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下航线解密——半个多世纪前活跃于印尼与新加坡之间的一条地下航线

[编者的话]
据了解，《余柱业口述历史档案》先前仅以影印本出现，且有许多来历不明之版本，在新马一带私下流传。2006年，才有铅印本面市，书名《浪尖逐梦——余柱业口述历史档案》（马来西亚策略研究中心出版，陈剑作序）。无论如何，这部口述历史“档案”之可信程度，至今无人说得清楚。

    由于口述者余柱业，乃大名鼎鼎的前马来亚民主同盟秘书长、前马共新加坡市委负责人，前后担任过马来亚民族解放同盟驻印尼代表处和北京代表处副团长，以及《马来亚革命之声》电台党委、华语部主任等职务，他在叙述自己的一生当中，不可避免地提到许多与他相关的人和事、他个人回归新加坡后对马共及其斗争以及对自己追求的理想的反思，等等。因此，很自然地吸引了新马讲华语的社会人士（包括他的旧友新知以及对新马独立斗争和马共历史感兴趣的人士）极大的注意和关怀。

    余柱业也提到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初，马共新加坡地下组织曾通过一位在新加坡念书来自印尼名叫小张或张泰泉的学生和他的母亲（即张伯母），经营了一条秘密地下航线，通过往来于棉兰——新加坡——雅加达的轮船，把包括余柱业及其夫人曾爱善以及黄明强、陈蒙洲等在内的一批新加坡马共重要干部撤退到印尼的鲜为人知的秘密。许多同时代的友人读了“档案”之后，对小张是“何许人”？张伯母又是“何方神圣”？小张和张伯母为什么敢于冒触犯印尼和英殖民地法律因而有可能被逮捕和坐牢的极大风险做这等事？与这个秘密相关的人和事是否属实和全面？这条地下航线又是由马共那一级负责人在主持？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档案”似乎还留下许多耐人寻味的“谜团”，尚未解开，着实让读者颇费“猜疑”。

    岁月不饶人，故事的主角张伯母已于上个世纪90年代逝世，当事人之一的小张，也早已踏入古稀之年，幸运的是，小张于2007年3月底，写成了一篇题为《地下航线解密》的回忆文章，把深藏在心里达半个多世纪之久连他的上司也未必完全掌握的这段充满神奇色彩的经历，娓娓道来，引人入胜。否则，这个属于“绝密”资料的真相和读者心中的许多“谜团”，恐将石沉大海，永远无法打开，成为一件无可弥补的历史憾事。

    以下便是年多前小张本人所写的关于半个多世纪前活跃于印尼与新加坡之间的一条地下航线的绝密故事，谨发表于此，以飨读者：

                 
   一、 小张“何许人也”？

我原名叫张大永，1934年出生于印尼（当时叫荷属东印度）苏门答腊北部（Sumatra Utara，简称苏北））离棉兰（Medan）约120公里的美丽小山城——先达（Pematang Siantar）。

父亲张建源，出生于19世纪末封建落后、贪污腐败的清王朝最后一个皇帝统治下的旧中国粤东一个贫瘠山区——梅县（现已改称为梅州）。由于家穷，13岁的他，就像同乡的许多大人那样，迫于无奈，离乡背井，冒着极大的风险，漂洋过海，远赴南洋谋生。他先是来到20世纪初英国人统治下的新加坡，原本想投靠一位亲戚，谁知遭到白眼，吃了个闭门羹。但他年纪虽小，可人穷志不穷，绝不向这个亲戚恳求，便转身走人。

20世纪初的新加坡，刚开埠不久，经济发展还处于起步阶段，由唐山输入的劳工（猪仔）大把，找工作不易。可是，正当他深感前路茫茫，苦无立锥之地之际，遇到了一位“贵人”，一位在鞋铺里当鞋匠的乡亲阿钦叔，帮他在鞋铺里找到一分临时工——当“火头军”。年幼的他，每天一大早就得背着一个比自己个头还高大的箩筐上巴杀买菜。就这样做了一些时日之后，南来时就立志要闯出一番事业和寻找父亲（即我的祖父）的他，又不畏艰险地来到与新马只有一衣带水之隔的荷兰统治下的位于苏门答腊北部的先达打拼。

来到苏北后，他终于与日夜思念的祖父团聚，同时在他极力劝说和帮助下，南来后染上鸦片烟瘾的祖父，终于把抽鸦片的恶习戒掉了，这是他一生中引以为荣的一件事，而他自己一生中，在生意场上应酬打滚，从不抽烟，也不到风月场中“逢场作戏”。也正是在这个时期，原本在家乡就惯于吃苦耐劳的他，不怕人生地不熟，不怕日晒雨淋，赤手空拳，骑着脚车（即自行车），到先达附近地区的乡村，走村串寨，做些小买卖，赚取蝇头小利。几经艰辛，努力拼搏，终于使他积累了用于发展生意的“第一桶金”，并在先达站稳脚跟。

据说，1920年代经济好景时（即美国经济大萧条发生之前），他在先达开了三间经营洋杂货的商店。随着事业有成，他也于1920年代中后期，经“媒妁之言”，与母亲（即张伯母）缔结良缘，从此，父母亲除了要为自己的营生继续努力拼搏之外，也开始了为养育自己的8个儿女而操劳一生的努力。特别是1929——1931年席卷全球的美国经济危机爆发后，由于资金周转不灵，债台高筑，父亲拥有的三间店，最后只剩下一间勉强维持。从此，父亲的生意，从上坡走向下坡，风光不再。

父亲虽出生在“男人读书、女人种田”、有“文化之乡”美誉的梅县，但由于家里非常穷，一位姑姑从小因为养不起，就送人当童养媳；祖父出洋谋生没有路费，把祖上留下的一间小房间典当给乡亲来做盘缠；父亲和他唯一的弟弟，从小就没条件上学念书，因此，父亲南来谋生后，深感不识字、没文化之苦，在为生活拼搏之余，也在读书方面，狠下工夫。他发挥勤奋好学的精神，靠着辞源、辞海等工具书，终于自学成才，学会了识字，成为会看书，看报，会写，会算的一位生意人。

他经常挂在嘴边鞭策自己的一句口头禅，是孔夫子的“不耻下问”。他不断激励自己奋发图强的“偶像”，是靠自学成才最后当上商务印书馆老板的王云五。他最爱看的一本中国古典文学作品，是《三国演义》。而当孩子们稍为长大时，他有空就经常给我们讲《三国演义》里“刘关张桃园三结义”、“三顾茅芦”、“煮酒论英雄”、“张飞大战长板坡”、“火烧赤壁”、“孔明借箭、”、“三气周瑜”、“曹丕逼曹植七步成诗”的故事。他说得绘声绘色，我们听得非常入神，此情此景，至今难忘。

此外，由于出生于有“足球之乡”之称的梅县，他也喜欢踢足球，后来因为看到一位队友的脚被踢致重伤，他害怕了，便改打羽毛球。那个年代，身为小老板的他，不要说出门坐小轿车，就连摩托车也欠奉，只有骑脚车的份（当然出远门，得乘坐火车或汽车）。正因为他深知，运动是强身壮体独一无二之道，所以，他在我们兄弟孩提时期，就鼓励我们要多运动，不怕吃苦，不要娇生惯养。在他的言传身教影响下，我们几兄弟的确都非常好动，爱玩孩子们喜欢的各式各样的游戏和玩意，也爱打球、游泳和骑脚车，或走路到郊外去捉非常漂亮又非常好斗的打架鱼，摘各种果子吃，红毛丹、柚子、芒果、番石榴等，应有尽有，到先达附近连绵数十公里的树胶园里挖橡胶籽玩。

不过，有一次，大哥、我和三弟跟着一位年长的大孩子，偷偷摸摸跑到流经先达一家制冰厂的河里(Sungai Pabrik Es)游泳，当时我并不谙水性，差一点儿没溺死，多亏那位年长的大孩子，在千钧一发之际，奋力把我推回岸边，否则，那时候（日寇占领时期），我早就向阎王爷报到去了。父亲知道后，狠狠教训了我一顿（吃藤条）。其实,他曾一再警告过我们，就算学会了游泳，也不准到河里游泳，只准到泳池里游，因为，河里暗涌多，水流喘急，一不留神，就可能被水卷走。长大后，有关游泳遇溺或到海边戏水被浪卷走的事或报道，听多了，看多了，而且，其中还有几位是认识的好人，转眼就没了，令我不胜唏嘘，对水产生了敬畏的心理，才知晓“欺山莫欺水”、“水能载舟，也能复舟”，实在是必须认真对待的至理名言。

母亲（即张伯母）姓梁名欢（欢妹），也是客家人，祖籍松口（现属梅州地区），出生于1909年位于苏门答腊北部的亚齐（Aceh）一个叫南必力的小市镇，比父亲小约10岁。外祖父虽是大户人家，但并不富有，加上家里人口众多，母亲小时候，只上过一两年荷兰小学，便辍学了，所以，母亲只懂点荷文和印尼文，中文斗大的字一个不识。和父亲成亲后，夫妻恩爱，相敬如宾，而且在父亲的点拨下，靠着自己的聪慧伶俐和勤奋学习，很快就学会看、会写中印文书信和会算的“贤内助”。

凡是认识母亲的亲朋戚友都公认，母亲智慧和美貌双全，贤良淑德，说话斯文，举止大方，为人随和，通情达理，而且富于同情心，乐于助人。她不仅对待自己亲人如此，对待邻里邻居如此，甚至对待店里的伙计（店员）也如此。记得，店里一位簿记的婚事，就是母亲特意撮合成的；一位伙计得了肺痨病住院治疗，母亲不仅给他弄饭菜，有时还带着我和小妹去探望。当然，以今天的眼光看，母亲的某些做法，也许有值得商榷的地方。

母亲虽说是在当地出生的第二代华人，但她的举止言行，穿着打扮，一点都不像一般的娘惹（Nyonya），而更像一位深受中国传统文化和风俗习惯影响的中国妇女。她“十八般武艺”——从协助父亲做生意、操持家务、烧饭做菜（客家菜、印尼菜、西菜）到制作各类糕点、酿酒、缝纫、刺绣都有一手，尤其是她烹饪的菜肴，酿造的米酒，在先达客家人圈子里，有口皆碑。而她的待人接物，热情好客，落落大方，不亢不卑，也为人称赞。正因为如此，二战后，有“小延安”美称的先达，左派妇女团体成立后，曾想请她“走出厨房”，参加妇女会的爱国民主进步活动；1970年代，李凡同志（1980年代末，泰王国、马来西亚政府与马共三方在泰南普吉岛举行和谈时，任马共代表团顾问之陈再润女士，原名伍瑞霭）和她见面谈话后，不无惊奇地对我说：想不到你母亲是一个见过世面的人。

更为难得的是，母亲全无不良的嗜好和习惯，当时，许多客家妇女喜欢玩纸牌（我所知道的至少有两种），但她和乡亲邻里相聚一起时，从不玩牌，直至她最后离开人世。她虽信神拜佛，是虔诚的佛教徒，但不完全迷信，而且她之所以信佛，主要是在超自然力面前，感觉到人的渺小和无奈，希冀通过祈求菩萨，保佑自己家人一切顺遂，身体健康，无灾无难，平平安安，以减低心里的忧虑和恐惧。值得一提的是，她自己信神拜佛，但绝不强加于人，对自己儿女也是如此。小时候，我曾问过她：究竟有没有神？她的回答是，你信就有，不信就没有。不仅如此，她原来拜的是“观世音菩萨”，但也不排斥“如来佛”或其它的神和菩萨，同时与信仰其它宗教（如伊斯兰教、基督教、天主教）的人，也能友好相处，尊重他们的宗教信仰和习俗。

印象中，母亲绝少发脾气，不论对任何人都是晓之以理，耐心说服。她和邻居邻里相聚时，经常津津乐道各种古代动人的故事，如“木兰从军”、“孟姜女哭长城”、“岳母刺字”、“杨门女将”、“梁祝”、“西厢记”、“红楼梦”、“梁红玉击鼓抗金兵”、“薛仁贵征东”、“薛丁山征西”、“秦香莲”、“孟丽君”等或宣扬尽忠报国，或歌颂巾帼英雄，或赞颂敢爱敢恨、忠贞不渝爱情的传说，反映出她爱憎分明，感情丰富，对年幼的我们，影响深远，不仅使我们从小就对具有悠久历史、内容丰富多彩的中国古典文学、戏剧、音乐，深感兴趣，而且教育了儿女爱什么、恨什么。

还记得，1950年代，《梁山伯祝英台》（越剧）、《天仙配》（黄梅戏）、《刘三姐》等新中国电影在新加坡上映时，轰动一时，父母亲也和当地男女老少一样，成了这些电影的“粉丝”，其热爱程度丝毫不逊于年轻人。当时，难得唱歌的母亲，不仅会哼《天仙配》里的几句：“树上的鸟儿，双双对对,夫妻恩爱,把家还……”，而且还哼的有滋有味，喜形于色，同时还特意买了一张《天仙配》唱片带回印尼给我们欣赏。

我们姐妹兄弟共8人，我之上有一个大姐和一个大哥，之下有四个弟弟和一个小妹。因为男的数下来，排第二，所以，姐妹兄弟们都叫我老二或二哥。除小弟出生于二战后，我们各姐妹兄弟都是出生于1930年代至1940年代初，经历了战前荷兰殖民统治时期相对稳定的和平年代，也经历了日本入侵时期的战乱年代以及战后荷兰殖民者卷土重来的动乱年代。可以说，我们在孩提时代，曾沐浴在和平阳光下，也遭受逃难、恐惧、血腥和战火的洗礼。

跟许多老一辈的中国人一样，父母亲本想一索得男，谁知来的却是一个“好”字，所以，就给大姐取名桂招，企盼大姐像月桂树那样开枝散叶，把一众弟妹招来。上苍果然不负有心人，第二年大哥就呱呱坠地，来到了人间，父亲给取名大有，既包涵大富大贵的意头，也蕴涵着大的有了，希望小的跟着接踵而来的意思。随后我、三弟、四弟、五弟就像是跑400米接力赛那样，一个又一个跑出了娘胎。父亲给我们取名时，曾请算命先生算过命，我因为“命”里缺水，就取名大永；三弟取名大荣，可能是缺火；四弟取名大松，可能也是缺火；五弟取名大淼，看来是严重缺水。小妹取名宜招，蕴涵“来不来总相宜”的意思，不再强求了。然而，二战结束后第三年，比小妹小7岁的小弟大江，还是姗姗来迟，使父母亲的添丁事业终于划上了圆满的句号。

父母亲对儿女（包括我的一个堂姐和一个堂弟）的热爱，尤其表现在对儿女教育和学习的重视。我们到了入学年龄，个个都有机会背着书包上学堂。必要时，还专门请家教来给我们补习功课，练字，学书法。此外，有什么好吃的，母亲除了亲力亲为，总是留给老人、父亲和儿女们吃，自己却情愿不吃或少吃。但是，父母亲对自己的子女，决不溺爱，犯了错，照罚不误，绝不袒护，尤其是涉及跟外面的孩子的纠纷时，对自己子女的要求更为严格。

父母亲也爱听歌，记忆中1930年代，家里就有一部小狗嘜（His Master Voice）留声机，几乎天天都在播放那个年代“百代唱片公司”发行的由周旋、姚莉等歌星演唱的流行曲的唱片，其中有《马路天使》、《渔光曲》、《木兰从军》等电影里的插曲，我还隐隐约约记得，《木兰从军》里一首插曲开头的歌词是这样唱的：“月亮在哪里，月亮在哪厢，它照进我的窗，它照进我的房……”。还有一首《夜半歌声》里的主题曲：“空庭飞着流萤……”，给我留下深深的记忆。

在这种“艺术氛围”影响下，大姐对音乐很有兴趣，她当时还定期到奉教堂（即基督教堂）学风琴；我有时还陪她去，看她弹琴。我们兄弟妹则在她的带动下，都爱听歌，爱唱歌。“我的家庭真可爱，美丽清洁又安祥，姐妹兄弟很和气，父亲母亲都健康，虽然没有大厅堂，冬天温暖夏天凉；虽然没有后花园，春兰秋桂常飘香，……”，这优美温馨的歌声，经常缭绕在我家的上空。当我们尽情欢歌的时候，我那慈祥的外婆和母亲，就会喜滋滋地站在一旁，望着我们，倾听我们的“大合唱”。此情此景，真是其乐融融，令我们姐妹兄弟经过漫长岁月的艰苦奋斗，与母亲重聚香江一起同声再唱这支歌时，回味无穷。

父母亲爱家，也热爱家乡，热爱自己的祖国，尽管那时候的祖国和人民，正处于内忧外患、贫穷落后、国难当头的时刻。1937年七七芦沟桥事件爆发，日寇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中国开始了全民抗战。位于地球偏僻一隅的小山城——先达的上空，也响起了“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那里有森林煤矿……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那里有我的同胞……‘九一八’，‘九一八’！……”抗日救亡的歌声。父母亲像众多华侨一样，不愿当“亡国奴”，密切关注国内时局的发展，关注国家的前途、中华民族的命运，并且响应当时“国民政府”的号召，踊跃捐输，支持国家抗战，打日本鬼子。

