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与我的恩恩怨怨

--1999年北大最后一个平反的“右派”
闫桂勋
一、我爱未名湖 我爱北大
在电视上一看到未名湖、博雅塔就知道这是北大，未名湖成了北大的标志。每当我看到未名湖的画面，精神为之一振。但是，我马上就陷入在痛苦之中。因为我在北大学习四年，却给我带来一生的厄运。
我上高中在北京河北高中，每年考大学时，河北高中就有二、三十人考上北大，所以河北高中素有小北大之称。我们都崇敬北大，因为北大有过一个校长蔡元培：民 -主、自-由、宽容；北大是“五四”运动的发祥地，是爱国青年学生的摇篮，是培养国家栋梁的高等学府。1953年，我荣幸地考上北大数力系，从此成了一名 “北大”人。
10月初的一天早晨，北大校车把我们新生从原北大沙滩民主广场直接送到西郊的北大校舍 ―― 燕园。燕园原是燕京大学校舍，解放后燕京大学撤销，北大由城内沙滩迁至燕园。北大人仍然称其为燕园。美丽的燕园给光荣的北大添了不少光彩。北大成了青年学生向往的地方。
我们在办公楼前下车，办公楼是民族风格的建筑，斗拱飞檐、古香古色，楼前草坪绿草如茵，中间还有两个帝王象征的华表，给人以宫殿式建筑的感觉。
报到后，有同学领着我们穿过北阁、南阁到第二体育馆，这是我们的临时宿舍。安顿后，我们拿着发给我们的捷克生产的白瓷碗到大饭厅吃饭。馒头、大米饭、俩菜，吃饭免费。这对我一个农村长大的孩子来说真感到无比的幸福。
北大校园有大花园之称。下午，我情不自禁地到校园去游逛。一栋栋民族风格的建筑，大屋顶、大飞檐，雕梁画栋，座落在花坛丛林之中，显得十分典雅、庄重。花坛中百花竞放，争奇斗艳，令人赏心悦目。燕园中心地带是未名湖，湖面宽阔，湖水荡漾，阳光照耀，银光闪闪。周围垂柳环绕，微风吹来，柳绦摇曳。博雅塔在湖中的倒影，更加添姿增色。湖中有一小岛，有石桥相连。岛上六角亭古色古香，挺立中央。汉白玉石舫浮在小岛东侧，静静沉思无语。小土山上苍松翠柏，古木参天，芳草萋萋，野花丛生，花团锦簇。夕阳西照，蓝天白云，湖光塔影，令人心旷神怡，流连忘返，使人沉浸在湖光山色之中。我爱未名湖！我爱北大！我感到能考 上北大真是光荣和幸福，并下决心在未名湖畔好好学习，将来报效祖国。
北大是著名的高等学府，自从蔡元培当校长，提倡“思想自由、兼容并包”，深得人心，集中了国内著名学者，有陈独秀、胡适、李大钊、鲁迅、马寅初等，北大成 了新文化运动的中心。1919年爆发了反帝反封建的“五四”运动，北大精神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北大人。各个时期的风云变化都与北大相连，“先天下之忧而 忧”的北大学子是推动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北大校史是中国现代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北大精神代代相传，师生之间耳濡目染都变成了北大人。
五十年代，北大很重视基础课，都是一流教师上讲台，德高望重的江泽涵教授讲解析几何，系主任段学复教授讲代数，陈杰老师讲数学分析。大家认为讲课最清楚的是吴光磊老师和丁石孙老师。我感谢各位老师的谆谆教诲、言传身教，教我读书、教我做人。
当时全面学习苏联，课程繁多，没有课本，全靠上课记笔记，感到非常忙乱。考试学习苏联，全部“口试”，很不适应。
1953 年除夕联欢晚会在大饭厅举行，当新年的钟声敲响时，校长马寅初走到讲台，把一个大日历牌揭开，显露出“1954年1月1日”。他用浙江官话讲： “1954年来临了，祝大家快乐，今年兄弟七十三 …… ”（他1882年生，按中国习惯算法1954年是73岁）。人们欢呼、跳跃，互相祝福 …… “兄弟七十三”这句话在同学中广为流传，同学们都很敬佩他。
1954年，我不是党团员，被选为班会委员，工作认真负责，又被选为学代会的代表，出席了1954年11月20日开幕的“北京大学第一届学生代表大会”，并在红绸布上签名留念。
1955年中共批判“胡.风.反.革.命.集.团”，进而在全国展开了肃-反运动。北大紧跟，也搞肃-反，还逮捕了几个“反.革.命.分.子”。我们小班也批判斗争两个反.革.命.分.子，因为他们说过“江青就是蓝苹，在上海当过电影演员”，“抗日战争为什么只讲敌后战场，不讲正面战场；台儿庄大战是国民党打日本的抗日战争”。当时搞得大家人心惶惶，害怕不知什么时候因说过什么话而被打成“反.革.命.分.子”。1956年苏共“二十大”赫鲁晓夫批判斯大林肃-反-扩-大-化，之后中共提出“有反必肃、有错必纠”，对肃反甄别。那两个“反.革.命.分.子”得到平反，不过在同学中造成很不好的影响。（胡风在1980年获得平反，肃-反-运-动造成的恶果也没人再提。）
二、动员鸣放 言者无罪
