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正文　陈蕙瑛夫妇的情报工作生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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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正文　陈蕙瑛夫妇的情报工作生涯
伊　里
(本文字数：5236)  《炎黄春秋》2005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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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做党史人物研究工作之前，很早就认识了这两位慈祥的长辈。李正文同志朴实儒雅，和蔼可亲；陈蕙瑛同志开朗直率，待人真诚。这对党内高级知识分子老夫妇，无论是住在原来段祺瑞执政府旧址里的老楼，还是搬到高教部大院的小单元，都是乐呵呵地过着极其普通的生活，让人怎么也猜不到他们曾经是我们党内功勋卓著的秘密情报人员。我带着疑惑去问李正文同志，他笑着回答说：“要是你们都看出来了，那不早叫敌人抓起来了吗！”
一.苏联的座上宾与阶下囚
李正文，1908年8月31日，出生在山东潍县张庄村的一个贫农家庭。1916年，全家逃荒到东北四平街，靠亲戚资助和学业优异读完了小学、中学，考入东北大学经济系。国弱民穷、备受欺侮的现实及进步书刊的影响，使李正文萌发了爱国反帝的思想，积极投身于学生运动。“九·一八”事变后他流亡关内，就读于清华大学经济系。国家的危难使李正文热血沸腾，他于1932年1月毅然参加了中共领导的左翼作家联盟，很快担任了北平左联执委会理论部部长。1933年8月，李正文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34年11月，国民党蒋孝先的宪兵三团在北平大肆搜捕进步人士，环境恶化，李正文被派往苏联学习。
1935年1月，李正文进入莫斯科近郊国防部无线电学校的情报工作研究班，他的苏联名字叫瓦夏。班上学员待遇优厚，主要课程有俄语、英语、马列主义理论，照相、无线电收发和修理、电报密码的规律，情报工作的组织、内容和方法，逃避敌人追踪的技术，以及识别日本的军种、兵种和使用各种武器的知识。李正文大出意外，坚决要求只学原先讲好的政治理论，他不想搞情报工作，时刻盼望早日回到中国党内从事理论研究。
1936年夏，李正文调到马拉霍夫卡，继续在特别政治训练班学习。这时，苏联开始了血腥的肃反扩大化时期。同住的中国学员索妮不断诬告李正文“每天在家看书，很少到城里去，这是不愿看见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成就；光看共产国际1935年大会的报告，不看斯大林的《列宁主义问题》，这是不愿学习列宁主义的表现；逢年过节，谁劝也不喝酒，这是不要庆祝苏联成功；购买苏联公债和对西班牙捐款比别人多几倍，这是掩饰自己反动面目的假招子；”还造谣说：“瓦夏的母亲是日本人，又懂日文，一定是来破坏的日本间谍！……”
1937年11月下旬，李正文被送进关押重犯的鲁别克监狱。5个月后，苏联法院特别会议判他为“日本侦探嫌疑犯”，刑期5年。从布德里斯克监狱到靠近北极圈的齐必由劳改营，一年多的时间里，李正文写了60多封信寄给斯大林。他利用精通俄语和理论的优势，故意在信中引用斯大林说过的话：“托洛斯基认贼作父，糊涂蛋认友为敌（这句是他加的），只有布尔什维克才能分清敌友！”理直气壮地要求平反。他的执著终于有了结果，1939年9月，苏联当局正式宣布撤销对李正文的原判，无罪释放。
1940年5月，李正文出狱后被遣返回国，他历尽坎坷，好不容易于1941年元旦到达重庆。虽然他渴望回到中共党内工作，但还是服从了组织安排，担任共产国际东方部的情报员。
1941年6月中旬，阎宝航从孙科那里获得德国将于6月22日进攻苏联的重要情报后，亲手交给李正文，李正文立即报告了周恩来同志，同时转交苏联驻华武官罗申。这个关系到苏联和世界前途命运的情报，通过中共中央直接送到斯大林的手中。
