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召忠：追忆我的北大生活

       每当我重返母校，在校友们热烈的掌声中登上熟悉的北大讲台，面对台下那些博士生、硕士生和省市级、国家级、世界级文理科状元们的时候，我顿时有一种莫名的自卑。这是一群天之骄子，中国最优秀的学子大都集中于此，而我却连个正经本科毕业证和学位证书都没有拿到，还终身背着个“工农兵学员”的名声。对这些80后和90后的大学生来说，“工农兵学员”这个词汇显然过于生涩，因为那已经成为一段很久远的历史。

       我是一个农民的儿子，出身贫寒，从小在河北盐山长大，那是一片低产或不产作物的盐碱地，至今仍是国家级贫困县。18岁之前，我一直都是在那一片热土上度过了我的小学和中学时代，18年间村里没有电灯，没有吃过一个苹果，更没有买过一件成衣。上小学的时候，桌椅板凳连同教室都是用土磊起的，只是到了上中学的时候才有了木制桌椅和用砖头砌起的教室。我们一个班40多名男生，全部住在一间宿舍里，大家睡通铺，一个挨着一个，浑身上下长满了虱子、跳蚤和其他小生物。我每个礼拜都要走很远的路去上学，身上背着经过精确计算后够吃一周的干粮。每天一两个黑黑的红薯面窝头，外加几把地瓜干，一天的伙食不超过四五两。黑窝头发霉后能拉出长达一两米长的霉丝，而那正是我用以充饥的主要食物，没有青菜，没有鱼肉，更没有食油。

       1968年到1970年我在盐山工农兵大学机械电子系学习，毕业后参军入伍，到海军导弹部队当了一名技术兵。到了部队后，我被列入“高级知识分子”行列，由于我学过两年的电子、无线电和机械专业，所以很快成为部队的训练尖子。那个时候当训练尖子压力很大，一旦业容易走上“白专道路”。为了进行思想改造，我特地剃了个大光头，强烈要求到炊事班当了半年的“火头军”，后来还喂了半年的猪，而且在山上开了不少小片荒，种了好几块菜地，收成很不错。每天晚上9点钟熄灯后，我都是用手电筒藏在被窝里偷偷地钻研电子电路等科学技术知识，生怕让人看到说我是“单纯业务观点”。可能是由于我“又红又专”，领导上突然决定选送我上大学。最初是选送我去哈尔滨船舶工程学院学习核潜艇技术，后来被北大招生的老师看中了，认为我应该是一个当外交官的料儿。“革命战士是块砖，哪里需要哪里搬”。于是，我这块砖头便于1974年10月从山东半岛被搬到北京大学东方语言系阿拉伯语专业。直到这个时候，我才第一次听说世界上还有这个语言，因为那个时候学生是不能挑选专业的。

       阿拉伯语和她的文化一样古老，样子有点特别，像小虫子那样从右边往左边写，还有许多颤音，是公认的外国语言中最难学的语言，所以学制定为4年，是当时北大学制最长的专业。由于长期从事工程技术工作，突然转学外语后极不适应，科学技术主要是理解原理，强调创造性，而外语则恰恰相反，完全是死背硬记，不允许创造。最让我头痛的是那些类似意大利美声唱法中的颤音，无论费多大劲，颤音都无法准确。后来我去了校医院，在十分简陋的情况下毅然决然地动了个舌根切割手术，这下总算好多了。在北大学习的时候，我还是军人身份，每月52元薪金，59斤粮票，这样的待遇在当时是很不错的。为了学好外语，我省吃俭用买了一个砖头式录音机，那可能是我国生产的第一代晶体管式录音机。为了这个小东西，我差不多两年时间没有吃炒菜，天天都是抓几个馒头，喝两碗大锅汤完事。每个月59斤粮票根本不够吃，有时一顿饭就能吃10个馒头，整整2斤，现在想起来真的有点不可思议。

       那个时候北大是重灾区，受“四人帮”的影响极左思潮非常严重，真正用来学习的时间比较少，经常是半天学习，半天搞运动。我曾经到昌平200号校办工厂开门办学半年多，在那里参与印刷电路板的生产，印刷电路在当时是最先进的电子技术。后来又去大兴校办农场劳动半年多，主要是种植小麦、水稻和各种农作物。1976年，三位伟人相继去世，我们在校同学和全国人民一样，全都陷入悲痛之中。我和同学们一起去人民大会堂瞻仰毛主席遗容，并参与了毛主席纪念堂的一些建设工作。毛主席去世后，学校为了表达对毛主席的怀念之情，找了三个笔杆子代表全校师生给江青写效忠信，我被选中。由于我这个人向来是我行我素，尤其不善于吹吹拍拍、阿谀奉承，何况当时我对江青也十分反感，所以我坚决拒绝参加写作班子。后来，他们把我当成反对“四人帮”的英雄，我说我没有那么高的思想觉悟，只是不喜欢干那种事儿而已。

       唐山大地震后，我前往灾区进行抗震救灾。在地震灾区，我被分配在唐瓷五厂，主要是负责抢救人员和财产，并且尽力恢复生产。当时我们住在抗震棚里，我睡在双人床的上铺，每天就感觉像是打秋千，来回晃荡，那是余震造成的剧烈波动。在震后的唐山，我站在任何一块高地上，都会一望无际，昔日的那些高楼大厦全部被地震夷为平地，那种悲惨的状况让我至今难以忘怀。