1957年2月27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讲话，题目是《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在谈到国内形势时说：“大规模的疾风暴雨式的群众性阶级斗争基本结束”，“现在的主要矛盾是人民内部矛盾”；党内存在着命令主义、官僚主义、宗派主义，提到肃反时说有错误，我们的方针是“有反必肃、有错必纠”；还提到高等学校中党委制不一定适合，要改进一下 …… 对有职有权的问题、学校的党委制问题要征求意见；还提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长期共存、互相监督”…… 校长马寅初参加了最高国务会议，听了很兴奋，开学不久就在全校师生大会上做了传达。比后来校党委书记江隆基照本宣科地传达内容还多。可是“文字却在‘作了若干重要的补充和修改’之后于1957年6月19日与‘原讲话精神不协调’之下发表的。（引号内文字摘自人民出版社《毛泽东著作选读》1986年第一版第 756页注释）”（见叶笃义著《虽九死其犹未悔》第87页。）可知发表稿与原先的讲话稿很不相同，有些重要内容不见了或做了原则性的修改。大家见到发表稿有点上当受骗的感觉，知道上当受骗了，可是为时已晚。
3月12日，毛泽东在《在中国*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提出*要整风，批评三个主义：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宗派主义。重申“放”的方针，“现在还是放得不够，不是放得过多”，要继续“大鸣大放”。
4月10日《人民日报》发表《继续放手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的文章。随后，各大报纸开始刊登鸣放的文章，甚至刊登一些不同的意见。过去那种“舆论一律”的现象有些松动，人们的思想活跃起来了。好象思想上的、政治上的春天随着自然界的春天的来临也来临了。
4 月27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刊登在5月1日的《人民日报》上），整风的主题是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整风的目的是：提高全党的马克思主义水平，改进党的作风，克服最近几年来党内滋长的脱离群众和脱离实际的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方针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与自我批评，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指示中欢迎党外人士提出批评和意见以帮助党整风，并提出坚决执行“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原则。
4月30日毛在天安门城楼上邀请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座谈，请大家提意见帮助*整风；又提出高等学校党委制问题，要撤销学校的党委制，今后如何治校请小平同志约集民盟、九三学社的负责人研究，征求大家的意见。
5月1日，作为毕业班的我们参加了“五一”*。队伍进行中听到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中共中央发出的《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的全文，广播员那浑厚有力的声音激动着北大学子的心。
“五一”之后报纸上整风的消息更多了，特别是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李维汉邀请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和无党派民主人士举行座谈会，请大家提意见帮助党整风。报纸上 发表大家的发言，广播电台及时广播；我们每天从北大广播站收听到这些消息，班会、团支部组织大家学习，讨论《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号召大家发言、提意见 以帮助*整风；反复强调“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以打消同学们的思想顾虑。
这样宣传，很快在全国形成了“大鸣大放”的高潮，这就感染了具有北大精神、“思想自由”民主传统的北大学子。5月19日（星期日）中午，大饭厅东侧灰墙上 出现了一张红色的大字报，内容是质问北大团委：“全国开团代会，清华有代表，北大有没有？是谁？谁选的？”。这张批评团内生活不民主的大字报引起大家的共 鸣，接着就有人贴出大字报《一个大胆的倡议》，建议开辟“民主墙”，要求党团领导支持以帮助党整风。当晚在大饭厅讲团课，我参加了。有人给党委崔副书记写条子问他对大字报的态度，要求他支持民主墙。崔副书记说“大字报不一定是最好形式，我们不提倡也不反对”。大家对这种冷漠的态度很不满意，当晚就有人写大字报。第二天，即5月20日早晨，大饭厅周围就贴满了大字报，最引人注目的是张元勋、沈泽宜的长诗，题目叫《是时候了！》。这首长诗充满了年轻人的激情，号召人们参加战斗，向“三害”（即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当时称为“三害”）发起猛攻，看的人很多，里三层外三层的，无不叫好，都说张、沈是北大 的才子。印象深的还有物理系的谭天荣写的《一株毒草》，它从哲学角度批判了“三害”和教条主义，哲学名词太多，有点儿看不懂，越看不懂，围的人就越多，引起大家注意。三、四天之后，大饭厅周围及宿舍区就贴满了大字报，甚至一层压一层；到处是演讲会、辩论会，人声鼎沸。外校学生，甚至机关干部都来参观。人头攒动，熙熙攘攘，燕园之大已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当时大家把从5月19日开始的大字报、大辩论形式的“大鸣大放”称为“五一九”民-主-运-动。当时有一张大字报标题是《北大民-主运-动纪事》，对这次学生运动给了很高的评价：