日寇投降后，二战期间藏匿在先达乡间从事抗日秘密活动的著名进步人士，如巴人（即王任叔，中国著名文艺评论家、小说家，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任驻印尼大使）等以及在他们培养和影响下的一批朝气蓬勃的年轻人，纷纷出来进行各种活动，同时担任当时先达唯一的华文学校的教师。在他们的努力下，民主爱国进步的团体，职工会、妇女会、青年会一个又一个浮出水面，精彩夺目的文艺演出和体育活动精彩纷呈，革命歌曲（《延安颂》、《黄河大合唱》、《游击队之歌》、《太行山上》、《大刀进行曲》）和抗战歌曲（《歌八百壮士》、《新加坡河》、《长城谣》、《救国军歌》、《旗正飘飘》）激越嘹亮的歌声，响彻先达上空。

说实在的，我那时候，就爱上了这些歌曲。学校举行歌咏比赛，我的参赛歌曲，就是《歌八百壮士》。记得当我站在台上，张开喉咙激动地放声高唱：“中国不会亡！中国不会亡！你看那……”，引得台下的老师和同学们都高兴地笑了起来。《新加坡河》这首动天地的悲歌：“暮色下新加坡河，悄悄地流，暗暗地诉，你啊，可知道，多少惨泪冤血，滴入你心中，……”，以及上面提到的那些鼓舞人心、激昂慷慨、旋律优美的革命歌曲，我也很喜欢唱了。

先达的进步活动红遍了整个苏北地区，“小延安”之美称，由此而来。影响所及，我家“与时俱进”，由支持蒋委员长抗战转而支持共产党解放全中国，从此以后，我家一众大人孩子都成了“红屁股”，除了堂弟和我留在海外闹革命，大哥早早就病故，其余姐弟妹（包括堂姐），都先后回中国学习和参加工作，外婆和父母亲也在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回国养老。

值得一提的是，当我变成一个热烈的“红屁股”的时候，外婆曾幽默地对我说：“小心啊，阿永，不要由‘红屁股’又变成‘赤屁股’了！”由于年幼的缘故吧，那时候我对这句话，并不理解，只当是外婆开我的玩笑说的话。其实，现在想来，这句话富于哲理，是她对从小就热衷于政治的小外孫未来人生旅途发出的“预警”：千万不要由极左变极右。

二战后，战争带来的严重创伤未愈，先达社会百业凋零，百废待兴。与此同时，荷兰殖民者又妄图卷土重来，恢复其在印尼的殖民统治，它在美英帝国主义支持下，派遣殖民军重新占领了棉兰及其周边地区，并且严密封锁了棉兰与以外地区的交通往来。父亲为了打开一条生路，不惜冒着这一带海域的风高浪急以及有可能被海盗抢劫或杀害的危险，乘坐机动木船，从亚沙汉（Tanjung Balai）港出发，到新加坡或槟城走水（跑单帮），然后从这些地方带回苏北地方上稀缺的商品销售，以赚钱养家糊口，供儿女读书上学。

由于跟外界接触多了，拓宽了“国际视野”，让他看到要想培养儿女成才，必需让儿女到新马“经风雨，见世面”，接受进一步的良好教育，于是和母亲商量后，决定让他们的掌上明珠——大姐，第一个到新加坡南洋女子中学上学。此事发生于1946年，对当时还相对封闭的先达社会来说，不少左派人士都认为，这不失为一件开明和大胆的举措。

1947年中，荷兰侵略军终于按捺不住，从其占领区棉兰出发，出动飞机、大炮、装甲车，向苏北地区印尼人民军防守阵地发动了所谓“第一次警卫行动”（实际上，就是一场不折不扣的侵略战争），企图恢复其在印尼（包括整个苏门答腊）的殖民统治。由于印尼人民军武器落后，寡不敌众，先达最后也被攻陷。刹那间，有“小延安”之称的先达，犹如变了天日：家家户户被逼重新升挂红白蓝荷兰国旗；印尼人民抗荷运动遭到残酷镇压；被俘的印尼人民军将士惨遭枪杀；华侨社会进步势力（红屁股）也同时遭到荷兰殖民当局的打压，而国民党反动势力(蓝屁股)则气焰嚣张，与殖民当局紧密勾结，企图抢夺我入读的中华学校的控制权，迫害和排挤在校任教的进步教师，当时在先达活动和任教的巴人被逮捕。先达社会顿时陷入一片混乱，学校最后被迫停课，孩子们像“无业游民”，整天无所事事，四处游荡。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本来就有意要把儿女送到新马受教育的父母亲，当机立断，下定决心，立即把我和三弟送到马来亚霹雳州首府怡保，托付给一位堂兄管教和照顾。其时，我13岁，三弟12岁。顺便说一句，这样一来，我家就有三个子女在新马求学了。对我家来说，这恐怕是父亲财力上所能负担的“极限”了。

             二、情牵马来亚锡都——怡保

1947年8、9月，我和三弟在父亲亲自带领下，坐上当时普通老百姓到棉兰所能乘坐的唯一交通工具——荷兰殖民军军车，离开了哺育我们成长正处于动乱的出生地——先达，告别了十多年来无时无刻关爱我们成长的慈祥勤劳的外婆，告别了费尽心机、无微不至地关怀和教养我们成长的母亲，以及从小就和我们磕磕碰碰一起长大的一众兄弟妹（包括堂姐弟），踏上了人生新的征途，没有眼泪，没有悲伤，除了外婆眼眶里强忍着的那把热泪。真可谓“少年不识愁滋味”。

我和三弟先是由离棉兰约数十公里的勿老湾（Belawan）港乘船前往新加坡，然后从新加坡坐火车途经吉隆坡到达马来亚锡都、霹雳州首府——怡保。由于我们兄弟俩都是在战前荷兰殖民统治下的先达出生，持有荷兰殖民当局发出的出生证，属“荷兰臣民”，因此，由荷属殖民地到英属殖民地在那个年代并不太难。这两个欧洲殖民主义国家，在开拓殖民地、争夺“蛮荒之地”的丰富自然资源的历史上，本来就是一对既互相争夺又互相勾结的“欢喜冤家”。还记得，我们一路上通行无阻，到达怡保不久，就领到了马来亚英国殖民当局签发的居住证件（后来包括身份证）。

在我们兄弟俩眼里，新马华人社会的风俗习惯，以及当地马来人的风土人情，跟原居地大同小异，不同的是，新马的印度人和各色人种要多得多，城市建设、经济发展，环境卫生，交通运输和市面的繁华热闹景象，在殖民历史上后来居上的英国人统治下，要比由位处欧洲西部、北海之滨的老殖民主义小国荷兰统治了350年的印尼强得多。

我们来到马来亚的时候，正是二战后，英殖民主义者卷土重来，恢复其对马来亚的殖民统治，而且，为了解救其国内的经济困境，对马来亚和人民进行更加疯狂的剥削和掠夺的时候。当时，战争带来的重创未愈，经济一蹶不振，失业严重，工人、农民要求改善生活和待遇的斗争此起彼伏，各族人民要求独立和自由的呼声日益高涨，不过，对于初来乍到的我们，在幼小的心灵中，却看不到什么动荡，市面上似乎是那么平静，而且一切是那么新奇，丝毫觉察不出那是一场风暴前夕的宁静，反而觉得可以在怡保这座美丽城市的绿水青山和奇秀岩洞间，无拘无束、自由自在地，尽情呼吸异乡的新鲜空气。

怡保的堂兄名叫张泰英，我们后来一直亲热地叫他“阿英哥”。他的祖父和我们的祖父是亲兄弟。堂兄也是出生于老家梅县。与父亲一样，为了摆脱贫困，二战前就漂洋过海来到马来亚谋生，投奔在怡保开了一家小锡矿场的三舅公。

堂兄是读书人，当年约二十来岁，用今天的话说，长得很帅，是标准的美男子，穿着得体，出门或拍照，都爱打领带。虽然年届“谈婚论嫁”之龄，依然是“孤家寡人”一个。其实，看上他的女子不少，但他很有志气，不愿靠三舅公相助，要靠自己事业有成，才“谈婚论嫁”。这是他给人的外在印象，而更重要的是，他很有气节，不畏强暴，为人正直，不趋炎附势。据说，日寇占领时期，三舅公遭到日寇迫害，是他挺身而出，救了三舅公一命，所以，三舅公为了报答相救之恩吧，就让堂兄和他家人一起住。后来，我到新加坡华侨中学念书时，为了表示报答他管教爱护之恩，曾写信问他想看什么书，不久，他写来回信，要我给他买一本邹韬奋的《经历》。寄给他之前，我“先睹为快”。没想到，看了之后，深深为先生的为人和道德文章所打动，对日后我从事文化出版事业和为人处事有很大的影响。与此同时，也使我进一步认识了堂兄的为人和思想。

正如上面所述，我原来的名字叫大永，三弟叫大荣，这是父亲在孩子出世时，按“大”字辈给取的。可是，我们兄弟俩甫到怡保，好像发现“新大陆”似的，发现堂兄叫泰英，都觉得“泰”字好，“大”字“老土”，所以，未征得父亲同意，便迫不及待地决定向堂兄学习，把自己的名字由大永改为泰永，大荣改为泰荣。影响所及，就连尚留在先达老家的兄弟，也“有样学样”，通通改为“泰”字。奇怪的是，父母亲非但不生气，也没表示异议。其时，我们也不当一回事，所以并未“深究”。时隔半个多世纪，当我们有机会回乡——梅州祭祖，才知道按张家族谱，堂兄和我们这一世子孙，应是以“泰”字辈取名。我们同时发现，家乡里同族堂兄弟，也都是以“泰”字取名。我想，这大概是父母亲之所以对我们私自改为“泰”字，一直保持沉默的缘故吧。

不过，如此一来，我虽做到“坐不改姓”，却做不到“行不改名”，所以，往往把朋友们弄糊涂了，例如，新马的友人就只知道有个叫“泰永”的同学，而老家先达的朋友则只知道有个叫“大永”的孩子。至于“泰泉”这个名字，则是我由新加坡重返印尼执行任务和做事时，重新取的新名字。职是之故，如果不加以解释，各方友好，直至今天，就算我站在他们面前，也未必知道“小张是何许人也”！

记忆中，当年堂兄所寄居的三舅公的屋宇，位于怡保新街场“宝石戏院”附近的高温街。那里有一排双层楼房（洋楼），三舅公拥有其中尽头的两间。一间给他姓李的妻舅一家人住，另一间三舅公一家人自己住。三舅公住的一间比较大，房子背后有一个庭院，还有一座矮屋，里面有两个小房，堂兄就住在这座矮屋里，我们兄弟俩去后，堂兄让我们睡里面一间，自己睡靠门口的外间。在主屋后面，还有一个不小的车房，里面摆放着三辆汽车，一辆是三舅公的“坐驾”——英国产的黑色奥斯丁（Austin）小轿车，一辆是供他妻舅巡视锡矿场用的老式英国敞蓬车，一辆是美国产的Buick（Chevrolet？）大轿车（这輛车是个“庞然大物”，耗油量大，一年三百六十五天，也很少见三舅公使用过）。

三舅公一家有十多口人，夫妇俩已届四五十岁的年纪，膝下有三个长得如花似玉的女儿，两个风度翩翩的儿子。他们的大儿子，非常聪明，很会读书，受英文教育，已经读“九号位”了，为人很随和，也不骄傲，平等待人，一点架子也没有，也没有一点公子哥儿的坏脾气。日后，我和三弟转到新加坡读书，他来新加坡出差时，还特意约我们到新加坡中华游泳俱乐部相聚，留给我和三弟非常难忘的印象。他的弟弟，跟我们差不多同龄，不怎么会读书。我和三弟常常和他一块玩，有时，不免争吵，甚至打架，为此，曾挨三舅公的藤条。

三舅公的大小姐，我们到怡保读书时，已在国内上大学。回来时，带回一个“金龟婿”。夫妇俩，几乎“足不出房”，天天关在房子里，难得一见他们的“风姿”。据说，他们无烟无酒不欢，三舅公后来的矿场生意，破产收场，部分原因与他们有关。二小姐身材窈窕，非常斯文，当时还在槟城钟灵中学念高中。三小姐像是小家碧玉，在怡保一间女子中学念初中，不上学时，也差不多天天关在楼上的房子里，读书温习功课。她有一个女孩子家常有的习惯：爱吃零嘴。而且，每次买零嘴，偏偏选中了我。她最爱的零嘴，就是世界最大的糖果制造商生产的“吉百列朱古力”。每次我把她的“至爱”，买回来交给她时，她只会两眼直瞪瞪地望着我，既不请我分享，也不说声谢字。

有趣的是，1949年她也来新加坡南洋女子中学念书。那一年中秋，华中和南中寄宿生联合起来举行联欢晚会，应了一句“不是冤家不聚头”的谚语，没想到她就和我坐在同一个桌子，令我“大吃一惊”，才知道她来了新加坡，就在南中读书。犹记得，我们当时相对而坐，互不相认，你望着我，我望着你，谁都不愿开第一“腔”。更妙的是，每逢假日，我会搭绿巴到坡底买书或看电影，好几次都与她“不期而遇”，但我们还是互不理睬，我们都想在对方面前保持骄矜，她不愿放下大小姐的架子，我又不愿在她面前低下头来。所以，我和她一直是“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

不要看三舅公是一个矿场主，一家人吃饭时，厨子端出来一碟炒得火侯十足、香喷喷的生菜，总是摆放在他面前，只许他一个人享用，其余同桌吃饭的大人小孩，只能眼巴巴望着那碟生菜。日后，每每吃生菜时，我就会想起这件事，心里总觉得奇怪，怡保离盛产蔬菜和水果的金马仑很近，是不是那时候的生菜很昂贵，只有洋人和大老板才吃得起，普通人吃不起？或者，因为当时国际市场不景气，商品（包括锡和树胶）价格低迷，三舅公锡矿场出产的锡不值钱。因此，贵为小矿场主的他，在这种情况下，也只好“量入为出”，“撙节用度”。后来的发展说明，情况的确如此。据说，在我们离开怡保不久，三舅公的矿场就难于经营下去了，他差不多到了破产的地步，夫妇俩最后的际遇，相当凄凉和悲惨。

回说我和三弟来到怡保的时候，堂兄先是安排我们到当地一间著名华校——育才学校，念小学五年级下学期。其时，离年终考试只有两三个月了。我们的程度，中文没问题，但英文方面，由于在老家仍在念“Boy，I am a boy。Girl ，you are a girl”的程度，赶不上当地水平，所以考试结束，成绩单发下来，我们的英文都不及格，不能升级，要留班。但是，如果勉强在育才继续读下去，英文又不行的话，堂兄怕误了我们的学习前途，便当机立断，让我们到位于怡保旧街场那一头的英华英文学校念下午班的“standard one”（一年级），以提高我们的英文水平。

犹记得，当年每天中午上学，我们头顶烈日，或不顾风吹雨打，背着书包，从高温街（在宝石戏院附近）的住处出发，徒步走过静悄悄地流经怡保市中心的近打河到学校。全程少说，也需十多二十分钟。放学时，太阳快落山了，天气没那么热了，我们又由原路步行回家。

英华英文学校是一所名副其实的“国际学校”，各色人种都有。记忆中老师除了英国人，有很多是印度籍淡米尔人。我们的班主任是个男老师，一位全身肌肤跟黑人无异的淡米尔人。同学全是男生，有马来人、印度人（淡米尔人、锡克人）和华人，白人也有，不过念程度较高的上午班。

此时是1948年初，我和三弟对全英文教学，虽说一时还不能完全适应，所幸我们“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英文书”，因此，经过近一年的努力，出乎堂兄、各亲友的意料，我们这两个到了怡保后依旧贪玩调皮的孩子，年终考试成绩居然名列前茅，我得第一，三弟第二，连我们自己也不无怀疑是不是在做梦。

另外，在此期间，发生了一件有趣的事，话说有一天，上完一节课，我在教室里闷得无聊，不知是喉咙“痒痒”，还是怎么的，竟引吭高歌：“One day when we were young，one wonderful morning in May，you told me……”，不料刚唱了几句，一个同学急急忙忙地走进教室对我说：隔邻教室的老师叫我过去。我不知就里，以为干扰了老师的休息时间，心里有点慌。谁知一进教室，看见一位淡米尔籍的中年女教师面露笑容地坐在那里，随后带着惊奇的口吻问我：“你怎么会唱这首歌的？是哪里听来的？”我结结巴巴回答说：“是听来的。不过，我不知道是从哪里听来的。”接着，她又要我在她面前再唱一遍。我照做了，虽然只会唱那几句，她也觉得满意了，便让我回自己的教室。

不过，坦白说，我其实就会唱开头的几句歌词，大概是在老家先达听来的，也不知这支歌的“来头”，后来这类歌又被我打入“冷宫”数十载，所以，也没再引起我的留意。进入新世纪，偶尔读到一篇介绍有“国母”之称的宋庆龄生平的文章，才知道她年轻时，在美国留学，就喜欢上这首歌。后来，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她和这支歌也“阔别”了数十载，到了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据说，她突然很想重温这支歌，特意请落难美国的妹妹宋美龄，把这支歌的唱碟找来寄给她。所以，我才知晓，这支歌的中文译名叫“当我们年轻时”（英文名叫One Day When We Were Young），是1938年美国经典音乐剧The Great Walts（中文译名“翠堤春晓”）里的主题曲。

由于年终考试成绩优异，校方特批我和三弟下一年度转读上午班，并且允许我们跳班，念“standard three”（三年级）。堂兄为此高兴得不得了，为了奖励我们，亲自带我们到怡保附近的著名景点——霹雳洞玩了一天。

如今回想起来，如果按这个“良好势头”发展下去，我们很可能就会一直在这里受英文教育了。我们的人生之旅，很可能也要改写了。不过，俗话说，世事难料，就在这个关键时刻，堂兄写信给父亲，表示不愿再寄人篱下，想另谋发展（出外教书，事实上后来他一直在北马各地教书，还在接近马泰边境的高乌一间华校当过校长），不能再照管我们了，要求父亲设法把我们接回去教养。

