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命运的偶然与必然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神马文学网 时间：2024/04/28 03:55:21
命运的转折——长征中国民党为什么不能消灭共产党及其领导的红军
[关键词]：党内派系林立、指挥系统腐败不堪
[摘要]：1934-1935年，中国共产党由于王明的“左倾”错误在中央的统治，导致军事上的严重失误，最终导致红军的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红军被迫实行战略转移，实施了长达近两年的二万五千里的长征。自从红军进行长征后，代表着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的国民政府先后调集了近150万军队，对红军实施围追堵截，但是，红军不但没有被消灭，反而跳出了国民党军的包围，到达陕北，与刘志丹领导的红军胜利会师实现了三大红军主力的会师，完成了红军的战略转移。这是什么原因呢？笔者认为，归纳下来主要有四点：①国民党内派系林立，无法实现军令与政令的统一；②国民党的最高军事指挥系统腐败不堪，不利于下级将领的作战；③经过遵义会议后，共产党实现了政治上、军事上、组织上的空前统一，有利于政令与军令的统一；④以毛泽东、朱德、周恩来为首的党中央在军事指挥艺术上略高于国民党军一筹。
（一） 国民党从中央到地方，派系林立，不利于政令与军令的统一，便利了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红军突破包围，实现战略转移的成功。
国民党形式上统一中国的实现以及蒋介石党内统一的实现。1927年，正当国民大革命蓬勃发展之时，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的蒋介石、汪精卫先后在南京、武汉发动四•一二和七•一五反革命政变建立了以他们为首的南京国民政府和武汉国民政府。国民政府建立后，短期内表现为宁汉之争，即武汉、南京两个政府谁才是国民政府的正统。为此，蒋介石决定采取以退为进的策略，于1927年地决定下野，后经过国民党委员的协商决定武汉政府与南京政府合并，实现“宁汉合流”，宁汉合流的实现标志着以蒋介石为首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统治在全国的确立。但是，此时的中国并没有真正统一，在各地存在着大小不一的军阀割据势力，如：东北的张作霖、张学良父子，两广的桂系军阀、云南的龙云、四川的刘湘等；军事上存在以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四派；政治上存在蒋介石、胡汉民、李济深、汪精卫、西山会议派等几个派系，在此时中国国内的政局可以说是派系林立。
1． 国民党内派系林立的表现。1927年宁汉合流后，蒋系集团为了确立其统治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实现了国民党的统一。在政治上，通过召开中央政治会议剥夺了其他派系的权利实现了政治上的统一；地方割据上，蒋介石通过第二次北伐战争将占据北京政府的奉系军阀赶回东北，迫使各地军阀改旗易帜，实现了中国形式上的统一。
在军事问题上，蒋介石先后通过几次军队编遣会议和中原大战实现了军队的统一。这样，在1930年左右，蒋系集团便实现了党、政、军的统一。
尽管如此，当时的国内并非铁板一块，仍然存在着几大派系与蒋介石代表的中央分庭抗礼，如：西南，以李宗仁、白崇僖为代表的桂系，四川的各派、云南的龙云，虽然他们表面上服从中央实际上阳奉阴违。
1934年10月，红军开始长征后，国民党中央命令沿路各军堵截红军，但是各地军事首领实施的却是明打暗放的策略，以四川军阀刘文辉为代表。刘文辉时任西康省政府主席手握重兵，素来有“水晶猴子”之称，对蒋介石历来阳奉阴违。1935年，当红军来到四川境内时，蒋介石命令刘文辉所部24军 堵截红军第一军团在大渡河，待薛岳指挥的中央军到来将其歼灭。但是，刘文辉命令说：“如若红军被消灭，那么下一个目标就是我们，所以我们应该放红军过去，但是也不能被“老头子”看出来了。于是，当红军到达大渡河后，24军近4万官兵只是朝天放枪……如此种种行为，多不胜数，可以说正是由于地方与中央的这种派系状况，为红军突出重围创造了客观的条件。