“这次民-主-运动，主要是一次群众在拥护社会主义的前提下，自下而上地争取扩大社会主义民-主的政治运动，是青年人挣脱一切束缚，争取思想解放的启蒙运动，是东方文艺复兴的序幕。”“‘五一九’的重大意义将为历史所证明。”
我们是数力系的毕业班，整天是X、Y、微分、积分，功课很忙，根本没有时间写大字报，就是看大字报也只是走马观花、看看大标题而已。整个数四没有一个人写大字报，这显然不符合当时鼓励鸣放要求的。按照上面的布置，数四团总支宣传委员吴××召开座谈会，动员大家提意见，写大字报。我们宿舍的人都说我当过学代 会的代表，还是班会委员，还是团员，让我去参加座谈会。在会上，吴××要求大家发言，提意见，帮助党整风，团员要起党的助手作用；也说“知无不言，言无不 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让大家畅所欲言，不要有顾虑。现在想来也是为了“引蛇出洞”、“聚而歼之”吧！我发言表示“在辩论会上， 每个人都可以发表自己的意见，不许压制别人发言，要以理服人”。我之所以提这种意见是看到辩论会*争我吵，你不让我发言，我不让你发言，结果是谁都不能 很好地表达自己的意见。座谈会最后，吴××要求大家回班上组织同学座谈、写大字报，还强调每个班至少写一张大字报以响应帮助党整风的号召。
为了完成任务，我们几个宿舍的人聚集在210宿舍，大家没有什么意见可提，只是提了几个问题。如“北大肃-反成绩是否是主要的？”“赫鲁晓夫秘密报告是真 是假？” …… 不知道在最后谁又加上一条“数四党支部发展党员走上层路线，有的人踩别人往上爬”，由陈××执笔写的。实事求是的说大字报的内容没有一条是我提的，也不是 我写的。大字报只是贴在宿舍走廊上，这也看出写大字报只是为了完成任务而已，并不是我们主动要写大字报。然而，就是这么一张在动员之下写的大字报却闯下了 大祸，给五、六个人带来了“右派”的命运，劳动改造了二十多年。
三、风云突变 言者有罪
北大的“大鸣大放”只十天左右的时间，慢慢就平静下来了，我们班也平静下来了。
6 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这是为什么？》，风云突变，从整风的“大鸣大放”转为“反*派”斗争，我们很不理解。同一天，中共中央发出《组织力量反击*派分子的猖狂进攻》的指示，要求全党反击*派分子。从此报纸上全是“反*”的消息，原先在座谈会上发言的大多数变成了“*派分子”，遭到大规模的批判。为什么突变呢？又为什么变得这么快呢？现在从《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即可知道，毛泽东早在5月15日就写了党内文件《事情正在起变化》，发给党内干部阅读。文件指出“最近这个时期，在民主党派中和高等学校中，*派表现得最坚决最猖狂。…… 现在*派的进攻还没有达到顶点，他们正在兴高采烈。党内党外的*派都不懂辩证法：物极必反。我们还要让他们猖狂一个时期，让他们走到顶点。他们越猖狂，对我们越有利益。”“诱敌深入，聚而歼之”，可见毛泽东早有部署。
当时班会组织同学学习《人民日报》社论《这是为什么？》，并让大家讨论，好多人都感到这一转变很突然，我也很不理解。我认为对这么一封匿名信用不到大惊小 怪，不要转移整风运动的大方向。当时对“反*派”也没有看得很重，我认为自己没有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行，“反*”与我也挂不上边，心里还很坦然。
北大的“大鸣大放”一直在中央“整风办”领导下进行的，邓××在北大蹲点，他经常来听取汇报、指导工作，他的小汽车经常停在民主楼前，有时还见到他本人。 所以，北大很快就进入到“反*”斗争，全校停课，整天开批判大会。首当其冲的是谭-天-荣，其次是刘奇弟、张元勋、沈泽宜…… 全校组织大批判，大会批、小会批，热火朝天、如火如荼。
