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线狙击002：一个狙击手的诞生

拿着八倍率的望远镜——这是连长配发给我的，透过胸墙圆木间的缝隙，我仔细查看着从我军战壕向前延伸处的地形，但并未发现任何可疑之处。于是，我小心翼翼地举起了一个卷起来的野战帐篷，最上面顶着一顶山地军帽，高出了胸墙的圆木，正对着我观察着的苏军阵地。

苏军的狙击手很可能在这方面经验不足，当我的军帽一出现，他立即开了一枪。我看见了他步枪射击的闪光和轻微的烟雾，同时也发现了对方瞄准镜的闪烁，现在，我知道他的位置所在了。通过第一回合的较量，我已经证明了自己作为一名狙击手的直觉。我在心里牢牢地记住了狙击作战的第一条原则：在没有明确发现目标之前，千万不要开枪！如果你决定开枪，那么在你的藏身处打出一枪后，必须改变自己的位置，或者至少暂时停止进一步的活动并把自己隐蔽起来。

（苏军的狙击手相当多，但这个称呼有些笼统，严格地说，他们应该被称为“神射手”或者“优秀射手”等）

我的对手还待在那儿，等待着新的机会——这是一个致命的错误，他将为此付出生命的代价。我把卷起的帐篷平放在胸墙边缘的突出部，以此作为枪架，然后，小心翼翼地把步枪枪口从圆木之间的观察口处伸出。我没有使用瞄准镜，因为那个缝隙实在太狭窄了。那个俄国佬在90米外，就在步枪固定瞄准器的有效射程之内。

我感觉非常紧张。战友们期待着一次超精确的射击，而我现在面临的任务，是我生命中的第一次——用冷酷无情的方式蓄意瞄准并枪杀对手。这么做对吗？我的喉咙发干，我的心跳加剧，当我仔细瞄准时，我发觉自己的手在颤抖。我有点犹豫不决，我不能在这种状态下射击，于是，做了几次深呼吸让自己冷静下来。战友们站在周围，期待地注视着我。还有什么比这更糟糕的吗？

我再一次把步枪顶上肩窝，带着一丝犹豫，仔细地瞄准着。“你老兄还在等什么啊，让他吃颗子弹！”几码远处，一个战友说道，这句话驱散了我的紧张不安。犹如在梦中一般，我开始以机器般的精确，慢慢施压于扣动扳机的手指。我深吸了一口气，继续在手指上施压，屏住呼吸扣动了扳机。呯的一声，随着枪声，一缕浓烟冒出，模糊了我的视线。

一名战友正通过战壕胸墙上的另一处缺口仔细观察着，他大喊起来：“你打中他了！好家伙！正中眉心，他死了！”击毙苏军狙击手的消息像森林烈火般迅速传遍了整个战壕。突然间，数挺MG机枪咆哮起来，步枪也跟着开火了，有人高呼“进攻！”，俄国人完全没有料到我们的行动，被我们的突然袭击打了个措手不及，他们从前沿阵地仓皇逃窜到后面的主阵地去了。我们没有遇到抵抗，顺利地占领了被敌军丢弃的阵地。

在好奇心的驱使下，我们一群人绕道去看那名被击毙的苏军狙击手的藏身之处。在一堆散开的圆木堆下面，这个家伙挖了个坑——现在这个浅坑已经成了他敞开的坟墓——他的尸体躺在那儿。在他的双脚旁留下了斑斑血迹，两名猎兵抓住尸体的足踝把它拖开。这个俄国人还是个孩子，看起来大约只有十六岁，短短的头发。子弹从他的右眼射入，粘糊糊带着血的脑浆和头骨碎片溅在他的后背上，步枪子弹的冲击波在他的后脑造成了一个拳头大的出口，头颅里的脑浆已经流空了。

“你给了他干净利索的一枪，亲爱的，这一距离大约有100米。你可真棒，塞普！”一名猎兵发表了看法。我心情复杂地看着我的受害者，既有骄傲，也有厌恶，还有点愧疚。突然间，我的胃里一阵恶心，然后把肚子里吃的黑面包、沙丁鱼以及麦芽咖啡全吐了出来。我的战友们同情地看着我，但他们无法理解我为何如此缺乏自控。