（二） 国民党的军事指挥系统及其腐败，再加上蒋介石对将领的过多干预，不利于将领的作战指挥，为红军突出重围创造了条件。
1． 国民党军的将领构成：可以说，国民党军的将领大多具备很高的素质，尤其是在军事上的素质，他们当中甚至有些人曾经出国深造，具有很好的军事指挥才能，如：白崇僖毕业于保定军官学校、陈诚先后在保定军官学校和黄埔军官学校学习。
2． 国民党军的军事指挥系统腐败不堪和蒋介石对前线将领作战的干预过多，不利于对红军的作战。国民党军的最高统帅部，对每一作战行动都具有最高决策权。在这种情况下，蒋介石频繁飞临前线，对将领军事计划进行干预，如1935年的嘉陵江战役。1935年3月，红四方面军为向四川甘肃边界发展，巩固和扩大川陕苏区，决定渡嘉陵江西进。嘉陵江自南部县以北的上游，湍急难渡。此时，蒋介石为堵截红军继续西进飞临四川前线督战命令国民党四川军阀邓锡侯第28军和田颂尧第29军共52个团的兵力布防，企图凭借嘉陵江及其西侧后剑门关险要地形，扼住红军西进发展的通路。由于该计划本身存在着严重的失误——战线过长，不利于军队的动员，为此，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政治委员陈昌浩根据国民党军的布防特点，决定集中主力，选择守军防御薄弱部位实施多路而有重点的突破，尔后向两翼及纵深发展，进占嘉陵江、涪江间广大地区，求得在运动中大量歼敌。 为夺取渡江作战的胜利，红四方面军各部进行了充分准备，并于3月5日、11日克仪陇、苍溪，扫清了渡江障碍。28日晚，战役开始。红30军一部在苍溪城南塔子山附近秘密渡江，攻占滩头阵地。29日拂晓，红30军主力攻占西岸飞虎山、高城山、万年山等制高点。与此同时，红31军在苍溪城北鸳溪口强渡成功，直插剑门关。红30军及红9军另一部于3月31日攻占剑阁后，红30军一部和红31军进攻战略要冲剑门关。4月2日抵达剑门关，激战半日，全歼守军3个团。接着，星夜兼程，于3日攻占剑门关西北的昭化县城。 国民党川军遭此打击后，第29军退守射洪、盐亭、三台，第28军主力退缩广元及其以北地区，另以一部布防梓潼、江油、中坝等地。据此，红四方面军决定以攻其必救之计集中主力歼灭梓潼、江没地区之敌，并伺机向川甘边发展攻势。10日，红四方面军主力攻占梓潼，包围江油县城（今武都镇），前锋直逼战略要地中坝。邓锡侯未出所料，急忙亲率10个团，在飞机掩护下增援江油。红四方面军留一部包围江油，大部部署于江油南打援。14～15日，在江油南击溃援军10个团，并于17～18日连克中坝、彰明。同时，红30军一部溯白龙江而上，于10日攻占青川，继北上摩天岭，歼胡宗南部1个营，14日攻占平武。红4军一部于21日攻占北川。至此，嘉陵江战役结束。这样就使的将领的作战呆板，这样的情形又怎么能够消灭红军呢。
（三） 经过遵义会议，中共结束了左倾错误在中央的领导，形成了新的领导阶层，完成了党在政治、组织、军事上的空前团结，有利于政令与军令的统一，有利于作战的灵活发挥。
1． 左倾错误对中共在军事上的影响。中共党中央在第四次反围剿中，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已经控制了中共的大政方针，但是还不明了，所以在周恩来等人的坚持下依然取得了第四次反围剿的胜利。但是，到了第五次反围剿中，王明的左倾错误从政治、组织到军事上都已经一手遮天，给第五次反围剿和红军长征初期造成严重的不良影响。
在第四次反围剿开始后，毛泽东等人被排除在政治、军事之外，政治上一切听从王明，组织上一切听从博古的，而在战争年代最为重要的军事问题都交由李德负责（德国人奥托-布劳恩），在第五次反围剿中，李德等人在在军事策略上犯了严重的冒险主义错误，在进攻失败后，又采取消极防御，红军损失惨重，经过一年苦战被迫实行战略转移。
1934年10月，中央革命根据地的8万红军实施长征战略，但是在红军长征开始后，王明等人，在政治上又犯了逃跑主义错误，以致，在国民党大军的尾追堵截下，红军损失惨重，红军严重减员，由8万减至3万。在这种生死存亡的时刻，红军和党在毛泽东的建议下转道贵州，攻克重镇遵义。
2． 遵义会议的召开，实现了党内政治、军事、组织上的空前统一，为红军突出重围准备了组织上的基础。
