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战略思想的演变看1962年中印冲突(上）

发表于 2009-09-22 09:48:06 类别：海外来风

我为国王们讲授祖先的历史，是为了让他们以史为鉴。人类社会有着悠久的历史，而未来则是历史的延续。

——引自马姆杜·库亚代《松迪亚塔——古马里史诗》

边境线就是锋利的刀刃，决定着战争与和平，决定着国家的生死存亡。

——乔治·寇松勋爵（1898—1905年任驻印度总督，

1919—1924年任英国外交大臣）

从战略思想的演变看1962年中印冲突

作者：哈弗福德学院历史系研究生

阿鲁纳布·高许（印度）

编译：王涛

本文为《现代舰船-军事广角》独家授权凤凰新媒体军事频道稿件

中印历史对比分析

地理环境的影响

在2亿多年前，印度大陆板块缓慢但却执著地漂过古地中海，向着亚洲大陆板块袭来，预示着印度和中国将发生对抗。而在大约6千万年前，这两个大陆板块迎面发生碰撞之后，形成了世界上最高的山脉——喜马拉雅山，由此构成了20世纪中印冲突的地理环境。

地理环境在中印两国的历史进程发挥了关键作用，特别是对于两国的强国目标和安全理念的确立。随着历史的发展，中印两国的疆域也在变化。如今，两国境内都有一些地区在历史上从未完全控制过。因此，在关注两国的地理环境时，我们将更注重其所处的地区，而不是目前的边界线。

南亚地区四周有着独特的地形特征：西北和东北部分别是兴都库什山和喜马拉雅山，西南和东南部分别是阿拉伯海和孟加拉湾。这也使得南亚被冠以“次大陆”的衔称，而印度在该地区中有着明显优势。宾迪亚山将南亚地区大体分割为北区和南区。北区主要由2800公里长的印度河与2500公里长的恒河冲击而成的平原构成；南区的沿海地带主要是山区，中部则是高原。南亚地区人口密度较大，特别是北部和东部平原。

中国的地形以山区为主，主要山脉包括天山、昆仑山以及喜马拉雅山的一部分。西藏位于中国西南部，戈壁沙漠则位于中国北部。中国主要有三大河系：3415英里（5464公里）长的黄河，世界第三大河——3940英里（6300公里）长的长江，以及1380英里（2197公里）长的珠江。人口主要集中在沿海地区以及东部富饶的江河流域。

地形地貌对于印度次大陆相关国家的国内政治和对外关系有着重要影响。在国内政治方面，由于北部山区和南部海湾所形成的天然屏障，南亚次大陆似乎有些与世隔绝，这里只是发生过零星的几场侵略战争，但这些战争大都蔓延到整个地区。侵略行动主要发生在北部富饶的平原地区，这里的战略地位也就显得更加重要。北部地区适合农业耕种，在这里建立的王国国土面积也比较大；而在南部沿海地区建立的王国普遍面积较小。北部地区在遭受雅利安人入侵的同时，也逐渐融合了印欧语系的文化；而南部地区则在很大程度上保留了传统的德拉威语言文化，这里临近海湾，有着浓厚的航海文化传统。在这一地区，特别是中南部地区的不同水系，逐渐形成了语言和文化上的细微差别。因此，在外界看来，印度次大陆似乎是一个整体上的地理概念。事实上，次大陆内部各个地区还是有着实质性差别。

从外部看，印度次大陆位于现代世界的地理中心。在东半球的地理版图上，如果在非洲南部与俄罗斯东北部以及澳大利亚与英国之间分别划一条连接线，印度恰好位于这两条连线的交点。

不过，不知道印度次大陆的居民自己是否意识到，处于世界的地理中心对他们来说意味着什么。在历史上，地理中心位置使他们处在国际贸易的战略要地。无论是陆上贸易还是海上贸易，印度都是必经之地。事实上，沿着丝绸之路交易的货物中，有相当一部分被运到印度西北地区，再从那里装船运往欧洲。美国历史学家珍妮特·阿布·卢格霍德所谓的印度洋贸易，早在一千年前就逐步取代了丝绸之路在世界贸易中的主导地位。而印度正好位于这些海洋贸易航线的中心。

