期货真伪私募调查 - 金铜期货私募 - 杭州金甲 - 和讯博客

在明显的上涨或者下跌趋势中，市场价格运动到某一位置以后，在一段时间里，市场走势从前期的单边趋势行情演变为横向震荡的格局，多空之间达成了暂时的平衡。

无论是技术分析的教科书还是以前我在股票市场的经验，这种图表形态都不是市场价格见顶的信号，而是市场趋势暂时的停顿。

一般来说，经过一段时间的小幅震荡，市场价格最后很可能沿着原来趋势的方向前进。盘整的时间越长，往往市场积累的能量就越大，随后突破形成的爆发力就越强。

实习记者 季立东 北京报道

“招上十几个刚毕业的大学生，每天打几百个电话约几个客户来听所谓的周末理财讲座，张口闭口称自己是期货私募的公司或者个人，你完全可以一棒子把他们全部打死，肯定是骗子。”在期货私募最发达、号称风险投资摇篮的浙江，一位于姓期货私募人士向记者转述其师傅的教导。

而正是这些人搅得原本就高端和隐秘的期货私募云里雾里，在逐渐被掀起神秘面纱之后，迫不及待展露出来的，却是“伪私募”的面孔，那些真正手握重金的大鳄操盘手们，却因种种顾虑，再次退向帷幕深处。

因为极其专业的操盘技巧和调配自如的庞大资金流，使得私募的盈利一直是最被业内艳羡的风向标，但是因为私募仍处法律的灰色地带，所以真正意义上的大私募仍力求“遁形”，而一些伪私募却打着本非属于自己的“荣耀”，公开招募投资者，进行所谓的私募操盘，一度引起纠纷不断，尤其是在去年至今年行情急剧变化的市场中。也正是因为如此，中国期货业协会从去年年底和今年年初，连续刊登两份澄清公告，提醒投资者注意一些“期货咨询机构”的骗局，表明监管层从未批准过任何一家所谓的期货投资咨询公司成立。

私募江湖

“浙江人有钱，资源少，赌性大，接触市场早，所以这边是私募行业做得最发达的地方，一直被称为风险投资的摇篮。”一位拒绝了某大户的邀请做私募操盘手的研究人员介绍。因为一直在研究期货品种，并与现货商接触密切，这位师承浙江某著名私募人士的研究员，曾多次被邀请参与操盘计划。

刘青（化名，下同），这位大学刚毕业时扫过马路、30刚刚出头即在杭州置下数处房产并持币数百万的浙江某著名私募人士，即是其“师傅”。据圈内人士回忆，这位现在在当地私募圈内呼风唤雨的私募操盘手，毕业后从西北来到浙江杭州，什么事情都做过，做期货经纪人时还“被人赶过”，“也不过是五六年前的事情，他那个时候进期货圈子，恰好就是期货行业最受人歧视的时候”。

刘青还有另外一个身份，浙江某大型期货公司的“金牌操盘手”，业内对其操盘手法的评价是“下单很坚决，而且很快”。“私下做私募的时间已经有4年左右了——浙江一位著名富豪在期货上就是刘青的弟子。”其同事介绍。

让刘青“一战成名”的，正是帮助这位知名富豪用6000万本金在天胶上套回2个亿的著名战绩。一位熟谙此事的私募人士回忆，“2006年5月份左右，天胶遇到了逼空行情，他知道“近强远弱”的规律，就建议那个富豪“买5抛7（做多5月合约同时做空7月合约）”，刚开始只有2000万本金，杀了90%的仓位进去，一下子挣了2000万，等于4000万，然后那个富豪又拿出2000万，一共6000万，最后5月合约比7月合约的价格高出10%左右，就这样一下子又赚了200%多。”

这一战成就了两个人。“那个大富豪有如神助般的表现，让其一度名声大噪，他的操作方向成为许多投机客效仿的目标；而指导其操作的刘青，在期货私募业内，从此一呼百应，资金云集而来。”

吴鹏（化名，下同），不满40岁，是某大型券商在杭州的一个投资机构总部的VIP客服部经理，拥有十多年的证券从业经验——也正是10多年的证券从业经验，快速成就了他在期货私募业的名气。

一位接受其操作指导的客户介绍，“2008年初，他就让所有客户将股票进行减持，转手做多农产品、糖和外盘原油；下半年在原油期货价格大跌的时候，又开始做空金属——他是做了10多年股票的，对宏观经济的把握很准，宏观经济不好，铜价作为经济先行指标，肯定下跌。”