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在遵义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参加会议的有政治局委员博古、毛泽东、周恩来、朱德 、陈云、洛甫，政治局候补委员王稼祥、刘少奇、邓发、凯丰。红军总部和各军团负责人刘伯承、李富春、林彪、聂荣臻、彭德怀、杨尚昆、李卓然也参加了会议。出席会议的还有中共中央秘书长邓小平、军事顾问李德和翻译伍修权。会议集中全力解决当时最紧迫的军事问题和组织问题，揭露和批判了“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和严重危害，对第五次反“围剿”战争的失败进行了总结，通过了张闻天根据毛泽东的发言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的决议》，肯定了毛泽东等关于红军作战的基本原则，否定了以博古、李德等人在军事问题上的一系列错误主张。会议对中央和军委领导成员进行了改组。增选毛泽东为政治局常委，张闻天代替博古负总责，毛泽东、周恩来负责军事。在行军途中又成立了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的三人军事指挥小组， 统一指挥红军的行动。遵义会议结束了王明“左”倾教条主义在党中央的统治，开始确立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新的中央的正确领导，从而在极端危急的关头，挽救了红军，挽救了党，挽救了中国革命。遵义会议是中共独立自主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原理，解决中国革命问题的一次极为重要的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
通过遵义会议中共实现了政治、组织、军事上的空前统一，从此，红军开始逐渐摆脱了军事上的被动局面，为长征的胜利奠定了基础，它是红军长征取得胜利的根本原因。
（四） 以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人为首的中共领导人，在战略、战术指挥上，较国民党军略高出一筹。 遵义会议后，中共在毛泽东等人的出色指挥下，终于摆脱了国民党军数十万大军的包围，由于毛泽东等人在战略、战术运用上，较国民党略高一筹，因而才会有红军三大主力会师的奇迹的出现。如：红军的四渡赤水便是其代表。 赤水河古称大涉水、安乐水，发源于云南省镇雄县，流经云南、贵州、四川三省，全长近千里，在四川合江县注入长江。赤水河蜿蜒曲折，两岸峰峦嶂，沟壑纵横，自古以险要著称。1935年遵义会议后，1月19日中央红军从遵义向赤水挺进，拟在四川宜宾、泸州之间北渡长江，与川陕根据地红四方面军会合。国民党蒋介石调集重兵封锁了长江，红军迅猛进抵赤水、习水县境后，于27日、28日在土城、元厚（猿猴）一渡赤水河，经四转战云南扎西地区。鉴于蒋介石军队四面逼近，红军当机立断，决定暂缓执行北渡计划。掉头东征。2月18日、19日在二郎滩、太平渡、九溪口二渡赤水河，直捣桐梓县城，攻克娄山关，重占遵义城，歼灭和击溃敌军两个师又八个团，取得了长征以来第一个大胜利。红军为了在运动中捕捉战机，从遵义兵分三路进入仁怀，于3月16日、17日在茅台三渡赤水河，进入四川古蔺县境。红军佯作北渡长江姿态，敌军急调各部围堵。红军出敌不意回师东进，于3月21日晚至22日，从二郎滩、太平渡、淋滩四渡赤水河。红军兼程南下，再渡乌江，逼近贵阳，急进云南，佯攻昆明，于5月上旬巧渡金沙江。至此，红军摆脱了数十万敌军的围追堵截。四渡赤水之战打破了蒋介石妄图在川滇黔围歼红军的计划、取得了红军战略转移中从被动走向主动的决定性胜利，为完成伟大的长征奠定了胜利的基础。
1936年10月9日，红军第一、第四方面军在宁西关会师，22日，红一、红二方面军在将台堡会师，标志着红军战略大转移的完成。
红军战略大转移的完成，它是中国革命命运的大转折，为以后1948-1949年战略大决战的出现保留了火种。红军的长征，它的成功及其原因值得后世对其进行深刻的探索与思考。
参考：①《中国近代史》