这时我们班“反*”还没有动静，因为没有人在大饭厅贴过大字报或参加过辩论会，所以够不上学校级的“大*派”。再说，就那么一张还是在动员之下写的大字报也没有什么好批的，所以处于暂时平静时期。我们是毕业班，7月底开始毕业鉴定，方式是每个人先写“自我鉴定”，之后在小组会上念一遍，大家提点意见，一般就算通过了。可是划“*派”是有百分比的，每个班必须划几个“*派”才行。毛泽东多次提出“*派”占知识分子的百分之一、百分之三、百分之五到百分之十，还特别提到北京大学。毛在7月9日讲话《打退资产阶级*派的进攻》中提到“拿学生来说，北京大学有七千多人，*派只有百分之一、二、三。”北大的领导当然 贯彻执行，所以数四党支部就要求每个班定几个“*派”，我们班就找到了我。我的毕业鉴定之后，小组长按照数四党支部的指示又给我开了一次会。会议一开始， 小组长卢××就给我定了案，说我是“右-派-分-子”，让大家揭发和批判我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行；也就是说先给我定为“*派分子”，再给我凑 材料。现在看起来反常，可是当时就是这样整的。尽管会前布置了几个人发言，但是揭发出来的也只是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够不上“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行。伊× ×给我歪曲捏造一条，说我说过“农民苦”，说我反对社会主义。事情的由来是这样的：在一年级、二年级伊××和我在一个小班，她是团支部书记，我是班会委 员。我工作认真负责，对人热情友善，乐意帮助别人，是她提议选举我当学代会代表，出席北京大学第一届学生代表大会。我是农村来的，家庭成份中农，生活比较 困难。在申请人民助学金时填表写了“家在农村，生活困难”，这是实事求是的。可是到了“反-右”时期，就歪曲成“说农民苦”，攻击社会主义，这在当时就算 “*派言论”。还有一个夏××，品质更为卑鄙，他给我歪曲捏造一条，说我“支持林希翎”。其实我没有听过林希翎的发言，也没有写大字报支持她。我和夏谈话 时说过“在辩论会上谁都可以发言”，这和支持林希翎还是不一样的。实际情况是他说了一些支持林希翎观点的话，如南斯拉夫问题，他嫁祸于人，保护自己，卑鄙 可耻。
会后，小组长卢××给我写了一个“小组意见”，他没有写过“政治结论”之类的东西，小组意见上竟出现了“估计”我说过什么话、“可能”我说过什么话、“大 概”我说过什么话。“估计”、“可能”、“大概”的字眼能写在“政治结论”上吗？明眼人一看就知道这是歪曲捏造的材料，不是实事求是的真实材料。
8月底，系秘书赵×找我谈话，她说我的材料不够定为“*派”的，结论改轻一点，改为“一般反社会主义分子”，行政上给予“工作考察一年”的处分。我不同意 这个结论，我说我没有反社会主义，小组意见上的材料不真实，什么“估计”呀、“可能”呀、“大概”呀，完全是歪曲捏造的。我要求复查核实“小组意见”。过 了几天，系秘书又找我谈话，她说我不算右-派，同意复查核实“小组意见”，并说给我分配工作，让我离校。她还说真定为“右-派”的人都看管起来了，根本不 让离校；劝我说：你赶快走吧，不然再有什么变动，可能真的给你定为“*派”。当时已经是9月下旬，除定为“*派”被看管之外，大多数同学都已经离校了。无 奈我也准备离校。
当时我决定离校还有一种考虑，我想即使不给我复查，也不过“工作考察一年”，我到工作单位好好干他一年，撤销处分也就算了，就算我倒霉吧！谁想到并不这么简单，我一走就没有人认真管了，在极左路线时根本不讲理，又把我“扩大”进去，给我带来42年的厄运。
我离校的当天早上，我还到未名湖畔转了一圈，对培育我的母校，令人敬佩的北大有说不出的复杂感情，也不知是眷恋、还是伤心，还是憎恨。我要离校了，上北大四年，结果成了一个“有问题的人”，惆怅不已。
四、不明不白 负罪关东
我小时候听老人讲，闹饥荒时没吃没喝，有人被迫背井离乡，“闯关东”谋生。关东地广人稀，黑土地上撒上种子，不施肥就能打粮食，是穷人谋生的好地方。如今我也被迫“闯关东”来到了黑龙江，开始了我的苦难的历程。
我报到的单位是一所中专，后改为黑龙江工学院，现在叫哈尔滨理工大学。报到之后，周校长接见我，说了一些客气话表示欢迎，并说有一位女老师要休产假，要求 我马上接她的课，过国庆节十月三日就上课，问我有什么困难。我考虑教高等数学没有问题，我就答应下来，这样我到校后第五天就开始上课。
十月三日正式上课讲高等数学，桌子上放着我自己写的“服务人民 报效祖国”的座右铭，下决心好好干，干出点名堂来，以证明自己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我教课勤勤恳恳，认真负责，讲解详细，深入浅出；除搞好课堂教学外， 还组织爱好数学的几个人组成数学活动小组，开拓学生视野，培养学生对数学的兴趣；一心一意扑在工作上，颇受学生们的好评与爱戴。
然而，上课还不到一个学期，正当我积极工作，等待早日把问题搞清的时候，学校人事处找我谈话，说我的档案来了，其中有一份材料说我是“*派”，因此按“* 派”对待我。我说，我离北大时，系里还告诉我不是“*派”，怎么现在又变成“*派”了呢！我怎么解释也无济于事，当时就通知我不能教课了，让我劳动改造， 生活待遇从9月份起每个月生活费29元，以前多发的还要扣回。从此开始了我的劳改生涯。
开始劳动是带侮辱性的惩罚劳动，让我打扫厕所，整天拿着扫帚、背着筐在厕所里转来转去，有时在女厕所碰到女学生真难为情，只能退回来。我燕赵男儿，北大毕 业，受此侮辱，痛苦万状，无地自容。由于我教过几个月的书，还是北大来的，好多同学都认识我。他们都投以同情的目光，有的大胆的同学还向我点点头，但我心 灵上的创伤却无法抹去。
当时我思想负担很重，我想不通：为什么大鸣大放动员大家发言提意见、写大字报，反复强调“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可是当人家提了意见，就“言者有罪”了呢？这不是说话不算数吗！出尔反尔吗？再说，宪法规定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的权利，为什么现在“言者有罪”呢？以前有“文字狱”，现在说话都要治罪，这不成了“说话狱”，或者叫“言论狱”了吗？我真想不通。