在这种情况下，比我们早一年（1946年）到新加坡入读南洋女子中学的大姐，受父母亲的嘱咐，于1948年底来到怡保，把我们接去新加坡上学，由她亲自照管这两个年龄“大不算大，小不算小”、几乎天天一言不合就“拳脚相向”的弟弟。

屈指一算，从1947年8月至1948年底，我和三弟在怡保生活了一年零三个月左右，时间不算长，但我们对怡保的山山水水，一草一木，很有感情，至今难于忘怀。

兴许与年纪小，而且是生活在城市的小圈子里有关吧，我们对这期间发生于马来亚的政局变化，并不知情。甚至6月20日，英帝国主义者宣布马来亚实施“紧急状态”，马来亚共产党为了推翻英国殖民统治，实现马来亚的独立和民族解放，领导马来亚人民再次拿起武器进行武装斗争这样重大的政治事件，也是在6-20事件后的一天，偶尔在阅读槟城出版的一家报纸（《中兴日报》？《光华日报》？）时，看到一则题为“昔日梁山好汉重上梁山”的新闻，才知道有那么一回事。可以说，我那时候，并不怎么关心时事，对马来亚的政治和正处于水深火热中的马来亚人民的斗争，并没有认识，对英帝的殖民统治说不上厌恶，不过，像许多华人一样，对这些高高在上的白人统治者并无好感。

值得一提的是，当年的怡保，虽没有今天的繁华热闹，但戏院至少也有四间。放映的电影，不少是至今仍脍炙人口的好片子，如“宝石戏院”上映的由白杨、陶金、舒绣文主演、反映“国统区”人民在抗战年代悲欢离合、抗日胜利国民党“接收大员”争抢财富、堕落腐化、中国何去何从的史诗式电影《一江春水向东流》上、下集（“八年离乱”和“天亮前后”），优秀演员秦怡主演的《遥远的爱》，以及旧街场一家戏院上映的西片《三剑客》等。从小就是一个“标准影迷”的我，自然不会错过每部好片子。

此外，约于1948年中旬，著名文化人丁波（解放后，丁返回中国，曾担任中国图书进出口总公司总经理）率领的香港“中国歌舞剧艺社”（简称“中艺”）南来新马巡回演出，曾莅临怡保表演。堂兄特地带我和三弟前往捧场观看。没想到，“中艺”的精彩演出，使我“茅塞顿开”，第一次欣赏到王洛宾多首如此美妙动听、充满中国西北地方浪漫生活气息而又容易上口的民歌：《马车夫之恋》、《在那遥远的地方》等。真个是“绕粱之音，三日不绝”，令人至今回味无穷。

学校放假，除了郊游，堂兄还经常安排我们和一些亲友的孩子，一起坐上三舅公那辆旧式敞蓬老爷车，前往他在怡保附近地区的矿场（佛琅潭）游玩。车子沿途要经过哪些市镇（朱毛、务边、金宝？），早已淡忘，奇怪的是，路过江沙的情景，却久久难忘。如果没记错，那里是苏丹皇宫所在地，是马来人聚居地。市面闹中有静，秩序井然，马来人熙来攘往，马来学校众多。

至于三舅公锡矿场的具体位置在哪里，我当时也没搞清楚，只记得锡矿场里的铁船（即采锡矿船）、金山沟和琉琅女（淘洗锡米的妇女），对我们来说，都是未曾一见的“新鲜事物”，尤其是琉琅女，一身恰似“唐山”妇女的穿着打扮，晒得全身黝黑、粗糙的肌肤，令我们感到很好奇。她们好像都是客家人（广东客？）。不过，令我们这些孩子更感兴趣的，莫过于下到佛琅潭里戏水。不知“天高地厚”的我们，如果不是矿场的管事劝阻，还真想脱下裤子，在冰凉的潭水里游泳呢。

我和三弟在怡保期间，一如在老家时一样，热衷于体育运动。不过，回想起来，有点奇怪的是，当年在怡保好像找不到什么场地让我们打篮球和羽毛球，相反，我们倒是常常有机会跟当地孩子一起，到怡保郊外公路旁随处可见的绿草如茵的草地上踢足球。说来也真凑巧，60年前的那一年，即1948年，也是奥运年，没搞错的话，那一年的奥运会，应是第14届，于英国伦敦举行。那时候，电视机还没面世，要想追踪奥运会的赛事，只能靠听收音机和看报。不过，实话实说，当年我们最关心的，只是中国“国手”（篮球）和“国脚”（足球）的比赛。

无独有偶，当年“国手”的成绩也不错，好像也打入了8强。这支“国手”里，有几个是来自菲律宾华人篮球界的好手，记得其中有一个打左边锋的，名叫李世乔，投篮很准，一个打中锋的，名叫蔡文华，以及他的一个兄弟蔡文章，球艺都非常出众。这支菲华篮球队在奥运会之前，曾到新加坡比赛，所向披靡，特别是他们的“拉务拉务”（车轮战）战术，在新马引起轰动，好评如潮。殊料，原本入选为“国手”之一的蔡文章，却因为鼻子有缺陷（扁鼻梁），竟被当时的国民党政府有关方面取消参赛资格，理由是有损“国家形象”。消息传来，当时海外华人社会和舆论界，一片哗然，对国民党政府有关方面以貌取人的做法非常不满。我们虽少不更事，心里也愤愤不平。

另外，还有一件事，伤透了“国人”的心，话说那一届奥运会曲终人散，各国运动健儿踏上归途的时候，中国的“国脚”却因为没有盘缠，滞留伦敦，贪污腐败的国民党政府借口“穷”，没钱发路费，结果“国脚”们只好变卖球鞋、衣物以及身上所有能卖的东西，才筹集到一笔路费回国。也有人说，当“国脚”们有家归不得的时候，是当地华侨华人看不过眼，踊跃捐助，给他们买船票回国。

不过，话得说回来，1948年，蒋家王朝，已然危如累卵，朝不保夕，人民解放军的百万雄师，正准备“过大江”，直捣蒋家王朝盘踞了约二十载的老巢——南京。在此垂危的紧急时刻，连自己的身家性命都保不了了，何来美金银元供运动员玩奥运呢？！印象中，这支“国脚”主要是由沪港两地的足球员组成，其中有位来自上海，担任门将（守门员）的，名叫张邦伦，给我印象较深。后来在报章上看到，解放后，他仍然披甲上阵，为上海队效劳。

三、初到狮城 报读华中

如上所述，1948年末，大姐特意来怡保带着我和三弟坐火车，南下新加坡读书。沿途经过的城市，跟一年多前父亲带我们北上怡保时并无两样。不过，记忆中，第一次与父亲途经吉隆坡时，曾稍作停留，对吉隆坡火车站这座别具风格的建筑物留下深刻印象。日后才知，它建于1910年，深受摩尔式（Moresque）建筑风格的影响。据说，1980年代，曾修缮一新，风采依旧，与其它几座历史性建筑物以及独立后所建的高耸入云、比纽约帝国大厦还要高的国油双峰塔楼一起，相得益彰，成为吉隆坡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而这一次，跟我们从怡保一起南下的，还有一位陪大姐而来的南中同学，她是芙蓉（Seremban）人，所以，当列车驶经该地时，她心情激动，兴致勃勃。令她不无遗憾的是，她当时也要赶回新加坡，不能下车回家看望亲人。承她介绍，芙蓉也是个绿树成荫的美丽城市，附近有不少风景如画的景点，最著名的是叫“不叻士热水湖”（Pedas Hot Spring）的地方。可惜得很，我们日后都没机会“到此一游”。

我和三弟重临新加坡，就像《红楼梦》里的刘姥姥进到大观园似的，看得眼花缭乱。当然，上个世纪五十年代的新加坡，根本不能与今日新加坡同日而语。不过，比起苏北首府棉兰和马来亚锡都怡保，比起20世纪初父亲初次由家乡梅县踏上新加坡时，已然变为“国际城市”：经济发达，转口贸易和金融服务业，位居东南亚前列；政府机关和高楼大厦林立；各大商店、酒楼食肆，鳞次栉比；教育卫生事业比较先进，各种源流的语文学校、书店、戏院和娱乐场所，随处皆是。唯一未变的是，它仍然在英国人的殖民统治下。

实际上，新加坡自19世纪初开埠以来，由于位处马来半岛的南端，扼太平洋与印度洋咽喉，地理位置重要，经过近百年变迁，从20世纪初开始，已摆脱一个荒芜小渔村的影子，并已逐步发展为马来亚和整个东南亚的商业中心。其间，虽然经历了二战的洗劫和破坏，不过，随着战后周边国家和一些欧美国家经济复苏，它进一步发展成为世界著名的转口港，欧、亚和大洋洲海空交通枢纽。

与此同时，由于国际政治舞台上，东西方相互对立的两大集团的形成和崛起，随着对峙的日益加剧，新加坡在军事上的地位也越来越重要，就算到了所谓冷战结束后的今天，它实际上在暗地里依然是“兵家必争之地”，虽然，印尼方面有些人称它不过是“地图上的一个小红点”，民进党执政时代台湾当局有人曾反唇相讥它只是“鼻屎”般那样大的国家，我们的同志老方，也曾在写给新加坡当局的信上，语出惊人，把它称为一个“怪胎”，令新加坡当局非常不满并加以指责。不过，有趣的是，近日读报，发现李资政自己也承认新加坡为“怪胎”了。

闲话休提，言归正传：我们抵新后，由于大姐已由南中转到位于加东附近的中正中学（总校）念高中，所以，我和三弟便被她安排到面临加东勿落海滨一所叫东岭英文学校的英校就读。我还清楚记得，这所学校是座不大的建筑物，学生也不多，校长是一位华人。学校里还有好几间房子出租给各色人等居住：有一家数口的猶太人，跟我们姐弟三人住在学校的楼上；还有一家数口完全不懂华文的侨生（Baba和Nyonya）住在楼下。因此，这所英文学校，给我的印象不佳，像是一所“野鸡学校”（即私人办的杂牌学校，不是卖春学校，请勿误会），比起我们在怡保入读的英华英文学校，简直没法比。它唯一的好处，是因为靠海边，闲暇时可以到海滩散散步，吹吹海风；附近还有一个建在海滩上的茶座，晚上营业，不少在炎热的南国生活和工作的人，就会在此时乘车从市里前来光顾，一边吃喝，一边吹海风，听涛声，放松一天的疲劳。

不料没过多久（大概有两三个月吧），大姐受到国内形势和多方面的鼓励和影响，下决心要回国内解放区读书了。还记得1949年初的某一天，她突然神秘兮兮的把我和三弟带到楼下学校旁的一个小房子里谈话。她开门见山就说，她要离开我们，准备在日内动身回国了。而且，千叮嘱万叮嘱，要我们保守秘密，绝对不可以告诉父母亲。我不知道三弟当时听了有何感想，不过，我却一点也不吃惊，而且心里头暗下决心，要“步姐后尘”。

后来，父亲来新加坡见我们时，发现他的“掌上明珠”失去踪影，便再三追问我们，我们只好坦白交代，把事情原委和盘托出。父亲听了后，又气又急。气的是，大姐为什么那么傻，一声不讲，就走了，连父母亲都信不过；急的是，大姐一个女孩子家，远走高飞，既担心她的安全，又怕她没钱用。不过，等气稍稍平息下来，父亲爱女心切，一面设法四处打听她的下落，以便取得联系，一面赶紧托香港的熟人，寄钱给大姐，以便她应付不时之需。

好久之后，据大姐告诉我，父亲最后和她联系上了，但父亲寄给她的那笔钱却莫名其妙地“没”了。幸好她到了香港，便顺利地与先期抵达香港、先知先觉的新加坡同学联系上，并由他们安排，在全国解放的硝烟未散之前，与一批来自各地的爱国人士，乘坐轮船，冒着风险，经台湾和南韩的仁川，转赴位于渤海湾的塘沽港登陆，回到了她眷念的祖国。

这边厢，父亲前来收拾“残局”，问我们怎么办？大姐不在了，你们是想继续留在学校读下去呢？还是有什么想法？父亲在征求我们的意见。我对这所学校本来印象就不好，而且，我也渴望读中文（原因是什么，我现在想不起来了），所以，我要求父亲想办法让我去读华文中学；三弟则想继续留在学校读英文。就这样，处事有“民主作风”的父亲，尊重我们的选择，让三弟留校跟楼下那一家人一块住，继续读英文，与此同时，通过他在狮城的社会关系，给我开了一封介绍信，介绍我到华侨中学去面见校长。其时，已是1949年3、4月，学校早已开学，一般情况下，是不招收新生的。

顺便说一句，从此，三弟和我“分道扬镳”，他先是按自己的愿望在那所学校（随后又转到另一间英校）读英文，后来返回印尼读中文，最后，又回国读北京体育学院篮球系。由于进入体院后，理论和实践同时并举，球艺突飞猛进，被吸收到北京队，先后代表北京队参加了第一、第二届全国运动会的篮球比赛。而在第二届全国运动会的篮球比赛中，北京队力克对手，荣获冠军，他个人也获得了“国家运动健将”级的荣誉称号。后来，柬埔寨国家篮球队随西哈努克亲王访华时与北京队交手，赛后双方球员曾与当时两国领导人刘少奇主席和西哈努克亲王合影留念。父母亲当时已回国定居养老，亲眼观看了他们的爱子的球艺和与国家领导人合照的情景，欣慰、激动、兴奋，都无法形容他们当时的心情。

而我则揣着父亲老乡给开的介绍信，独自一人前往建于武吉智马路五英里的小山坡上的华侨中学，带着“生死未卜”的心情，走上华中地标建筑物——钟楼校长办公室，晋见校长。接见我的是学校教育长郑安仑，校长薛永黍和一批进步教师由于遭到英殖民当局迫害，已然“靠边站”。郑教育长（后来任校长）看了介绍信，二话没说，就接受我当走读生，念初中一上半个学期余下的三个月时间，条件是三个月后，要是学期考试不及格，就只能说Bye！Bye！了。

幸好三个月后，我的考试成绩，虽说不是名列前茅，但各门功课都及格。就这样，我就凭自己的“实力”，取得了在华中立足的资格，从“走读生”成为和其他同学一样的“正式生”。说起来，真有点像是“天助我也！”。因为如前所说，我小学6年级都没上，就跑去念英校，有一年多的时间荒废了中文的学习。

坦白说，那时我并不知道华中是东南亚华人社会的最高学府，更不知道华中和中正这两所新加坡华文中学，在李资政眼里是可以与以“精英摇篮”和“绅士文化”闻名于世的两所英国贵族学校——“伊顿公学”(Eton College)和“哈罗公学”(Harrow Public School)相提并论的学校。对当时的我来说，我不是慕名而来的，所以知道也罢，不知道也罢，并不重要，我只知道一心想读书，想读中文书。而且，作为外地生，可以在学校校园里住宿，成为一名寄宿生，使我一踏入校园，非但不感到陌生，反而觉得这里是可以让我德、智、体获得全面发展的新天地。

二战后，马来亚人民争取民族独立和解放的斗争日益高涨，亚非民族独立运动风起云涌，特别是1949年中国革命取得的伟大胜利，这时代的强音，一直在华中校园内回荡。

尽管英殖民当局在1950年代初，把马共新加坡市委领导机关破坏得荡然无存，尽管英殖民当局用尽各种办法，企图消灭校园里地下流淌着的反殖铁流，一批又一批的进步老师遭到迫害，甚至驱逐，一个又一个进步同学被开除、逮捕，甚至驱逐，英国人的政治部特务似乎也知道，马共新加坡学委的负责人，就在华中校园里“兴风作浪”，但是正如白居易一个名句所说的：“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

我打从进入华中校园，正是在这个时代背景和校园的氛围影响下，与一批好友，尤其是福华一起，从1949年念初一一直到1951年8月念初三，经历了新加坡社会和校园内的风风雨雨，有幸成了初三班“108条好汉”里的一员，一名英国人要除掉的活跃分子，并终于成为反殖爱国、争取新马独立的斗士。

             四、 转入地下 当小贩和教师

记得1951年8月某一天，英国人决定采取行动，逮捕一批华中同学，包括林清祥、曾福华、龚清泉、周密、张泰永等，企图镇压刚刚露出反殖苗头的新加坡学生运动。清祥在前一天晚上就被逮捕了，政治部特务事实上也曾在同一天晚上到我身份证上的地址（福建街上段父亲同乡的商店）搜捕我。幸好我不住在那里，而是和福华等来自关丹的同学住在华中附近的一处出租屋里，不然，我将被逮个正着，其后果不堪设想：不但不可能在华中继续读下去，而且很可能被立即遣返印尼，因为我在那间店里一个用练乳箱做成的私人衣物箱子里，秘密藏着好几本马列经典著作，其中一本是解放出版社出版的“干部必读丛书”之一：《马、恩、列、斯：思想方法论》。如今回想起来，事情如果是那样的话，上个世纪50年代活跃于印新之间的地下航线的经历就要改写了，小张和张伯母也不可能成为一出充满神秘、惊险色彩的“话剧”的主角了。

我在好几篇回忆文章里曾提及，福华和我就是在1951年8月的一天，眼看初三就要毕业了，由于英殖民当局派警察和特务到学校要捉人，我们不甘于被捕，逃离学校，从此转入地下，开始了一个崭新的人生斗争之旅。福华和我都到当时经济还相当落后的农村匿藏。我幸好得到老龚的帮助，随后跟他一家人到樟宜6英里处的胶园内生活。作为职业掩护，白天我和小赵（又称“拳头师父”）在当地一间学校（平仪小学）的小卖部开店做生意。他负责采购，我负责看店，和炒米粉卖给小学生吃。

