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所有权，该不该给农民？

土地所有权，该不该给农民？

时间:2010-12-26 01:55 作者:彭真怀、贺雪峰、赵继成 字号：大 中 小 点击:549次

 　　学者彭真怀的一篇博客引发关注，文章再次叩问“农民为什么贫穷、农业为什么困难、农村为什么危险”三大问题，提出“农民穷就穷在没有稳定、合法的财产收入，不挖这个穷根，用尽补贴、免税等办法也只能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农业难就难在孤立、分散的耕作方式，长期缺乏科技创新、资本投入和产业提升，工业之水难以浇灌农业之田”。

  　　如何看待这种观点？   　　【正方】把土地所有权归还农民
　　彭真怀：北京大学中国地方政府研究院院长
　　农民为什么贫穷？   　　农民为什么穷？我看穷就穷在没有合法、稳定的财产收入。要改变这种状况，就应该思想更解放一点，动真格地改革农村产权制度。   　　我认为，农村产权这层窗户纸不捅破，三农问题就只能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找不到发病的症结所在。   　　市场经济的前提是产权清晰，但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虚化了产权主体，农民不是自己宅基地和承包地（林地、牧场）的所有者。我去过很多农民家庭，父老乡亲们两手空空，除了简单的生活和生产资料外，甚至连一件像样的贷款抵押物都拿不出来。   　　要知道，现在很多行业的前景都取决于农村的购买能力。农民的腰包鼓不起来，整个国家就会失去内需拉动力。   　　我想，要让农民增加收入，就必须挖穷根，把土地所有权归还农民，在这个问题上树根不动，树梢白摇。   　　估计中央会担心，这样做有违现行的经济制度。但我的研究表明，党在根据地、解放区和新中国成立初期，所制定的《井冈山土地法》（1928年）、《兴国土地法》（1929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土地法》（1931年）、《中国土地法大纲》（1947年）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1949年），都是实行耕者有其田的土地私有制。   　　这些法律和文件还特别规定，有公共和军事需要时，政府必须按实际情况为农民换地，或按地价给予补偿。直至1956年6月，一届人大三次会议通过的《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示范章程》，才规定了入社农民必须将私有土地转为集体所有，并在1975年、1978年和1982年的宪法中予以明确。   　　有些学者提出，把土地所有权归还农民，有可能造成土地买卖失控，导致严重的贫富分化和对立。个别人还提倡一种“候鸟”模式，需要农民打工时就进城，不需要时就回乡下种地。我认为一些人太自以为是，总是要替农民拿主意。   　　其实，农民心里有杆秤，他们知道土地是命根子，怎么会简单、幼稚到卖地谋生呢？我们必须从法律上明令禁止兼并农民的土地，优先保护农民的产权。   　　尤其关键的是，所有出于商业目的的用地，必须与农民对等谈判地上物请求权、自由处分权和相邻关系权等，让农民与开发商共享永久的商业利益，而不是像现在这样一次性补偿了事。   　　至于公共建设用地，也应该尊重农民的意愿，或者更换其他地块，或者按市场价给予补偿。这是一步活棋，走好了就会盘活全局，困扰多年的三农矛盾不仅得以化解，还可以顺利实现农村土地升值、农业资本盘活和农民收入增加三大目标。   　　农业为什么困难？   　　农业为什么困难？难就难在孤立、分散的耕作方式，长期缺乏科技创新、资本投入和产业提升，工业之水难以浇灌农业之田。   　　在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上，胡总书记就提出了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重要论述，但5年多过去了，真正用心体会和理解的人不多。   　　我认为，以农户为经营主体的传统农业，根本无法承受经济社会发展之重，十分有必要引进工商资本进行适度规模经营，让工业反哺农业能够真正落地，引工业之水灌农业之田。   　　个别有话语权的人至今还在讲：“我们鼓励工商资本下乡，鼓励他们对农业产前、产中、产后进行服务，但不鼓励工商资本长时间、大规模地直接参与农业经营。”   　　这种模糊的态度确实让人莫名其妙，企业家对自己的投资行为负长期责任有什么错呢？我觉得，对工商资本下乡总拿不定主意，只会造成弱势的农业走不出困境。   　　我认为，需要用正面的态度看待这个问题。在山东安丘，同样是种菜，从引导农民种什么，到培训农民怎么种，一批企业家在这里制定了33个生产规程、200多个国际生产标准，建起了50万亩标准化蔬菜基地，产品源源不断走向世界。   　　依我看，现在最大的问题是农民手里没钱，农民在过去60多年为工业化无偿奉献了30万个亿，其中75.1%来自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13.2%来自农业税，11.7%来自银行储蓄。在过去30多年里，农民还为城市化被强制剥夺了土地级差收入30多万个亿。   　　俗话说，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解决三农问题，需要中央下决心纠正“先工业、后农业，先城市、后农村，先市民、后农民”的习惯性做法。我了解到，下乡的工商资本90%以上都是民营企业，他们之所以选择下乡，是因为垄断性行业挤压了他们的生存和发展空间。因此，对这些企业家应该高看一眼、厚爱三分，伤害他们本质上就是伤害农民。   　　【反方】农民要的不是土地所有权
