贫富差距扩大把中国带向何方？//工资增幅应高于还是低于GDP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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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12-21 07:56: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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贫富问题一直以来都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也是人类社会在发展过程中无法逾越的一道鸿沟。一般情况下贫富问题并不可怕，只有当贫富差距悬殊巨大，特别是造成贫富差距的主要原因是来自体制或政策不公，或者是腐败大行其道时，贫富问题才会变得复杂并且伴随着危险。正如中国改革开放的设计师邓小平生前所说：“如果是我们的政策导致了两极分化，我们的改革就算失败了”。

中国是一个拥有5000多年悠久历史的国家，在其漫长的发展过程中，曾经出现过一次又一次的王朝更迭，每一次的政权变更和社会动荡除了外族入侵，基本上都是贫富差距悬殊而引发的社会内乱和抗争。中国自夏代大禹王朝至清宣统退位，史家公认的“五大盛世”加起来不足300年，而见诸史料记载的战争就有3800余次。从历史的角度看，一个多民族的大国，必须慎重处理国民的收入分配机制，不能任凭贫富差距无限扩大。中国的社会和谐稳定，也完全取决于政府所制定的公共政策，如果中国的发展只是让极少数人富起来，绝大多数人的生活长期得不到改善，中国的发展又将会很快进入一种恶性循环。

今天，全世界都欣喜地看到中国最近三十年的发展和变化，数据显示：1980-2009年，中国GDP年均增长率超过9.8%，其中超过10%的年份就占到一半。作为大型经济体，中国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堪称奇迹。到2010年，中国的GDP总量己经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的财政收入在2010年前三季度就超过了1万亿美元。截止到2010年9月，中国的外汇储备高达2.6万亿美元，稳居世界第一。

然而，这一切光鲜的数字并不意味着中国就此解决了困扰数百年的贫困难题，中国整体经济的增长以及少数人拥有巨额财富也不意味着中国大多数人过上了富裕的生活。相反，中国的贫富差距越来越明显越来越严重。世界银行2009年底发布的一份中国经济报告指出：在2001年至2009年间，中国经济以每年接近10%的速度增长，但13亿人口中最贫穷的10%人群实际收入却下降了2.4%。从1995年到2007年，去掉通胀成分后，政府财政收入增长了5.7倍，而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仅仅增长了1.4倍，农村居民的纯收入则只有城镇居民的1/3。

英国诺丁汉大学终身教授、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教授撰文说：“中国经济快速增长并没有带来邓小平生前提出的“小康”社会或者共同富裕，相反，中国社会群体和地区间的收入差异已是领先于世界，中国面临一个荒唐局面就是经济增长越快，收入差距就越大！”

中国著名的经济学家吴敬链老先生撰文指出：“中国贫富差别太大，是由多重原因造成的，首要原因是腐败和垄断。当政府的行政力量越强大，寻租的机会就越多，权贵们就越霸道。这种怪圈跟中国过去历史上出现过的怪圈一样，实际上是走不出来的。”

一个国家的强盛与尊严，不是来自于GDP总量与政府所拥有的庞大财力，而来自于民众与政府之间基于互信的良好政治关系。无论是近现代西方还是中国古代，对人民与统治者的关系都有很好的阐释。美国总统林肯那句“民治、民有、民享”道出了美国政治的精粹。中国的孟子曾将人民列为统治者的“三宝”之一（其余两宝是土地、政事）。那句源自战国的“夫君者舟也，人者水也。水可载舟，亦可覆舟”，经过唐太宗李世民引用后更是流传千古。

中国今天面临的贫富差距，从本质上看，也折射了中国畸形的社会形态，无论是城乡之间还是官民之间，都存在着非常普遍的收入分配不均现象，收入分配不均也直接导致中国社会的各种矛盾和冲突。

国际知名波士顿咨询公司(BCG)发布的最新报告显示，2009年中国财富规模较上一年增长28%，达到5.4万亿美元，中国已有67万户百万美元资产家庭，位列全球第三位，仅次于美国和日本。报告预计，中国家庭金融资产总额在2014年将达到11.9万亿美元，与排名第二的日本接近。