随后，李正文被派往上海，专门负责收集宁沪杭地区日伪的军政情报。
二.双重情报工作关系
李正文于1941年7月由重庆飞往香港，带着香港文化供应社上海分店经理的头衔，乘船进入日寇占领下的申城。他按上级指示，与自己的领导人尼克莱·伊万诺维奇接上了关系。这个干练的苏联特工开门见山地说：“首先，要搞好掩护职业，否则不仅站不住脚，活动也会受到限制。其次，要千方百计去找可以利用的社会关系，尽量去搞第一手情报。除了直接情报外，还要从大量日伪报刊中寻找有用的信息。给你半年时间，把工作网建立起来。”
他规定每月五号、十五号、二十五号是接头的日子，晚上7点在法租界某条马路上会面。如有特殊情况，可临时再约。分手时又严厉地警告李正文：“这里情况十分复杂，日本、国民党、汪伪政权及各大国势力都在互相角逐，一定要非常小心谨慎，避免暴露。不可以看进步报刊，特别是苏联社会科学书籍；不要搞武器、财物，更不要策动伪军起义；尤其不允许同其他组织发生横的联系。”
在尼克莱的领导下，李正文开始了他从未做过的危险工作。为了搞好掩护，他先后担任暨南大学附属补习学校和上海慈幼教养院的日文教员，还应聘去给原公共租界工部局的外籍人士教日语，同时考入申报馆去做日文翻译。这些职业为他开展情报工作提供了保护和便利条件。
李正文发挥老黄牛埋头苦干的韧劲，到处寻找有用的关系。不久，通过辅仁中学的英语教员裘维琳，发现了一个重量级人物———嵇显庭。他是汪伪政府立法院长陈公博的大舅兄，有了如此的裙带背景，嵇显庭很快被提升为南京日汪大头目协调会议的秘书科长。每周五召开的日伪高层首脑决策会议，他担任记录和整理文件事宜。据裘维琳介绍，此人良心尚存，对日伪的前途不太乐观，一心只想借妹夫的势力多捞钞票。李正文立即向尼克莱汇报，尼克莱非常兴奋，痛快地拿出一大笔钱，指示李正文赶快钓上这条大鱼。
裘维琳按照李正文的策略说服了嵇显庭，他同意每周向他们提供情报。周末，李正文与裘维琳一起从上海乘火车到南京。为了避免暴露，李正文坐在不惹人注目的小茶馆里悠闲地喝茶，由裘维琳去找嵇显庭接头。第一次嵇显庭十分紧张，他匆匆把几张打印纸塞给裘维琳说：“本来会议记录我只印三份，一份送给日军司令部，一份送交秘书长，还有一份存档。这是我多打的。”裘维琳把一大包钞票留给他，嵇显庭顿时安下心来，表示愿意继续效劳。
由于车站检查严格，李正文决定亲自带情报回上海。火车站口，日本宪兵森严壁垒，拉着吐出鲜红舌头的大洋狗，对过往的中国旅客虎视眈眈。李正文把文件卷在当天的《大公报》里很随便地拿在手中，坦然地走向检票处。“站住，举起手来！”几个凶恶的宪兵围了上来。李正文顺从地抬起手臂，报纸几乎触到了日本兵的鼻子。宪兵从头到脚仔细搜查，还让李正文把鞋袜也脱了，唯独没有注意那张报纸。李正文顺利地回到上海，把情报交给尼克莱。
经过几次往返，李正文发现车站有一条日本人的专用通道，一般不会检查。于是，他穿上讲究的西服，戴着金丝眼镜，冒充日本人走向那个特殊入口，还用日语跟守卫打招呼。卫兵以为他是哪个部门的长官，立即持枪敬礼，毫不阻挡。这样一来，日伪方面对华的军事行动、经济掠夺、文化侵略等计划，事先就被李正文掌握了。他不但在半年内完成了建立情报工作网的任务，还立下了特殊的功勋，受到莫斯科总部的嘉奖。
嵇显庭提供情报干得顺手，又能获取大量的金钱，积极性越来越高。除了日伪高层会议记录外，还把他得到的日寇扫荡苏北新四军、日伪联合行动对付根据地的计划，日伪顽的勾结内幕等其他情报，源源不断地送到李正文手中。看到这些对中国共产党和新四军关系重大的消息，李正文决定违反尼克莱的禁令，想办法与中共地下组织联系。他千方百计找到了苏北根据地的秘密通讯处，将情报寄到某县粮站，及时传递给新四军领导。从此，日伪的行动屡屡失败，敌人非常恼火，却找不出原因，只能大骂新四军“狡猾，狡猾的！”而陈毅却十分高兴，后来多次表扬了李正文。
李正文还是汪精卫参谋长唐莽家里的常客，唐莽把李正文当作不问政治的大知识分子，一个可心的听众，常常向他吹嘘自己消息灵通。李正文从唐莽和其他敌伪上层人物的谈话中，不断筛选出有用的情报。有一次，唐莽向他透露，某国府要人的姨太太正在为蒋介石、汪精卫牵线搭桥。尼克莱听到这个消息认为很重要，它说明日、汪、蒋有合流的可能。尼克莱对李正文说：“我们将检举此事，斩断这条黑线。”果然，以后再没有听说姨太太从重庆跑到上海了。
