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拉奇，没有哪一个世界领袖会对她说不

9月14日，77岁的意大利传奇记者兼作家奥里亚娜·法拉奇因病在家乡意大利佛罗伦萨市区去世。尽管对她各界褒贬各异，但无可否认，她的独特性格造就的传奇永不再有。
对今天很多年轻读者来说，奥瑞雅娜·法拉奇是个很不熟悉的名字。但是，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这个名字却与许多世界领袖人物联系在一起，并因此受人仰慕。
出生在意大利佛罗伦萨的法拉奇是20世纪勇敢地向政治和权力挑战的最有激情和力量的声音之一。她的充满道德和个性化的写作为20世纪的新闻采访与写作创下了独特且难以复制的风格。她激励了世界各地的几代新闻记者，更是许多女记者的榜样和偶像。
独一无二的采访技巧和职业勇气
尽管写过几部小说和回忆录,但法拉奇仍是以一个不妥协的政治采访者闻名于世的。一个美国记者形容她为“一个没有哪个世界领袖人物会对她说‘不’的记者”。
她为欧洲一流的报纸杂志独家专访了当时世界政治的几乎所有权力者：包括当时的美国国务卿基辛格，威利·勃朗特，巴基斯坦已故总理布托，还有中国当时的领导人邓小平……她无数次踏入对于女性而言是禁地的地方进行采访，包括采访伊朗前宗教领袖霍梅尼。
在采访每一位政治领袖时，她从不为其权威所慑。相反，她以尖锐犀利的问题，甚至有时显得无礼的问题让对方无法逃避，不得不做出回答。她处处挑战政治权威。在采访伊朗宗教领袖霍梅尼时，她拒绝戴面纱，而当戴面纱成为允许她采访的条件时，她戴着面纱走进霍梅尼的办公室，然后当着霍梅尼的面掀去面纱。
法拉奇的勇气和道德从来都赢得赞赏。但同时她的采访技巧却引来很大争议.她经常刺激她的采访对象吐露真言。
越战中，她采访当时的美国国务卿基辛格。采访开始，法拉奇就挑战基辛格：我们来谈谈战争吧。你不是一个和平主义者。你是吗?正是这次采访逼得基辛格承认越战是一场无意义的战争，并把自己比作一个“孤独地骑在马上引领着一队马车的牛仔”。
一生与媒体打交道、经验老道的基辛格惟一失手，就是在法拉奇手里。基辛格后来回忆说，这次采访是他一生中与媒体有过的独一无二的灾难性谈话。
《纽约时报》一位书评专栏作家称法拉奇的采访技巧是“小说家的心理透视与一个机灵孩子的粗鲁无礼的产物。”
而《纽约客》的作家对法拉奇的采访技巧有一番最好的总结：法拉奇的采访手法是故意的让人不安。她接触每一位采访对象都以精心研究的刺激挑战对方。同时她善于使用欧洲存在主义理念，经常以关于死亡、上帝、同情等话题让采访对象放下警戒。这一切展示了她在新闻采访这一行当的超群智慧。当然，生为一个娇小漂亮的女性也多少有帮助。长长的中分的直发，抑郁的蓝灰色眼睛，长期烟熏的沙哑嗓音，以及说英语时的一口可爱的意大利口音，这一切让法拉奇给人留下一个深刻的印象。
越战期间，有时她会在摄影作品上出现。疲惫，头顶钢盔，帆布背包上有她手写的留言：如果出事，请将我的遗体交给意大利大使。这些照片中，她就像一个孩子一样单薄和弱小。1968年，在墨西哥城采访学生示威游行时她三处中弹。警察把伤员包围在一幢居民楼上，学生们的第一冲动是保护她。一个男孩子把自己的毛衣给她来遮挡水管滴到她脸上的水滴。她弱小的身材与外貌经常让人对她的勇敢和尖锐感到意外。
对于把她的采访比作调查审问的说法，法拉奇给予否认。她认为自己仅仅是问了一些其他记者没有勇气问的问题。其他记者追求的是客观,而她追求的是“正确”和“诚实”。