想起来也很有趣，我那时刚从学校出来，何曾炒过米粉，而且，一炒就炒一大锅，除放些豆芽和甜酱油，其它什么料也没放，没想到居然受学校里小学生欢迎，每天都卖得精光。有一天，在附近群众家里租了一间房子住的傅楫炎，神色匆匆走到小卖部对我说，转移到他那里躲藏的一位领导，肚子饿了，想吃我炒的米粉。可是米粉早已卖光，豆芽也没了，于是我拿出一粒蛋，当即炒了一碟米粉交给傅（按照保密制度，我是不能见他的）。

同样出乎我的意料，这位领导吃完后，居然跑上来小卖部，向我表示谢意，并赞我炒得好！我一看，他原来是我的学长——黄明强。当时，我约莫猜到他是学委负责人，不过，我们之间并没有直接组织关系。那时，我们谁都没料到，日后，我这个默默无闻的普通“读者”，会成为他直接领导下去完成地下航线任务的干部，可以说，他是敢于使用我这个“马仔”的第一个“伯乐”。不过，这是后话，暂且不提。

就这样，我转入地下后，在樟宜老龚家藏匿了约半年多左右，即从1951年8、9月到1952年4、5月。我“日出而作”——到学校小卖部帮小赵看店、炒米粉，“日落而息”——中午过后就回老龚胶园深处的家，看书、做些抄写工作，几乎日日如是。

由于我当时失去组织关系，身份不明确，只能阅读和抄写一般的组织文件。后来，幸得老卢（即卢业勋）的帮助，我才得以恢复组织关系。没想到来联系我的，也是我的学长阿坚（即张允伏），他与黄明强、詹忠谦是同级同学。而他从事航运业的哥哥，后来，有新加坡“希腊船王—奥纳西斯”之称。据说，我岳父在风光的时候（1940年代后期），跟他过从甚密，一度是他的“酒肉朋友”。

这个“阿坚哥”，笑容可掬，穿着比我们许多干部都整洁、讲究，当时，我们几个属他联系的下级，都很尊重他。我后来转到三巴旺励德小学当地下教师，就是由他安排的。原因是什么，我并不清楚。在老龚家藏匿期间，曾发生一次令人啼笑皆非的经历。

话说，有一天，老龚家人全都去了坡底，老龚和后来也转移过来这里的傅楫炎，也双双结伴到坡底“办事”去了，并且和我约好晚上就会回来，留下我一个人独守空屋。不料，左等右等，从黄昏等到黑夜，从黑夜等到天明，又从天明等到中午，始终不见他俩的踪影。我越等越觉得不对头，是不是出了事，否则，为什么不见他们回来，而且，连他家里人也没人回来。

严重的是，傅楫炎有一批重要的组织文件藏在屋子里的米桶内，我担心万一他们出了事，敌人来搜查，一旦被发现，将暴露组织的秘密。我思前想后，越想越不安，越想越着急。最后，我不管三七二十一，赶快取出这批文件包好，并把它藏在脚车坐椅背后的包里，然后穿好衣服，把门锁好，骑上几个月前，我还在学校读书时买的一辆簇新的英国名牌（莱利）脚车，从胶园里老龚家出发，骑到樟宜6英里的路口，然后神态悠闲地从那里径直往坡底方向骑下来。

当时容不得我考虑太多，我只想把组织文件安全转移，交到可靠的人手上。与此同时，我也很想了解一下究竟发生了什么事，研究一下对策。一路上，幸好无惊无险，我的坐骑直奔至奎因街一位同学家才停下来。没想到，这位同学一见到我，好像见到“鬼”似的，竟然不信眼前的这个人是“小张”。他带着又怕又惊的表情对我说，你不是被捉了吗！？怎么现在会跑来这里？老龚和傅楫炎昨晚回家时明明看见，家的周围人声嘈杂，灯火通明，他们肯定家已被敌人包围，你已被捕了，你现在却安然无恙出现在我面前，这究竟是什么一回事？

听他这一说，我才知道老龚和傅闹了一个相当严重的“笑话”。于是，我把实际情况告诉他：昨晚，在家周围的确有几个人坐在地上，高声谈话，而且，点上“大光灯”用以照明，以便修理汽车，根本就没什么“敌情”。我也根本就没被捕。这一切，都是因为他们没有把情况了解清楚，由于紧张，凭想象编造出来的故事。

同学听我解释清楚，立即设法通知各有关方面，以解除没必要的“误会”。这场“风波”平息之后，我和老龚和傅见了面。据他们说，那天晚上，当他们快走到家时，老远听到人声鼎沸，灯光很亮，就以为有“敌情”，家已被包围，我已被捕，于是赶紧扭转身，三步做两步往回跑，不管前面是路还是沟，总之，越快离开“是非之地”越好。由于当晚既没有月亮又没星星，胶园内漆黑一团，什么都看不清，特别是老龚，又是深度近视，结果一路上，跌跌爬爬地往前跑。最后，终于让他们跑到公路上，回头张望，也没发现有“人”跟踪过来，于是赶快登上一辆行走樟宜到加东的巴士车去坡底。

更为有趣的是，他俩上了车，惊魂甫定，老龚才发现自己脚上有一只袜子不见了，鞋子也穿错了，赶紧用双脚遮盖。不仅如此，他们一下到坡底，出于好心，立即通知有关各方，说：糟糕，小张已经被捕了！累得一些关心我的朋友为我担心，掉下了眼泪。

最后，这件事，原来只是”虚惊一场”。值得庆幸的是，也没因此“横生枝节”，实在是皆大欢喜。随后，我们都回到那里居住。不过，不久后，组织便安排我转移到三巴旺附近的励德小学当地下教师。于是，我告别了老龚和他一家人，遗憾的是，从此就没有机会再见面。至于傅楫炎，日后与我几乎可说是“如影随形”，我去哪，他随后也去哪，直到他最后回了中国。

励德小学位于靠近西山三巴旺地区的胶园内，从大路徒步走到学校也要花十分钟时间。学校不大，只有两间课室，有一个泥地篮球场，就一间乡间小学来说，有这样一个篮球场，应该是很难得的了。对我个人来说，却使我有了一个联络群众感情的“用武之地”。当时，担任校长的是我入读华中初一时，正在念高三毕业班的学长——梁景胜。不过，大家虽然认识，但彼此都不相认，“心照不宣”就是了。还有一个老师，就是带我去学校的“自己人”——王钦。我就是在他们的掩护下，在这所学校当了地下教师约半年时间。

在我调离励德前不久，来了一位师范毕业、人称“野象”的女教师——李淑芬，她是南中“野”的一群中、不爱抛头露面、较为低调的一个。我们对这次的“不期而遇”，颇感意外。她白天来学校上课，并不住校。后来我离开后，她在学校跟王钦相处久了，日久生情，结为连理。

在励德期间，可说是我革命生涯的转折点，其间发生了两件具决定性意义的事：

第一件是，我在樟宜老龚家藏匿时候，由于老卢的帮助，恢复了组织关系，所以，我在励德，除了应付教学工作，还可以为组织做些抄写和刻写文件的工作，因此，获得阅读和学习组织秘密文件的机会。这些文件当中，有《人民民主共和国纲领》、《马来亚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莱特事件真相》、《柔南事件》以及《解放丛刊》等。

中国出版的革命理论书籍和革命小说，看的也不少。其中印象最深刻的是，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陈云、洛甫、凯丰等所写收录在《整风文献》里谈党员标准和修养的文章。正因为如此，当我在阅读了“解放丛刊”有位叫马坚写的关于作为一个革命者要为人类解放事业而奋斗终身的文章时，感触颇深，于是，有感而发，写了一篇表示自己愿为这一最崇高事业而奋斗的学习心得，交给了“阿坚哥”，我当时的联系人。

出乎意料，我这第一次写的很不成熟的东西，居然得到组织上的赏识，加上我来到励德学校后，在联系和团结群众方面，在完成组织交给的任务方面，表现可以，因此，我就在励德学校教书的很短时间内被吸收为党的同情者。这点，令个别比我资历老的同志，甚至心态一时失去平衡。

第二件是，自从母亲于1951年代替父亲走水（跑单帮）做生意以来，她便挑起养家糊口的重担，定期往来于棉兰——新加坡——雅加达。实际上，当我还在读书期间，应我的请求，她就已从印尼秘密带革命书籍（包括理论、小说、歌曲）给我。1951年8月，英殖民当局要逮捕我，我因此被迫放弃学业，转入地下，父母亲才知道，我已参加当地反殖爱国运动，为此，连书都读不成了，辜负了他们想栽培儿子成才的一片苦心，不过，他们一句怪罪的话都没有，而是把它当作既成事实接受下来。

更为难得的是，他们并没有劝我远走高飞，放弃理想，母亲依然继续冒着危险为我不断补充在当时新加坡环境下非常珍贵的革命精神粮食，而父亲则一直保持沉默，而且见我转入地下后，没有比较像样的衣服装饰自己，还特意亲自带我到有一定名气的裁缝铺，给我做了面料上乘的两条西裤和两件短袖上衣。惭愧的是，当时，对于父母亲如此关爱自己的用心，并没有深刻体会，觉得一切都很平常。而他们的确做得如此自然，并没有希冀儿子说什么，给他们什么回报。如今回想起来，才感受到父母亲的举动，不仅用心良苦，弥足珍贵，而且很伟大，他们实际上是用自己的方式在支持儿子闹革命！

 五、潜回印尼 先行探路

约于1952年底，正当我在励德小学的各项工作开展得相当顺利的时候，有一天，母亲像往常一样，走水（即跑单帮）途经新加坡，又给我带来一些非常难得的革命精神粮食，我如约到坡底她下榻的旅店见她。在这次见面过程中，母亲随意问我，离开老家那么久（从1947到1952年，已有5年）了，想不想回家看看外婆和弟妹们，看看这几年来老家和印尼的变化，顺便还可选购一些革命书籍带回来。

母亲告诉我，凭她从1951年开始走水，挑起养家糊口的生活重担起，经过两年时间的仔细观察，发现往来于棉兰至雅加达的航船，途经新加坡时都会作短暂停留，水客们可以利用这个时间，到岸上做买卖。而水客（包括其它乘客）当中，有些是有签证，可以正式上岸的，也有一些是没有签证偷偷摸摸上岸的。也就是说，新加坡这方面，上下岸是有漏洞可以加以利用。因此，只要她事先买好船票、痘证和居民证，从新加坡安全下到船上后，我们的身份便跟其它搭客无异，到了目的地（棉兰或雅加达）后，一样可以顺利出关。母亲保证，安全方面基本上没什么问题，我完全可以来去自如。

我听了后，的确有些心动，而且觉得这是一个相当大胆的建议，于是对母亲说，容我考虑。之后，我回到学校如常工作。过了不久，“阿坚哥”来联系我时，我把母亲提出的这一大胆建议，详细地告诉他，征求他的意见。他听了后，什么话也没说，既不表示同意，也没表示反对。不料，他随后再来联系我时，便通知我，组织要把我立即调离学校，而且，把我的组织关系转给其他负责人直接联系。就这样，我便离开了一生中当地下教师约半年的励德学校，依依不舍地告别了朝夕相处、给了我许多帮助和支持的同事以及一群天真、活泼、烂漫、无邪的农村学生，当然，还有那一支实力越战越强的励德校友篮球队。

下到坡底后，我跟随父亲一起暂时寄居在谐街（High Street）附近一位山东商人的住所，等待组织联系和安排。白天无所事事，父亲要我到这个商人在莱佛士坊开的一间经营出入口生意的小店里帮出纳。作为职业掩护，这不失为一个好主意，我自然乐意接受。后来我才知道，父亲要我去这间店帮出纳的目的，是因为他听信了原来在福建街上段宗亲店里当会计的一位同乡的推荐，把自己辛辛苦苦积攒起来的数万元血汗钱投资到这间所谓的做出入口生意的商店，以为可以获得应有的回报，给他日益拮据的经济困境，增加一点收入。殊不知，这位后来转到那间店里当会计的同乡，为了一己的私利（能继续获得薪金），竟然向父亲隐瞒了那间店的生意，实际上已到了完全亏空的地步。

父亲的这笔投资，结果血本无归，只好坚持赖在店里不走，企望有一天，能拿回多少算多少。与此同时，父亲不得已而求其次，要这位商人同意父亲住在他家里，租金就从他欠的债里扣除。然而，令我非常气愤的，不是这位山东商人，而是那位令父亲上当受骗的梅县同乡。据他亲口告诉我，6-20事件爆发之前，他是怡保一家左派报纸（已忘记它的报名）编辑。事件爆发后，为了逃避英帝的逮捕，跑来新加坡做事。此人一副文弱书生的样子，我在华中读书的时候，每个月都会到福建街上段父亲宗亲开的店里，向他支取父亲给我的生活费。那时候，我要多一点，他都会有意见，要我省着用。因此，印象中，原以为他是个和蔼的老实人，而且，跟我算得上“同是天涯沦落人”，可万万没想到，隐瞒真相，弄虚作假，坑害自己同乡、熟朋友的，竟会是他！有时侯，真个是到了“知人知面不知心”的地步啊！

就在这段日子，终于与新的领导人接上关系。见面时，才知道这位领导人，原来是半年多前在樟宜赞我米粉炒得好的新加坡马共学委负责人——黄明强。我把母亲提出的建议又向他详细述说了一遍。他对这一建议非常感兴趣和重视，并想了解多一些情况。看来，组织上早就有一个计划，准备把在新加坡暴露了身份，不能再从事公开活动的干部，撤到印尼或其它安全的地方，以减轻组织负担和保存革命力量。不过，为了慎重起见，他要我个人先回去探路，进一步把情况弄清楚。另一方面，为了更好的完成任务，我本人也必需先返回老家——先达一趟，重新办理好各种合法的证件（护照、出生证），以策安全。

于是，1953年初的某一天，母亲从雅加达回棉兰途经新加坡时，我在她的掩护下，跟着她下到停泊在新加坡河边随处可见的接载水客的机动小木船，前往抛锚在防坡堤外的海域、随时准备开往棉兰的轮船。

从新加坡到棉兰的航程，轮船都是在马六甲海峡的海域内航行，风浪不大，如果加快马力，只需10个小时，就可抵达离棉兰数十公里的勿老湾（Belawan）港。情况正像母亲说的那样顺利，特别是有她应付各种场面，我只要听从她的安排和嘱咐就行了。就这样，我在几天的时间内，就从生活在白色恐怖阴影笼罩下的新加坡，回到了阔别了整整5年的出生地——先达，见到了日夜思念我的外婆和众弟妹。大哥因患牙癌，正在雅加达就医，这件事令为生活奔波操劳的母亲，精神上经受更大痛苦和折磨。

父亲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开的那间老店还在，不过，“景物依然，人事全非”了。店里的货架上差不多“空空如也”，原来的店员都另谋出路了，基本上可说是由堂弟一人在演“独脚戏”，生意每况愈下，只是在苟延残喘，能拖多久算多久。家里，慈祥的外婆身子骨还算硬朗，视力却越来越模糊；老三已回国念体育；老四、老五、小妹和小弟还在当地左派学校上学。

此时，荷兰殖民主义者，在印尼人民长期英勇斗争面前，在1950年代“四海翻腾云水怒”的国际形势下，在一两年前被迫承认自1945年8月17日宣告独立的印尼共和国的合法地位，结束了它在印尼长达350年的殖民统治。小延安——先达，已然“旧貌换新颜”。想当初，小小少年的我离开时，那是“乌云压城城欲摧”的时刻，如今却似“解放区的天，明朗的天”的新气象。大街上经常可以看到左派团体的铜乐队，坐在大车上，为办喜事的人家，沿街轮番吹奏起“人民解放军进行曲”等激动人心的革命乐曲，热热闹闹的在迎送新婚夫妇上战场似的。电影院里放映着许多新中国和苏联出品的电影，书店里销售着新中国和莫斯科外文出版社出版的革命书籍和唱片，令你目不暇接。我就像久旱的大地似的，拼命吮吸着这久违了的甘露。

犹记得，当我在先达的“日里戏院”观看一部1950年代初国庆纪录片时，从银幕上看到了毛泽东主席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站在天安门城楼，向从他们面前走过的群众队伍和接受他们检阅的人民解放军队伍，挥手致意的情景，“毛主席万岁！”的欢呼声，《歌唱祖国》雄浑的歌声和乐声，交织一起，在北京上空回响，令坐在观众座位上的我，热泪不禁夺眶而出，心里不禁欢呼：我终于见到了毛主席！见到了一支战无不胜、攻无不克的真正的、英雄的、正义的、人民的革命军队！

虽然那时候，这支毛主席亲手缔造、在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和指挥下的人民军队，没有那么多先进的飞机大炮，没有原子弹、核弹、导弹，武器装备相对落后，也没有军衔，没有五颜六色的军服，看起来也没有像西方国家的军队那样“威武”、“文明”、“先进”，但是真正较量起来的时候，又有哪一个国家的军事力量敢于小看这支中国人民和世界革命人民都亲切地称为“最可爱的人”的武装力量呢！？