　　贺雪峰：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教授
　　土地财富不能凭空想象   　　新京报：怎么评价“要让农民增加收入，就必须挖穷根，把土地所有权归还农民”这种观点？   　　贺雪峰：这种声音并不少见，习惯从理论出发的学者往往持有这种观点，他们在土地问题上寄予了太多的理想化色彩。一线三农学者多数不会同意这种简单化的认识。   　　对于从事农业经营的农民来说，需要的是稳定的土地承包经营权，目前中国农民具有充分的承包经营权，他们完全可以自由经营农业，并获得农业收入。我们不能说农民土地所有权更大了，农民种粮食的产量就会增加。   　　取消农业税后，国家不向农民收税，集体不向农民收租，所有权对于从事农业经营的农民，并无实际意义。反过来倒可能因为“土地所有权归还农民”，导致农民无法经营小块土地，道理很简单，就是农民土地权利越大，合作成本越高，农业经营的基础条件越是难以具备。   　　新京报：土地归了农民，农民可以享受土地升值收益啊，现在土地拍卖多值钱？   　　贺雪峰：这是误解。   　　土地用途管理是世界通例，农业用地只能用于农业，而不能随意改变为建设用地。土地拍卖是建设用地的拍卖，而全国绝大多数（95%以上）土地，则只能用于农业用途，农民用途的土地收益与所有权无关，而只与承包经营权有关。   　　即使农业用地转为建设用地带来土地增值，其收益也与所有权无关。从某种意义上讲，正是因为国家限制农地非农使用，实行最严格的耕地保护政策，而使非农使用的土地具有了超额的价值。或者说，正是不允许绝大部分土地进入建设用地市场，才使得进入建设用地市场的土地可以拍出高价。过多地不加限制地将农地非农使用，建设用地市场必将供过于求，建设用地价格大幅下降。   　　有人甚至推算，若中国不存在粮食供应问题，将18亿亩耕地全部非农使用，按目前非农使用土地市价100万元/亩估算，中国就拥有1800万亿元土地财富，并因此认为农民是守着土地的金饭碗讨饭吃，这实在是相当荒唐的想法。   　　新京报：但是，如果给农民更大的土地权利，可以防止村集体侵犯农民利益吧？   　　贺雪峰：我们可以解析一下“农民更大的土地权利”是一个什么样的权利，我们可以解析出针对三个对象的更大权利，即国家、集体和其他农户。取消农业税后，国家和集体不再向农民收任何税费，且国家和集体早就退出农户经营，农民具有完全的经营自主权，因此，就从事农业经营的农民来讲，目前的土地制度安排并不存在村集体侵犯农民利益的问题。   　　相反，在中国人均一亩三分、户均不过十亩的小农经营格局下面，每个小农增加土地权利，就意味着他们更加难以调整土地利益，更小形成规模土地经营的能力，和更大供给公共品的谈判成本。   　　新京报：给了农民更大权利，农民至少可以在急需情况下卖掉应急吧？   　　贺雪峰：著名学者陈锡文曾讲，中国实行的农村土地制度是农民必须拥有土地的制度，一方面政府不可以随便拿走，另一方面农民自己也不能随便丢掉。   　　为什么这样呢？三农问题的核心，并非农业问题，而是农民问题，是九亿农民在中国城市化和快速发展背景下，如何平稳转移进入城市的问题。农民转移进入城市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进程，这个进程可能还要进行50年时间，在如此漫长的过程中，我们必须要构造一种农民可以进城，又可以返乡的机制，当农民可以谋取较好的工作机会，有了较高的收入条件时，农民可以自愿进城。而若农民进城失败，则应让农民有返乡的机会。   　　进城需要卖掉土地应急的农民，往往也是在城市处境最为艰难的农民，他们应急将土地卖掉了，但是下次又有急要应怎么办？他们还会年老，还要赡养父母养育子女，在城市呆不下去怎么办？现在大学毕业生在城市尚且生活艰难，农民进城的失败可能性就会相当巨大，为农民留下返乡后路，就是极为重要的了。   　　资本下乡要警惕   　　新京报：有人认为发展现代农业是大势所趋，没有规模就无法发展现代农业，小农经济迟早要消灭，只有加大资本投入，用资本来整合农业，中国农业才有出路，您怎么看？   　　贺雪峰：资本下乡要警惕。   　　影响一般农民来自农业收入的因素有二，一是农产品供求状况。农业上“增产不增收”规律已是众所周知，也就是说，农民往往是生产越多农产品，农产品越是供过于求，农产品就越是低价，农民就越是无法从农业中获取收益。保持偏紧的农产品供求状况，可以使农产品有较高的价格，从而可以让农民获得更多农业收益。农业在微观上越是高效率，则农民在宏观上越是无收益。   　　第二种影响农民收入的因素是参与农业分利的集团的情况，尤其是资本下乡的情况。最近十年，现代农业、公司+农户和资本下乡，被大力提倡。但在农业蛋糕相对固定的情况下，资本下乡是要赚钱的，是要从农业蛋糕中分利的，资本下乡越多，赚钱越多，就从农业总收入中分去更多，农民因此就更少从农业中获取收益的机会。资本下乡，对于中国广大的农民来讲并非好事。   　　本报记者赵继成北京报道
来源:新京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