一名蓝眼睛的军士，比我年长10岁，从头到肩膀比我高出一截，留着一大把淡红色的胡须，他带着明显的德国北部口音安慰我说：“没必要感觉不安，伙计！发生的这件事，对我们来说是最好的。你必须要想开点。呕吐总比把屎拉在裤子要好得多。刚好，我这里有治疗办法……”他从胸前的口袋里掏出一个装了烈酒的银色酒壶递给我，我喝了一口，又把它递还给他，想了想我所做的事情，“他看起来就像个北欧海盗，唯一不同的只是他的头盔上缺了两只角。”一个维京海盗在山地师里服役的念头把我逗乐了，我忍不住笑了起来。

现在，苏军反应过来了，开始发动了反击。一个小时后，我们都返回了先前夺取的阵地中。我通过了狙击手的实践，“狙击手”这一角色被大家一致接受。虽然我还对自己的所作所为感觉憎恶，但战友们的钦佩让我迅速摆脱了这一感觉。我牢牢地记住了狙击手战地技巧的第二条准则：

战争就是一个无情的体系，要么杀人，要么被杀。战斗中，同情敌人就等于自杀，

对任何一个敌人，你不杀他就会使局势改变，导致你被对方杀死。当你与敌人对

抗时，生存的机率早已被确定，而衡量的标准就是你掌握的技艺以及客观性。

这是一个让我始终遵循的原则，如果我把一个敌人套进我瞄准镜的十字线中，并把手指放在了扳机上，那么，他的命运就被决定了！

（本书的男主角：约瑟夫·塞普·艾勒伯格。当然，与《兵临城下》不同的是，本书不会有女主角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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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一天，我又击毙了另外两名小心翼翼的俄国佬。出于年轻人对自己成绩的骄傲，我用小刀在我的步枪枪托上刻了三道刻痕，在我得到自己的俄制狙击步枪后，我就一直保持着这一仪式，直到一年后，我的一名狙击手同伴在战斗中阵亡后，我才放弃了这种自杀式的习惯。这一天，我们连的军士长（Spiess）告诉我，每一个狙击战果的确认都需要目击证人，并由连里的军官或军士以命令的方式予以确定，在战壕里进行的进攻或防守演习所产生的成绩则不能算入其中。

所以，我必须在身上带一个小本子，把我的狙击战果记录下来，并且必须由一名军官或军士确定。每杀死10个敌人——被确认后，我就可以得到一条7厘米长1厘米宽的银色饰带，像军士们那样沿着上衣衣领边缘佩戴，并且把它缝在左衣袖的下端。（英译本原注：如果这种惯例延续下去，到战争结束为止，首席狙击手海茨瑙尔将拥有34条绶带，而艾勒伯格将有25条这种银色绶带）（冰人注：英译本的这种理解不太正确。德军狙击手的勋章，随着狙击战果的提升而有所不同，而不是每杀死10个敌人就发一条同样的绶带。20个战果、30个战果、60个战果，所颁发的勋章各有不同。但从常规上说，得到勋章或绶带的狙击手并不会佩戴这类荣誉标志，因为一旦被俘，这将成为自己的催命符。）

但是，狙击战果得到确认往往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很多军士出于对狙击手们所取得的成绩的嫉妒，拒绝做确认签署。炮兵观测员，特别是那些年轻的军官，头脑里充满了军事理想主义，他们把国防军里的狙击手看作令人厌恶的“刺客”，借机用拒绝签名这种方式来表达他们公开的憎恶。这就是某些炮兵观测员与狙击手无法合作的原因所在。还有一个原因是他们对狙击手在行动中某些做法的反感，因为狙击手们经常给假人套上炮兵观测员的制服以吸引对方狙击手的火力，其实，我们所用的一切，从帐篷到军官制服，以及“狙击”这门精确艺术，都是从非官方渠道获得的。