李正文还争取了日本友人德田恒夫，中央税警总队副队长李次白（队长是周佛海），顾祝同的驻沪专员张大同等人，或者向他提供日伪方面和国民党的重要政治、军事情报，或者准备率部投诚。尼克莱除了遗憾李正文本人没能打入敌伪高层外，对他的工作非常赞赏。
三.爱人———战友
李正文和陈蕙瑛是真正的爱人加战友，他们的感情在一次次生死搏斗中不断地深化。2000年10月18日，陈蕙瑛不幸因病去世后，李正文非常伤心，不久也病倒了。在最后的这段时间里，李正文经常深情地说起与妻子共同战斗的经历。
上海东亚书社是知识分子喜欢光顾的地方，李正文也常去那里为香港文化供应社购书。很快，他注意到一位清丽脱俗的姑娘，看见她经常翻阅进步书刊，便主动上前与她攀谈。李正文儒雅的风度，渊博的学识给姑娘留下了很好的印象。她是上海震旦大学女子文理学院二年级学生，叫陈蕙瑛。得知李正文通晓英、俄、日三国文字，陈蕙瑛便请求他当自己的俄语老师。通过频繁的交往，李正文发现陈蕙瑛不但思想激进，而且性格开朗，敢做敢为，很有点巾帼英雄的豪气，是很好的培养对象。在他的帮助下，陈蕙瑛进步很快。1942年初，开始为李正文传递情报，参加了共产国际东方部的工作。他们之间的爱情也成熟了，于1942年夏天结为夫妇。
陈蕙瑛是浙江宁波人，1919年8月8日出生在汉口。她在武汉上完了小学、中学，喜欢阅读进步书刊，崇拜那些不怕牺牲的革命者，对国民党的反动统治非常痛恨，积极参加了“一二·九”运动。1940年9月，陈蕙瑛与几个女同学乘船一起到上海念大学。没想到船上的日本浪人想欺侮她们，陈蕙瑛情急生智，利用熟识的法国神甫解了围。类似的事情发生了好几回，陈蕙瑛都想办法化险为夷，于是同学们戏称她为“小诸葛”，把她当成了主心骨。
参加革命后，陈蕙瑛不但给李正文当交通员，同时以各种身份帮助作目标的工作。她机警灵活，落落大方，取得了很好的效果。还介绍李正文担任女子文理学院的日语教授，使他又多了一层有利的掩护身份，很快成为李正文的得力助手。
1944年以后，形势急转直下，伪政权风雨飘摇。中国实业银行的总经理刘景灏（上海滩的首富之一），除了向李正文提供敌伪情报外，还一再表示愿意为新四军捐献大量日寇控制的军需物资。几支伪军也准备投向解放区。李正文觉得自己返回中国党内的时机到了（共产国际已于1943年6月解散），就派陈蕙瑛到苏北根据地与组织联系。
当时日伪方面对新四军占领区封锁仍很严密，到处都有军警、宪兵和便衣。陈蕙瑛假作回乡探亲，徒步从上海走到苏北。她克服了种种危险艰难，带着满脚水泡，终于找到了中共华中局城工部部长刘长胜，详细汇报了李正文的历史情况和工作，表达了希望回到中国党内的强烈愿望。刘长胜答应了李正文夫妇的请求，表示将派人到上海与他们联系。1945年9月，上海地下党领导张执一会见了李正文，代表组织亲切地对他说：“从现在起，你是中国共产党的党员了！”游子终于回到了母亲的怀抱，李正文激动万分。
随着国民党军事、政治形势不断恶化，更加紧了对国统区进步人士的镇压，不断传来我们的同志被捕、牺牲的消息。1949年春天，李正文因有重要情报，准备亲自送至上海局和中央联系的秘密电台。临出门时，陈蕙瑛拦住他关切地说：“老李，现在外面情况很糟糕，还是我先去看看吧！”李正文犹豫了，“放心，我的目标小，不会有事的。”陈蕙瑛打扮成太太模样，走出家门。
细心的陈蕙瑛发现电台二楼窗口的信号花盆有点倾斜，显然是有人重新放上去的，马上意识到可能出事了，她不动声色地赶回家报信。电台果然已被敌人破获，如果李正文贸然前去，定会陷入险境。现在必须马上把备用电台送到指定地点。长期在危险环境中战斗，他们夫妇早已配合默契，李正文深深望了妻子一眼，转身走出门去。
因为到处都是敌人的检查站，李正文找到国民党淞沪港口副司令、少将段仲宇（1949年初，由李正文发展加入中国共产党），要他帮助把电台送出去。他们冒着生命危险，开车带着装电台的箱子直闯封锁线，终于顺利地到达了目的地。
蒋介石兵败如山倒，一些不甘心为蒋家王朝殉葬的国民党军政人员，纷纷想方设法为自己找出路。蒋介石嫡系一个军长的侄子，拐弯抹角找到李正文（当时担任中共上海局策反委员会委员），说他已拉了四个军准备起义，要共产党给他一个名义。李正文敏锐地感到这是个骗子，立刻甩掉了他。不久，此人被特务机关逮捕，马上供出了李正文，还大献殷勤地保证一个星期内抓到李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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