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战争中西北战场的情报工作

解放战争中西北战场的情报工作

从熊向晖的回忆录《地下十二年与周恩来》中，我们可以知道，除了“后三杰”，中共在西北应该还有其它非常有效的情报来源。该书中提到，熊向晖的联系人王石坚曾对熊称已将胡进攻延安作战计划呈报毛主席、周副主席，并说主要的战略情况已搞清，细节会由别人查。另外，“后三杰”于47年中相继出国留学，而此时西北战场战事方殷，如非中共还有其它的渠道，怎么能放心大胆地将这三个关键人物一并放走，作长期打算呢？

其实胡宗南内部还有中共的情报人员，所起的作用也绝不比“后三杰”小。抗战时期，因洛阳沦陷，国民党在陕西汉中重组第一战区长官司令部，陈诚任司令长官。该司令部的经理处长汪维恒是中共地下情报人员，将原在西安军需局当科员的地下党员蔡茂林提升为经理处被服科上尉科员，掌握了许多内部的编制及供应情报。1945年初，第一战区并入胡宗南的第八战区，汪离职之前将蔡安置到西北补给区司令部继续管被服，并关照他一定要坚持下去。蔡最初几个月无法和中共接上头，很是焦急，后来才同中社部派往敌区的武志平接上了关系。46年初，补给区司令部迁西安，蔡又和中社部西安情报处王超北建立了联系。蔡茂林利用他的特殊位置，为中共收集了国民党军兵站、仓库地点及设施情况图表、西北补给区司令部编制的第一、二、五、八、十、十一、十二等七个战区的敌军番号、部队驻地、指挥官姓名、人员编制及现有人数的服装补给计划表册等。

后来，王超北要求蔡茂林设法每月弄一份胡宗南所部番号、人数、驻地、指挥官姓名等的材料，蔡通过要求部队每月呈报补给名册的方法，不但搞到了这样的情报，且可以按月向中共报送，直到西安解放。48年春，蔡茂林还搞到了国民党军整编后甲、乙、丙三种整编师的编制内容及各种表册。而国民党军要调动，往往也都要先通知该处，以免领不到服装等军需物资，这也成为蔡不费力气就到手的情报。蔡茂林的工作多次得到延安统帅部的表扬。

到了48年秋季，国民党内部分崩离析的迹象愈显。晋绥（晋南公安总局）所组建的西安情报工作站，通过派遣人员吕出，（47年10月）打入了西安绥署电台，并发展了多名电台人员。该工作非常成功，由一部电台从胡宗南总部发送情报，发展到先后有三部电台分别从胡总部和第五兵团司令部同时向解放区发送情报。许多重要情报在胡宗南总部译成电文脱手之时，我方电台也已经接收到了。

在地下工作人员中，还有象毛培春这样的只有在小说或电影中才能见到的例子。毛培春（化名孟西山）在西北宪兵司令部任特高参，曾向延安提供过国民党进攻陕北的作战计划和兵力部署，包括参战部队、多少兵力、洛川特务机关住址、保警队等情况。毛培春47年洛川在和解放军作战过程中阵亡，南京和延安分别都为他开了追悼会。这恐怕是情报人员的至高境界了。毛培春，1917年生于盱城宣化街。1935年春，他考入国民党军政部医务署，先后在中央军人模范监狱和军政部浙江后方医院工作。期间，他参加当领导的抗日救亡运动，并和八路军驻宁办事处有了联系。1938年初，毛入延安陕北公学学习，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后经陕甘宁边区保安处派遣，化名孟西山、孔宪到山西国民党特务统治区做秘密工作，后转至山西洛川，结识国民党洛川专员余振东、胡宗南军统特务头子张青，在胡宗南先宪兵司令部特高组少校参谋，成为特务组织“延安内组线”成员。这时党派地下交通员马应海作其助手，并以经党中央审查通过的过时情报，赢得国民党特务组织的信任。在1943年国民党掀起的反共高潮进攻延安以及1947年的国民党对延安的大举进犯中，均提供了重要情报，为保卫党中央、保卫延安做出了重要贡献。1948年，毛培春根据周恩来指示，随胡宗南十七师于4月23日出延安，次日途中中流弹牺牲，时年31岁