在接下来的十四天里，我又获得了27个狙击战果。我的新职业很快变成了习以为常的例行公事，虽然，作为一个新手，我是出于一定的运气。我的俄国同行把我列为强劲的对手，并尽量避开我的枪口范围，这使得我们连的前沿防区保持着相对的平静。这就给了我从战场上所犯的错误中吸取教训的机会，很多新兵缺乏战场经验，常常因为一点点错误而付出生命的代价。

大约是在1943年8月18日，几天来漫长的等待突然结束了。几天前，苏军已经开始加强他们的炮击力度，随着在整个顿涅茨战线发起的大规模进攻，这种炮击强度达到了最高峰。凭借着令人印象深刻的数量优势，苏军很快就突破了德军的主防线。我们放弃了自己的阵地并转入防御，刚好可以让我来证明，一个优秀的狙击手所具有的战术意义是多么重要！

虽然，我在前线还不到两个月时间，但我现在已经成为一名坚忍沉着而又冷酷无情的老兵。甚至在极其危险的情况下，我发现自己也能保持冷静，并且有如神助般地作战。我被赋予了武士的技艺，某些技巧原理无法言传，甚至最好的训练学校也无法传授。通过战斗，证明了一个士兵完全可以战胜自身的恐惧以及想逃跑的本能反应。

（一名德军狙击手，注意他军帽上的雪绒花标记，这表明他来自山地师，他手持的好像就是一支莫辛纳甘步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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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3年8月27日，希特勒返回了设在文尼察北部森林里的前指挥部“狼人”，在那里，他会见了陆军元帅曼施坦因——南方集团军群司令。最新战况并不能使希特勒感觉愉快，如果他无法保证立即调拨12个师给曼施坦因，那么后者不得不从顿涅茨盆地撤退。由于这些条件根本不存在，希特勒只得默许了撤退。随后，他返回了位于东普鲁士的“狼穴”。

第三山地师开始有条不紊地向西南方200公里外的第聂伯河撤退。苏军调派了33个师对付德军的10个师，无数的人员及武器，俄国人以庞大的优势兵力向德军防线冲来，而德军的阵地上，每公里的防御人数只有不到90名步兵。为了弥补不足，我们的后勤部门以及其他一些后方单位也被派上了前线。我们没有预备队，也没有防御纵深。一旦苏军突破了前沿阵地，其结果将是灾难性的。

第三山地师正处在交战最激烈的中心，在沙波伊什，两股分开的苏军企图从侧翼突破，对我军形成钳形合围。虽然第144猎兵团在这个战略要地面对着10倍以上敌军的压力，但我们团守住了自己的防御阵地，并为其他单位的后撤及归建提供了机会。（英译本注：第三山地师的成员主要是奥地利人而非德国人，第五党卫军“维京”师则是由非德国的志愿者组成。这两支部队都曾抱怨过在东线强加给他们的“消防队员”这一角色，很多人认为，他们的牺牲是为了能让那些“纯德国人”的部队有机会逃脱。）（冰人注：这个说法是第一次听到。）

我们频繁地改变着阵地据点，苏军的地面攻势经过几周时间，现在已经到了尾声。到了9月份，随着早到的持续不断的秋雨的来临，那些未铺设石块的主要公路和道路全变成了膝盖深的沼泽，根本无法通行。长期缺乏睡眠，弹药和粮食的短缺所产生的问题，以及战斗所带来的压力，战斗——继续战斗，对我们的体力储备提出了不断的要求。这一切就是我们日常情况的特点，而且，对战后的幸存者而言，也依旧是一个标准。

我所在的第144猎兵团第七连，受命掩护全团的撤退。在一个极具战略重要性的十字路口，60名猎兵占领了一座小村子，其目的是为了阻止苏军摩托化部队的挺进。敌人通过侦察，很快就确定我们的力量小得可怜，于是他们包围了我们并准备一举消灭我们连。第七连是一个训练有素并富有经验的连队，通过挖掘的战壕以及精确的防御火力，我们把苏军挡在一定距离之外，即使是他们的坦克和反坦克炮弹也没能把我们的散兵坑怎么样。