②《中国近代军阀浅析》
③《中华民国史》
④《十大起义将领始末》
⑤《简明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
[关键词]：党内派系林立、指挥系统腐败不堪
[摘要]：1934-1935年，中国共产党由于王明的“左倾”错误在中央的统治，导致军事上的严重失误，最终导致红军的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红军被迫实行战略转移，实施了长达近两年的二万五千里的长征。自从红军进行长征后，代表着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的国民政府先后调集了近150万军队，对红军实施围追堵截，但是，红军不但没有被消灭，反而跳出了国民党军的包围，到达陕北，与刘志丹领导的红军胜利会师实现了三大红军主力的会师，完成了红军的战略转移。这是什么原因呢？笔者认为，归纳下来主要有四点：①国民党内派系林立，无法实现军令与政令的统一；②国民党的最高军事指挥系统腐败不堪，不利于下级将领的作战；③经过遵义会议后，共产党实现了政治上、军事上、组织上的空前统一，有利于政令与军令的统一；④以毛泽东、朱德、周恩来为首的党中央在军事指挥艺术上略高于国民党军一筹。
（一） 国民党从中央到地方，派系林立，不利于政令与军令的统一，便利了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红军突破包围，实现战略转移的成功。
国民党形式上统一中国的实现以及蒋介石党内统一的实现。1927年，正当国民大革命蓬勃发展之时，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的蒋介石、汪精卫先后在南京、武汉发动四•一二和七•一五反革命政变建立了以他们为首的南京国民政府和武汉国民政府。国民政府建立后，短期内表现为宁汉之争，即武汉、南京两个政府谁才是国民政府的正统。为此，蒋介石决定采取以退为进的策略，于1927年地决定下野，后经过国民党委员的协商决定武汉政府与南京政府合并，实现“宁汉合流”，宁汉合流的实现标志着以蒋介石为首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统治在全国的确立。但是，此时的中国并没有真正统一，在各地存在着大小不一的军阀割据势力，如：东北的张作霖、张学良父子，两广的桂系军阀、云南的龙云、四川的刘湘等；军事上存在以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四派；政治上存在蒋介石、胡汉民、李济深、汪精卫、西山会议派等几个派系，在此时中国国内的政局可以说是派系林立。
1． 国民党内派系林立的表现。1927年宁汉合流后，蒋系集团为了确立其统治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实现了国民党的统一。在政治上，通过召开中央政治会议剥夺了其他派系的权利实现了政治上的统一；地方割据上，蒋介石通过第二次北伐战争将占据北京政府的奉系军阀赶回东北，迫使各地军阀改旗易帜，实现了中国形式上的统一。
在军事问题上，蒋介石先后通过几次军队编遣会议和中原大战实现了军队的统一。这样，在1930年左右，蒋系集团便实现了党、政、军的统一。
尽管如此，当时的国内并非铁板一块，仍然存在着几大派系与蒋介石代表的中央分庭抗礼，如：西南，以李宗仁、白崇僖为代表的桂系，四川的各派、云南的龙云，虽然他们表面上服从中央实际上阳奉阴违。
1934年10月，红军开始长征后，国民党中央命令沿路各军堵截红军，但是各地军事首领实施的却是明打暗放的策略，以四川军阀刘文辉为代表。刘文辉时任西康省政府主席手握重兵，素来有“水晶猴子”之称，对蒋介石历来阳奉阴违。1935年，当红军来到四川境内时，蒋介石命令刘文辉所部24军 堵截红军第一军团在大渡河，待薛岳指挥的中央军到来将其歼灭。但是，刘文辉命令说：“如若红军被消灭，那么下一个目标就是我们，所以我们应该放红军过去，但是也不能被“老头子”看出来了。于是，当红军到达大渡河后，24军近4万官兵只是朝天放枪……如此种种行为，多不胜数，可以说正是由于地方与中央的这种派系状况，为红军突出重围创造了客观的条件。