当时还有一个危险的想法，“燕赵男儿多慷慨悲歌之士”的性格，我也想到死，一死了之。但是我还有另一种顽强的性格，即使忍辱偷生，也要把问题搞清楚，要讨 个清白，讨回公道，我不能死。“假若当初身便死，一生真伪有谁知？”，死了一生真伪就搞不清了，我要活下去，为真理而斗争，讨个清白，证明自己是无辜的。 就这样，我忍辱负重，顽强地活下来了。
我打扫厕所几个月后，所有“*派”集中到工厂劳动。
1958年大炼钢铁时，我们一部分“*派”被送到阿城一个山沟里开采矿石，我被分配去打眼放炮。白天会战，晚上夜战，劳动强度很大，每天劳动都在十四五个 小时。晚上躺在木板床上筋疲力尽，浑身发疼。有时晚上被叫醒去装火车，一干就是两三个小时，早上还得照常起来，出工不误。有一次从半山腰一块登板滑下来差 一点丢掉性命。好在我年轻力壮，干活灵巧，总能超额完成任务，名列第一，还被评为“劳动先进分子”（不称“积极分子”以示区别）。当时我思想负担很重，为 了不再招来灾难，只好缄口不语。
1959年调回学校，以后又送到宾县农场劳动。我出身农民家庭，从小干过农活。干活总是在前头，秋天割黄豆，我总打头，自己完成任务还帮助别人。为此，我屡屡受到表扬。冬天，农场没活干了，又调到哈尔滨郊区畜牧场养猪、养鸡。
国庆十周年，中央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特赦令》，同时发布了《关于确实表现改好了的*派分子的处理问题的决定》。负责管理“*派”的干部都反映我干 活好，大炼钢铁时还有一个“劳动先进分子”的书面表扬材料，再加上我的家庭成份和个人出身都比较好，所以党委决定第一个给我摘掉“右-派-分子”的帽子。 他们让我写材料，我就如实地把我前前后后的事写了一遍，我写的全是事实，但中心的意思是说定我为“右-派”是不对的，否认自己是“*派”。党委认为我“不 认罪”，不承认是“*派”，当然不给摘“*派”帽子，让我继续劳动改造。当时我还不以为然，我认为我是错案，是平反的问题，不是摘帽子的问题，劳动就劳动 吧！
我平反之后有人告诉我，当时党委根据我写的材料曾认真审查我的档案，并认为一是我的材料有“水分”、不真实；二是没有党委关于定我为“*派”的党委批件。党委曾派人去北大，向北大党委提出此问题，可是北大党委不给纠正。
1960年3月，我们又被送到松花江边建农场。这里是北大荒的边缘地带，人烟稀少，荒草丛生。我在农场干过各种农活，还盖过房、养过猪，还在松花江上打过鱼 ……
当时最严重的问题是挨饿，粮食定量每天1斤，以后降到每天8两。由于干的是重体力活，根本吃不饱，有人已经浮肿，大腿一摁一个坑。玉米、黄豆半熟时，“盲 流”们经常烧玉米、黄豆吃。我们作为劳-改的“*派”，不敢“放肆”，只能在一边干看着。“盲流”小平、小刘和我年龄差不多，很同情我，经常给我烧熟的玉 米、黄豆，使我终生难忘，我真感激这些善良的人们。
放羊的羊倌病了，让我放几天羊，成了牧羊人。每天带着两个小窝头，赶着羊到草甸子放羊。野草很高，羊群散落其中，北风吹来，真有点“天苍苍，野茫茫，风吹 草低见牛羊”的感觉。整天放羊，连饭都吃不饱，面对洪荒的原野，思绪万千。我经常想：难道人民培养我大学毕业就是为了让我来北大荒放羊吗？不承认强加的罪 名就长期劳改吗？这算什么世道？越想越想不通，越想越气愤。面对羊群，触景生情，就唱起了河北民歌《苏武牧羊》：“苏武留胡节不辱。雪地又冰天，贫愁十九 年，渴饮雪、饥吞毡、牧羊北海边。…… 终教匈奴惊心丧胆拱服汉德威。” 我一遍又一遍地唱，高亢悲愤，泪流满面。这是我记事以来第一次流泪，难以忘怀。
生产队有网房子打鱼，为了拉关系经常送几斤鱼来，这启发了场领导也想打鱼。从生产队借来打鱼能手段把头，又挑了两个年轻力壮的“*派”我和祁某，开始在松花江上打鱼。开始是“下钩”，每天打个十斤、二十斤的。鱼少只能少数人享受，作为打鱼的“右派”只劳而不食。段把头打鱼出身，他知道两个“右-派”吃不饱，经常找领导反映，领导为了吃鱼也就通融一些，经常给十斤、八斤的食堂粮票。这样两个“*派”就可吃饱一些，算作多劳多吃吧！秋天江水下落，厂里又挑了十个“盲流”，段把头领着在江中沙丘上盖网房子，住在那里打鱼。我打过扒网，两个人一条小船打扒网，其实就是用网扣鱼。两个人一条小船出去，行动自由， “山高皇帝远”，没人管，可以煮鱼吃。每天打上鱼来，就在岸边用大瓷缸子煮鱼，放点盐就行，江水煮江鱼，在那挨饿的年代，胜过美味佳肴。吃完鱼，赶紧打鱼，打个十斤八斤的回去就可以交差，大家心里都明白，心照不宣。
有一天场部让我回去开会，原因是“*派”张某夜间到厨房去偷窝头，让炊事员老范碰着，老范吓蒙了，他大喊“有贼”，大家赶来见是张某偷窝头。管“*派”的 贾老师组织大家开会，让张某检查，大家批判他几句，相煎不太急。贾老师没有深究，也就过去了。多年之后，张某还说：我一个高级知识分子饿的去偷窝头，这是 他们逼的，他们敢声张吗？他还有点得意的样子。