战场上的这种情况让狙击手大展神威，在300米距离上一枪接着一枪。我出现在我们连阵地的焦点地带，通过几乎百发百中的射击迫使敌军不得不转入防御。我的神经异常坚强，我知道这可以确保自己的每一发子弹都能在苏军的队列中造成致命的一击。在这种危急时刻，它给了我们决定性的优势——如果这能够破坏敌军的战斗意志的话。因此，有经验的狙击手往往并不一枪击毙敌人，而是刻意地击中对手的四肢，这不仅能让他退出战斗，而且使他发出痛苦的尖叫。

苏军的进攻计划是派遣部队做波浪式进攻。最前面的两股波浪通常是荷枪实弹的，而后面的两股波浪经常是赤手空拳。当前面的两波人被打倒后，后面的队伍就跨过他们同志的尸体，并捡起死者再也不需要的武器继续进攻。这真是一种有趣的策略，但并不值得羡慕，因为这肯定会影响部队的士气。

（《东线狙击手》的日本版封面，啥时候能有中文版呢？郁闷）

经过一番思考，对这种进攻方式，我创造了自己的应对方式，非常有效。首先，我按兵不动等待时机，等敌人的四股波浪按照他们的方式发起进攻后，立即对准后面的两个波次展开速射，而且是瞄准对方的腹部。后梯队产生的出乎意料的伤亡，再加上重伤者可怕的叫声，这一切会导致后方进攻波次的混乱，反过来也让前面的两个波次产生严重的不安，然后，整个进攻体系产生了动摇。这时候，我就把自己的目标聚集在领头进攻的两个波次上，在50米的距离上一枪接一枪击中他们的心脏或头部。敌军转身逃窜了，这时我再重新瞄准那些痛苦得尖叫的伤兵，对准他们的肾脏补上一枪。至此，进攻往往全面崩溃，

在这种战斗中，我通常会一次打掉二十多发子弹，没办法统计我究竟打死了多少敌人。在为期两天的战斗中，我用这种方式与战友们密切合作，为了第七连的生存奋力拼杀着。第二天晚上，我们连带着十三名伤兵，逃离了敌人的包围圈。我在队伍后面断后，用精确的狙击使敌人的追兵对我们敬而远之，第一缕阳光升起时，我们连回到了我军的主防区内。

当然，我采用的战术是否道德，是否光彩，这个问题有待商榷，但是面对苏军这种敌人，他们对抓获的俘虏毫不犹豫地大开杀戒，其残酷程度很可能远远超过我们，所以我认为在这种情况下这样做是合情合理的。

回到了我军并不太稳定的主防区内，并不意味着我们连就可以好好休息一下了。白天时，苏军又一次发起了新的进攻，虽然看起来他们似乎小心谨慎。这次，他们采用了新的花招，在步兵的掩护下，派遣三辆T-34坦克冲在前面，在掩体里，我们听见这些钢铁怪兽隆隆地向我们驶来。我已经在我们临时阵地的旁边挖了一个洞穴，而其他的步兵也已经做好了充分的伪装。

在距离我们战壕150米处，领头的那辆T-34突然颤抖着停了下来。炮塔嗡嗡地转动着，上面的机枪一阵猛扫，就好像已经发现了我们一样。随后，炮塔停止了转动，过了几秒钟，舱盖打开了。我用狙击步枪瞄准镜里的十字线对准着舱盖。一个头颅从舱门的圆环处伸出了一点点，一双手拿着望远镜放在双眼处。我把步枪的标尺设定在120米——如果他再把头往上伸那么一点点，我肯定就可以得分了。

在这种情况下，非常重要的一点是，如果这一枪打过去，就标志着双方的交火将全面展开。我短暂地犹豫了一下，这时，我想到了这个家伙很可能不仅仅是坦克的指挥者，而是整个进攻的组织者。如果他死了，事态很可能会有利于我们。于是我深深地吸了口气，全神贯注保持着冷静，手指均匀地扣动了扳机，子弹呼啸着冲出枪膛。

通过瞄准镜，我看见那个家伙的头颅消失了，舱口盖上洒满了鲜血。几秒种后大家一起开火了。三辆坦克停止不动，承受着我军阵地上暴风骤雨般的枪弹，但对它们无一伤害。几分钟后，它们的马达轰鸣起来，转过身开了回去，这证实了我的猜测。苏军的进攻失去了指挥，一个小时后，他们的后续行动开始了，但却明显缺乏动力和信心。