（二） 国民党的军事指挥系统及其腐败，再加上蒋介石对将领的过多干预，不利于将领的作战指挥，为红军突出重围创造了条件。
1． 国民党军的将领构成：可以说，国民党军的将领大多具备很高的素质，尤其是在军事上的素质，他们当中甚至有些人曾经出国深造，具有很好的军事指挥才能，如：白崇僖毕业于保定军官学校、陈诚先后在保定军官学校和黄埔军官学校学习。
2． 国民党军的军事指挥系统腐败不堪和蒋介石对前线将领作战的干预过多，不利于对红军的作战。国民党军的最高统帅部，对每一作战行动都具有最高决策权。在这种情况下，蒋介石频繁飞临前线，对将领军事计划进行干预，如1935年的嘉陵江战役。1935年3月，红四方面军为向四川甘肃边界发展，巩固和扩大川陕苏区，决定渡嘉陵江西进。嘉陵江自南部县以北的上游，湍急难渡。此时，蒋介石为堵截红军继续西进飞临四川前线督战命令国民党四川军阀邓锡侯第28军和田颂尧第29军共52个团的兵力布防，企图凭借嘉陵江及其西侧后剑门关险要地形，扼住红军西进发展的通路。由于该计划本身存在着严重的失误——战线过长，不利于军队的动员，为此，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政治委员陈昌浩根据国民党军的布防特点，决定集中主力，选择守军防御薄弱部位实施多路而有重点的突破，尔后向两翼及纵深发展，进占嘉陵江、涪江间广大地区，求得在运动中大量歼敌。 为夺取渡江作战的胜利，红四方面军各部进行了充分准备，并于3月5日、11日克仪陇、苍溪，扫清了渡江障碍。28日晚，战役开始。红30军一部在苍溪城南塔子山附近秘密渡江，攻占滩头阵地。29日拂晓，红30军主力攻占西岸飞虎山、高城山、万年山等制高点。与此同时，红31军在苍溪城北鸳溪口强渡成功，直插剑门关。红30军及红9军另一部于3月31日攻占剑阁后，红30军一部和红31军进攻战略要冲剑门关。4月2日抵达剑门关，激战半日，全歼守军3个团。接着，星夜兼程，于3日攻占剑门关西北的昭化县城。 国民党川军遭此打击后，第29军退守射洪、盐亭、三台，第28军主力退缩广元及其以北地区，另以一部布防梓潼、江油、中坝等地。据此，红四方面军决定以攻其必救之计集中主力歼灭梓潼、江没地区之敌，并伺机向川甘边发展攻势。10日，红四方面军主力攻占梓潼，包围江油县城（今武都镇），前锋直逼战略要地中坝。邓锡侯未出所料，急忙亲率10个团，在飞机掩护下增援江油。红四方面军留一部包围江油，大部部署于江油南打援。14～15日，在江油南击溃援军10个团，并于17～18日连克中坝、彰明。同时，红30军一部溯白龙江而上，于10日攻占青川，继北上摩天岭，歼胡宗南部1个营，14日攻占平武。红4军一部于21日攻占北川。至此，嘉陵江战役结束。这样就使的将领的作战呆板，这样的情形又怎么能够消灭红军呢。
（三） 经过遵义会议，中共结束了左倾错误在中央的领导，形成了新的领导阶层，完成了党在政治、组织、军事上的空前团结，有利于政令与军令的统一，有利于作战的灵活发挥。
1． 左倾错误对中共在军事上的影响。中共党中央在第四次反围剿中，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已经控制了中共的大政方针，但是还不明了，所以在周恩来等人的坚持下依然取得了第四次反围剿的胜利。但是，到了第五次反围剿中，王明的左倾错误从政治、组织到军事上都已经一手遮天，给第五次反围剿和红军长征初期造成严重的不良影响。
在第四次反围剿开始后，毛泽东等人被排除在政治、军事之外，政治上一切听从王明，组织上一切听从博古的，而在战争年代最为重要的军事问题都交由李德负责（德国人奥托-布劳恩），在第五次反围剿中，李德等人在在军事策略上犯了严重的冒险主义错误，在进攻失败后，又采取消极防御，红军损失惨重，经过一年苦战被迫实行战略转移。
1934年10月，中央革命根据地的8万红军实施长征战略，但是在红军长征开始后，王明等人，在政治上又犯了逃跑主义错误，以致，在国民党大军的尾追堵截下，红军损失惨重，红军严重减员，由8万减至3万。在这种生死存亡的时刻，红军和党在毛泽东的建议下转道贵州，攻克重镇遵义。
2． 遵义会议的召开，实现了党内政治、军事、组织上的空前统一，为红军突出重围准备了组织上的基础。