至于通信联络、技术侦察，也是很有趣的话题，搞得好可以大大增加己方的胜算，搞不好也有可能将到手的成果放掉。比如青化砭伏击战，第一天伏击未成，第二天继续伏击，决策的重要依据之一就是西野司令部破译了敌军电报，是24日31旅从临镇出发，前往青化砭地区清剿的内容（陈宝新回忆，《西北通信兵历史专题资料选编（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打蟠龙，也和电台监听到敌军步谈机内容有关（张劲回忆，《西北通信兵历史专题资料选编（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搞不好的例子也有，比如瓦子街战斗，教导旅2团和独6旅因为联络不好（独6旅是山东调西北的，部队戴钢盔，且号谱与西野不同），双方发生误会。教导旅2团当时负责打援，坚守山头，6旅则头戴钢盔向山上冲锋，连续4次被打退，双方都有很大的伤亡，2团8连连长马凤祥牺牲。双方都觉得不对劲，怎么对方战斗力这么强？后来还是2团派人下去抓了一个伤员，才问清楚是自己人（许会增回忆，《西北通信兵历史专题资料选编（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

中央和各地的联络当然更是重要，由于电台功率关系，东北和中央的电台联络很困难，白天根本听不到。东北台为抄收中央电报，据说电台驻地的街道一到晚上就禁止车辆通行。后来中央台采取将天线架上山顶的做法，解决了这个问题。

华东野战军转入外线之后的9月初，正值此关键时刻，中央台曾有7天与陈粟电台联系不上。当时的焦急可以想见，作战室几乎每隔两小时就给电台打电话催问联络情况，周恩来等还把电台工作人员和负责人找去询问。后来才知道是陈粟为隐蔽战役企图（沙土集打57师），所有电台停止联络所致（崔伦回忆，《西北通信兵史料回忆选编（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第三辑）。

这里想专门再谈一点西北的电台测向和反测向的斗争。国民党在内战之初利用美国援助及缴获日本的测向设备，准备对我军电台进行侦察、测向、定位（据说由魏大铭负责，参见《解放战争中的西北战场——原国民党将领的回忆》）。开始胡宗南有些疑虑，就让配给他的测向台测定预定进攻边区的9个旅的位置，测定结果非常准确。于是胡宗南就觉得测向非常可靠，于是大用特用起来。

这种技术手段开始还是很管用的。比如王震带电台由韩城到马蹄沟开会，每天宿营都受到敌机轰炸（黎东汉回忆，《西北通信兵历史专题资料选编（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三纵行踪也经常受到敌人的跟踪，对我军行动威胁很大（《西北通信兵大事记（第一次征求意见稿）》）；更严重的一次，由于西野司令部有的通信人员保密意识不强，电台拍发了“请你台队长来玩”的英文明语，被国民党军窃听到。敌据此判断我军可能正召开军事会议，结合测向信息，派出飞机进行轰炸。野司在马蹄沟开会，炸弹掉到彭总和电台住的窑洞顶上，幸未造成损失（刘克东回忆，《西北通信兵史料回忆选编（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第三辑）。

清涧战斗西野消灭了廖昂师，顺带缴获一部测向台，据俘虏供称，凭借该测向台可以随时掌握中共中央和西北野战军的指挥位置。从该测向员口供还证实，三纵队自晋绥到陕北参战，每天行军路线、所到位置，敌人都了解得十分清楚。正好当时发生了北平地下情报台被敌破获一事，两件事放在一起，引起中央高度重视，专门由周恩来副主席主持召开了通信保密工作会议，参加的有军委三局局长王诤、机要局局长李子中、三局副局长王子纲、西北野战军参谋长张文舟、通信科长刘克东、副科长朱仕朴等人。周恩来最后作了“划清系统，调整人员，改装机器，变换手法，模仿敌人，多种呼波，严守纪律，加强保密”的总结（崔伦回忆，《西北通信兵史料回忆选编（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第三辑）。

此后，西野召开了落实会议。据通信会议暴露材料所称，主要是人员英文程度低，机上所谈多不合文法，敌人称之为“红色英文”，加之纪律松弛，机上闲谈多，给敌军测向增加了便利条件。边区无线电通讯总结中也提出技术上的种种问题，如破坏联络系统、自报呼号、丢失密本、任用被俘人员（四纵一旅）、自约联络关系等等问题（《西北通信兵历史资料文献选编（解放战争时期）》第一辑）。48年2月，王子纲在晋绥军区机要通信会议上所作测向与反测向讲话，总结了我台特点为：手法没有调子，笨里笨气，不流畅；波长集中；谈话特别多；报头不一样；改换呼波不齐；下面很多家叫一家，上级台一出来叫多家（《西北通信兵大事记（第一次征求意见稿）》）。据此作了相应的改进，主要是加强纪律性。技术上采取少用无线电通信；战斗布置开进途中不开机，打响后突然开机；勤改呼号和将呼号的被呼和自用分开等措施，如宜川瓦子街战役中采取了大规模无线电静默的手段，获得了良好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