由于时间紧迫，任务在身，尽管珠玉当前，好看的东西很多，我也无暇多看。在母亲的协助下，我赶紧去见过去父亲店里的员工，以及非见不可的亲朋好友，并请其中个别员工为我补领出生证明文件作证。就这样，我终于在短短的几天时间里，领到了我的新的出生证。这张证明文件，跟我旧的出生证，有几个“新”：第一，“新”在出生证是用印尼文，而不用荷文了，标志着一个时代的变迁；第二，“新”在名字，填写时我已用新名字Tjang Tai Tjan，打字员却打成Tjang Tjai Tjan，我一时不察，没立即要求改正，等我发现后，恐怕时间来不及，所以就接受下来，反正是新名字就行。谁知，正如广东人说的：“错有错着”。9-30事件发生后，印尼军方登报要通缉Tjang Tjai Tjan这个人，除我自己认识这个名字外，周围的人（包括我爱人）也不认识这个名字到底是谁。

下到棉兰，又是在母亲的带领下，去见一位专门办理各种证件（包括护照、出生证、税单）的熟人。说起这位熟人，可说是棉兰的“地头蛇”（这里的意思，是指他对当地情况很熟悉，关系很广，不是说他是当地的一霸，专门欺压老百姓的坏人）。据说，从战前荷兰统治时代起，他就给苏北地区的许多华侨华人办理各种证件，所以跟“衙门”和社会上三教九流的人都很熟。父亲要办理的一切证件，都是由他代劳。

实际上，1947年我和三弟前往马新求学的出国证件，也是他一手办理的。后来，老余撤退到棉兰时所买来的出生证，就是母亲通过他想办法取得的。那是一张货真价实、如假包换的出生证，据说是从一个死者那里（家人或有关机构）买来的。当然，因为是通过母亲出面，这位“地头蛇”相信父母亲是殷实的生意人，所以也不疑有“他”，顶多怀疑买这份出生证的人，是从对面偷渡过来的生意人。

我的新护照、痘证等必需证件，很快就办理好，接着，又由母亲带我到KPM轮船公司买船票。由于这条航线为KPM独家行走，每月最多往返行走三、四次，而想乘搭这条航线，顺便到新加坡的水客和游客很多，所以为了能买到船票，也要有熟人，也要花点小钱，特别是想买到二等舱的房位。这点非常重要，因为，后来的事实说明，能买到房位，对完成任务，带来很多方便，关键时刻，还能保障撤退干部的安全。

一如前面所说，从棉兰开往雅加达的轮船，都停泊在离棉兰约40公里的勿老湾港，我们来也好，走也好，都得坐当地的“公交车”到这个港口上下船。后来，我才发现，这里的治安环境和秩序，要比雅加达附近的丹绒不绿（Tanjong Priok）港，好一些。我这次随母亲出发，途经新加坡时，跟上次已不相同。现在，我已有正式证件，可以正正式式、大大方方上岸。上岸后，我立即按照事前约好的联系办法，与我的顶头上司黄明强接头。见面时，我把这次回印尼的经过和各方面情况向他作了详细的汇报。他听了以后，立即决定，下次我由雅加达返回棉兰途经新加坡时，就开始启用这条撤退干部的地下秘密航线。

就这样，从那时起，我又“摇身一变”，成为一个水客，混杂在为了生计，不得已过着舟车劳顿、奔波劳碌、担心受怕、收入又不稳定的特定人群中。他们中间不仅有许多年龄不同、籍贯不同、阶层不同、宗教信仰不同的男女华人和印尼人，而更令人側目的，是那些来自多峇湖（Danau Toba）和马达山（Brastagi）地区，男的以凶悍、女的以“巾帼不让须眉”著称的马达族人。值得庆幸的是，母亲在近两年的水客生涯中，跟这群人的关系，可说是搞得很熟了。

此外，虽然荷兰殖民主义者已经承认印尼的独立，但在经济上它仍然牢牢的控制着印尼的经济命脉，印尼的空中和海上交通，都为KLM（即荷兰皇家航空公司）和KPM（即荷兰皇家轮船公司）所垄断。KPM行走于这条航线的轮船，有好几艘，都是两三千吨吨位以上的大船，即可载客，又可装卸货物。母亲跟各条船上的船员（包括一些荷籍大副、二副）、海南籍茶房以及其他工作人员，经过两年时间的打交道，关系也比较熟。

说起来，KPM船上的海员或茶房，表面上很风光，实际并不像外表看到的那样。他们在船上工作，四处航行，几乎天天面对大海，生活单调，枯燥、乏味，也很苦闷。当轮船到达某个地方停留时，不用值班的，都会争着上岸游逛。另外，他们作为海员，都可以买到一些名牌免税烟，自己如果不抽烟的话，他们都会主动向认识的搭客兜售，捞取一些外快。母亲虽然不抽烟，不喝酒，遇到这种情况都会照顾他们。而母亲买了之后，又可以作为“过关斩将”之用，真可谓“一举多得，何乐而不为”！

因此，就连棉兰和雅加达的海关人员、码头搬运工、一些“牛鬼蛇神”，以及新加坡专门接待水客的商店（帮水客办货、解决住宿、上下船）及其老板、工头和普通人员，无不认识母亲。中国人不分老幼都叫她：“阿源姆”！，印尼人则叫她“Nyonya”！试想一想，要不是有母亲已然建立的这一良好群众关系网，并且在她亲自掩护和带领下，我作为一个初出茅庐的小伙子，又有“何德何能”，可以在如此短暂的时间内混迹于这伙特殊人群中，开始执行组织安排的撤退地下干部到印尼的任务！？

               六、 万事具备 只欠东风
   

记忆中，我们的秘密地下航线启动前后的日子，正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巨人斯大林不幸离开人世的日子。噩耗传来，我们的心情都非常沉重和悲痛。为了向这位世纪巨人的逝世，表示深切的哀悼，组织上发了一个学习提纲，要求同志们在适当时候和条件许可的情况下，举行悼念仪式，向巨人的离世默哀，学习巨人的思想，继承巨人的遗志。

令人愤慨的是，巨人尸骨未寒，就遭到赫鲁晓夫式的侏儒们异口同声的口诛笔伐，对巨人的一生全盘否定，结果，引起国际共运的一场轩然大波，最后导致世界上第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及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解体。如今，时移世异，历史最终作出有力的证明：巨人就是巨人，侏儒就是侏儒，岂能鱼目混珠！？

如今回想起来，1930-40年代，当希特勒德国法西斯强盗的铁蹄在整个欧洲战场上肆虐、蹂躏，其上百万大军，数十万辆的坦克，十数万架的飞机和大炮，兵临莫斯科城下，狂攻滥炸的时候，要不是有像斯大林那样具有钢铁般意志的巨人在领导和指挥英雄的苏联红军和苏联人民，日日夜夜，奋勇抵抗，英勇杀敌，并在最危难、最严峻的时刻，扭转战局，把人类最凶恶、最残暴的公敌——不可一世的希特勒法西斯军队打垮，最后攻克柏林，彻底端掉它的老巢的话，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历史，人类反法西斯战争的历史，殖民地和半殖民地人民解放运动的历史，无疑将会是另一种样子。

毋庸讳言，斯大林也有缺点、错误，甚至是严重的缺点、错误，出过错误意见，但是，作为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导人，在毫无“前车可鉴”的历史条件下，面对着世界资本主义国家充满敌意的包围、封锁、颠覆和进攻，犯有这样那样的错误，不是很正常的事吗？！中国有句俗话说：“金无足赤，人无完人”，还有句成语说：“瑕不掩瑜”，说的就是这个意思。

在如何对待和认识一个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的巨人的功过问题上，需要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结合当时的实际 情况和各种客观因素进行具体分析，从中吸取宝贵的经验教训，以免重蹈覆辙。

事实上，视共产主义为终身敌人，并以消灭共产主义为己任、如今受许多人顶礼膜拜的资产阶级政治家、前英国首相丘吉尔，对斯大林的贡献曾作出较为中肯、客观和形象的评价，他说：“当他接过俄国的时候，俄国只是手扶木犁的国家，而当他撒手人寰时，俄国已经有了核武器。”（大意如此）

上面这段话，似是题外话，其实不然，我们的地下航线正是在这一日后对国际共运的发展将产生重大负面影响的背景下启动的。而更为重要的是，这一重大课题，跟我第一次执行撤干任务时，要撤退到印尼的这个干部有关。这点，容我稍后详谈。

顺便说一句，这个时期，仅仅我一个人“单枪匹马”回来印尼执行任务，可说是组织在印尼的草创时期，用“一穷二白”四个字来形容，恰如其分。还记得，1950年中旬，英帝勒令华中暂停开课时，为了不荒废学业，我曾暂别福华回到雅加达，就读于巴城中学。那时，父亲的经济情况还过得去，在雅加达一条叫Gang Mocui小巷里的Pasar Gelap买了一间两层楼房子，我回来时就住在这个房子，与此同时，我才知道外婆和众弟妹（除大哥、堂弟等留守先达老家），也都已移居这里。

但是，正如一首歌里唱的：“好花不常开，好景不长（常）在”，后来父亲由于生意失败，不得已把房子卖了，外婆和众弟妹们又搬回先达老家去了，所以，如今我回印尼执行任务时，已经没有家可以落脚了。而且，我也才了解到，这一两年来，母亲走水往来于这条航线，到达雅加达的时候，也只能寄人篱下，住在父亲原来在Pasar Gelap房子对面居住的一位跟母亲有点亲戚关系、我叫她“伍叔婆”的家。有句话说：“人到中年，万事足”，不过，此时的母亲，人到中年，为了一家人的生活，依然要如此奔波劳碌，对儿女毫无要求，更无责怪，还乐意协助组织完成撤退干部的危险任务，也没要求回报，的确不是普通人所能做到的。

在这种情况下，加上那时候组织上并没有拨什么专款给我们，解决住宿问题，甚至连我的生活费和其它一些开销，我都是慷母亲的慨，因此，当时，我也和母亲一起，寄居在伍叔婆的家。到了晚上，不要说睡房间，就连想有一张床睡，也是一种奢望，只能将就睡在一张帆布床上，白天折起来，晚上才打开。母亲则挤在伍叔婆房间里睡。日后，老余来到雅加达的时候，也曾一度睡在这家人租给一个裁缝师傅作为剪裁衣裤的桌子上过夜。

尽管如此，这里毕竟曾经是组织在印尼草创时期的一个重要据点，留下了我和老余夫妇的足迹，值得回忆。而且，我想在这里说明的是，早期撤退到印尼的同志，在执行任务和开展工作时所面对的情况和生活条件，决不是像10年后撤退过来的一些同志所想象的那样舒适和风光。

1953年2、3月，我如期随同母亲从雅加达的丹绒不碌港，乘搭KPM一艘轮船出发，执行首次撤干任务。出发前，母亲亲自带着我到卫生署做多一张痘字，以应付过关检疫时使用；又到船公司买多一张船票。另外她又想法给弄来一张居民证，以备证明身份。这一切准备就绪，可说是“万事具备，只欠东风”了。

从雅加达丹绒不碌港往新加坡开的KPM轮船，经爪哇海（Laut Jawa），穿过卡里马塔海峡（Selat Karimata）向北行驶，一路是碧蓝的大海，乘客在甲板上可遥望勿里洞岛（Pulau Belitung）、邦加岛（Pulau Bangka）朦胧的身影，再航行约十数小时，轮船就进入新加坡海域，此时，船长会一面下令放慢航速，一面叫人发电报通知新加坡海事处，请对方派领航员前来把船驶入新加坡防坡堤外的水域抛锚停在海面上。

接下来，就轮到新加坡移民厅的快艇，把移民厅人员送上大船，为乘客检查、办理签证事宜。就我所见，船方对新方人员都非常客气，好烟好酒好茶相待。等到他们检查完毕，抽足、喝足，回到移民厅的快艇走人之际，早就站立一旁等候多时整装待发的乘客，尤其是水客们，纷纷争先恐后，从舷梯走下停在大船周围海面的小舢舨，赶赴红灯码头或新加坡河岸边上岸，或做生意，或观光游玩、或探亲访友。

我和母亲不急不忙，等候熟人的驳船，混杂在这群人当中上岸。到了岸上，我和母亲“兵分两路”，我先到爱人处落脚，按照约定的联系办法，通知我的上级，我已到达，准备和他接头。母亲则如常先到她下榻的旅店安顿下来，然后，把从雅加达带来的货物（主要是质量上乘的峇迪布），拿到熟悉的客户那里去卖。

幸好，母亲此时下榻的旅店，已不再是原来福建街上段先达熟人开的那一家。否则，对我的活动很不方便，因为年多前，英殖民当局的警察和特务搜捕我的地点，就在这家旅店对面的一家商店。俗话说：“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可发生在我身上的这件“好事”，却一下子在福建街上段认识父母亲和我的人当中传开了。所以，那些熟人一见我后来还敢于到这家旅店去找父母亲，便会一面对我微笑，一面用一种手势警告我：“你这个小鬼，小心啊！别给英国佬抓了”。

之后，母亲为了出入方便，就改在谐街附近、正对着一家规模较大的（皇家）警署的华商旅店下榻。旅店一侧就是可供乘客上下船的新加坡河，走过河上那条桥，就进入大坡二马路，同济医院和珍珠巴刹近在咫尺；警察署一旁的那条马路，则可通到皇家山和端蒙学校。据我所知，母亲后来一直在这家旅店下榻，直到她不再走水，和父亲在南天旁边、与芳林公园相对的同济医院楼上租了一间房间居住为止。上个世纪六十年代中，父母亲终于决心回国养老，结束了在狮城度过的令他们终身难忘的酸甜苦辣岁月。

记得，翌日，我就和黄明强联系上。他通常都会约我到郊外比较偏僻和人少的地方碰面，而且，边走边谈。由于是处于地下斗争环境，我们的碰面，首先第一条，就是必须提高警惕，注意有没有“尾巴”；其次，一定要准时赴会；再其次，就是要长话短说，言简意赅，把话说清楚，把任务交代清楚，把下次碰面的地点和联络办法约好，便立即分手道别。因此，这一次也不例外，他简单地告诉我，第一个要撤退的干部，是陈蒙洲，至于其他问题就按情况处理。

说起陈蒙洲，我们那一代人都知道，他是英帝悬赏一万元叻币，要通缉的重要人物。印象中，他的赏格是英帝在新加坡要通缉的人物当中，名列榜首；大名鼎鼎的马来亚民主同盟秘书长余柱业5000，“全权代表”方壮璧2000，律师林建才5000，至于有没有后来居上者，我就不得而知了。

尽管这次要转移的是英帝出了那么高的赏格要捉拿的重要人物，黄明强和我都不紧张。他放心地告诉我，你不用去带路，他会自己上门来找。其实，陈蒙洲也是华中生，比我高两班，1950年我上初二，他已上高一，所以不用特别介绍，我也认识他。不过，在校时，彼此之间甚少接触，只知道，他长得不很高，肌肤特别白皙，架着近视眼镜，一副风度翩翩的书生样子。

还记得，他按约好的时间准时到达旅店，我也早就站在楼上楼梯口处等候，只见他头戴礼帽，一只手拿着一罐555牌香烟，神态自若，由楼下拾级而上，大家一见面，相视而笑。于是，我们就随母亲一起坐驳船前往停在防坡堤外的KPM轮船。

可以说，他这次转移不但达到“安全标准”，而且是一次惬意的旅途……。

                   七、一心一意  肝胆相照

话说，当年母亲和我非常顺利地掩护蒙洲上到停在新加坡防坡堤外的KPM轮船。记忆中，这艘KPM轮船名叫“Bauld”（？），那时我也没去深究这个名字的意思，不过，据我日后所见所闻，这艘船是行走于这条航线的KPM船中较新的一艘。这些KPM船的吨位都相差无几，有的3千多吨，有的2千多吨，而且都是既可载客，又可装卸货物的两用船。

母亲这次给我们买的是三等舱船票，按等级比统舱高一级，平时三等舱是六个人一间房，像集体宿舍，睡的是帆布床似的床铺。不过，出乎意料，上船后才知道，我们不是睡在普通的三等舱，而是睡在母亲给我们争取到位于船尾甲板上
单独的一间三等舱，里面有仅供两人睡的舒适床位。我们自然喜出望外，因为这样一来，这个船舱，就成了我们俩一个自由的小天地，爱怎么着就怎么着。因此，当轮船的汽笛声发出三次沉重的巨响，开始往马六甲海峡的公海方向缓慢地航行时，我们便把房门一关，神侃一通。

要知道，当年我们还是20未出头的年轻小伙子。在他面前，我是“学弟”，他作为“学长”,又是受英帝出那么高赏格通缉的重要人物，他没有“等级观念”，而又很健谈，因此，作为”学弟”的我，自然乐意聆听他讲话，向他学习。就这样，我们俩天南地北地谈个不停，直至用晚餐时才中止了我们之间初次见面的谈兴。

如今回想起来，当时我们聊了什么，已无印象，只有两件趣事却始终难忘。第一件，就是上文提过的当他独自一人大摇大摆地走到华商旅店和我会合时，手上拿着的那罐50支庄的555牌香烟，那天下午就给我们抽光了。当然，主角是他，我是陪衬。第二件，是那晚我们还获得机会上到头、二等舱走走、参观。谁知走到头等舱的酒吧间时，他酒兴大发，建议进去饮两小杯免税洋酒（没记错的话，不是Johnny Walker威斯忌，就是白兰地）。记得，他一杯下肚，不够喉，还想来第二杯，而我才喝半杯，就不胜酒力，当时他告诉我，喝烈酒要慢慢喝，不能大口大口地喝，但是，我实在不能再喝了，便把喝剩的给他。结果，他喝了那么多，却若无其事，我则头脑发晕，眼前突然一黑，站都站不稳，要由他一路扶着我，缓慢地走过二等舱的走廊，回到自己在船尾甲板上的舱位。