由于中国的地理特征，大多数人口集中在东部和东北部的江河流域。中国一直面临着西伯利亚大草原游牧部落的威胁。与印度次大陆相比，中国的地区差异并不大。南部地区盛产大米，中央政府的管辖范围也因此得到拓展。从世界的角度看，中国在过去两千年里一直是全球贸易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印度一样，中国也实行自给自足的经济方式，开展贸易只是为了满足自身需要。“丝绸之路”正是根据中国出品的丝绸产品命名。而中国在贸易中只需要购进马匹。此后，随着海洋贸易的出现，中国的贸易也得以延续，但仍然是为了满足自身需要。

总而言之，中印两国的地理环境既使它们在全球贸易体系中占据重要地位，也使它们一直面临外敌入侵的危险。中国北部边境承受的压力很大；而印度则由于兴都库什山和喜马拉雅山的屏障作用，只有几条通道可以进入大陆的腹地。地理环境还使两国民众之间的交往受到了限制，特别是印度的地理特征促使这个国家形成了单一的文化氛围，虽然也有一些细微的差别。

政治进程与体制建设

中印两国政治体制的形成已有几千年的历史。印度的城市化生活可以追溯到印度河文明时期，并于公元前2500年达到顶峰，影响范围延伸到巴基斯坦大部以及包括印度旁遮普、古吉拉特和拉贾斯坦邦等在内的广大地区，甚至还向东拓展到恒河平原。中国最早的王朝则是公元前1766—1122年的商朝。不过，中印两国第一次实现政治统一都发生在几个世纪以后。

海德堡大学南亚研究所教授迪特玛尔·罗特蒙特和弗赖堡大学印度问题专家赫尔曼·库尔克在著作《印度史》中，对印度次大陆早期国家建立的过程进行了探讨，并将这一过程划分为三个阶段。在公元前6—7世纪，在经过多年的竞争之后，有16个强国脱颖而出。在此后的帝国时代，其中的某一个王国会建立起相对于其它王国的支配地位。公元前4世纪，旃陀罗笈多·孔雀在印度次大陆建立了庞大的孔雀王朝。发表于公元250 年的《政事论》，其主要内容就是对这一时期政治经济体制的论述。孔雀王朝（公元前322—185年）延续了大约140年，其间控制了印度次大陆的大部分地区。孔雀王朝在印度次大陆历史上第一次遭遇了机制性挑战，那就是如何控制整个次大陆，在一个拥有多个民族、语言、宗教和习俗的地区实施管辖。

旃陀罗笈多的孙子阿育王是孔雀王朝最有名的君主，他以独特的方式有效地处理了这些问题。阿育王在孔雀王朝的统治时期相对较长，在此期间，印度历史上第一次有了较为完整的档案记录。阿育王以《正法》为基础实施统治。他借助文化的作用，促使不同阶层、各行各业的民众共同效忠于国家。以现在的观点看，当时的孔雀王朝实际上并不具备建立国家的条件，但有了《正法》的凝聚力作用，孔雀王朝中央集权制政体可以对王朝实施有效的管辖。“当时在那个文化多元化的社会里，如果一个政体能够实施有效的统治，其中肯定有某种成功的因素。而《正法》一直在发挥着黏合剂的作用。”

如今印度的领导人也面临着当年阿育王遇到的问题。尼赫鲁大学历史学家罗米拉·塔帕教授认为：“阿育王已成为当今印度民众心目中的圣贤。他崇尚非暴力思想，并且积极推行和平共处政策。印度人认为，是阿育王建立了印度的政治传统，包括反对暴力，包容各种政治和宗教信仰。这种传统一直延续了许多个世纪，并且在甘地的政治哲学中得到了继承和发扬。作为一代君主的阿育王已经融入印度的历史进程之中，但他的思想却得以源远流长。在印度的历史长河中，阿育王的名字一直为国人所熟知，他颁布的法令一直流传至今，中世纪的一些法典也借鉴了阿育王的经验。但遗憾的是，阿育王最著名的《正法》却没能保存下来。此后印度的历代君主在制定政策时，并没能很好地研究和借鉴《正法》中的相关原则。”

