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公交车纵火惨案的偶然与必然

成都公交车纵火惨案的偶然与必然

陈杰人

    四川警方近日宣布，成都“6·5”公交车燃烧案业已告破，有关证据表明，此案系由一个叫张云良的无业者故意放火引发。新华社引述警方的说法报道称，今年62岁的张云良是苏州市人，案发前暂住成都，他在江苏原籍嗜赌，长期不务正业，主要经济来源靠女儿资助。2009年，女儿因张又嫖又赌减少给他的生活费，张云良在多次以自杀威胁后，终于今年6月5日7时40分左右，携带汽油登上成都市9路公交车并故意泼洒点燃，造成27人死亡、74人受伤，张本人亦当场身亡。

    由于此前公众围绕案发原因议论纷纷，流言四起，这样的消息，本应让人略感轻松，因为在很多人看来，这个结论排除了恐怖袭击或者成都公交系统本身安全隐患的原因，而只是一个不法之徒的偶然袭击选择。但我看到这个报道，却没有丝毫的轻松感，反倒心情沉重并由此产生了更多的担忧。

    如果情况果真如四川警方所言，此案的确具有很大的偶然性——纵火者的心态扭曲到如此地步并不多见，在多数人中具有偶然性；纵火者决定以焚烧公交车的方式结束生命而不是采取其他自杀方式，具有偶然性；纵火者选择成都的9路公交车而不是别的公交车具有偶然性；纵火者登上哪一辆车，同样具有偶然性。

    但问题是，透过这一系列的偶然，我们多一些追问，多一些设想，多一些从微观到宏观的观察和分析，就会从偶然中发现某种必然，而这恰恰会让不寒而栗。

    也许在多数人看来，纵火者张云良是一个万恶不赦的家伙，我不反对就其纵火行为下此判断，可我们也不妨多问一句：人之初，性本善，一个人从降生时的懵懂不谙世事到62岁生命终极时，他的恶从何而来？又缘何发展？我们不妨也问问：在张云良的有生之年，除了他的女儿，还有谁真正关注过他，关心过他，帮助过他？

    其实，不管是张云良的嗜赌还是惯嫖，抑或是他刻意攻击社会的扭曲心态，都和这个社会的生态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这个社会，尽管我们每天强调人生而自由，强调人人平等，乃至宪法也对此给了至高无上的确认，可实际上，至少到现在为止，平等还只是一个说起来很美丽的泡沫，世间的芸芸众生，因为他的出身、财富、学历、职务、性别等等各种因素的综合作用，他注定会受到不一样的历练，感受不一样的人生，最终走向不同的归宿。有的人伟大，有的人平凡，有的人则被钉在耻辱柱上。

    在中国，一个比不平等更大的问题在于，我们这个社会缺乏真正的关爱和人性纠偏机制。随着市场化、城市化、信息化的进程，当传统中国的宗法制及以此为基础的“熟悉人社会”被彻底打破后，我们尚未建立起一个以法治为基础，以公平为底线，以人性关怀为保障的“陌生人社会”，我们现在所处的“陌生人社会”，更多意义上是一个礼崩乐坏、巧取豪夺、权势倾轧、人情淡薄的无序社会。

    一个比较权威的研究机构的最新调查数据表明，当下中国，4%的人掌握了70%以上的财富，在全国3200多个净实际资产亿元以上的富豪中，有2900多个是高干子弟。再看那些号称全民所有的企业——中石油、中石化、中国移动等等，他们垄断着国家最重要的资源，每日产生数十亿利润却从不向国家财政上缴红利，真正能从这种垄断利益中分一杯羹者，只是极少数人，13亿人只能在“全民所有”的幻觉中望梅止渴。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中国社会已经演变为一个权贵资本主义社会。

    在这样一个社会里，得势者更势利，失利者更窝囊，贫富差距、城乡差距、东西差距越来越大，社会的阶层分野日趋明显，阶层对立情绪也日益激烈，以此为基础，造就了中国目前社会信任解体的局面。

    我们不能说哪个人或者哪个机构应当对张云良的个人生活境遇负责，但我们无法否认，诸如张云良这样的人，是这个利益失衡的社会必然的结果。一路数来，我们看看那些名字——马加爵、邱兴华、熊振林、杨佳、张云良……哪一个可悲的人生故事中，没有隐含一段社会的阴影！

    2007年，美国弗吉尼亚理工大学发生特大校园枪击案，造成包括枪手赵承熙在内的33名师生死亡。但在事后的处理过程中，有人提出“赵承熙也是受害者”，人们在纪念遇难者并为事件的受害人祈祷时，也为枪手的家人祈祷。校园里有人摆放33块石头进行哀悼，其中一块就是枪手本人。这种做法和氛围，营造了一种让人震撼的宽容心境，它让我们明白，为什么在美国这样一个老牌资本主义国家，人们之间的真心关怀要有远远超过当代中国。

    在当代中国，社会的利益失衡，造就了那些我们无法理解的社会人群和他们的心态；社会缺乏人文关怀，造就了弱势群体的内心苦闷并无处可逃；社会的利益倾轧，则促成了极少数人的报复心态并铤而走险。张云良们的纵火行为，与其说是一种袭击，不如说是一种长久憋屈的发泄和对社会的报复。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成都公交车的纵火案，又是一种必然。

    我们显然不希望这种必然的发生，所以需要想办法来消除这种必然背后的原因，遏止这种必然的延续。在我看来，最重要的是尽快解决好几个方面的问题。

    首先，中国社会需要真正实行宗教自由。在中国的传统礼数被毁坏殆尽的环境下，信仰沦丧，人心失向，现在亟需通过重树信仰来解决精神层面的问题。不管是传统儒家的“礼”、佛教的“因果报应”，还是基督教的“信”和“爱”，都能够抚慰人心，促进社会的“善”。一个主张什么都不信仰，什么都不服的社会，是没有精神和境界的社会，也必然是无序的社会。

    其次，中国需要加大利益调节的力度。公平问题已经被执政党重视，但在实践中却进展不顺。如何以打破垄断、严惩腐败、突破既得利益集团防线为要点，推进社会公平，是执政党的当务之急。

    第三，中国必须尽快推进民主，以化解社会的不信任甚至对立情绪。民主不仅是一个制度，更是一种治理方略，它至少有助于人们表达意见，宣泄不满，降低对立情绪。当前，执政党开始真正重视党内民主，其意图通过先行党内民主再行人民民主的想法已是众所周知。但问题是，如何在推进党内民主的同时结合人民民主，而不是等党内民主到了所想象的完美程度后才真正推行人民民主，这是值得考虑的问题。要知道，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原本就不是对立的，而是中国民主的两个方面。

    第四，中国必须放开社会组织的设立。实践证明，政府不可能包揽社会的大小事务，尤其是诸如对张云良这种人的感化、帮助，更多地需要各类非政府组织的参与。中国的执政者必须明白一点，严厉限制非政府组织的设立和发展，实则是作茧自缚。

    第五，法治的推进必须加快。这里所说的法治，包括科学立法、依法行政、司法公平和社会参与。目前，立法强调保护既得利益而刻意压制公共利益，让人们失去了对法律的信仰并促声了违法的冲动，行政机关的殆于职责、选择性执法和权钱交易，则使问题过多地积累到极端层面，司法的腐败和骄横，则让社会失去了公平的底线，而社会参与的不足，则让这个地大物博、人口众多的国度矛盾积累过多。所以，改善和加强这四个方面，也是减少矛盾的适当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