说起来，也有点怪，这样的机会偏偏给他碰上了，随后撤退的干部，为了安全起见，差不多是“闭不出户”，不随便在船上四处溜达，在许多情况下，连吃饭也是母亲通过相熟的茶房送进来，或是由我去打来。这也许是一种人们常说的可遇而不可求的“天意”吧！

由新加坡开往棉兰的船只，如果是下午开船，经过一夜的航行，翌日中午之前，便可抵达勿老湾港，而往来于新加坡至雅加达的船只，一般需经两夜的航行。抵达棉兰后，我们几乎马不停蹄地赶回先达老家。此后约两年（即至1955年），蒙洲以及随后由母亲和我掩护撤退到印尼的画家（洪平汀），都在我家落脚，跟四弟、五弟一起住在阁楼，虽然睡在漆皮铺的地板上，不过，上面都放有一张褥子，主客不分彼此，同样待遇。小妹、小弟跟外婆睡二楼，堂弟睡楼下，堂姐到兰都不拉八（苏北一城市，靠近亚沙汉）教书去了。后来，蒙洲通过他父亲陈岳书和舅舅王叔旸（他们俩是上海书局的创立人）在棉兰的熟人的关系，经棉兰的华总介绍他们到先达的一所华侨中学执教。

按照明强的指示，画家、蒙洲和我组成一个小组，画家为中心，这可说是流亡队伍在印尼的第一个党小组。我初期走水回到老家，就和他们一起过组织生活。不过，地下航线撤干的任务，依旧是明强自己负责。记得，我们小组第一次过组织生活，就是根据组织早先的一个决定，举行悼念斯大林逝世的仪式，地点就在我家二楼临窗的地方。有意思的是，这个地方正是1947年中旬荷兰殖民军进攻先达时，误以为隔壁店铺门前印尼人摆放的一堆褥子为印尼人民军的防御工事，于是，猛向这个方向开炮，结果，隔壁二楼临窗的墙壁，因为是用木板搭建的，整个被轰倒下来，我家这个地方则被打了一个大洞。所幸，当时我们还在学校上课，母亲和外婆都在内间做事。

为了给蒙洲搞一份真正的身份证明文件，母亲特意到离先达好远的一个乡下，找我的叔母（即前面提到的堂姐和堂弟的生母），请她认蒙洲为干儿子，替他出一张出生证。叔母欣然答应。就这样，蒙洲的出生证跟叔母姓刘，对外则一直跟我们姓张，当作是我们的堂兄弟。

蒙洲是一个非常豪爽、慷慨、讲义气和“滴水之恩，定当涌泉相报”的人，对钱财不像一些人那样，把“一分钱看得像牛车轮那么大”，尤其是后来他生意场上春风得意，组织上有需要，只要说一声，没有一次说“不”。对于曾认他为干儿子,使他得到一张真实出生证的叔母，当他知道她家有困难，需要帮助时，他也慷慨解囊，帮她们度过难关。对于父母亲，就更不用说了，他不但非常尊重，而且母亲走水时，资金周转一时有困难，他也乐意把流亡到印尼时，他家里给他的一笔防身之用的钱先借出。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国内发生巨变，母亲和弟妹们先后来到香港，举目无亲，无处容身，又是他伸出援手，把自己在上环永乐街租用的一处唐楼，让母亲和弟妹们居住。母亲和弟妹们对他在患难时所给予的宝贵援助，一直没齿难忘。

至于我个人于公于私都用了他不少钱。如今事过境迁，不怕坦白说，我回国的路费，有部分也是靠他帮助，尽管当时我已是《觉醒周刊》的实际负责人，但用“两袖清风”来形容我的经济状况，恐怕远未能说明问题，而他当时在生意场上，也刚刚起步。当然，除了他，在这方面，给我提供帮助的还有好几位朋友，包括小李叔叔——鹏叔和夫人。更令我感动的是，一位友人得知我结婚的消息，竟然把200块人民币当作礼金留在广州，通过有关方面转给我，名字却不愿留下来。事后，经我多方了解，才猜到是哪个好心人。另外，9-30事件发生后，“觉醒”的一位友人紧急回国的费用，也是他一手相助。

于公的方面，1959年底，《觉醒周刊》被勒令停刊后，为了顺应形势发展，在萧玉灿先生建议下，我们把“觉醒出版社”（Penerbit Sadar），改为“觉醒文化基金会”（Yayasan Kebudayaan Sadar），注册时由萧决定，请一些政界名人担任主席和理事，其中一位还是印尼党(Partai Indonesia，简称Partindo)主席威尔多约（Werdoyo），跟苏加诺总统有亲戚关系。其时我们都乐得干实事，当“无名英雄”。那时候，我们还有数十位职工，一个也不裁，我们决定一部分人，应萧的要求，到《共和国报》（Republik）帮忙，搞经理部和发行部工作（有个别人到编辑部当记者），一部分人开始从事文化图书出版事业。不料，没过多久，《共和国报》跟首都几家报纸被禁止出版，于是，我们把《觉醒》所有员工集中一起，全力搞文化图书出版、发行工作。我们的图书出版工作，在很短时间内，越办越大，出版的图书（特别是连环画），不仅种类越来越多，发行量也越来越大（第一次印刷都在一万冊）。

在这种发展势头的情况下，单靠向政府申请用纸，已经不能满足需求。这时候，蒙洲经营的出口贸易生意，有了很大发展。按印尼政府规定，有关公司必需将所得部分外汇用以进口印尼市场上需要的物资。就这样，蒙洲应我们的要求以及市场上的需要，进口了大量的纸张。可以说，我们出版的图书几乎是用他进口的纸张，每次向他要多少都没问题，有时，甚至到了他要求我们把公司所有存货赶快搬光，免得他要为这些存货伤脑筋。

大约在1965年新年前后，他公司进口了一批好的布料（好像是的确凉），打算拿部分发给公司职员，但他公司员工有什么好处，他永远不忘分给《觉醒》员工一份，就这样，那年过节，《觉醒》上下几十个同事（包括印尼员工）喜气洋洋地分得两套布料。另外，9-30运动发生前后，他公司又进口了一大批优质的斜纹布（或叫卡嘰布），他又给了我一批。我把部分送到西加给砂劳越友人，部分给流亡队伍的同志。这件事，后来老方有意见，认为大家都穿同一颜色和布料的裤子，容易互相暴露。我听了“无话可说”，就当“好心办坏事”吧。

还记得60年代初，有一次，老余告诉我，新加坡有一个美术家代表团要来雅加达，准备跟雅加达的著名印尼画家（包括人民文化协会属下的画家）见面，并且打算到日惹（Yogyakarta）和梭罗（Surakarta或Solo）参观和学习，要我请印尼著名华侨画家温悲鸥陪同和安排、照顾。此时，老温是《觉醒》出版的所有图书的封面设计者，关系很熟，自然愿意帮忙来自狮城的同行，但是此行的费用不菲，也是由蒙洲慷慨解囊。另外，约于1963年，我到西加活动的经费，包括后来在坤甸开书店的费用，也是他垫付的。这些情况，有部分《觉醒》的同事也都知情。

更难能可贵的是，9-30运动发生后，白色恐怖的阴影笼罩共和国，他不但没有退缩、害怕，反而继续给我们大力支持。其中有两件，如果不说出来，恐将永远无人知晓，因为，囿于严密细则，许多组织的秘密，我连自己爱人或无关的上级，从来都不提及。

第一件是，其时，过去和我们往来的友人深陷困境，前来找我，要求给以他们一笔为数颇大的经济援助。我对他的要求，一方面不敢自作主张，另一方面，这笔钱的数目实在太大了，放在平时，也绝非小数目。何况，那时各方正是急需用钱之时，在经济上都很不容易。于是，我只好对友人说，让我想想办法，不料，他见我没有一下子答应下来，竟以为我“见死不救”，不满地说，你们华人华侨有问题（主要指发生排华事件）的时候，就指望我们出来说话，帮助你们，现在我们面对困境，你们就不想伸出援手。其实，友人虽然和我打了好多年的交道，并不知道我的真实身份，还以为我们是爱国进步华侨和华人商人背景，很有钱，很有办法。

老实说，看到他们此时此刻的处境，我也于心不忍回绝。其时，老余还没被右派军人捉走，我只好硬着头皮向他请示：该如何处理。他也觉得问题很棘手，也很为难，因为跟组织全无关系。我说，找蒙洲帮忙如何，他不置可否。也就是说，如果蒙洲愿意，他也不反对。结果，我只好找蒙洲商量，把整件事告诉他之后，他二话没说，立即答应下来。友人终于如愿以偿，获得了这笔来之不易的援助，但他始终不知道，这笔钱实际上是从一位流亡到印尼、受英帝出了很高赏格通缉的新加坡政治人物的腰包里掏出来的！！

第二件，是在9-30事件发生后，我转入地下，于1966年辗转来到丹戎槟榔（廖内）主持一个点的工作。当时，老方要通过一个群众走水，来往于廖内和新加坡，需要一笔约几万元新币作为经费。这笔钱也是由我在廖内写信给他要来的。不料，这位群众走水，“遇人不淑”，这几万块钱就像“泥牛入海无消息”，结果，追也追不回来。之后，老方要买一艘机动木船（约25吨吨位），行走廖内——新加坡，这笔买船的钱，约十数万元新币，也不用我亲自跑一趟，只需通知一声，他就立马汇过来。这一次，我“当仁不让”，非亲自抓这个工作不可，同时还要阿锦（即阿坤）随船当财政，而这位群众吸取了过去的教训，也改变作风，认真工作起来。

蒙洲政治嗅觉敏锐，理论造诣、工作热情很高，而且，心胸开阔，不计较个人地位。1955年，他离开先达来到雅加达之后，参加了《觉醒周刊》的工作，此时，我已在《觉醒》工作一年多，他完全服从分配，负责撰写“专论”，受到好评。据阿英反映，当地华中学校老师对《觉醒》的评价很高，说《觉醒》文章都是出自大学生手笔。但他从不自满，从不认为“文章是自己的好”，修改不得，甚至也不要求修改过的稿件非他看过不可。所以，我们之间，通过工作，建立起亲密无间、相互信任关系。不仅如此，我有篮球赛，他是必到的捧场客。

说起来，我和他从见面的第一天起，就很投契，我们都喜欢“指点江山，藏否人物，议论时政”。记得1956年苏共二十大召开，举世瞩目，赫鲁晓夫在会上作了关于斯大林的秘密报告，对斯大林大肆抨击，全盘否定。

更加令人愤慨的是，他还下令，把斯大林的坟墓，从莫斯科红场迁走。对于赫鲁晓夫秘密报告和反斯大林的恶劣行径，一向敌视社会主义阵营的西方国家，如获至宝，立即在全世界范围内掀起反共反苏的浊浪，一些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先后发生动乱，许多西方国家的共产党员纷纷退党，一时间闹得周天寒彻，逆流滚滚。

在这种情况下，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挺身而出，先后发表了《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和《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两篇宏文，对斯大林功过问题做了比较全面、客观的分析和评价，稳住了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阵脚，解了苏共和赫鲁晓夫的围。对于这样重大的政治话题，我们自然不会放过。

但他不满足于此，此时他那异常敏锐和灵活的脑袋，已经在深入思考一个令我意想不到的问题：即中共将来毛百年后会不会发生同样的问题。坦白说，像我们这样既无高深理论水平和丰富实践经验的年轻普通党员，实在无法回答这样重大的课题。当然，我们知道，中共夺取政权后，曾经发生过高饶反党事件，但是，我们当时相信中共中央，是经过长征和长期革命战争严峻考验形成的领导集体，今后不论发生什么情况，都不会出现赫鲁晓夫式的人物。后来的发展说明，我们的想法太简单了，毕竟我们根本不知道中共内部高层发生的种种错综复杂事情的内幕。

另外，当我准备离开雅加达，转移到廖内之前，曾到他家话别。其时，印尼已是风雨如磐的岁月，反华反共势力气焰嚣张，印共遭到严重挫败，几已全军覆没，他问前路如何？印共有没有希望重新站起来？大家心情沉重，他和我可以说是从1953年3月一起，看着印共像浴火中重生的凤凰，一步一步发展壮大的，如今惨遭美英帝国主义和印尼右派军人集团的毒手，我们哪能不为之痛心疾首呢？当时，我只好把自己心中的想法坦白告诉他，经此挫败，非得有30年不可。如今，30年过去，印共虽未恢复元气，但发动政变、窃国夺权的右派军人集团头子——苏哈多，终于在1998年5月，被印尼人民把他用铁腕手段经营了长达32年的独裁统治，打翻在地。时间只差了2年，我想这件事可以告慰他在天之灵！

老余喜欢用“长袖善舞”来形容他，赞扬他善于和各种人打交道，佩服他在很短的时间内，白手起家，凭着一些人际关系，就打开局面，而且，还提携了几个原来一无所有的合作伙伴。除了“长袖善舞”，我想，还可以加上“风流倜傥”来形容他。因为，他不仅才思敏捷，文章写得好，而且，也很会打桥牌，四弟、堂弟和我的桥牌，都是他教会的。另外，他的嗓子好，歌也唱得好，他不仅懂得如何运气，还知道如何气沉丹田。记得，他来到先达老家时，我就发现，他还会唱京戏。有一次，他一时兴起，吊起嗓子，唱起“四郎探母”里的著名片段：“我好比笼中鸟，有翅难飞，有翼难逃……”，老实说，他唱得有板有眼，有滋有味，令我至今记忆犹新。

不过，我更愿意用“一心一意，肝胆相照”来形容他。也许没多少人知道，60年代初，当他第一个孩子出世的时候，他就给孩子命名“一心”，同时准备好第二个孩子出生的时候，用“一意”命名，以表达他虽然不能像我们那样战斗在革命工作岗位上，但对党，对革命，对曾热烈追求的事业，他永远是“一心”“一意”的。当时许多自己人都不理解他，往往从表面看问题，以为像他这样的人，已是堕落腐化分子，其实对他内心世界并不了解。对我和他过从甚密，也认为是讨好资产阶级，丧失革命立场。

这些同志有这样那样的想法，并不奇怪。因为，他们一方面，受当时极左思潮影响，一方面许多事不便公开出来，所以他们并不了解内情，而且，对统战工作、经济工作的重要性，根本就没有认识。试想想，不用说武装斗争，单说印尼流亡队伍以及我从事的各种活动和公开工作，有哪一样离得开“钱”，没“钱”简直就寸步难行。当然，我不是金钱至上者，但我以为必需正确处理“钱“和工作两者之间的辩证关系。

从上面所述，尽管蒙洲后来生活上有一些问题，但在政治上他是始终坚持不渝的，而且，在那样的白色恐怖环境下，他还敢于提供那么多经济支持和帮助，给友人，给组织，仅此一点，在当时又有多少人能做到！？遗憾的是，当我1970年代初北上，把他的关系交给组织后，似乎组织没人再去联系他，关怀他。

看看今天贪婪无耻、贪污腐化、见利忘义的黑心“企业家”、“共产党员”，想想蒙洲的见义勇为、无私付出，说他是“肝胆相照”的挚友，恐怕还不足于形容他的万一。思前想后，不是有“绝唱”、“绝响”之说吗！说他这样见义勇为，老是肯从自己腰包里掏钱出来，把革命利益放在第一位并不要求任何回报的生意人，已然“绝种”，是否更为合适？！我想。

最后，我想说的是，他出身于书香世家，继承了父辈优秀文化传统，兄弟姐妹当中，出了不少出类拔萃的人才。他的二姐陈蒙鹤，也是新加坡著名的反殖爱国人士和杰出的妇女界领袖。1956年10月间，林有福傀儡政权，在英国主子的命令下，发动大逮捕，镇压新加坡反殖爱国力量。蒙鹤姐和石君在这次大逮捕行动中，被捕入狱，同时被关押在欧南路监狱。因为这样，她们成了同狱的难友，不仅如此，蒙鹤姐在牢里还成了石君等年轻难友的大姐和英文老师，彼此结下了一生都难忘的深厚感情和友谊。

1959年底，石君出现在蒙洲面前的时候，就因为上述原因，他一直以“蔡姐”称呼石君，虽然论年龄他比石君大，而且，自己是被英帝出了那么高赏格通缉的重要人物，但他从不自傲，不以为意。我一再要他改口，叫“阿蔡”好了，但他始终不改，直到最后，还是叫“蔡姐”。可以这么说，当时在我们的小圈子里，享有这个“殊荣”的，除老余爱人，我们称“阿B姐”外，只有石君，让他这样称呼了。就连老余，我们都叫老黄，至于他和我之间就更不用说了，他叫我“老张”，我叫他“阿忠”！

八、亦师亦友亦兄——余柱业

第一次撤干任务顺利完成后，我随母亲又返回雅加达，准备执行第二次的撤干任务。途经新加坡，我跟往常一样，上岸去见黄明强，把第一次行动顺利完成的经过，向他做了口头汇报，并且，把我下次从雅加达经新加坡的大约日期告诉他，请他做好准备第二次撤干的部署。

事前我并不知道，第二个要撤离的干部会是鼎鼎大名的余柱业。事实上，就连我的上司黄明强也不知道这次要撤离的干部，究竟是谁。不过，可以肯定的是，他和余原属不同的组织系统，最初并不认识。甚至在他撤到印尼后相当一段时间内，也不知道，站在他面前比我们年长十多岁的干部，原来是余柱业。