无论是出于历史原因还是事过境迁，阿育王的思想和政策没能得到应有的重视，结果导致印度次大陆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处于四分五裂的状态。其中，一些大国在北部地区继续存在；而南部和东部地区还是以小国为主。

在孔雀王朝之后，印度次大陆的北部地区仍然是一些大国占主导地位，不过这些大国的控制范围从未向南越过宾迪亚山。这些大国中最有名的是笈多王朝（公元320—540年），这也被印度教民族主义者视为印度文化的鼎盛时期。在印度次大陆的南部地区还是以小国为主，他们既缔结联盟对抗北方，又相互冲突争夺地区主导权。

从6世纪到15世纪，整个印度次大陆一直处于政治分裂状态。在此期间，伊斯兰教于10世纪传入次大陆，并于13世纪初在德里扎根。他们和早期的匈奴以及其它入侵者一样，都是通过兴都库什山的通道进入印度次大陆，其控制地域以北部平原为中心。

在南部地区，越来越多的国家获得了独立。在公元550年左右，印度文化越过孟加拉湾传入东南亚，并在那里生根发芽。不同文化的交往最先发生在印度的泰米尔纳德邦。到了公元1000年左右，在孟加拉、比哈尔、奥里萨邦以及东南亚地区，跨文化交流已成为普遍现象。但是，文化交流并没有对这里的政治体制产生影响。

在莫卧儿王朝时期，印度次大陆再次实现了统一。莫卧儿王朝的祖先蒙古人在几个世纪前曾经控制了从东欧到中国的广阔领土。莫卧儿王朝再次遇到了阿育王曾经解决的问题。阿克巴大帝被普遍认为是莫卧儿王朝最伟大的君主，他在统治期间（公元1556—1605年）建立了一套行之有效的管理体制。“事实上，在对印度北部和中部地区的管理和控制方面，阿克巴大帝比孔雀王朝以及英国人做得都要好。在征服了这些地区之后，阿克巴大帝从当地人中间选拔管理人员，他的莫卧儿后裔以及早期的英国殖民者也都借鉴了这种做法。”

在民族统一问题上，阿克巴大帝有两个重要主张。一是他的宗教融合思想，他主张将伊斯兰教和印度教合并，这集中体现在他尝试建立“神圣宗教”的努力。二是他的建军思想。他认为在保持较大规模后备军的同时，有必要建立一支常备军。不过，即使是在莫卧儿王朝的鼎盛时期，其势力范围也从未扩展到印度半岛的南端以及东北部地区。

在英国人殖民统治时期（公元1858—1947年），印度次大陆历史上第三次实现了统一的管辖。正是在这段时期，现代民族主义思想开始在印度萌芽。纵观印度历史，大多数时期主要表现为地区分裂的特点，其间只有三次由强国实现了印度次大陆大部分地区的统一。此外，印度北部地区一直面临着中亚的威胁；而南部地区特别是沿海地区，由于海洋贸易的发展以及由此产生的海洋战略定位，因而较少受到北方的影响。

公元前221年，随着秦朝的建立，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实现了中央集权。在此前的几个世纪，诸侯纷争是中国历史的主要特征，特别是在战国时期（公元前770—221年）。秦朝之后是汉朝（公元前206年—公元220年），中国“汉族”的名称也正是源于这一朝代。此后中国经历了一系列封建王朝的变迁，其中多数王朝以北方地区为中心，南方的大片农业耕种区也在控制范围之内。

当时中国的主要竞争对手，是北部西伯利亚大草原能征善战的游牧部落。自公元581年隋朝建立以后，来自北方的威胁一直困扰着中国历代君主。隋朝之后，中国的历代王朝大多延续时间较长，只是其间也发生了一些政治动荡。自隋朝以来，中国不断巩固对疆域的控制。到了唐朝时期（公元618—907年），中国在该地区已经建立了核心地位。唐王朝还试图通过推动陆上和海上贸易的扩展，以扩大其政治影响。不过，唐王朝的边界控制很严，没有皇帝的许可，任何人不得离开王国。公元7世纪，中国著名的佛学者和旅行者玄奘法师离开中国前往印度取经，前后历时长达16年。

