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虚拟环境”和“新闻源主体”——网上读书杂记

                    “虚拟环境”和“新闻源主体”

                            ——网上读书杂记

陈坚

胡兴荣的《新闻哲学》前面有一篇精彩的序言，这就是魏永征所写的《媒介在人与世界关系中的地位》。这是一篇精心之作。魏先生自称此文是由于读了胡兴荣的《新闻哲学》受到启发而写的，而文章则是从西方另一部新闻学经典著作沃尔特•李普曼的《舆论学》落笔，融合了他深厚的理论功底和多年的工作经验体会，参透了新闻的玄机与奥秘，与胡兴荣的《新闻哲学》相比，似乎更要“哲学”一点。我读后有4点心得：

1、李普曼创造的“虚拟环境”这个概念真是太妙了。他对新闻的认识不是直观地表面地看作纯粹是客观事物的反映，而是入骨地对新闻的本质作了透视，在信息科学、特别是互联网出现之前就预见到存在一个“虚拟世界”。应该说他是传播学的先驱，他的思想是很超前的。

2、这是一篇破机械论之作。真理是相对的，尤其是具体真理更是如此，自从毛主席他老人家在《实践论》里提出以来，这已是哲学界的共识。但是新闻学上所说的新闻真实性是绝对的呢，还是相对的呢？在现有的新闻学教科书里虽然没有明说，但都把它放在第一位的位置。但是真实情况是怎样的呢？且看魏永征转述并首肯的李普曼的观点是怎样说的：“这个媒介世界是真实的吗？李普曼说他说的‘虚拟’并不是指撒谎。‘眼见为实’，亲身直观外部世界应该是可靠的，但是它只局限于感觉所及的范围，何况还不能排除感觉不能识别的假象；而媒介世界则力图向人们展示整个世界，以及这个世界上发生事件的来龙去脉。但是媒介世界又确实不是外部世界本身，就像物体在墙上的投影并不等于物体本身一样。何况媒介世界同外部世界的关系还并不如同投影那么简单。媒介是要由人来运作的。除了不同的媒介人由于经历、视角、学识、见解等等的差异，不可避免会影响他们对外部世界的描述以外，媒介从降世的那一天起就难以摆脱世俗利益的纠缠：商人要用媒介来赚钱，政治家要用媒介来拉选票和控制社会，革命分子要用媒介来改变现状，而文人墨客也只有在媒介上评时论世或者吟风弄月才能感受或者显示自己的存在。”由此可见，新闻的真实性虽然是构成新闻的铁的准则，但也不是绝对的，同样也是相对的。

3、举两个例子：一个是我记得看过的一本可能是解放前出版的新闻学书上，讲了一个希特勒照片的例子，照相机是靠近希特勒正面照的，希特勒刚从楼梯上走下来，离镜头很近，因而就被照得很高大，很雄伟；而丘吉尔则正走在楼梯中间的转弯处，离得较远，佝偻着身子，显得很卑微，很猥琐。从摄影的这一刹那时间来讲，当时的形象正是这样的，是真的；但是，就身材来讲，事实上丘吉尔比希特勒要高大魁梧得多，这张照片又是不真实的。另一个例子是我过去曾在一篇文章里举过的，现在再说一下。某市报曾报道某某乡皮棉收购再度过１０万担大关，又报道这个乡储蓄余额突破２０００万元。可是报道出来后不久，省报一篇文章的作者引用当地农民的话说：“吹牛！把我们卖棉花的钱全部捺在银行里，这储蓄额当然就上去了！乡里和信用社的干部又拿奖金，又得奖匾，可我们农民交售了棉花却拿不到钱。”实际情况是：“皮棉收购超过１０万担”和“储蓄余额突破２０００万元”这两件事都没有报道错，是真实的，只是将农民卖棉花的钱强行扣下存入银行的情节故意隐瞒了没有报道。这两个例子都可以说明“虚拟环境”的似真非真，半真半假，说它是假的吧，它又是真的；说它是真的吧，它又不是完全的真。现在我们需要研究的是，在这背后的原因是什么。魏永征在他那段话里已经说了，总的说来就是因为“媒介是要由人来运作的”，在里面已经打入了“世俗利益”。前一个例子是一则政治性很强的图片新闻，是宣传反动的法西斯主义的。它利用的是视角选择的技术来利用新闻的“真实性”来进行宣传的。而后一个卖棉花的例子，则完全是为了“乡里”和信用社的所谓“形象”和实际利益，可以说在当前还是有代表性的，它用的是报喜不报忧“隐恶扬善”的手法。

４、魏永征引述的李普曼的观点，提示我们在研究新闻学原理的时候，不仅要重视对新闻客体的研究，而且要重视对新闻主体的研究。过去在新闻学研究中，并不是说对新闻主体没有研究，而往往只是停留在“实用新闻学”的层面上，例如新闻采访学、新闻写作学、新闻编辑学等等方面对主体的研究，而没有把它提高到理论思维、特别是新闻哲学的高度去研究。新闻是主客体矛盾的产物。从认识论和实践论的角度看，是个主客体的关系问题，但是从新闻传播的信息流程来看，则是一个“主体间”的问题。所谓“主体间”，在新闻传播领域里，则是“新闻源主体”、“新闻工作主体”和“新闻受众主体”这三者之间的关系以及它们之间的互动。我们所说的“媒介”，即新闻工作主体，仅是“新闻源主体”和“新闻受众主体”之间信息传输的中介或桥梁。“新闻源主体”才是新闻的活的源头、最根本的决定性因素。而在这个追根溯源的问题上，我们的研究是很不够的。