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在遵义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参加会议的有政治局委员博古、毛泽东、周恩来、朱德 、陈云、洛甫，政治局候补委员王稼祥、刘少奇、邓发、凯丰。红军总部和各军团负责人刘伯承、李富春、林彪、聂荣臻、彭德怀、杨尚昆、李卓然也参加了会议。出席会议的还有中共中央秘书长邓小平、军事顾问李德和翻译伍修权。会议集中全力解决当时最紧迫的军事问题和组织问题，揭露和批判了“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和严重危害，对第五次反“围剿”战争的失败进行了总结，通过了张闻天根据毛泽东的发言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的决议》，肯定了毛泽东等关于红军作战的基本原则，否定了以博古、李德等人在军事问题上的一系列错误主张。会议对中央和军委领导成员进行了改组。增选毛泽东为政治局常委，张闻天代替博古负总责，毛泽东、周恩来负责军事。在行军途中又成立了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的三人军事指挥小组， 统一指挥红军的行动。遵义会议结束了王明“左”倾教条主义在党中央的统治，开始确立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新的中央的正确领导，从而在极端危急的关头，挽救了红军，挽救了党，挽救了中国革命。遵义会议是中共独立自主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原理，解决中国革命问题的一次极为重要的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
通过遵义会议中共实现了政治、组织、军事上的空前统一，从此，红军开始逐渐摆脱了军事上的被动局面，为长征的胜利奠定了基础，它是红军长征取得胜利的根本原因。
（四） 以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人为首的中共领导人，在战略、战术指挥上，较国民党军略高出一筹。 遵义会议后，中共在毛泽东等人的出色指挥下，终于摆脱了国民党军数十万大军的包围，由于毛泽东等人在战略、战术运用上，较国民党略高一筹，因而才会有红军三大主力会师的奇迹的出现。如：红军的四渡赤水便是其代表。 赤水河古称大涉水、安乐水，发源于云南省镇雄县，流经云南、贵州、四川三省，全长近千里，在四川合江县注入长江。赤水河蜿蜒曲折，两岸峰峦嶂，沟壑纵横，自古以险要著称。1935年遵义会议后，1月19日中央红军从遵义向赤水挺进，拟在四川宜宾、泸州之间北渡长江，与川陕根据地红四方面军会合。国民党蒋介石调集重兵封锁了长江，红军迅猛进抵赤水、习水县境后，于27日、28日在土城、元厚（猿猴）一渡赤水河，经四转战云南扎西地区。鉴于蒋介石军队四面逼近，红军当机立断，决定暂缓执行北渡计划。掉头东征。2月18日、19日在二郎滩、太平渡、九溪口二渡赤水河，直捣桐梓县城，攻克娄山关，重占遵义城，歼灭和击溃敌军两个师又八个团，取得了长征以来第一个大胜利。红军为了在运动中捕捉战机，从遵义兵分三路进入仁怀，于3月16日、17日在茅台三渡赤水河，进入四川古蔺县境。红军佯作北渡长江姿态，敌军急调各部围堵。红军出敌不意回师东进，于3月21日晚至22日，从二郎滩、太平渡、淋滩四渡赤水河。红军兼程南下，再渡乌江，逼近贵阳，急进云南，佯攻昆明，于5月上旬巧渡金沙江。至此，红军摆脱了数十万敌军的围追堵截。四渡赤水之战打破了蒋介石妄图在川滇黔围歼红军的计划、取得了红军战略转移中从被动走向主动的决定性胜利，为完成伟大的长征奠定了胜利的基础。
1936年10月9日，红军第一、第四方面军在宁西关会师，22日，红一、红二方面军在将台堡会师，标志着红军战略大转移的完成。
红军战略大转移的完成，它是中国革命命运的大转折，为以后1948-1949年战略大决战的出现保留了火种。红军的长征，它的成功及其原因值得后世对其进行深刻的探索与思考。
参考：①《中国近代史》
②《中国近代军阀浅析》
③《中华民国史》
④《十大起义将领始末》
⑤《简明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