据吴鹏自己介绍，“2008年一年收益不错，用四五千万挣了两三亿吧”。（注：这里的四五千万，是指操作的资金，估计是保守数据。一种说法认为，吴鹏在通知客户撤出证券市场的时候，“大概有七八个人，资金量5个亿左右”。）

让吴鹏一次“赚到爆棚”的案例，还是去年下半年在外盘原油上的沽空操作。“110美元/桶的时候决定做空，一直到60美元/桶的时候出来，赚了50个点的差价”，但是在吴鹏自己看来，“（操作）还不是很准，只吃到鱼中间，既没有吃到鱼头，也没有吃到鱼尾”。（注：吴鹏在外盘原油上的操作采取了保守战术，设定止盈点，赚钱就出来，观望一下风险再重新杀入，“中途每次都是赚10美元左右就出来了”）

杨太珍（化名，下同），浙江某大型期货公司的研究部总经理，10多年的期货从业经验，今年年初辞职，转做私募。“他出来做期货私募，也就是2009年的事情，整个行业都知道，他手头上有几个大客户，估计有二三亿资金，都跟着他出来了。这些客户以前都是一直跟着他的。”一位接近杨太珍、了解其操作的业内人士介绍。

“杨太珍出来做的第一笔，就是买PTA卖塑料（聚乙烯合约），赚了20%左右的利润。他在6200的价位上买入PTA，同时8900时卖出塑料，虽然两者都跌，但塑料的跌幅比PTA跌幅要多出3%左右，而且在塑料上的持仓较重，70%左右，盈利亦是很丰厚！”

私募“第二梯队”

如果说上述私募人士已经成为私募业内的大鳄级人物，“很守道规”，而且只在“非常熟悉和信任”的朋友圈内进行资金操盘，从而很少爆发纠纷的话，那么，目前市场上鱼龙混杂、打着“期货私募”旗号招揽客户的一些工作室、咨询公司，或许才是真正使得期货私募蒙羞、导致纠纷的症结所在。

在中国期货协会连续两次公告澄清从未批准过期货咨询公司之后，记者对北京当地的自称“私募”的投资咨询机构和工作的调查难度，就开始陡然增加。

在北京建国门附近的某高档写字楼里，一直存在着一个号称北京“做得非常好”的“期货私募”（期货投资咨询公司），但是，在期货业协会澄清令发布之后，原本在其处听过“培训课”的客户再想带记者进去听课时，几乎已经不可能了。

记者前后三次致电该公司，咨询想加入该公司的期货私募队伍，该公司负责人在电话中对记者身份的盘查却极其细致。在问记者是从何处知道公司电话和了解公司的时候，记者称是期货公司的老总介绍的，表示“不少期货公司都知道你们公司，做得很好，他们才介绍我来的”，但是其依然要求记者提供具体期货公司和老总的姓名，在记者说出3家期货公司和其老总的全名后，该负责人却表示要核实一下，留下记者电话，随即挂断。后来该公司一直未给记者回复。

据金融街附近某期货公司的市场总监介绍，在他公司开户的人里面，有不少在这家公司听过课，“但只有一个人把资金委托给他们操盘，后来效果也不好，亏了不少”。

而一位曾在该公司听过课的投资者介绍，这家私募“不完全做期货的，他们几乎什么都做，外盘金、外盘油、股票外汇什么都玩……他们每周都开课，招很多人去听课，由不同的老师讲各种投资品种的投资方法。”

在电话暗访时，记者曾询问过该公司的负责人，如果合作的话，“资金是由我自己去开户，还是交给你们去开户。”负责人表示，“钱都是打到我们开的户里面，由我们来操作，由我们来支配。”

对类似所谓“期货私募”的合作与评价，北京多家期货公司的负责人均表示“不是很认可”。北京月坛路某期货公司的总经理介绍，“我们只做最基础的合作，就是只接待这些私募到我们公司开户操作，因为他们毕竟资金量比较大，能够给我们带来手续费收入，除此之外，我们就不再有更多合作了，更不可能把我们的客户介绍给他们做。”

金融街投资广场附近的一家期货公司高层管理人员在一次聚会上向记者表示，“那些四处招揽客户的私募，很多都在吃客户：他们一半的收入都是来自于交易手续费而不是投资收益，通常情况下，他们也没有盈利的信心，但是他们都与期货公司有所约定，手续费的返佣都会很高，他们也会因此而频繁操作（俗称炒单）。”

