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控烟义工的诞生

自序：一个控烟义工的诞生
　　在任何时刻，无论是太平盛世，还是动乱年代，“平安是福”这句话都适用。而如今我要倡言和解说的却是“无烟是福”。这是一个十分重要，却常常被人忽略的事实。在铁证如山的“烟害万千，无一是处”的实情和基础上，我们可以推演出“无烟之处幸福在”和“无烟之时幸福生”的结论。
　　我提倡“无烟是福”之说还具有更积极的意义，那便是说，我们要挺身而起，用尽方法和手段，创造无烟环境，防范烟害的蔓延。而本书的主要议题便正是控制烟害，禁止吸烟和促进戒烟。这是一个关乎个人、家庭、社会健康幸福的大课题。
　　于此，我要说一说我自己是如何踏入了在中国义务推动控烟工作领域，一晃十六年，坚持至今，迄未止步的。
　　1992年1月7日，我在杭州机场候机室准备搭机飞回北京。当时，我看到在数百人的候机大厅里烟民众多，烟雾弥漫。而候机室的墙壁上又处处贴有“禁止吸烟”的标志。我看到这个情况十分反感，就向在场的机场服务人员说：“你能够执行禁烟的规定吗？”他冷漠地回答：“这没有什么，这不用管。大家都习以为常，没有人抱怨。”我便锲而不舍地要求服务员用广播劝阻吸烟的旅客不要吸烟。他的答复是：“飞机常误点，旅客吸烟解闷，不要广播。” 
　　这时，拥有在美国生活和工作二十多年经验的我，早已养成守法和做事认真的习惯，我对机场服务人员职责在身，而置身事外的表现非常失望和不满，便灵机一动决定了：“你不管，我来办”。我快步走到候机大厅的中央，放开喉咙大声宣布：“现在杭州机场严格规定禁烟，吸烟的旅客请到服务台来，每人罚款人民币10元。”正所谓说时迟，那时快，转眼之间候机室内点燃的香烟全部熄灭和落地了。这个愉快、突然、成功的经验当即启示了我，“依法办事，控烟可行。事在人为，成事在我”。
　　另一桩触动我迈向控烟义工征途的原因是1992年4月初，我的大哥朋年在北京肺气肿病逝的突发事件。他早年是我们家里兄弟姊妹中的“读书种子”。抗战时期在四川读高中时，就曾赢得全国中学生论文竞赛第二名的殊荣。在四川三台国立东北大学读大二时，毅然投笔从戎，加入了“十万青年十万军”的青年军行列，在培训后开往缅甸前线的途中，日本投降了。后来他几经周折，退役返校，插班到北京大学读三年级。1948年毕业后留在北平教书，心情低落的情况下他吸烟解愁，一抽便持续了三十多年。直到我于1980年后力劝他要戒烟，他才戒烟了。然而他吸烟年久，肺部受损，肺气肿形成，已是难以挽回的病症了。1992年4月初的一天，有不少吸烟客到我的大哥家打麻将，他并没有上桌，却在室内烟雾浓重的侵袭下引发了肺气肿的症状，送到邻近医院就诊时他已呼吸困难，不能言语，而被医院急救人员误以为是心脏病加以处理，他也在误诊下不幸丧生。此悲剧发生对我冲击很大。首先，他曾是烟民，最后因烟致病而去世。他也是缺乏知识的一些烟民散发二手烟下的被害人。“庸医害人”的最后一击也给我留下了深刻的恶劣的印象。（至今中国有一半的男性医师是烟民，他们烟习难舍，也不会有效的助人戒烟，是一大可悲现象。） 
　　让我走上控烟义工的最后一个因素是我于1992年9月下旬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参加国庆酒会时与当时卫生部陈敏章部长的巧遇。当场介绍我和陈部长相识的人是前北京大学校长，现全国人大副委员长丁石孙教授。丁教授于1983年8月访美时，参加了全美华人协会在波士顿举行的年会。那时我是以全美华人协会西雅图分会会长的身份在场，从而接触了丁教授，并保持交往至今。丁教授在酒会中见到我时说：〖KMB〗〖WM〗“我身旁是卫生部陈敏章部长，我给你们彼此介绍一下。”这时我突然想到年初在杭州机场的那段事，便向陈部长提出，希望以后有机会和他见面一谈。十一月上旬的一天我在卫生部外宾接待室和陈敏章部长恳谈了一个多小时，他个人一直是大力提倡中国控烟的领军人物，很高兴我要以义工身份投效中国控烟工作，并立即要我和“中国吸烟与健康协会”翁心植副会长联系。这样，我便正式跨出了中国控烟义工披衣上阵的第一步，以后是路越走越宽，步愈跨愈大了。   　　做任何有意义的事都得具备3个基本条件。一是有备而来，蓄势待发；二是机缘当前，充分掌握；三是全力以赴，终底于成。回想我1992年1月7日在杭州机场的情况，难道不是：
　　我反感吸烟人不守法， 
　　我决心要采取行动， 
　　我毅然当场一吼，
　　我一吼嗓门够大， 
　　我一吼烟头落地， 
　　我领会“事在人为”。
　　再加上朋年大哥突然去世的冲击，陈敏章部长一席谈后的安排，一个在中国从事控烟义工的我就虎生生、气壮壮的诞生了。时至今日已经历十五寒暑，仍后劲绵绵，来日方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