书记就提出了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重要论述，但5年多过去了，真正用心体会和理解的人不多。
我认为，以农户为经营主体的传统农业，根本无法承受经济社会发展之重，十分有必要引进工商资本进行适度规模经营，让工业反哺农业能够真正落地，引工业之水灌农业之田。
个别有话语权的人至今还在讲：“我们鼓励工商资本下乡，鼓励他们对农业产前、产中、产后进行服务，但不鼓励工商资本长时间、大规模地直接参与农业经营。”
这种模糊的态度确实让人莫名其妙，企业家对自己的投资行为负长期责任有什么错呢？我觉得，对工商资本下乡总拿不定主意，只会造成弱势的农业走不出困境。
我认为，需要用正面的态度看待这个问题。在山东安丘，同样是种菜，从引导农民种什么，到培训农民怎么种，一批企业家在这里制定了33个生产规程、200多个国际生产标准，建起了50万亩标准化蔬菜基地，产品源源不断走向世界。
依我看，现在最大的问题是农民手里没钱，农民在过去60多年为工业化无偿奉献了30万个亿，其中75.1%来自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13.2%来自农业税，11.7%来自银行储蓄。在过去30多年里，农民还为城市化被强制剥夺了土地级差收入30多万个亿。
俗话说，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解决三农问题，需要中央下决心纠正“先工业、后农业，先城市、后农村，先市民、后农民”的习惯性做法。我了解到，下乡的工商资本90%以上都是民营企业，他们之所以选择下乡，是因为垄断性行业挤压了他们的生存和发展空间。因此，对这些企业家应该高看一眼、厚爱三分，伤害他们本质上就是伤害农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