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论语》看孔子的君子思想

孔子是中国历史上最有影响的思想家，也是世界文明史上少有的伟人。他着处于艰难的由君主专权到君主分权的衰微世道，也有着上古传统文化断裂而带来的心灵撕裂的深切感受，但更是一个将其思想和生命重新熔铸传统文化基本精神的坚韧的行动者。思想和行动的完美统一构成了孔子特殊的风范和魅力，一生积极入世孜孜不倦地寻求并创立了以“仁”为核心，以经世致用为特征的治平之道。因此，孔子弟子和再传弟子们集体智慧结晶的传世文献《论语》就成为了孔子“知其不可而为之”的执着实践人生的真实写照。
春秋时期，随着氏族贵族体制的衰落和人的自我意识的觉醒，人类问题，即人类个体的价值、尊严和思想行为方式问题已引起了人们的思考。从《论语》记载的孔子言语中，理想人格“君子”的描述就达百余次之多。在孔子的时代，君子有着两个基本含义，一是指统治者，一是指兼具道德修养和实际能力的人，这两种基本含义在《论语》一书中虽都出现，但更多的却还是后者之义。孔子之所以多次强调君子，张扬君子风范，是因为君子学说是其仁道思想的具体体观，目的就是实现一个“尊尊、亲亲”的和谐的“人”的理想社会。
孔子《论语》中的君子是有鲜明界定的。孔子心目中的君子是兼具高尚品德和完美人格的人中楷模，具有“仁者不忧，智者不惑，勇者不惧”（《宪问》）的德性。这种君子型理想人格是尧舜禹汤等圣王已经做到的，也是人们经过自身修养和追求所能达到的。孔子说：“圣人，吾不得而见之矣！得见君子者，斯可矣！”（《述而》）。这样的君子虽然拥有一定的文化知识和技能，并以此作为谋生的手段，“学也，禄在其中矣”（《卫灵公》），但为禄而学并不是唯一的更不是最高的人生追求，比求禄更重要的是“谋道”。孔子说：“君子谋道不谋食……君子忧道不忧贫。”（《卫灵公》）“道”是君子的人生原则和理想，“谋道”是其生命意义之所在，“朝闻道，夕死可也。”（《里仁》）。可见，孔子对道的追求达到了竭力尽心的地步，唯如此才能力倡君子风范，使人们都成为严格修养的君子，从而努力地改变“礼乐崩坏”的社会现实。
孔子的君子之“道”的具体内容是丰富的，凡是与君子修养有关，能为缔造一个“人”的世界服务的，均可纳入其中。这主要归功于孔子对《周易》中“人道”内容的发展。《周易》中，“人道”的具体内容是“仁、义”，而孔子又将“礼”纳入其中，从而丰富完善了“道”的内容。因此，“道”的主要内容由“仁、义、礼”等构成。这三者关系是，“仁”是一种内在精神修养，是动力因素；“礼”是外在言行规范，是静态因素；“义”则是一种偏于内在修养的中介因素，三者共同构成一个有机统一体。“仁”主要包括“德”，对人态度、对已态度等内容，“礼”主要包括处理各种人际关系的准则及要求等，与“义”有着相似中介作用的是“学”。
“仁”是孔子君子成就风范的基础，君子风范的一切特征都是在“仁”的基础上形成的。“我欲仁，斯仁至矣”（《述而》），说明了“仁”是君子的动力因素，它能把君子的所作所为变为一种内在的精神欲求，从而使人能在相对自由的精神状态中修养自己而少有苦行僧之惑。“仁”的具体内容是德，待人态度和待已态度等。
德在“仁”中是一个基本前提，与君子其他修养有密切关系，“德不孤，必有邻”（《里仁》）。孔子忧虑“德之不修（《述而》），为此把”德“作为评价一个人是否是君子的首要条件，如他评价南宫适说：“君子哉若人，尚德哉若人。”（《宪问》）。
对人态度问题，《论语》中的论述是很多的，“爱人”，“忠恕”，“温、良、恭、俭、让”（《学而》），“恭、宽、信、敏、惠”（《阳货》）等，尤其需要指出的是“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里仁》），可见君子是超越了个人私利的利他，这种利他是对待他人要予以关心和帮助“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雍也》）；也是宽容和体谅他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颜渊》）。这些都表明孔子在处理自我和他人关系上，具有一种尊重他人，平等地对待他人的精神和态度。
对已态度主要体现在生活欲求、精神面貌和言行举止之中。孔子认为生理生活要“欲而不贪”（《尧日》），要有“君子无所争”（《八佾》）的“坦荡荡”的谦和敦厚，还要有“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里仁》）的言行要求。
孔子的君子风范是内在精神与外在规范“仁”与“礼”的“文质彬彬”的有机统一，“克已复礼为仁”（《颜渊》）正说明了这一点。作为君子风范内在精神的“仁”虽以修养而成，但它必须通过“礼”的外在规范才能显现出来，从而完成对“道”的追求。作为君子风范外在规范的礼，是指规范君子一切言行的准则。“礼”在孔子生活的那个“礼乐崩坏”的时代尤为重要。孔子向往“郁郁乎文哉”的周礼，在继承的同时又加以损益，使其较之前几代更丰富完美，更适合于君子的外在规范要求。在实际的行动中，孔子强烈反对士大夫僭越礼制行为，认为士大夫越礼是私利追逐和道德堕落的体现，发展下去会破坏整个社会秩序，因此要求君子“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颜渊》），从而成就君子风范，实现儒家大同理想。
“义”与“学”是作为内在精神“仁”与作为外在规范“礼”的中介作用。“义”即合宜合理，它是君子风范的一个重要内容。“义”依“仁”而存，凭“礼”而显，是将内质的“仁”转化为外在的“礼”的一个必要介质，故孔子十分重视它。孔子说：“君子以义为质”（《卫灵公》），将“义”作为区分君子和小人的一个重要标准“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里仁》），并且把“义”看作是提高君子道德修养的主要途径“主忠信、从义、崇德也”（《颜渊》）。君子“义”的获取方式是“学”。孔子虽有“生而知之者上也，学而知之者次也”（《季氏》）的天才论思想，但他并不十分看重它，而是极其重视靠后天的学习来成就君子风范。他认为自己“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述而》），并办学授艺，都说明了这一点。孔子君子风范中，“学”的总要求是“君子博学于文”（《雍也》）。只有博学，才能完成君子风范的内质修养，才能实现理想政治。
孔子赋予“君子之道”丰富内涵的同时，也提出了成就君子之道的要求和途径。他认为君子要做到安贫乐道，即“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不与也。”（《里仁》），还要正确处理仁与不仁的关系，及救世与修身的关系。孔子反对楚人接舆、荷莜丈人等人的“隐”身世外，而主张君子应积极走上仕途，说“如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乎？”（《阳货》）。为了实现君子自觉重建理想政治和社会秩序的目标，孔子倡导学习和实践的结合促进，说“知及之，仁不能守之，虽得之，必失之。知及之，仁能守之。”（《卫灵公》）。
春秋末年是中国历史发生急剧变动的时期，旧的社会秩序正在走向崩溃，新的社会秩序尚未建立。君子思想的提出在孔子那个动荡时代尤为重要，它反映了孔子等君子的政治觉悟的觉醒，表达了社会转型期里个体的人如何立身处世，如何坚守人生原则和理想，并为重建理想政治和社会秩序而奋斗的思索和期盼。孔子围绕这一问题的所思所言，虽然已成历史，但其中包含的某些精神和思想观点，对同样处于社会转型期的当代社会来说，仍具有一定的启迪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