       太多的开门办学活动，再加上担任班长和党支部书记，行政事务很多，占去了我大量宝贵的学习时间。学外语需要天天读，时时记，不能间断，我只好抓紧星期天、节假日等时间自学。每天都是宿舍—教室—食堂，三点一线，很少到市里去，也很少逛公园。那个时候学校的学习气氛不是太浓，图书馆总是空荡荡的，没有多少人愿意去图书馆学习。我们宿舍八个人，很拥挤，学习环境不好，所以图书馆和教室一直成为我学习的主要场所。由于我理工科基础很好，很自然地就把理工科学习中寻找规律的一些技巧用到外语学习当中，这对于加强记忆和学好外语起到了很好的效果。为了开拓视野，我还经常到中文系、国际政治系听一些讲座，因为我特别喜欢中文、历史和地理。1974年进北大学习的时候我22岁，正是想象力丰富的年龄。小学的时候我喜欢写小说，到了中学就喜欢上了散文，来到未名湖畔干脆与诗歌结缘，美丽的校园风景和大量开门办学实践为我提供了很多诗歌创作的素材，我当时写了很多诗歌，还经常给同学们讲授诗歌创作的体会。1977年，我迎来了毕业考试。考试那天，叙利亚专家来到考场，在黑板上写出了两个命题作文的考题，并宣布了考试时间和考试要求。很快，我就写完了一篇论文。为了打发剩下的时间，我索性又写完了另一篇。最后，两篇论文都交了上去，这位外国专家在评阅之后，居然给我判了满分。后来才听说，东语系毕业论文中满分极为罕见。

       对于“工农兵学员”人们是不屑一顾的，认为这些人没有什么真才实学，是社会过渡时期的特殊产物，不少人在用干部、评职称等方面都受到很大牵连。我是比较幸运的一个，文化大革命不仅没有中断我的教育，反而有机会读完两个工农兵大学。北大毕业后转行搞科研，先后有多项成果获奖，38岁被破格晋升为副教授，44岁被晋升为教授，1993年开始享受国家政府特殊津贴。1998年被调入国防大学，一直都在担任教研单位的领导，并成为军事装备学的学科带头人，军事战略学博士研究生导师，2004年晋升为副军职，后被授予海军少将军衔。我虽然没法与那些大家相比，但也并非一事无成。我想用自己的成就明白地告诉世人，不要嫌弃我们这些“工农兵学员”，我们毕竟是一个特定历史时期中的一个特殊群体，我们不应该成为时代的牺牲品，因为我们是时代的建设者，如果没有这一代人的承上启下，我们的社会将会出现严重的人才断层！

       有人说，“北大的学生有后劲”。走出北大20多年的社会实践使我深深体会到这一点。但是，这种后劲是什么？其实就是现在人们所讲的“素质教育”。人才的培养，不能光注重分数，全面综合的素质教育是至关重要的。现在回忆那段在北大学习的经历，未名湖畔的生活究竟给我留下了什么？大学生在大学中最重要的是学习专业知识，还是在学习专业知识的基础上，更加侧重于做人、做事的素质培养，以及广博知识的拓展？如果我在北大期间没有担任那么多的行政职务，如果当时没有参与那么多的开门办学等社会活动，如果思想和理念没有被那样的激活，如果自己当时不是那样自主式和创造性学习，我会有后来的一系列成功吗？

       我不懂医学、生物学和神经科学，但我有一个很深的体会，人的智力是可以塑造的。人之所以聪明是因为他们在用功，能吃苦，很勤奋，正所谓“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苦作舟”。我在想，人的大脑或许有多个分区，功能各异，音乐、绘画、歌舞等文艺是一类，外语、口才、演讲是一类，数学、物理、化学、电子是一类，文学、历史、政治算一类，如此纵横交错，相互刺激，所以这些信息在大脑中经过相互碰撞后激活并产生智慧的火花，灵感、观点、创造、发明等新的知识随之而生。我先后学过阿拉伯语、英语和日语三门外语，这三门外语是三个不同的语系，可见其难度是很大的。我的体会是，学外语与学艺术有些类似，天分是主要的，勤奋是次要的，大致是七分天才、三分勤奋。如果没有天赋，光靠勤奋是不可能学好的。当然，如果把三分勤奋发挥到极致，也就变成百分之百的勤奋。只有这样，才能把外语学好。但是，如果一个人整天就知道学外语，那最终只能是一个会说外语的机器人，相关知识的学习是对外语学习的补充和激活。

       一个人最好尽可能多地接受外界信息和刺激，外面的世界很精彩，许许多多看似没有用的信息可能正在激活你的大脑，你不应该放弃任何机会，你应该把一切学习和实践都看作是学习，只有这样才能提高你的综合素质。任何一个只知道啃书本、背作业的乖学生都很难在未来的社会实践中有大的作为，切忌不能一条道儿走到黑，要在自己的征途上不断修正前进的方向。我的另外一个体会是，学历不等于能力，二者是完全不同的两个事情。北大毕业后，我有过很多机会攻读学历，但我感觉是浪费时间，就没有把学历当回事儿，而是全力发掘我的能力和创造力。当然，学历也很重要，但学历再高也必须转化为能力才有效。

       2008年1月1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