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权应高于人权?

　　当时所谓的天赋人权，仅指中等阶级所要争取的政治权利，亦即中等阶级为革命夺权而亮出的思想武器。直到二战结束之后，人权思想才有了重大的变化与进步。战后初期，不少西方国家的新宪法都配合《联合国宪章》，对人权作了较为详尽的规定；而联合国在1948年发表的《世界人权宣言》则进一步将人权范畴扩大，使之具有较为丰富的新内涵。

　　《世界人权宣言》共30条，涉及个人应享有的各种基本权利。归纳起来可分为四大类：一、公民权利（包含人身安全、信仰自由、人人平等、自由迁居、拥有国籍等）；二、政治权利（包含选举参政、组织社团、和平集会、寻求庇护等）；三、社会与经济权利（包含同工同酬、就业自由、有薪休假、社会保障等）；四、文化权利（包含教育机会均等、言论出版自由等）。

　　长期以来，由于西方大国无视《宣言》所宣示人权内容的多样性、丰富性，而仅专注于政治权利（尤其是选举权、参政权、结社权）一类，甚至将人权与政治权画上等号。美国更节外生枝，自上世纪七十年代末起，就不断鼓吹“人权无国界”、“人权高于主权”，借此以推行其所谓“人权外交”， 强化其霸权主义全球战略。因此，引起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强烈不满、反对，并提出不同的人权主张与之相对抗。

　　首先，它们根据《世界人权宣言》关于生命权、教育权等内涵，将人权分为生存权、发展权、平等权、自由权等四种，并将生存权、发展权并居首位，强调二者对发展中国家之迫切性，公然与传统的西方人权观分庭抗礼。例如：1966年联大通过《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对生存权与发展权内容作了具体规定；1979年联大通过《关于发展权的决议》，1986年通过《发展权利宣言》，均确认发展权是一项不可剥夺的人权；1993年联大通过的《维也纳宣言和行动纲领》，重申经济发展权是人权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

　　其次，人权的确是一种普世价值，但对于如何实现其价值，人们的见解很不一致。发展中国家认为人权问题是主权国家的内政，反对西方国家以促进人权为幌子，越俎代庖，侵犯它国主权。如1992年不结盟运动首脑会议发表《雅加达宣言》，明确地指出：“人权不应被用作向不结盟及其它发展中国家施加压力的工具”；促进人权“应当更加注意到各国不同的历史、政治、经济、社会、宗教与文化的实际情况”；“无论哪个国家或国家集团都不应该对其它国家自封为法官和陪审员”。

“人权高于主权”站不住脚

　　从以上对人权思想的历史考察中，可知将人权局限于个人权利与政治权利，显然过于狭隘、偏颇，并未获得发展中国家的普遍认同，所以国际社会关于人权问题的争议，势必延续不断，恐怕是个无言的结局。　　为了促进国际合作、改善人权状况，笔者认为发展中国家应提出“国权论”，以回应西方国家的“人权高于主权论”。所谓“国权”即国家权利（State Rights 或Nation Rights）之简称，它不但涵盖国家应拥有的主权，而且涵盖了主权国家应享有的自由平等权利。这两类权利同等重要，同样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国权无论在法理上或事实上，都应高于人权，因为前者属于民族权利或大我权利，而后者属于个人权利或小我权利。

　　主权是国家的基本属性，也是国家的主要特征或标志。易言之，主权与国家是两位一体的，没有主权的国家在法理上是不存在的。英文Sovereignty （主权）一词来自法文Souverainete，而后者则又源自拉丁文Supremistas（最高权力），可见主权之本义或真正内涵，就是至高无上的权力，当然不应屈从或附属于其他任何权力。

　　况且主权归属具有单一性，当一国的主权属于某一权力机构时，就不可能同时属于其它机构。

　　因此，有些西方学者为了其政治意图或政治理念而主张“人权高于主权”，在学理上完全站不住脚。所谓“人权无国界”或“主权有限论”，说穿了就是要取消主权国家的基本属性，剥夺国家独立自主的权利，为霸权主义者鸣锣开道！

　　自由权作为主权国家应享有的基本权利，其重要性不逊于主权。这是因为世界各国处在截然不同的发展阶段，穷国与富国之间的差异性，极为显著，迫使穷国（发展中国家）不得不另辟蹊径，走各自的发展道路，包括自由选择符合国情的政治体制、经济模式、社会制度。无数事实表明：国家自由较之个人自由更为重要，也更具现实意义；只有在国家经济不断发展、社会不断进步的情况下，人权状况才能不断改善，个人的各种权利才能获得保障。

人人平等，国权也如是

　　西方人权论既然强调“人人生而平等”，那么由众人组成的国家，不论大小、强弱、贫富，其权利地位也应该是一律平等的。《联合国宪章》及多种国际文书对此皆作过明文规定。

　　这项规定获得了国际社会的广泛赞同、遵守，绝大多数国家都以平等相待作为国际关系的行为准则。任何以大欺小、以强凌弱的国家行为，都是不能接受的，都应予以严词谴责，因为它同样侵犯了相关国民的人权。

　　试想：如果弱小国家在国际社会中未能取得平等权利，其国民的平等权利从何而来？“人人生而平等”又从何谈起？可见平等权在国家权利中何等重要！　　人权问题在本质上是国家权利管辖范围内的问题，但它并不排除国际社会的监督。因此，如何处理国家管辖与国际监督之关系，对于改善世界各国人权状况，有着关键性、决定性的作用。国际社会对人权的保护，只能通过国内管辖才能实现，所以笔者认为，发展中国家的人权主张应受到尊重，并且接纳“国权高于人权”这一重要原则。

　　“人权对话”应作为唯一正确可行的途径，任何的政治施压与经济制裁，或将人权问题政治化与意识形态化，不论其动机如何，效果皆十分有限甚至适得其反。更何况制裁难免使他国人民深受其害，本身亦属于侵犯人权的国家行为。

　　无论如何，起源于17、18世纪的西方人权观即使尚未过时，也因其狭隘性、偏颇性，最多只适用于发达国家。在各国对人权的普世价值取得共识之前，发展中国家看来只能坚持“国权高于人权”，作为“人权对话”与改善世界人权状况的前提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