一颗子弹就让敌人的进攻陷于群龙无首，并很可能被我们击退。随着德军战线的缩短和巩固，苏军的攻势在9月20日逐渐停顿下来。敌军的突破被及时制止，这要归功于第三山地师在激烈战斗中表现出来的顽强的战斗意志。第144团第七连损失了一半以上的兵力，幸存者也都筋疲力尽并且浑身爬满了虱子，其中的大多数不是负伤就是生病。他们经历的这场超人般的战斗微不足道，在地图上甚至找不到该地区的名字，但却深深地蚀刻在他们的脸上。就我个人来说，这次战斗我毫发无损，除了身上的虱子，还有就是因为吃了在一个农场的屋子里找到的腌黄瓜，结果导致了腹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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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火暂时平息后，我们师建立了沃坦防线（Wotan Line）。（冰人注：原文如此。这条防线的名称似乎应该叫做“豹——沃坦防线”）这条临时战线引发了我们的思乡病，因为在这片土地上，沿着伏尔加流域过去曾经居住过很多德国人（Volga-Germans），但后来都被苏联政府驱逐了。那些小而整齐的城镇和村庄，取的名字都是像“海德堡”“蒂芬布鲁恩”“罗森堡”这种，房屋都被遗弃了，但却保持着井然有序，厨房用具整整齐齐地挂在橱柜里，看起来就好像那些以前的居住者随时会回来一样。我们挖掘着战壕，防备着几天或几周内即将到来的毁灭性飓风，它将横扫一切。正是在这里，我们第一次体验到了险恶的征兆：我们的国家将会遭遇什么？摆在面前的命运又将是什么？

苏军重新集结准备着新的进攻，第144团的位置靠近哥德堡，虽然伤愈者逐渐归队以及外出者陆续返回，但我们的兵力依旧不足。武器弹药的补给也远远低于我们的预期。所以，对地形进行一次彻底而又全面的侦察并且判断出敌军进攻的重点位置，并据此确定摆放我们有限力量的最佳地点，就显得非常重要了。而用我们微薄的兵力进行大胆的行动，以此来欺骗敌军，也是同样重要的。

（苏军的狙击英雄瓦西里·扎伊采夫，也就是《兵临城下》男主角的原型，手持一支莫辛纳甘步枪，注意他胸前的勋章。）

每一个清晨和黄昏，我都能发现敌军在我们阵地前进行的侦察活动。我的目的就是，用突然的精确狙击，把敌人的侦察巡逻队挡在我们的防线以外，消灭敌军的有生力量并让其他的幸存者慌乱不堪地逃回他们自己的战壕里。通常，他们派出来的巡逻队都有单一的目的，就是为了探明我军阵地的位置，一般说来，他们并不希望在无人地带遭遇到一个狙击手。如果真的发生了，往往让他们大吃一惊，在他们聚集起足够的智慧找到掩护或者撤退到一个安全距离外之前，我可以通过快速射击击毙相当多的敌人。

所以，在九月底一个美丽的秋天的清晨，我趴在一座小山丘上的树林中，伪装得很好，仔细观察着不到一公里外的苏军炮兵阵地。这时，距离杂树林150米远处，一支苏军的巡逻队在一个孩子气的中尉带领下，直接走进了我的视线。这支队伍大大咧咧毫不在意，就像一队摇摇摆摆在阳光下散步的鹅群。带着应有的沉着，我小心翼翼地注意不要暴露自己的藏身处，我把步枪就位，通过上面的瞄准镜观察着这支毫无纪律的队伍。我觉得那名军官有可能来自俄国政界的上层，因为他的打扮有违战场常规，穿着一身精细面料度身定做的军装，脚上穿着用最好的皮革制成的皮靴。

我的手指搭在扳机上，出神地看着眼前的这一幕，突然，我看见那名中尉被一棵暴露在地面上的树根绊了一下。随后他很镇定地恢复了平衡，从口袋里掏出一块绣着花边的手帕，擦了擦手，然后又仔细地拭去沾在皮靴上的灰尘。这几周来，我一直与肮脏、恶臭以及跳蚤保持着“最亲密的接触”，为了生存，每天都要进行残酷无情的战斗，现在却让我看见了这幽默的一幕。唉，现在可没有多愁善感的余地。