冬天来了，江上开始跑冰排。几天之后，江面全封冻了。段把头领着大家打冻网。这是他的拿手好戏，，他就是打冻网出名的。他先选好地点，让大家打两排冰眼，围成圆弧形，这边打一个下网口，那边打一个出网口，把网从下网口放下去，人在冰上操作，网在冰下移动，到出网口把网拉上来，就把鱼打上来了。一天只能打一网，一般是几百斤的样子。打冻网最辛苦，从早晨出去，一天在冰上打冰眼、下网、拉网、捞鱼，弄得一身水，转眼就冻成冰；帽子、棉衣、棉手套、棉鞋全结一层冰；赶上下雪天，远远看去，一个个就像个雪人似的。段把头是个好人，很体谅大家，他让每天炖一锅鱼，每顿饭每人给一碗鱼吃，再加上一碗高粱米稠粥，吃不饱也能将就了。
日复一日，整天劳累，不看报，不听广播，每天是几月几日都不知道。忽听“盲流”们问段把头过年休息几天，我这才意识到春节快到了，真有点“江上无甲子，寒 尽不知年”的感觉。大年三十儿，我们也包饺子，没有肉就包鱼肉馅的，也挺好吃的。吃完饺子，“盲流”们回场部找老乡团聚去了，祁某回哈尔滨了，段把头也回 家了。结果，除夕晚上就我一个“无家可归的人”在网房子守岁。屋外狂风呼叫，大雪纷飞，屋内油灯昏暗，炉火跳动；我一个人守着火炉，感到很寂寞，有点失落感。之后是想家，三年多没回家，家中来信说父亲病了，请假也不准，还冠冕堂皇地说：“改造好了，摘了帽子再回去吧！”。而后又想到大学四年的学习生活，想到大鸣大放“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而现在竟成了一个不明不白的“右派”到北大荒劳动改造。这激起我的愤怒，忍不住我又唱起了《苏武 牧羊》：“苏武留胡节不辱。雪地又冰天，贫愁十九年，渴饮雪、饥吞毡、牧羊北海边。……”。我一遍又一遍地唱，仍是泪流满面；以后我又唱起了岳飞的《满江 红》：“怒发冲冠，凭阑处，潇潇雨歇。抬望眼，仰天长啸，壮怀激烈 …… ”，也是一遍又一遍地唱，仍然泪流满面，也不去擦它，让它任意流淌。我从小时就听说苏武、岳飞的爱国故事，忠贞不屈，有气节、有骨气，唱歌以鼓励自己坚持 真理，威武不屈，决不向错误路线低头，要做一个有骨气的燕赵男儿。夜深了，窗子都有些发白，我昏昏沉沉地躺到了土炕上。
1961年3月，我们调回学校学习一周。贾老师找我谈话，他说你干活很好，各方面表现都很好，但是去年10月写的思想汇报很不好，怎么你还不承认错误，不 承认是“*派”呢？这次要解决你这问题，不然让大家帮助帮助你（意思是批斗我）。我向他详细说明我的理由，重复说小组长给我歪曲捏造材料，给我定为“* 派”；你可以看我的材料，上面有“估计”如何如何，“可能”如何如何，“大概”如何如何，这都是歪曲捏造的材料，之后贾老师没再找我。
1999年我平反之后，贾老师对我说：“那次谈话之后，我们看了你的档案，认为有问题，学校让我去找北大，可是北大不给重新处理。我问他们闫桂勋因为什么 定为‘*派’的，他们说因为闫桂勋支持林希翎定为‘*派’的。”可见当时夏××给我捏造的那一条在我的冤案中起了多么重要的作用。
学习结束回农场，我仍然打鱼，夏天回场部还帮厨房做过两个月的饭；秋后又调到江沿网房子打鱼，认为我可靠，让我做饭。
1961年国庆节又调回学校学习，这回感到政治气氛变了，原先我们归保卫科管，现在归统战部管了。以前回学校在食堂只能买粗粮，这次发给我们餐券，凭餐券可以买细粮，还可以买肉菜。
1961年11月，我们“右-派”调回学校，写劳动改造总结。我还是如实地写我的情况，我写我当时言行没有错误，是他们歪曲捏造材料把我定为“
*派”的，仍然不承认是“*派”。过了不久，开始给“*派”摘帽子的工作，几十个“*派”除我一人之外分两批全摘了帽子。
党委统战部胡××找我谈话，他说：“你几年来表现很好，就因为不承认是‘*派’，所以没摘帽子”；他好心地劝我“只要你承认是‘*派分子’，写个材料，马 上就给你摘帽子”，让我考虑考虑。我考虑几天，思想斗争很激烈，尽管渴望“摘帽”过正常人的生活，但是我不能承认强加的罪名，不能做违心的检查。最后，我 下定决心，坚持真理，不向错误路线低头。我对胡××说：我没有错误，我没有反党反社会主义，不能承认是“*派”；我的问题是错案，是平反的问题，不是摘帽 子的问题。
过了一段时间，胡××又找我谈话，他说“你的材料有问题，处理方法也有问题”。他解释说我是毕业班，处理太仓促，所以出了问题，并明确告诉我，学校派人去 找北大，北大同意给我甄别，我的档案已经退回北大，让我等着甄别。同时，告诉我党委决定让我回数学教研室教书。这是第一次向我说当时处理有问题，但是没有 详细说明。
1962年，广州春节座谈会上周总理说“反-右”运动中有错误，有错定为“*派”的，我们要给予甄别。这是我亲自听到的传达，我想我的问题一定能甄别平反。
我教书仍然勤勤恳恳，认真负责，六二级学生还给我写过表扬信。因当时我还算“*派”，表扬信也不能公开，这是数学课代表告诉我的；后来陈晓农老师也说过此事。
关于甄别的事老是让我等着，可是等来等去，等来的是“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阶级斗争的弦越绷越紧，反击“翻案风”的调子越唱越高。我催北大块点给我甄 别，北大回过两封信，我现在找到一封1963年10月4日的回信，当时说我的甄别工作“数学系总支目前正在抓紧进行，很快就可结束”。
1964年春节我专去北大数学系，当时党总支书记就是原数四党支部书记韩××。他说一定给我负责甄别，让我回去等着。（现在想来这是骗我）