月坛街上的另外一家期货公司，机构部总监办公室隔壁屋里，不时传出噼噼啪啪的敲打键盘的声音。该公司总监压低声音，“这是我们给一家私募公司的办公室，他们放了两个操盘手在这里，每天都在打单（炒单），而且都是用的拖拉机下单软件，只要做一个下单，其他所有账户都是执行同样的操作——他们根本就没有时间制定什么投资计划和分析意见的，就是看图下单（指依靠图形的技术分析炒作短线）。”

“期货公司方面也有动力啊，这些人资金量大，而且喜欢炒单，专门吃经纪业务的期货公司，谁不喜欢这样的客户呢？”在记者询问为什么这种现象一直存在的原因时，不下三家期货公司的部门负责人如是解释。

君子之盟

在浙江一位期货私募资深人士看来，无论是期货第一梯队，还是“冒牌的第二梯队”，既然没有对私募的法律约束，那么，无论是盈利分成还是风险共担，抑或出现“低级”的炒单赚钱，均只能依靠操盘手和委托人的“君子之盟”了。

“只对君子有用，对小人没用。”这是记者在调查期货私募时，绝大部分受访者对期货私募约定的法律效力的看法。

在对私募接受度很高的浙江地区，前文中一位受访者认为，私募的法律灰色状况，“应该是利弊各半”。

其认为，有利之处就是给期货私募的操作空间较大，弊端就是一旦出现纠纷，问题相当难解决。

在多年的发展中，私募行业也进行了自我修正。该人士介绍，“现在期货私募操作者都与客户签订协议，约定委托时限、金额与收益分配比例，在浙江，如果完全是客户资金，则通常是三七分成，自己拿三，客户拿七，损失客户自负。”

而对于在具备了上述协议的前提下，发生亏损纠纷时，是否有法律依据可循时，该人士却只用了一个“据说有”来作答。

“以前曾经发生过一次这样的事情，最后是私募经理胜诉。事情是这样，一个客户委托理财亏了，心理很懊恼，于是将私募经理告上法庭，由于私募经理与之签订的是代客理财协议，资金转进转出都是客户自己在做的，私募经理也就是相当于收劳务费用，确实，最后法院判定：私募经理无罪，不给赔偿。理由是私募经理是在收劳务费用，并没有非法集资。”

但是在期货私募资深人士看来，即便遵循了上述的“避雷”法则，问题依然存在。

“这里其实也存在一个问题，既然钱在客户账户上，操作亏损，私募经理可以否认自己曾经做过，同样，如果操作盈利，特别是大盈，客户也可以不给私募经理收益。”

所以，即便在私募已经运行得很成功的浙江地区，无论资金量的大小，期货私募，依然还是一种“君子之盟”，只能建立在很小的范围、很熟悉的人群当中。

也许正是基于这个庞大的且“试点运行”较为成功的市场，期货公募基金从今年年初似乎正在加快推出速度，对CTA（期货投资管理基金）的讨论也越来越多。记者3月底从北京某期货公司总经理处了解到，“期货监管部门将在最近对各个期货公司进行考核，考虑指标包括保证金水平、风控制度以及研发实力，最终可能要筛选出10家左右有实力的期货公司，考虑试点代客理财业务。”

在长期浸淫期货私募的资深人士看来，“期货私募本就是凭借个人魅力而兴起的行业，通常聚到一起的人，都是对操盘者极其信任的人，换句话说，这个行业，其实就是依托君子之德与君子之盟。（这）引申出来的问题是，搞得好的人，未必就愿意接受‘招安’，束缚了手脚、处处需要公告请示的操作规则，显然不是这些天马行空的人所能习惯的。”

在被记者问到成功期货私募案例中，个人魅力占比多少时，几乎所有接受采访的浙江当地私募人士都反问记者，“你了解我们这些私募的时候，是先听到人，还是先听到公司的。”

结束采访时，一位私募操盘手补充提醒记者，研究私募，“其实就是研究操盘手”。

“其实做私募的人，都是会寻找投资机会的人，而非单纯投机，他们很理性，都是经历过风雨、爆过好多次仓的人，盈亏50%都在谈笑之中，这些人的特点就是心态特别好，看到人家赚了钱不眼红，看到人家亏了钱不嘲笑。一位期货大佬在2008年大亏，私募圈依然将其评价为期货界的英雄。还有很多人，都是很少有人知道他们是在做期货私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