不过，我清楚记得，母亲和我此行是从雅加达出发，准备把第二个干部，撤退到棉兰，而不是像余在口述历史档案中所说的，是撤退到雅加达。出现这个出入，我想主要是因为这段历史，毕竟离他口述的时间，已经过去了近四十年，加上他已到了迟暮之年，有些事回忆起来难免会有所遗忘。

为什么我敢于肯定是撤退到棉兰呢？因为在母亲和我从雅加达出发的时候发生了一宗意外事件，幸好没酿成严重事故。话说，当年我们来到丹戎不碌的时候，按规定，每个旅客必需先买票才能经过军人把守的关卡，进入码头，再接受海关检查，登上停泊在岸边的轮船。不料，就在母亲排队买票的时候，一个印尼小偷，竟然在众目睽睽之下，抢走了母亲的手袋。我见状，不顾一切，立即往小偷逃跑的方向追去，因为母亲手袋里，除有少量的钱外，还有一份我按当时组织要求写的每月思想总结，虽说，这份材料，我是用蝇头小字写在非常薄的信纸上，而且把它装进牙膏里，伪装起来。但对我来说，这是至关重要的组织秘密，不能落到小偷手上。

在我穷追不舍的情况下，这个小偷也不甘示弱，继续往海滩的滩涂地带逃跑。眼见就要追到了，小偷也已经上气不接下气，快跑不动了，没想到，就在这个时候，小偷的几个同伙也追了上来，而更要命的是，一个拿着卡宾枪（冲锋枪？）的军人，也向我走来。我一看情况，心知不妙，这些人不正是蛇鼠一窝，互相勾结，互相包庇的惯匪吗？！

俗话说，“好汉不吃眼前亏”。正当我就要放弃的时候，说时迟，那时快，他们已把我包围起来，其中一个还走上前来，把我戴的眼镜抢走，结果，我只好“夹着尾巴败退下来”，手袋没拿回来，又被抢去一副眼镜，真的是“赔了夫人又折兵”！不过，我心中放不下的始终是那份思想总结，深怕被他们发现，对我们将来的行动计划不利。

不仅如此，令我此行印象深刻难忘的是，上演一场赔了夫人又折兵的“追贼戏”的同时，偏偏遇上我买了一双新皮鞋穿。试想想，穿上新皮鞋追贼，追了两三公里的路，其结果，我的脚跟起了大水疱，还磨烂了，疼得我要命，新鞋旧鞋都不能穿了，所以一到新加坡，赶快买了一双拖鞋穿，以便出门接头，执行任务。

就这样，我此次撤干之行，在新加坡和黄明强接头时，我也顾不了太多，只好穿着拖鞋去和他会面。他把此次任务、接人的地点、时间交代清楚后，我立即和他道别，并按照他的指示去做。记得那是在1953年3月某一天早上，我穿着拖鞋坐车到位于国泰戏院至惹兰勿刹桥头（Rex戏院附近）那条马路中段一排双层楼房的一间去接人。印象中，那层楼房的斜对面是虎标万金油大厦，其商标清楚可见。当我找到那间楼房，上到二楼敲门时，屋内有人把房门打开，我进入屋内按照联络暗号作了自我介绍，定睛一看，屋内共有一对男女，男的看上去三十多岁，身材中等，架着一副深度近视眼镜，头戴礼帽，手提公事包，完全是知识分子的模样；女的约20多岁，估计是他的爱人。我一看他这一身打扮，太惹眼，建议他除下帽子，然后才和他一起从红灯码头乘舢舨到防坡堤外登上停留在海面上的KPM轮船。

这次我们给撤退干部买的是统舱船票，吃、睡都和普通统舱搭客挤在一起。还记得，整个过程非常顺利。这一趟，新加坡移民厅人员也没要求做什么特别检查。我把余送到船底的统舱位置上，像统舱搭客一样，拿出草席铺在船底货仓板盖的空位上安顿下来。不久，船准时启程，船上工作人员开始来到舱底向每个搭客查票。我在一旁帮他应付，顺利通过检查。

正如上面所说，直到此时此刻，我还不知道他的真实身份，等到途中闲谈时，他说漏了嘴，提起他曾在关丹呆过，我一听才如梦初醒，原来坐在我面前的竟是新加坡警方悬赏5000元叻币要捉拿的大名鼎鼎的政治人物——余柱业。而他完全没想到，坐在他面前的年轻人，居然是跟他非常熟悉的关丹老乡——曾福华的校友，所以，他一提自己曾在关丹呆过，我就猜到他就是余柱业，因为1951年，新加坡警方出赏格要捉拿余时，福华曾向我透露，他们一家和余非常熟稔。看得出，当余知道无意中说漏了嘴，暴露了自己身份时，情绪有点不爽。

可以说，这次撤干任务也完成得非常顺利。老余来到棉兰后，母亲给他租了一间房间暂住，同时，帮他买了一张“货真价实”出生字，从此，他摇身一变，成了印尼公民，而且，像他自己所说，还参加过投票。他在棉兰呆了一段时间，找了一些熟人，了解和熟悉棉兰和苏北地区的社会情况，以便将来可以对外应付，进行活动。我经常看到他和一位叫林伯的长者聊天，听林伯讲古，包括父亲如何白手起家和我家的历史。林伯家正是母亲到棉兰时的落脚处。我和蒙洲初期来到棉兰时也会在这里住。之后，余便前往雅加达居住和活动，同时等待他爱人前来会合。从他和林伯闲聊这件事身上，我看到了他是如何跟普通老百姓打交道和进行社会调查的一个方面。

从1953年初起，我和余结下了近十三年亦师亦友亦兄的亲密关系，一直到9-30事件之后，他被印尼反动军人集团逮捕，遣返中国。当时，我约19岁，他快35岁，不论年龄、阅历、学历和学识、才干，我仅仅是一个初出茅庐、连初中也未毕业的年轻小伙子。老方说我后来的成长和进步，是余手把手把我教大的，我认为并不为过。我自己则想说，他也是赏识我这个“马仔”的第二个伯乐。

余的口述历史档案的主编陈剑在该书作的序和附录中提到，余和我是《觉醒周刊》的创办人，这与事实不符。我不敢“贪天之功为己力”。事实是，我当时还在走水，尚未全部完成撤干的任务；其次，当我最后逐渐淡出走水的角色，百无聊赖，到老余和阿B姐在统一印刷厂（后来成为印共喉舌《人民日报》的印刷所和编辑部办事处）的《觉醒》办事处走动时，是阿B姐鼓励我参加《觉醒》的校对工作。

应该说，《觉醒》是萧玉灿先生和老余合作创办的一个面向印尼华人社会的中文刊物，才比较符合历史事实。据我所知，萧早在50年代初，除办了《人民日报》（当时还不是印共的机关报），还出版一份周刊叫《星期日驿使报》（Sunday Courier），他和余一见面，就表示他很想办一个中文刊物，宣传他在《星期日驿使报》的主张，并把其它重要文章翻译成中文发表。我估计，余当时一方面想解决职业问题，一方面也想有个宣传阵地，因此，他们可说是一拍即合，于是决定出版名叫《觉醒周刊》的中文刊物。

正式挂名主编的是吴孝义，一个1948年日惹时代即跟随萧，生活异常俭朴，印尼文（有专家说，他的印尼文是侨生印尼文）强过中文的日惹侨生。说来也很有趣，《星期日驿使报》长篇连载的《三国演义》、《水浒传》等中国古典文学名著，甚至金庸的武侠小说《射鵰英雄传》等的印尼文译文，都是由他翻译过来的。1959年底《觉醒》出完最后一期，他已意兴阑珊，返回日惹继承父业。

我后来之所以成为《觉醒》的实际负责人，是因为1954下半年，老余和B姐另有任务，要离开椰城，把这副重担交给我，我只好硬着头皮接下来。当时，除了吴孝义负责翻译萧的“国会通讯”、写“和读者谈心”、“内幕新闻”、“社会百态”等文稿，编辑部就剩我一个人，因此，整个刊物的工作，从编辑、改稿、校对，以至于付印、出版，差不多是我“一脚踢”。那时候，每逢星期五我都要从白天工作到第二天早上，亲眼看着刊物上车付印、出版之后，才带着疲惫的身体，骑着脚车回家睡觉。

而更为严重的问题是，由于《觉醒》是在统一印刷厂印刷，那时排字、做版技术落后，是通过手民（即排字工人）一个又一个字从字盘里检出来的，然后做成一个又一个版面，可是到了要併成16版一起上车付印时，全都是由印尼工人操作，糟糕的是，由于他们又不识中文，因此在併版付印过程中，有字粒掉落，或一整行字弄乱了，他们根本不可能按原文排好，是司空见惯的常事。在这种情况下，《觉醒》的印刷质量非常差，错漏特别多，加上《觉醒》的发行工作，从属于《星期日驿使报》的发行部，他们跟讲华语的华人社会脱节，因此《觉醒》发行量在1954年，名义上有1000份，实际销量不过数百份，财政上亏空很大。

当时，“觉醒”并不是“独立自主”的刊物，一切费用都由《星期日驿使报》承担，萧认为长此下去，恐怕会连累了《星期日驿使报》的生存发展，有意想把《觉醒》停办，征求我的意见。而我则认为，《觉醒》这样的刊物，符合当地华人社会的需要，在印尼实在有存在的价值。因此，我不揣冒昧，要求萧给我一个月时间回苏北（主要是棉兰和先达）走一趟，找当地华社热心人士想办法（筹钱）。临行前，我见了司马文森文化参赞，他完全支持我的想法。

可以说，从我和司马参赞接触的第一天起，他即充分肯定《觉醒》在发展印中两国人民之间的传统友谊，促进印中两国的文化交流方面所起的作用，因此，他非常重视《觉醒》这份刊物，他自己也是《觉醒》的忠实读者。结果，我苏北之行获得棉兰和先达华社热心人士的热烈支持和帮助，收获甚丰，满载而归。从此，《觉醒》有了“养命钱”，成为“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刊物，加上1955年之后，“人丁兴旺”，编辑部和发行部初具规模，排字和印刷条件逐步改善，内容越来越丰富，印量一期比一期增加，发行范围最后遍及千岛之国主要岛屿和城市。

《觉醒周刊》立场鲜明，言论切中时弊，在全力支持苏加诺总统的反帝反殖内外政策的同时，及时报道和大力宣传萧玉灿鼓励所有华人团结起来，融入印尼社会，积极参加印尼人民维护真正的民族独立、发展民族经济建设以及争取华人作为印尼民族一分子应得的正当权益的斗争所提出的各项主张和建议，因此，《觉醒周刊》对分散在印尼各地的读者，不仅成了他们了解印尼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各个方面情况和形势发展所必读的刊物，甚至成了他们工作和行动的指南。后来，《觉醒》受欢迎的程度，可以用一位报童的话形容：“Mingguan Sadar Lakunya Seperti Pisang Goreng”。（《觉醒周刊》的销路，就像炸香蕉那么红火）

后来，萧和我们的关系非常密切，对我们“这批来自苏北的进步年轻人“非常信任，把我们看成是他事业上可以依赖的得力干部。1963年底，棉兰的印尼国籍协商会主席张希石来雅加达见萧，要求萧派人到棉兰协助他们创办一份印尼文报，萧当即答应派我们几个人前往。1959年4月，我个人北上处理私人问题，要不是他在印尼政坛上人际关系广，介绍当时印尼驻华大使馆的临时代办给以协助，恐怕难于获得解决。萧为人谦和、诚恳，和蔼可亲，政坛经验丰富，善于跟各派政治人士打交道，年纪比我大20岁，但绝不倚老卖老，我们按当地华人的习惯，称他“Engkoh Xiao”（萧兄），他则叫我“Enkoh Chang”（张兄）。

九、接下来撤离的干部知多少？

回想起来，接下来撤离的干部还有8个，撤离过程基本上大同小异。这八个干部当中，男的有画家洪平汀、砂拉越同志张荣任（即小张）、作风特出的雷木诚、诗人傅辑炎以及黄明强本人；女的有阿B姐（即曾爱善）、阿英（黄明强的爱人）和阿珍（现在是阿坤的爱人，居邦朗和平村）。至于他（她）们撤离的先后秩序，早已忘记，只记得洪平汀和雷木诚先是撤到棉兰，小张、傅诗人、黄明强、阿B、阿英、阿珍都是撤到雅加达。

除阿B和阿英外，其他同志的撤离行动，我都有直接参与。而黄明强作为是次撤离行动的直接负责人，是在整个撤离计划完成后，才最后转移到印尼的。也就是说，黄明强大约是于1954年中之后才来到印尼的，而不是像余的口述历史档案的主编陈剑所说，是“于1952年前来的”。

鉴于我这篇回忆录着重于讲述1950年代初党领导的活跃于印新之间的秘密地下航线未解之谜，因此，在这里不可能一一介绍每个转移到印尼的干部的撤离过程以及有关干部充满传奇色彩和丰富经历的人生。

尽管如此，我觉得有一位是值得向大家介绍的，他就是来自砂捞越的张荣任，因为从他身上，可以追溯至半个多世纪前，新加坡学生运动和革命组织“抗英同盟”与砂拉越人民反殖斗争和进步组织之间的联系及其所产生的重要影响。

记得那一次行动，母亲和我是从棉兰出发，而且，多了一位年仅13岁的小妹随行。小妹是因为学校放假，母亲特意带她来新加坡见见世面，观光游玩的。我一上岸，顾不了陪小妹去玩，便按约好的方法和明强联系。碰面时，明强告诉我，这次要撤退的人住在火城木屋区，是一位来自砂捞越的同志，同时特别交代，把他平安送达印尼首都雅加达之后，就算完成任务，他以后的一切，由他自行解决，与我们无关。

翌日，我按照明强说的地址和时间，前往火城木屋区，不用费太多周折，便找到他的住处。当时火城的确是个贫民区，跟我们这些学生出身的人的住处相比，实在是有天渊之别。我和他对上暗号之后，他自我介绍说，他叫小张。只见他身材矮小，皮肤黝黑，脸上架着一幅早年瞿秋白等革命前辈所戴的那种圆框深度近视眼镜，我没和他多说什么，便赶紧把他带上即将开往雅加达的KPM轮船。整个过程相当顺利。

在船上，他见到了母亲和小妹，启航后，他的心情轻松起来，开始谈笑风生，讲笑话给我们听，慢慢的我们发现他讲得一口流利的英语。他说，他曾读过英文本的马克思著作《共产党宣言》，而且，为了证实这点，还即席用英语背诵了其中的一段。他年纪轻轻，谈吐风趣，知识渊博，令母亲和小妹非常钦佩，对他非常好感。

平安抵达雅加达之后，最初几天，我把他安顿在Pasar Pagi附近的一间我们自己人平时落脚的旅店。之后，他就不辞而别，单枪匹马，潜回砂拉越闹革命去了。此时大约于1954年2、3月。我原以为，和他的关系，随着他的离去，就此结束，因为，明强曾对我说过，他是砂拉越同志关系，跟组织（指包括他在内）无关。不料，过了近一年后，我原来安排他暂住的那间旅店的熟人传来消息，说小张回来了，变成另一个人了，原来谈笑风生、幽默风趣的他，变得精神恍惚，心神不安了，要我抽出时间去看望他。

我一接到消息，立即赶过去，谁知他因付不起较高的房租，搬到附近一家更小的旅社住宿了。我一到那间旅社，见到他的模样正如朋友说的那样，处在一种惊恐的状态，很怕有人加害于他。由于我带他过来之时，组织只对他说，我是一位走水的商人，所以，他见着我没那么恐惧。加上母亲当时也在雅加达，知道情况后，对他的处境很表同情，不但特意煲一些汤料给他安神进补，而且还亲自送过去安抚他。（因为，其时我已在《觉醒》工作，非常忙）

经过一些时日和我们的接触，他的情绪慢慢稳定下来，并且，才愿意对我这位“商人”开口，诉说他和我分手后的大体经过。

原来他的确是潜回砂拉越进行革命活动，但是由于英帝特务的追踪，东藏西躲，有时一个人不得已躲到森林里栖身，使他精神上慢慢支持不住，于是私自从砂拉越跑回雅加达。对于自己的这种行为（他可能认为是一种逃兵行为），他内心不断自责，而且，越想越害怕，以为会受到组织的惩罚。因此，来到雅加达后，据他说，他曾去找中国驻雅加达总领事馆，要求协助他回国，并且，写了一份材料，准备交上去。

我听了后，向我的顶头上司黄明强反映情况，他表示无能为力，因为跟组织并无直接联系，他也无权过问砂拉越革命组织的事。而老余当时也在雅加达，那时他还不是我的顶头上司，但在工作上、业务上，生活上，我和他接触的时间和机会比较多，我也把小张的事告诉他，他也表示无能为力，毕竟那是另一个国家革命组织的事。可是，我并不罢休，因为我不忍看他这样一个人落得如此下场，所以，先后跟明强和老余商量，建议把他安插到《觉醒》工作，反正《觉醒》正需用人之时，而且正如前面提到过的，小张的英文不错，我们也缺少英语人才。

明强和老余对这个建议，都无异议。就这样，随后小张就在《觉醒》编辑部工作，负责翻译苏联英文周刊《新时代》发表的有关国际形势和重大国际事件的评论文章，有时也写写社论。记得1956年亚非学生会议在万隆举行，我们也曾派他作为《觉醒》记者前去采访。此时，他整个情绪稳定了下来，工作表现不错。不料，有一次，派他和一位同事到东爪哇出差的时候，在列车上跟对面座位坐着的一个洋婆，用英语攀谈起来，谁知他俩越谈越起劲，最后谈到上床同居的境地。我们知道后，曾劝他再三考虑，但他执意这样做，老实说，我们也没辙，毕竟我们不能以纪律名义强制他，随他去就是。后来，也许他感觉不好意思一直面对我们，或是洋婆给他找到更好的职业，便不告而别，离我们走了。