她承认自己不能够，也从未做到过对所见所闻仅仅作一个冷酷的记录者。她说，“在我每一段记者职业经历里，我都留下我的心和灵魂。我对所见所闻的参与是个人的，对于这些事件我必须采取立场。”她对《时代》周刊记者JordanBonfante说，“每一个采访都是我自己的一个肖像画，是我的想法、气质和耐性的混合物。所有这些导致了那些问题的提出。”
批评她的采访风格的人指责她“不仅想做一个出色的采访人，更想做一个救世天使。”法拉奇回应说，在记录这些事件时，她不仅仅是一个记者，也是历史学家。
写的所有书都有死亡主题
法拉奇的记者生涯始于少年时代。1950年她开始为当地报纸作特约通讯员。从1967年开始，她成为战地记者。先是在越南，后来是印巴之战、中东战争，以及墨西哥学生运动等等。很多年里，她都担任著名的政治杂志《LEuropeo》的特派通讯员，并为其他知名报纸和杂志撰稿。
《一个真正的人》是法拉奇写作生涯的开始。尽管法拉奇称这本书是一部小说，但它讲述的却是帕纳古利斯38年短暂一生的真实故事。
1967年，希腊抵抗运动领袖帕纳古利斯试图暗杀希腊军政府的独裁者乔治奥斯·帕帕多普洛斯。由于暗杀计划暴露，帕纳古利斯被捕入狱，受尽酷刑但拒绝投降，几次三番越狱未遂后，被施以更残酷的折磨。直到1973年他才因军政府对政治犯的一次大赦而获释出狱。出狱后两天，法拉奇采访了他，这是他们第一次见面，这次采访导致了一段旷世恋情。
1976年，帕纳古利斯在一次意外的车祸中丧生，带给法拉奇巨大的悲痛。他死后几个月，法拉奇开始写书。1979年，《一个真正的人》出版。
好莱坞多次试图把关于帕纳古利斯的《一个真正的人》改编成电影。法拉奇拒绝了。
接下来的几年里，法拉奇写了另外两部关于越战和反对堕胎的书。
法拉奇表示自己写书从来都是为了讲有意义的故事，而不是为了钱。“我永远不会为钱写作。”她坦承自己的写作动机是强烈的情感，心理上的、政治上甚或知识上的强烈情感，而不是任何别的。
她说，“比如关于越战的书，对我来讲，它其实不是关于越战的，而是关于战争本身(我一直感兴趣战争的无意义、愚蠢和残酷)；关于堕胎的书《给一个未出生的孩子的信》是源于我自己失去的一个孩子。而《一个真正的人》的写作是源于我的伴侣的去世以及他所带来的悲痛。
但是，人们应该注意到，我所有的书都有一个死亡主题。我主要的三本书都是讲死亡或是涉及到死亡，我对死亡的痛恨，我对死亡的抗争。惟有自由是其中另外的元素。而真正推动我写作的是我对死亡主题的摆脱不了的情结。”
晚年定居纽约的法拉奇一度在公众视线中消失。她专心闭门写作，法拉奇自称是一个工作狂。每天早晨起来开始工作,直至下午六七点钟。中间不吃不喝不休息。惟一的活动是大量抽烟。一天要抽掉50根。她既不见任何人,也不接电话，不去任何社交场合。没有星期天,没有节假日，没有圣诞节，没有新年。她说，因为她写作得很慢，不这样用功,她觉得内疚。
法拉奇不喜欢书评作者，称书评家是“失败的作家，结果惟有艳羡和嫉妒作家”。在她看来，用一篇小小的文章对一个作家花了几年心血创作的作品评头论足是不公平的。她认为真正的评论家应该是读者。
她并不关心评论家如何评论她的作品。甚至不关心人们如何评论她。“一个作家需要时间来检验他的价值。生活中的成功对作家来讲毫无价值，那仅仅是时髦、宣传和知名度。一个真正的作家生前身后都应该只是个作家。其作品也应该是超越语言界限的，是全球性的，超越时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