1964年10月，统战部胡××找我谈话说：北大不同意甄别了，档案已经退回来了，只能以“*派”对待你，你只能老老实实的改造，争取摘帽子。我忍辱偷 生，等着甄别平反，现在又不甄别了。这对我的打击太大了，整天日不思食，夜不能寐。有人怀疑我会自杀，就把我送到郊区劳动去了，让别人看着我。
五、十年浩劫 倍受摧残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我这个“*派”当然在劫难逃。有学生给我写大字报“北大来的大*派”，说我老是“翻案”，给我挂上“翻案*派”的牌子，遭 受惨无人道的毒打，说我“态度”不好，打我的“态度”。以后老陪斗，每次都挨打挨骂，但是我始终和“革命小将”们讲理，从不承认是“*派”。
1969年“九大”之后，开始讲政策，就不打人了，干部一个一个解放了，让我到工厂劳动。
1967年时我看到一张大字报，抄的是中央（67）325号文件，上面明确指出五七年“反*”时的错案运动后期给予处理。现在讲政策了，我就找“清查 办”，负责人是赵××。我请他看中央（67）325号文件，并要求学校去找北大反映我的意见。赵在1970年派原组织部部长孙殿奎去北大一次，孙从北大回 校之后找我谈一次话，让连长李云基带着我去的。孙说：这次我向北大数学系党总支提出两个问题，一、闫的材料有“水分”，不真实；二、没有党委批准定闫为 “*派”的党委批件，这是个原则问题。他们的答复是：一、时间长了，有“水分”也就不去了；二、闫不是党员，不用党委批，有个开除团籍的批件也就代替党委批件了，没有党委批件闫也算“*派”。孙问我有什么意见，我对北大数学系党总支蛮不讲理的态度非常愤怒，我当即表示：材料有“水分”不给去掉，这不符合实 事求是的原则，不去掉“水分”就不能正确判断定我为“右-派”对不对。所以我要求必须去掉材料中的“水分”。再说定“右-派”不经党委审批，没有党委批 件，这是不符合组织原则的。团委能代替党委吗？这不是太荒唐了吗！我断然拒绝他们的答复。
从这次谈话中，我第一次知道定我为“*派”根本没经党委审批，没有党委批件。以后传出去，大家都叫我“假*派”（意思是，别的*派是真的，我这个没经党委批的、不在另册之内的*派算是假的）。
我们学校合并到工大之后，管我的人是二系保卫科的王桂海。他了解我的情况之后，对我说：北大定你为“*派”是不对的，没有党委批件是无效的。你这个“* 派”根本不成立，不应算作“*派”。他是第一个明确说出这一看法的人，在当时极左路线时期有这样的胆量，敢于主持正义是多么难能可贵啊！只是这种好人太少 了。他说过几天我去北京，我找北大让他们重新处理。过一段时间，王找我谈话， 他说：他去找过北大数学系党总支，说明情况，让他们重新处理，但他们不肯重新处理。他情急之下表明态度：划*派关系到一个人一辈子的政治生命，你们这样不 负责任是不对的。你们要不重新处理，我们就把闫桂勋退给你们，你们爱怎么办就怎么办吧！这一来北大就不好办了，只好推脱说：现在很乱，没人管，连革委会还 没成立，等革委会成立之后再来吧。王这才回来。以后我校又从工大分出来，就没人管了 …… 坚持真理，主持正义的好人太少了！
我知道定我为“*派”没有党委批件之后，我认为北大对我的这种处理是不对的，我又开始给国务院、中央统战部等写信（我在1962年开始就给中央写信），要 求帮助重新处理我的问题。写好多次信，仍然没有音信，我很不理解为何中央就是不管。后来我写信理直气壮地写“你们现在不给我重新处理，早晚会给我重新处理 的”，我大胆直呼“历史将宣判我无罪”！信转到学校后，极左路线执行者不但不给正确处理，反而认为我“翻案”。丁××带着保卫科长找我谈话，他说我不认识 错误，让我学习“毛选”，学习“毛选”就能认识错误，承认“*派”；他还说“识时务者为俊杰”，让我“识时务”；他威胁说“你这样下去很危险的！”他指着 保卫科长说：“他是保卫科长，以后专管你”！以后别人告诉我，丁××要工厂给我凑材料，把我送去劳动教养。丁××是个典型的投机分子，两面派，外号叫“老 油条”。我平反后，见了我就红脸，看样子他还知道世界上有“羞耻”二字。
我继续在工厂劳动，我还给中央写信，继续申诉。
六、云消雾散 真理显现
1976年10月，“四人帮”垮台，政治气氛逐渐宽松，“文-革’中被打倒的干部慢慢地都解放了，可是“文-革”前他们制造的冤假错案却很少有人提。我感到很不公正，我又给中央统战部写信，申诉我的冤情，仍然像以前一样如石沉大海，没有音信。这让我很失望。
1978年6月，工厂办公室崔×找我说：党委决定给我摘掉“右-派-分子”的帽子，并把那个决定给我。我一听是摘帽子，有点冒火，我说我本来不是“*派分 子”，是你们偏按“右派”对待我，整了我二十多年。我的“*派”是错案，是“平反”的问题，不是摘帽子的问题；要是摘帽子，我早就摘了，根本等不到现在。 我拒绝接受那个决定。
党委决定让我回数学教研室，重新登上讲台，我的劳改生涯从此结束。
1978年55号文件下发后，学校原有的“*派”全改正了，可是我没人管。1979年3月，我亲自去北大找数学系“落实办”，我向杨老师谈了我的情况，她 先安排我到招待所住下。第二天她就对我说：按“错划*派，予以改正”。我对这个结论不满意，我说我没经党委审查，没有党委批件，就不算划为“*派”，按 “错划*派”处理不对。她说先这样处理，改变你的身份，长点工资，有问题再找。我还找校“二落办”谈了我的情况，并写了材料交给他们。