之后经过一段相当长的时间，才偶然获悉他跟那个洋婆离了，去了巨港(Palembang)教书。就在教书期间，凭着他的口才、学识和英语，博得一位身为千金小姐的学生的爱慕，成了当地一个富商的“乘龙快婿”。不过，他一直都不和我们来往和联系。

有趣的是，1963年初，不论是从砂拉越越境过来西加的砂拉越同志（叶存厚、杨柱中）以及刚从中国秘密来到印尼的砂盟负责人文铭权等，都向我打听小张的情况，对他的下落非常感兴趣。当时，我心中未免有些纳闷，像小张这样一个在思想和生活上发生如此重大变化的人，还找他干什么。进入新世纪之后，我心中的这个谜团终于获得答案。

据老朋友写的《北加里曼丹革命历史片段——砂解盟前前后后》所述：“……1954年初，张荣任通知文铭权，他已受‘抗英同盟’领导的委派即将秘密潜回砂拉越。同年3月12日，文铭权按事先约定的办法到印尼西加里曼丹和他碰头，并将他带回古晋。张荣任一到古晋即马不停蹄地开展‘砂拉越解放同盟’的各项工作，其中最重要的工作是发展盟员和建立砂盟的各级组织。文铭权、王馥英等是他亲自发展的第一批砂盟盟员，文铭权也同时成为他的主要助手，由于张是非法潜回砂拉越，不能公开露面，许多工作都通过文铭权去执行。不过张也冒一定的风险亲自联络一些他信得过的‘砂拉越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的老团员，其中就包括他的胞弟张荣侨。他向他们分析世界革命形势，特别是讲述马来亚人民在马共领导下的斗争情况，增强他们留在砂拉越干革命的信心，并争取他们加入‘砂拉越解放同盟’。……这期间，砂盟通过张荣任，一直和新加坡的‘抗英同盟’保持正常的组织联系，并接受其领导。从此，在砂拉越革命斗争史上掀开了新的一页。

由于张荣任是非法潜回砂拉越，随时都有被敌人发现和逮捕的危险，几个月来他在文铭权掩护下东躲西藏，精神上常常处于高度紧张状态。这样艰苦危险的生活他坚持了半年之久。后来根据他的分析，认为敌人很容易就会发现他，所以他必须马上离开砂拉越，否则对组织和他个人都很不利，他觉得再也无法承担‘砂拉越解放同盟’的领导职责了。大概是在1954年9月间的一次约会上他要文铭权尽快想办法帮助他返回印尼去。当时他是文的上级领导，文只能满足他的要求。张离开后，文曾越级写信给‘抗英同盟’领导汇报此事，领导上给他回复过一封信，鼓励他坚持砂盟的工作。之后，虽然文又多次去信要求恢复组织联系，但不知何故均未接到回信，‘砂拉越解放同盟’和‘抗英同盟’的组织联系就这样中断了。……

1963年文铭权从中国辗转来到印尼，见到马来亚共产党驻印度尼西亚办事处的负责人余柱业。文向他打听当年张荣任事件时，余说他曾听说此事，但具体情况不太了解。余认为‘砂拉越解放同盟’经过十来年的努力奋斗已经成为一个成熟的革命组织，完全可以独当一面领导北加里曼丹的革命斗争，没有必要再恢复过去和马共的上下级的组织关系。不过，余认为‘砂拉越解放同盟’今后可以和马共保持亲密的兄弟组织关系，并肩战斗。”（转引自www.of21.com）

我们的整个撤离行动从1953年初开始一直延续到1954年中，前后进行了一年多的时间，安全转移了十名重要干部，有英帝悬赏一万元叻币通缉的学运活跃分子陈蒙洲，有英帝以五千元叻币捉拿的大名鼎鼎的余柱业，有当时学委负责人、是次撤离行动负责人、后来任市委书记的黄明强等,都是当年英殖民当局发现必定会被捉去坐牢的重要人物。

正如上面所说，这些同志来到印尼后，大多数人都是由母亲帮他（她）们弄到出生证，从此改名换姓，取得合法身份，从事各种活动，除雷木诚1964年卷入棉兰事件曾被捕外，其他全部同志都安然无恙。如今回眸过去，可以说，如果没有1953年初开始的撤退干部来印尼的行动，没有这一批同志中大多数人十年来的长期坚持和努力工作，1963年李光耀政权磨刀霍霍，在英帝的支持下，与联邦反动势力联手镇压新加坡左派反殖爱国力量的前夕，组织要一下子撤退数十名干部到印尼的行动，可能就不会那么快捷、顺利和安全。撤退到印尼之后，不论在就业方面、生活方面以及其它各个方面，也可能不会那么方便、就手。

需要说明的是，1953年初开始的撤离行动，并不是像表面所看到的那样，风平浪静，毫无风险，只要有钱和熟悉这条航线就可以了。实际上，在这一年多的撤离行动过程中，曾遇上两次惊险的场面：

一次是由棉兰出发来到新加坡时，特务部人员随同移民厅职员上船突击搜查。一个矮矮胖胖十足打手样子的狗特务来到我的三等舱船位搜查，他打开我的皮箱，从里面翻到一张照片，照片上是几位学生扭秧歌的画面，他一看，就怀疑我有“问题”，也不多问，就连照片和我用船押到新加坡某处码头的政治部盘问。幸好敌人没其它证据，盘问后，看问不出什么，就把我放了。不过话得说回来，如果这个狗特务有情报，知道母亲在走水，连她的房间也搜查的话，我收藏在她那里的革命书籍就可能被搜查出来。那时候，麻烦可就大了。经过这次教训，我们后来更加提高警惕，对随身的物品一再认真检查，以免有把柄落在敌人手里，给革命带来危害。（其实，我每次上船之前，对随身物品都有检查，也没想到皮箱里会有一张小妹和同学扭秧歌的照片）

另一次，就是撤离我们的学委负责人黄明强的时候，敌人好像获得什么情报似的，临开船前，新加坡移民厅职员突然下令，要求船长把所有搭客，都集中到船上大厅接受点名检查。与此同时，又连同船上人员到各个房间和船舱检查，看看有无“漏网之鱼”。老实说，这是母亲和我行走这条航线那么久以来，从未遇到过的惊险场面。我相当紧张，母亲却镇定自若，一面要原来就躲在房里的黄明强立即钻到床底下藏起来，然后用几只装货物的藤篮从外头加以遮掩，一面到大厅接受点名检查，观察动静，随机应变。黄明强就这样在床底下足足憋了一个多小时的气。最后当移民厅职员离开，船长下令开船之后，我们把滕篮挪开，黄明强才从床底下安然无恙地爬出来，大家这才松了一口气。

十、把一切献给党
       
    应该说，上个世纪50年代初新加坡党组织能够成功地安全撤离包括余柱业、黄明强、陈蒙洲等在内的10名响当当的马共重要干部到印尼，母亲居功甚伟。正如前面曾提到的，首先，发现这条航线可以用来作为秘密地下通道撤退干部到印尼的是她；其次，她智勇双全，敢于挺身而出，而且凡事亲力亲为，从买船票、做种痘字一直到掩护我们同志下船，大都是靠她去做；再其次，她在走水过程中，乐于助人，人缘好，同时善于应付各种人际关系和应对各种场面。

因此，母亲在众多同行的水客中，很有威信，船上的茶房（多数是海南人）对她也很不错，就连印尼海关人员和码头上的搬运工人以及新加坡做水客生意的老板、船工跟她的关系也很好。这些都方便了她完成带人的任务。当然，带的人多了，大家看在眼里，心中不免好奇，但嘴上都不说，也没人去告密，因为，他们都相信母亲决不会干坏事，做伤天害理的事。

    需要指出的是，母亲尽管知道有危险，但是，她是“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而且，她当时这样做是出于对我们事业的同情心和对儿女的支持和爱护，完全是自愿的，一点好处都没拿。父亲则深怕会出事，即便不会被捕下狱，至少也会打破饭碗。但是，母亲并没有退缩，一直坚持到完成整个行动计划为止。父亲看母亲的态度如此坚决，实际上也默默从旁加以协助和给以支持。

    此外，母亲从开始走水的时候起，就不断给新加坡地下组织秘密带来许多革命书籍。我回去印尼活动之后，她给新加坡地下组织秘密带来的革命书籍就更多了，其中包括《毛泽东选集》、《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1945年4月20日中共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决议，单行本）、《大众哲学》、《政治经济学》等理论书以及苏联和中国的革命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青年近卫军》、《普通一兵》、《卓娅和舒拉的故事》、《真正的人》、《牛虻》、《新儿女英雄传》、《谁是最可爱的人》、《三千里江山》、《青春之歌》、《苦菜花》、《野火春风斗古城》、《烈火金刚》等等，不胜枚举，极大地满足了处于严酷的地下斗争环境的同志们对革命精神粮食如饥似渴的需求，从而激发起他们的斗争精神，鼓舞了他们的斗志。

    而当余柱业和黄明强等领导人撤退到印尼后，她又曾担任他们的交通，帮助传递信件。母亲虽然为革命做了那么多工作，完成得又那么好，但她从不居功自傲，从不宣扬声张，表现自己，她好像就是组织的成员一样，严守秘密，即使在别的领导面前，她也是“好汉不提当年勇”。所以，一直到她离世，由于党一直处于地下斗争环境，知道她为我们党做了那么多好事的人（包括中央领导在内）并不多，更不用说，跟组织无关的“外人”了。

    至于母亲对撤退到印尼的干部的关心爱护，实际上就像对自己的儿女那样。蒙洲和画家洪平汀曾经在我老家住过，对此应该有切身的体会。就以上面提到过的小张来说，当她得知小张精神状态不佳的时候，不仅口头上表露出一种同情和爱护，而且亲自买肉买料给他煲汤喝，还亲自送到旅社给小张，好言好语安慰他，用实际行动使他在患难时刻感受到一种难得的温暖。
  
另外一件发生在雷木成的身上。说起来，我和雷原来就有一面之缘。1952年中，我到三巴旺一带的励德学校当地下教师的时候，由于我在学校的表现惊动了他，他不顾严密细则的规定，借故跑来学校，想看看来的新人究竟是“何方神圣”，而且在我面前，又同王钦聊天，谈起有几个大哥住在他家（位于励德学校更深入的胶园里）的事情。因此，我在那个时候，就从他们的谈话里猜到有几个领导干部（大哥）在他家藏匿。没想到，这次撤离干部行动计划里有他一个。

    我已经不记得是如何与他碰头，如何带他下船的了，但是，我清楚记得，他上到船后，跟我和母亲共处一室。这时候，我们才发现他鼻子流脓，发出一阵阵令人非常难顶的恶臭，母亲估计他可能患鼻窦炎，不加以治疗的话，病况会越来越严重。于是，母亲决定一到达棉兰安顿下来后，就送他到一家政府医院医治。当时，这家医院医疗条件不错，连护士长和一些护士都是由训练有素的荷兰人担任。

殊不知，母亲送他住院治疗没两天，他的炎症消了，病况显著好转了，他在医院呆不住了，居然不顾住院费、医疗费也没交，就从医院逃跑了。事实上，在他住院期间，母亲和我会送饭送汤给他或去探望他，所以，这一天母亲来到医院探望他时，护士长着急的告诉母亲：病人不见了，令母亲大吃一惊，为他的安全担心。我得知后，赶忙回到我安排他住的旅店去查看，这个雷木成好端端的躺在床上睡大觉，我真是又好气又好笑，不过看到他安然无恙，终于安下心来。

后来又是我陪他去雅加达，然后亲自把他送到东爪哇风景宜人、气候凉爽的玛琅（Malang）。谁知他到了那里住了一段时间后，左等右等不见有人来联系，他又不耐烦了，竟然自己搞了一本护照跑回新加坡找明强“兴师问罪”去了。这些尘封多年的旧事，除了说明他的自由主义毛病相当严重外，同时说明他有时侯的确是“神通广大”和“胆大包天”到令人啧啧称奇的地步。据说，老雷现居邦朗和平村，并担任邦朗和平村旅游公司董事长。我想，有关他的传奇人生和趣闻轶事，应该留给他自己写回忆录说给大家听吧。

俗话说，“上的山多，终遇虎”，不是完全没有道理的。从后来发生的一些不怎么显眼的事情上，可以看出敌人已开始把嗅觉伸到这条秘密地下航线来侦察。因此，考虑到安全上的原因，这条秘密地下航线在完成它撤干的历史任务后，就停止使用了。随后若干年，母亲也没有再负责传递书信了。

这条秘密地下航线的故事距今过去了整整半个多世纪，世事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一旁默默支持母亲和儿子去完成这项危险任务和革命工作的父亲，早已在1972年逝世；作为圆满完成秘密地下航线历史任务的主角——张伯母，也于1990年初离开了她眷念的儿孙们，临终前，她只要求儿女们把她的一撮骨灰送回乡下和父亲合葬在一起。

父母亲作为普通人，尤其是母亲作为一个平凡的家庭妇女，在50多年前，为党的事业作出了如此大胆和惊人的冒险举措，作出了如此令人深深感动的无私奉献，实在是值得我们永远怀念。

父母亲作为一介生意人，并没有什么财产留给儿孙们，父母亲留给儿孙们的是精神，自强不息、锲而不舍、顽强拼搏、永不言败的精神!为人类美好理想无私奉献、奋斗终身的精神！

最后，需要补充的是，半个世纪以来，我一直以为1953年初启动的撤退干部计划，是由我的上级黄明强决定的。实际上，据他后来告诉我，这个计划是由他的上级决定的。至于是由哪一个上级决定的，他并不知道。看了2003年出版的陈平回忆录之后，我才知道，1951年当总书记还在彭亨丛林的总部领导部队跟实力强大的英国军队艰难作战时，就曾下达指示，要求新加坡地下组织把已公开暴露身份的干部，撤离到安全地点：印尼或其它地方。

现将总书记回忆录第十七章有关内容，抄录于下：

“1951年，新加坡警察当局为了摧毁岛上马共的基层组织，发动了一连串闪电式搜捕行动。当时，新加坡地下组织和我彭亨总部之间一直保持着正常的通讯联系。我获得最新报告说，殖民当局即将采取行动对付当地受英语教育的知识分子。这时期遭到镇压的大多数受害者，都是紧急状态宣布后才参加到我们队伍来的。有些则是通过抗英同盟加入进来的。有些我们新加坡地下党认为可靠的人士，在没有征求总部意见的情况下，被吸收为党员。我对英国人为什么采取行动对付这些人感到迷惑不解。他们的公开立场几乎是人人皆知，而我们也一直认为这些人很可能已经暴露了。因此，他们完全没有可能被调到党内担任高度机密的职务。

我仔细阅读了新加坡地下组织给我发来的报告。由于镇压行动不断升级，我立即指示把这些归类为“公开人物”，也就是公开上已暴露身份的党员，撤退到就近的任何一个安全地点。结果，有的去了印尼，有的去了中国。当时还决定，不要把越过长堤进入马来亚当作一条撤退路线加以选择。那里的战斗打得非常激烈，而且已经蔓延开来。

其中一位撤离干部，就是余柱业。他是党的一名资深党员，曾经负责秘密出版新加坡地下报纸《自由报》。他是莱佛士学院的经济系毕业生，公开上曾在陈嘉庚主办的亲中共的《南侨日报》工作过一段时间。余及其撤离同事，最后到临近的印尼藏匿。他们打算一旦新加坡的政治形势变得有利于党的事业的时候，就立即返回岛上活动。作为一个经验非常丰富的宣传工作者，余是撤离新加坡后在流亡期间继续全职为党的事业工作的极少数同志之一。他后来在新加坡南面的廖岛站稳脚跟，并在那里继续从事党的秘密活动。我个人见到他已是十年后的事，那时是在北京，我们一起开始制订另一次大规模撤退我们党员的计划，这一次又是从新加坡。……”(见My Side Of History,By Chin Peng，Chapter 17,page 278-279)

可见，1950年代从新加坡撤离干部的行动计划，从一开始，就是由陈平总书记代表党中央下令的有计划、有组织的保全干部和组织力量的高度机密的行动计划，而不仅仅是新加坡地下组织单独作出的行动计划。有关这一点，半个多世纪以来，一直是党的秘密，就连执行这一行动计划的直接负责人黄明强也不知情，进入新世纪后，当我有机会见到总书记时，获得他亲口确认。

因此，如果可以说半个多世纪前活跃于印尼和新加坡之间的秘密地下航线，是一出充满传奇色彩、惊险万分、情节动人的戏的话，那么，这出戏的总导演是陈平总书记，执行导演是黄明强，主角是张伯母，配角算小张一个，演员们包括了余柱业、陈蒙洲等十名响当当的重要干部。说到这里，这段深埋在我心中早已过去多年的旧事，应该可以有所交代了。     （全文完）

[注]雅加达是印尼首都，印尼文名叫Jakarta，当地华人华侨至今仍习惯叫椰加达或椰城。印尼独立前，在荷兰殖民统治时期，它又叫Batavia，中文叫巴达维亚，简称巴城。

（张泰永  写于2007—3—29；修改于2007—4—6；最后脱稿于2008年10月）

本文收集于《深埋心中的秘密——新加坡与槟榔屿的故事》一书，21世纪出版社出版，2008年10月

2009-7-17作者重新作了校正，除个别字眼和错误地方有所改动，与原版无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