在唐朝之后的宋朝（960—1270年），北部草原部落出现了一些强国，其中最有名的是契丹辽国和女真金国。为此，宋王朝对长城进行了维修和加固，作为北部边境的防御屏障。学者们将宋朝视为“中国历史长河的分水岭”。导致历史发生转折的既有外部因素，也有内部因素，其中一些内部因素产生于应对外来威胁的过程中。对契丹辽国入侵的担忧，加之农业革命的发生，印刷术等新技术的发展，以及公路和运河等基础设施的改善，为宋朝的经济繁荣创造了有利条件。与此同时，契丹辽国的入侵最终迫使宋王朝在后期将首都南迁。

研究中古时代中国社会经济史的新生代学者代表、哈弗福德学院历史系教授保罗·史密斯认为，宋都南迁是“宋—元—明变迁”的开始。“我们通常将此后四个世纪称为‘宋—元—明变迁’时期。在此期间，国内和国际形势的发展，推动着中国封建王朝由唐宋时代向明清时代过渡。中国社会在向前发展，虽然其中也走过一些弯路。在从唐宋时代发展到明清时代的过程中，社会、经济和文化都在进步，其中也经历了一些政治变幻，包括在少数民族统治下所经历的威胁、成功和暂时的失败。”在12和13世纪，中国也处于蒙古的统治之下。对这段过渡时期的分析，有助于从中国的整个政治进程中对蒙古元朝时代（1270—1368年）更好地进行研究，增强历史研究的政治连贯性，而这种政治连贯性正是印度历史所欠缺的。“尽管元朝时代对整个中国社会的影响力是有限的，但它自唐朝初期以来使整个中华民族再度实现了统一……并且有力地推动了商业和农业的发展。”

元朝之后的明朝（1368—1644年）又重新恢复到汉族的统治。明朝时代通常被认为是中国文化发展的鼎盛时期。从地缘政治角度看，与先前的两个朝代相比，明朝时期政治相对稳定，也没有外来威胁。这不仅是因为当时中国处于相对有利的环境，还由于明王朝未雨绸缪，对邻国可能的崛起预先采取了应对措施。明王朝还努力在境外扩大影响，一个典型的事例就是在1405—1433年明成祖朱棣统治时期的“郑和下西洋”，其舰队抵达非洲、印度沿海及东南亚地区。

在清朝（1644—1912年）时期，中国从封建时代逐步进入现代社会。在这一时期，大清帝国的领土得到了空前的拓展，满洲、蒙古、新疆和西藏都在中国疆域之内。保罗·史密斯认为：“经历了宋—元—明的变迁时代之后，清王朝的统治方式仍然延续了12世纪的传统。当时的蒙古部落以及中央和地方贵族，都是影响中国发展进程的政治势力。到了清朝时期，王朝对疆域内不同区域的统一管辖比历朝历代都要强，将长城视为国境线的观念也从此消除。”在处理国际关系问题上，中国自视为世界的中心。“中国认为自己是‘中央王国’，是世界的中心，并且将儒家文化视为处理对外关系的模式。中国还认为，其它国家应该承认和接受中国在世界上的中心地位。”纳贡制度就是中国处理国际关系的方式之一。“这表明中国皇帝在处理与外国国王关系时讲究仪式，希望外国国王能够对自己表示谦恭和臣服——至少要让中国人这么认为。”在这种背景下，才有了15世纪的郑和下西洋，以及中国参与东南亚、蒙古和西藏地区事务。清朝时代的许多中国学者也抱有政治雄心和儒家世界观。不过，中国在清朝后期又开始实行闭关锁国政策。总的看来，“中央王国”观念是中国历代王朝一个显著的政治特色。保罗·史密斯甚至认为，即使是少数民族统治期间，这种观念在中国仍然得以延续。

与中国相比，南亚次大陆在历史上大多数时期都处于四分五裂的状态，建立统一帝国的时候很少，而且都是许多年以前的事。而统一帝国却是中国封建政治体制的典型规范。“中央王国”观念在中国一直存在，但印度次大陆却没有。只有阿育王和阿克巴大帝具有政治眼光，将印度次大陆视为统一的整体。(待续）     《现代舰船-军事广角》2009年刊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