饶过这群娃娃兵也许会间接地对我以及我们团产生直接的危险。那名中尉仔细地抖了抖手帕，认认真真地把它叠好后放进了自己胸前的口袋里。我用狙击步枪上瞄准镜里的十字线对准着他的心脏，带着某种病态的暗笑，思考着眼前即将呈现的这种“仪式”，就如同日本的武士道所展示的那种杀戮的艺术，我带着奇怪的轻松心情扣动了扳机，就此决定了那名中尉的结局。

枪声划破了清晨的寂静，那名军官震惊地看着胸前出现的枪眼，脉动使喷出的鲜血犹如小小的喷泉。队伍里的其他人朝着各个方向惊慌地大叫，中尉慢慢地垂下了双膝，他的眼睛最后一次看了看天空，就此倒在旁边的矮树丛中。他的两名手下鲁莽地试图把他拖回到空地去，结果也被我一一击毙，剩下的人赶紧隐蔽起来，最终他们撤退了，不再想知道到底是从哪里射来的致命子弹。我当然也知道，我的隐蔽处已经不能再用了，于是，就像树林里的幽灵一样，我迅速消失了。

通过侦察行动，让我对敌军的集结有了一些好想法。我和其他狙击手的报告，成为了德军“短距离侦察、预知即将发生的进攻的重点”综合报告中最重要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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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3年9月26日上午八点，数百发照明弹带着恶魔般的亮光照亮了东方的地平线。一阵轰鸣和咆哮声逼近了德军的阵地，然后逐渐增大为震耳欲聋的嚎叫，简直就像地狱深渊的大门就此打开。数百门大炮和“斯大林管风琴”（指的是火箭炮）倾泻出的炮弹合并在一起，不断向前爆炸着，空中飞舞着弹片以及泥土的碎块，爆炸造成的硝烟和灰尘让人难以呼吸。

敌军的第一轮炮击逐渐停息了，当我们听见那些伤兵以及被炸得缺胳膊少腿者所发出的令人震惊的嚎叫声时，真的需要最大程度的自制力。我们尽可能深地蜷缩在战壕和散兵坑里，有人在祈祷，有人在默默地祈求，还有的被歇斯底里的战友抓住，决意逃到野外去。在高爆炸药的冲击下，地面颤抖着。空气中混杂着污物、硝烟、金属碎片，令人窒息。

我躲在散兵坑里，像胎儿那样蜷缩着，无助得像个孩子。一声巨大的爆炸在旁边响起，震耳欲聋，一瞬间把我震得迷迷糊糊。我抬头看见了爆炸带来的“降雨”，与此同时，一个黑乎乎的物体越过战壕的胸墙向我飞来。出于本能，我赶紧把头避开，那个物体砰地一声掉在地上。我惊恐地退缩着。一具冒着热气的战友的残骸，来自相邻的战壕，光秃秃的一具躯干，已经没有了四肢，它的胸部、脖子、脸被弹片划得全是血，完全走了样，它跑来跟我待在一起！这具躯干上的嘴，令人惊讶的是居然没有受伤，竟然发出了呻吟，它用喉音说着话，这声音简直就像来自另一个世界：“发生了什么？怎么这么黑？为什么我感觉不到自己的身体？”这实在无法理解，那具躯干用上臂残余的部分无助地耸了耸肩。“救救我”，残骸咕哝着祈求着。我惊恐万状，几乎要歇斯底里了，我紧紧地贴着战壕的墙壁，以避免触摸到这具没有了四肢的躯体。这具垂死的躯干开始哭泣，但是，作为对我祈祷的回应，他很快就死了。在震耳欲聋的迫击炮和反坦克炮的地狱般的背景声中，我试着让自己镇定下来，为对方即将到来的步兵进攻做好准备。