虽然中国富裕家庭的数目在迅速扩大，但是中国富有家庭占全国的比率仍然非常低，中国内地百万美元资产家庭只占中国总家庭数的0.2%。

中国高速增长的经济和少数中国人的富裕程度，今天足以让一些西方观察家瞠目结舌！短短三十年时间，中国取得的经济增长，相当于世界上大多数国家上百年乃至几个世纪走过的漫长历程，没有哪个国家在过去的半个世纪见证了如此不可思议的变化！
   
   如果把目光投向北京、上海、广州等繁华的都市，抑或是东部沿海新兴城市，人们都会看到一个美仑美奂、日新月异的缤纷世界……到处都是沸腾的工地，到处都是雄伟壮观的高楼，到处都是宽阔的马路和广场，到处都是富丽堂皇人头涌动的娱乐美食购物中心。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进程中，没有哪一个朝代曾经如此辉煌繁荣。

据中国招商银行与贝恩管理顾问公司联合调查发布的《2009中国私人财富报告》显示，2008年，中国可投资资产150万美元（不包括房产和企业价值）以上的高净值人群达到30万人，共持有可投资资产1.2万亿美元。而当年中国城乡居民储蓄余额是3.2万亿美元，富豪的财富占比为1/3。

而美林和凯捷在北京联合发布的《2008亚太财富报告》中，中国共有41．5万人资产超过了100万美元。这一数字使中国成为亚太地区第二大富裕人口集中地，从财富数额来看，中国富人拥有的财富总值达2.12万亿美元，从财富平均拥有量来看，中国百万富翁人均拥有510万美元以上，高于340万美元的亚太地区平均值。

在金融危机使欧美日奢华品牌需求普遍萎缩时，中国奢华品市场却依然向好。贝恩咨询公司日前发布的《2009年中国奢侈品市场研究报告》中称，在经济环境如此恶劣的2009年，中国奢侈品市场仍然增长了近12%，达到96亿美元，占全球市场份额的 27.5%；预计未来5年，中国奢侈品市场将会达到146亿美元，占据全球奢侈品消费额的首位。

对于奢侈品在中国的热销，香港《开放》杂志执行主编蔡咏梅分析：“反映的社会现象，第一个就是官场的极端腐败，官商勾结。现在中国最富的一部分其实是官僚阶层。有些人表面上是商人，但实际上是有官方背景的商人，比如高官子弟，积攒并拥有了大量财富。中国奢侈品热销，实际上也反映了中国社会两极分化非常严重，财富大量集中在一小部分人身上，他们在奢侈品消费上的能力惊人，说明社会财富分配非常不平衡，贫富差距拉到了一个相当严重的程度。”

在中国的大城市，房价近十年上涨了10倍以上，如今售价超过1万美元/平方米的房子彼彼皆是，在一些豪华餐厅，一桌供十人用的餐食可花掉数万美元，一盒小小的月饼（点心）也可以卖数万美元的天价，许多官员和富人进出赌城可以随意输掉数百万美元，更有官员接受贿赂一次就高达上千万美元……
 
   一辆在欧洲市场售价150万欧元的布加迪跑车，到了中国需要600万美元，如此昂贵的跑车，中国的意向客户就突破了50人，让来华的布加迪老板乐开了花！

这种奢侈品狂热不仅仅发生在汽车身上，包括手表、时装、珠宝乃至眼镜。根据瑞士手表行业联合会的调查，中国已经成为瑞士表最大的出口国，伯爵表(国际)首席执行官麦振杰透露，售价100万美元的伯爵表很多都被中国人买走。以做笔著称的万宝龙推出万宝龙表后，带动的中国消费力成为其继美国、意大利后的第三大消费市场。万宝龙为此在中国开设了150多家专卖店，超过其全球专卖店的一半。
   
   当德国人斯蒂芬把LOPOS眼镜在坐落于北京王府井的雅视一仟眼镜店摆开时，史蒂芬坚持认为，这些每副20万—60万欧元的眼镜在中国有很大的市场潜力，眼镜的消费者不是一般老百姓，如此昂贵的眼镜，购买者不是官员也应该是有钱人。

这种惊人的消费力不仅仅发生在国内，在海外的旅游市场和教育市场，最受欢迎的如今也是中国人。仅在英国留学的中国学生就达20多万人，他们每年在英国的消费高达数十亿英镑。澳大利亚旅游部门的统计表明，自2003年7月至今，中国内地来澳旅游的人数超过40万，在澳州人均消费超过2500美元，而同期日本游客只花费约712美元。