我回哈尔滨之后，接到李立同学来信，他说：“反*”结束后，党委批准划“*派”的名单上没有我，当时按那名单发改正书，因此没给我发改正书。他说“你要是 不去北大，恐怕还得不到改正书”。信中还说，当时“落实办”的杨老师不敢直接向你说明这种情况，怕你经受不住那样的刺激，也不让他告诉我。
我认为按“错划*派”处理不对。我教课之外总查找文件，最后我在黑龙江省档案馆查到《中共中央关于“划分*派分子的标准”的通知》，其中明确规定“凡是各 单位确定为*派分子的名单，必须报告县一级或县一级以上的党的领导机关审查批准”，还有“必须”两字，而定我为“*派”的材料就是没有经过党的领导机关审 查批准。因此，我完全肯定北大给我定“*派”的材料是无效的，我就不算“*派分子”，按“错划*派分子”的处理也是不对的。我拿着这个文件找党委，可是没 人管，给北大写信，给中央写信，也没人管。
1986年，机械部检查组来我校检查落实政策情况，中层干部会议上就有人反映了我的情况。检查组找我谈话，开头就说：你的问题我们了解了，没经党委审查批 准就说你是*派是无效的。按“错划*派，予以改正”处理是不对的，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我们已经责成学校派人去找北大，让他们重新处理。之后，黑龙江省委 检查组也是这样对我说的。
1986年10月3日，张培新处长带着我一同去找北大，北大统战部接待我们。我陈述我不是“错划
8派”，而是“错按*派对待”的问题，一位女同志解释来解释去，拖了一个多月也没解决问题，让我们先回去，以后给答复。不久给了一个书面答复【北大党委 党发（86）208】号文件，文件说：查阅文书档案材料，找有关同学回忆，“证实闫桂勋同志在反右-派斗争中确曾被错划为*派分子”，对我们反映的定*派 材料没有经党委审查批准这一关键问题却只字未提。因此，问题仍然没有解决。
我再次写信、上访，又是十多年，仍然没有解决。
1997年，我们毕业40周年相聚在北大校园。在会上，我发言《同是极左受害人》，讲了我的问题，同学们听了都感到震惊，表示极大同情，对我的正义要求表示支持。
在姜伯驹、盛森芝、陈堃銶、吴兰成等同学的帮助下，一位党委副书记代表党委表示可以再给我做一个实事求是的结论。1999年1月份，北大党委以“北党发 【1999】3号”文件形式作出《关于对闫桂勋同志错按*派分子对待问题的纠正意见》。我收到正式文件在三、四月份。这样，我长达42年的冤案得到彻底平 反。
《纠正意见》全文如下：（复印件附在后面）
中共北京大学委员会（ ）
北党发[1999]3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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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对闫桂勋同志错按右派分子
对待问题的纠正意见
闫桂勋同志，男，六十六岁，家庭出身中农，本人成分学生，原为数力系五三级学生，共青团员。
该同志于1957年毕业前，在未经党委正式审批的情况下，按*派分子上报北京大学团委和北京市团市委被开除了团籍，分配到黑龙江工学院工作。多年来将其按*派分子对待，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受了不少委屈和伤害。
根据1957年10月15日（ 中发[ 57 ] 酉17号文件《 中共中央关于“划分右派分子的标准”的通知 》）中“凡是各单位确定为右派分子的名单，必须报经县一级或县一级以上党的领导机关审查批准”的规定进行复查，原材料中没有经过党委审查批准的字样，是无效的，现予以纠正。
中共北京大学委员会（盖章）
一九九九年一月八日
从《纠正意见》可以看出，我没有定为“*派”就按“*派”对待我，让我蒙受42年的不白之冤。我在极左路线面前，威武不屈，坚持真理，从不低头，不做违心 的检查，百折不挠同极左路线做斗争，经过42年的抗争与磨难，终于得到平反。我争得的是真理，是我人格的尊严。42年的经历使我深深地体会到：真理是有 的，但有时需要斗争才能得到。
七、古稀之年 纵谈古今
北大有光荣辉煌的时期，以蔡元培为代表，“五四”运动时代的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独立思考，敢于创新，忧国忧民，爱国奉献的北大精神永远是北大人的光荣与骄傲。马寅初校长威武不屈，坚持真理，百折不挠，勇往直前的高贵品德表现了真正的北大精神，令人钦佩。
然而，1957年的北大，在“反*”“扩大化”中，竟把一千多人划为“*派”，有的送进监狱，有的送去劳改。经过二十多年的磨难，这一千多个“*派”又全 部“属于错划，予以改正”，就是说全部是冤案。这是北大的耻辱，是北大历史上最黑暗的一页。而那些出卖灵魂、丧尽天良，亲手制造冤案的“左派”们，竟然在 那未名湖畔成为“师表”，对学生们大讲仁义道德，真实恬不知耻，不知天下还有“羞耻”二字。这也是北大的耻辱，是他们玷污了沙滩的灵魂，损毁了北大的声 誉。
我热爱光荣的北大；
我憎恨耻辱的北大。
2005年7月于北京
http://56cun.anyp.cn/5/articles/050731232253359.aspx?z=456226&m=858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