２００６年第１８期《新华文摘》上转载《国际新闻界》２００６年第６期发表的杨保军的《简论新闻源主体》，对新闻源主体的地位和作用作了确切的阐述：首先，“在大多数情况下，将新闻事实与新闻报道者真正能够联接起来的中介是新闻源主体，而不是新闻报道者自己。”“很多新闻内容的实际把关人或决定者，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新闻源主体，而非新闻传播者。”“新闻报道者与新闻源主体的这种关系，可以延伸到新闻收受者的收受行为中，即收受者能够收受到什么样的新闻内容，同样要受到新闻源主体的限制。”其次，“新闻的诸多主要特性，都会受到新闻源主体的影响。新闻内容的客观性、真实性、全面性、公正性等，会受到新闻源主体自身素质、利益以及新闻意识等等的深刻影响。新闻报道的真实性、客观性、全面性、公正性等，不仅取决于新闻报道者的各种素养，不仅取决于从事实向新闻转换过程的各种主观因素、客观条件等等的影响，也取决于新闻源主体与客观事实的关系，取决于新闻源主体与新闻报道者的关系，从根本上说，也取决于新闻源主体的各种素质及其所处的环境。”

我觉得杨保军的这段话，把在新闻信息的流程中新闻源主体的“主导”、甚至“主宰”的地位与作用说得是够透彻的。把新闻学原理的研究延伸到新闻源主体的考察与研究，是对新闻学原理研究的深化，是理论联系实际的一种新的努力和拓展，也是开启有中国特色新闻学原理研究大门的一把钥匙。我们研究新闻学原理是在中国这块土地上对中国的新闻学中的问题进行哲学思考。首先我们要注意的是中国的现实，中国新闻实践的历史和现状，以及在这个基础上总结出来的经验和理论。外国的理论和经验毫无疑问是要学习和借鉴的，但不能生吞活剥，更不能照搬。新闻源主体（在这里主要指的是杨文中所说的组织化和群体化的主体）之所以能成为“主导”或“主宰”，从系统论的角度看，是因为这个“新闻源主体”不仅管着“新闻”，而且还管着中国的政治、经济、外交、文化、社会生活等各个方面。与新闻系统相比较，它是一个更大得多的特大系统，而新闻系统只不过是其中的一个子系统。为什么说我们的新闻学研究常常“理论脱离实际”，就是因为常常没有看到这个“实际”。

把新闻系统孤立起来研究，在方法论上是一种形而上学研究方法的表现。作为大众信息传播的新闻系统，把各个方面的信息搜集、聚拢起来，然后经过筛选、加工再把它公开地传播出去，这里都是由“人”来操作的，而“人”则是社会的人，是由不同国家、民族、地域、信仰、文明程度等的人组成的，并且必然还要受到他所处的政治、经济、意识形态等环境的制约，而组织性的新闻源主体，更是要受到它所属组织的控制。这就是“新闻源主体”之所以成为新闻报道中最根本的决定因素的主要原因。

去年１１月２８日《学习时报》上刊登了一篇陈力丹研究员的文章《我国传媒人的职业意识与自律问题》。文章开头第一节的小标题就是“令人不安的传媒人职业意识的缺失”。文章首先用令人信服的社会调查数据，来说明现在在我们的新闻队伍中的多数人已经成为不正之风的俘虏。他们同意或默认记者可以拉广告、栏目可以拉广告，媒介应该主动淡化不利于广告客户的新闻，可以接受被采访方提供用餐、提供免费旅游，甚至认为可以接受被采访方的现金馈赠等。由于媒介人职业意识的不端正，因而出现了假新闻越来越多、虚假广告和低俗广告越来越多、向被采访方要求提供“方便”的人越来越多、编辑部门与经营部门混岗现象越来越普遍等现象。在这里用得最妙的一个词组就是“态度暧昧”，是很值得玩味的。

陈力丹先生接着分析了“造成传媒职业意识和职业规范缺失的主要原因”，提出了“健全有效的传媒内部的自律机制”。我认为陈先生的意见是很精辟的，读后获益匪浅，深受启发，也引起我对一些有关问题的思考，我也想说一些我的粗浅的看法：

首先这些情况的出现是“大环境”造成的。新闻界内部的不正之风、甚至腐败现象，正是社会上的不正之风、腐败现象在新闻界的反映，也是整个社会上不正之风、腐败现象的一部分，许多腐败案件牵扯到新闻界里的人就说明了这一点。因此治理它要和治理“大环境”一道治理，要在当前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文化体制改革、社会体制改革一起上的综合改革中，在党的统一领导和安排下，按照党的反腐倡廉的教育、制度、严惩、廉洁自律等多管齐下的方针来逐步解决。许多问题单靠新闻界自律是不能解决的。

要从“党要管党，从严治党”抓起。政治思想工作是党的生命线．媒介是党的喉舌，新闻单位是党委系统宣传部门下属的一个单位，新闻单位的领导和骨干都是党员，党员要起模范带头作用，党风正则报风（台风）正。而现在搞不正之风和腐败的，都是党内有特权的人以及与他们有关系的人。现在很多事情不讲原则，只讲关系．许多“潜规则”、“灰色收入”都是在“讲关系”中孳生出来的。所以治理传媒界的不正之风也要和党建工作结合起来。

陈力丹先生文章最后提出要“提升新闻伦理学的学术质量”，我很赞成。胡兴荣博士写《新闻哲学》正是“提升新闻伦理学的学术质量”的一种努力和尝试。魏永征先生的序文既是《新闻哲学》的点睛之笔，也纠正了他书中机械论的偏颇。

初稿写于２００７年１月５日，５月５日修改后定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