2008年12月24日，一位中国游客在戴高乐机场的免税店一下子购买了总值46423欧元的红酒，随后登上了前往北京的飞机。这名中国游客的阔绰创造了戴高乐机场一次花钱最多的消费纪录，令法国媒体惊呼。

在富人疯狂消费的同时，中国偏远落后的广大农村地区，还有上亿人经常为一日三餐发愁，许多贫困家庭一年的支出不到100美元！中国一直到2009年才将最低收入标准提高到年人均150美元，这个新标准在中国还不够解决温饱。如果按照世界银行和联合国公认的每人每天1.25美元最低生活标准来参照，中国的实际贫困人口至少3亿左右。

既使象经济最发达的广东省，这个毗邻香港的南方大省，贫富分化也非常严重，2009年全省仍有225.6万户住在泥砖茅草屋，山区农村人均GDP只有珠三角地区的四分之一。2009年广东全省县乡GDP6,600亿元，仅占全省GDP的16.9%，六成县乡农民的人均纯收入在全省平均水准以下，全省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由2000年的2.67倍，扩大到2009年的3.12倍。

2009年中国城镇居民家庭人均总收入2900美元，而中国农村农民人均年收入仅为900美元。

中国清华大学社会学教授李强对贫富问题做过比较多的量化研究。他认为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的贫富差距在迅速拉大，已远远超过了一般意义上的国际警戒线。这种判断与中国社会科学院收入分配课题组的结论是一致的。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过数年长期跟踪，分别于1988年、1995年、2002年展开三次全国范围的入户调查，并与2004年初完成了调查报告，其结论是中国城乡收入差距、贫富差距是全世界最高的。
   
《中国财政》曾经披露过一组统计数据：2000年，中国高收入家庭仅占2%，中等收入家庭占18%，而低收入家庭占80%。这说明，中国高、中、低收入家庭的比例呈金字塔形。只有极少数人占有社会大量财富，大多数人却处于相对贫困或绝对贫困之中。
   
   法国《解放日报》北京分社社长在北京生活了十几年，面对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和由此引起的贫富差距，他也表现出少有的困惑：他试图向一个远在巴黎的朋友解释中国，但对他而言，这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如果只看到城市里拔地而起的高楼，飞速奔驰的磁悬浮列车，或者杨利伟壮观的太空之旅，他的巴黎朋友会认为整个中国都活在后现代的21世纪文明之中……如果将目光投向城市里下岗失业的家庭，或者渴望上学的农村孩子，或者农村早已崩溃的医疗保健体系和社会保障体系，他会想象中国仍然存在于旅游商店里的黑白明信片之中……

这种巨大的反差存在于同一个真实的世界，这个世界是双面的，大都市的灯红酒绿之下到处游走着满脑肥肠之徒，而贫困家庭的温饱问题还远远没有解决。当一部分人在城市享受着现代信息社会的丰富多彩时，另一部分人还生活在前工业社会极为单调的农耕时代！如此强烈的贫富差异，给中国社会带来了严重的后果和危机，因为在同一条道路上，一边是高速奔跑的富人，一边是步履艰难的穷人，极少数人富可敌国，大多数人饥不择食。这样的社会，靠任何强大的维稳手段恐怕都难以保证社会的和谐与稳定。
   

工资增幅应高于还是低于GDP增长？

2010-12-24 07:37: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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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日报》2010年07月09日15版对中国分配不公的原因进行了一番分析，三十年前，中国基尼系数大概是0 .30，现在的收入差距根据专家的分析大概是0.5左右。严重的收入分配不公导致中国社会贫富悬殊。其形成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A：社会历史弊端。分配不公看起来是近些年的事情，但实际上，是长期发展过程中积累下来的问题。中国长期形成的城乡二元结构就是导致城乡之间分配不公的重要原因。另外，由于自然、历史等客观条件形成的区域之间发展不平衡，也是造成分配不公的重要原因。

B：体制改革不到位。中国还处于体制改革和社会转型的过程中，发展市场经济需要的体制机制还没有建立起来，不符合市场经济要求的规则仍然存在，体制的不健全必然造成分配的不公平。同时，由于不同地区、领域、行业改革推进的先后和力度不同，因而享有的机会、占有的资源也不尽相同，就会导致利益分配的差异。

C：政策不完善。分配问题并不是经济领域的问题，也受到很多方面政策的制约。受户籍制度和公共服务政策的限制，农民工在融入城市的过程中面临诸多困难，劳动权益得不到保障、基本社会保障欠缺、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制度不健全、对弱势群体的救助力度有限、保障覆盖面窄、保障水平低。据统计，在城镇就业人员中，养老、医疗保险参保率仅为62%和60%，农民工参加养老和医疗保险的不足20%和31%。

D：分配制度改革滞后。一次分配中，没有明确国家、企业、居民三者合理的分配比例关系，没有建立劳动报酬正常增长机制，劳动者工资增长赶不上国民经济增长和企业利润增长。二次分配中，没有以制度形式明确各级财政用于社会保障以及转移支付的支出比例，难以确保二次分配的公平性、合理性。三次分配规模小，慈善捐赠的激励机制、管理机制、监督机制等不健全，对分配的调节功能有限。对分配的调节和监管不力，个人所得税征收存在“逆向调节”的现象：2009年6300多亿元的个人所得税中，工资、薪金比重占了40%以上，工薪阶层成了实际的纳税主体；对“灰色”和非法收入缺乏有效的监管。

中国长期实行的低工资，推动了经济高速增长，却给社会带来了贫富悬殊的巨大反差。中国的工资有多低呢？2005年底，中国公布了修订的2004年GDP数据，比2005年版的《中国统计年鉴》公布的要多3000亿美元。这样一来，中国当年的工资收入仅占GDP的10.57%。而美国的比例上世纪90年代末达到60%左右。

中国2005年的GDP总值2.4万亿美元，这一年工资总额仅有2500亿美元，仅占当年GDP的11%，其中国有经济单位1500亿美元，城镇集体经济单位100亿美元，其他经济单位900多亿美元。这一比例可以看出中国工资水平是多么低！

独立学者刘植荣在《世界工资研究》中，用翔实的数据和图表比较了全世界的工资水平和社会保障情况。刘植荣得出结论说：中国的最低年收入不到世界平均水平的15%，全球排名159位，最低工资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例同样为159位，甚至低于32个非洲国家。

中华全国总工会2010年的一项调查显示，23.4%的职工5年未增加工资，75.2%的职工认为当前社会收入分配不公平，61%的职工认为普通劳动者收入偏低是最大的不公平。

这种现象印证了著名经济学家亚当·斯密说过的话：“哪里有巨大的财富，哪里就有巨大的不平等。有一个巨富的人，同时至少必有500个穷人。少数人的富有，必定是以多数人的贫困为前提。”

如果说现在世界上哪个国家和中国的经济发展状况最类似，那就是印度，但是中国的薪酬增幅远低于GDP增幅，而印度正好相反。前者意味着国民创造的财富绝大部分进了国家财政和企业的腰包，国富民穷，而后者则意味着GDP增长大部分直接造福于民众，藏富于民。

全球著名人力资源管理咨询公司翰威特咨询公司公布的一份年度调查报告显示，2005年印度再次成为薪酬增幅最大的国家，高达13.9%，高出中国一倍。2005年中国整体平均薪酬水平增长6.6%到8.9%。美世咨询曾做过一个调查，调查显示，在过去5年中，印度的平均工资增长率为11.5%，而中国为7.5%。而同期GDP的增长，中国平均增长率达到10%左右，而在印度历史上，GDP增速只有3次超过8%。中国居民拥有的财富与国家拥有的财富相比，事实上在不断下降。

当经济高速发展时，工资收入增长幅度应该高于GDP增长还是低于GDP增长？除了印度之外，当年日本经济腾飞时的情况也是一个很好的参考系。当日本经济高速增长时，日本工资的增长速度比美国快70%，从1950～1980年，日本用了30年时间让百姓的工资收入追上美国，当日本和美国工资收入持平的时候，意味着日本人有了和美国人一样的购买力。当百姓具有足够的购买力时，国家绝不用担心消费低迷。而从1978～2004年，中国经济也高速增长了将近30年，工资水平却只有美国的4%。扣除国内实际购买力高的因素，国内实际工资水平也达不到美国的20%。在制造业，中国的劳动力价格甚至比上世纪90年代才开始快速增长的印度还要低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