如同半个小时前突然开始一样，炮击现在又突然停止了，取而代之的是坦克履带的嘎嘎声以及逐渐逼近的俄国步兵高呼的“乌拉”。这一瞬间，我们也从震惊中清醒过来。医护人员忙着救护那些重伤员们，我们则迅速进入了作战状态，端着枪冲到战壕边，回击着俄军的进攻。带着致命的准确，我一枪接着一枪射击着，每一枪都能在进攻者的队伍中造成伤亡。枪管打得滚烫，膛内涂的防锈润滑脂融化了，滴落在我的手上。

敌军的炮火继续轰击着我们的阵地，空中飞舞着金属弹片。我不断地移动着，从这个战壕跑到那个战壕，不停地寻找掩护，并从几乎攻入我军战壕的俄军死者身上获取子弹。坚守战线的一小块阵地好像没太大的意义，我们的目的只不过是为了生存。

我们作为普通士兵不可能知道，苏军进攻的进一步意图是在第聂伯河下游突破我军的防线。在接下来八天的激烈战斗中，进攻、防守、反击不断地变换着。一个接一个的德军连或团被消耗掉，根本没有预备队。急救站没日没夜地忙碌着，装满了人体器官和截断的四肢的容器不断地被倒进手术帐篷后面的一条废弃的壕沟里。数以百计的士兵等待着手术，伴随着哭泣声、呻吟声以及死亡。医护人员无情地把那些毫无希望的伤者分开：有一些伤者在吗啡麻醉状态下死去，更多的则是在痛苦中孤独地死去了。这些已经没有救活希望的伤兵，很多都被“立即解除了他们的痛苦”，因为他们躺在这里，有落入苏军之手的危险，对俄国人来说，对战俘熟练地实施残忍的虐待简直就是家常便饭。

在这种环境下，作为一名十九岁的年轻士兵，我彻底丧失了自己残余的纯真。我决定把自己的生命尽可能地投入到发展自己杰出的技术中去。当其他人陷于慌张混乱时，我保持着自己的冷静。我使用步枪就像外科医生使用他们的手术刀，致命的精确！我有战场的感觉，知道如何把握防守、掩护、进攻的节奏。我缺乏对负伤和死亡的恐惧，这种精神状态有人称之为“勇敢”。战争中的一件怪事就是，某些士兵在面对会导致严重受伤或死亡的情况时，总显得刀枪不入，我就是其中之一。无疑，希特勒也是同一类型，他在前线也总能躲开严重的伤亡，从1914—1918年，他在西线的战壕里过着安然无恙的日子。

1943年10月4日，战斗减弱了，这让我们大大地松了口气，部队也趁机重新集结。五天后，苏军恢复了对第三山地师的进攻，敌我之间的兵力对比是二十比一。每次进攻必须的炮火准备在上午十点再次开始了，400门大炮和200具“斯大林管风琴”对着我们的防线每小时倾泻15000发炮弹。当炮击停止后，我们师重新回到了地面上，每个人都像僵尸一样地出现，阵地上弥漫着呛人的硫酸气味，地面震动着。带着绝望，大家都做好了准备，每一个猎兵都是真正的战士，他们有花岗岩般的自控力，丰富的战地经验，极度的顽强和决心去战胜一切。苏军如潮水般向着我们涌来，他们后备部队的这种炮灰似乎取之不竭。然而德军的作战单位全部在这儿了，没有后备队，越收缩越小，而苏军的部队则越打越多。在这方面苏军得到了某些帮助，日本人决定不对西伯利亚前线施加压力，这就使得那里的苏军部队可以被运到俄国的西线参加作战。此外，年龄在14岁至60岁之间的男性都被征入伍，无一例外。

苏军中的很多部队被很简单地当做炮灰使用，在他们的平民便衣外面套上一件军大衣，再进行两天的武器练习后就投入战场。这一过程如此匆忙的原因是没有足够的武器可供分发，甚至因此而产生了他们的战术：率先进攻的苏军波次配备着步枪和冲锋枪，而后面的波次在冲出战壕时是赤手空拳的，他们必须跟在前一波次后面，等前面的人被德军的枪弹打倒后，再去捡起他们丢下的枪械。

苏军的这种打法，其过程的危险性是很明显的，甚至可以称之为“头脑简单的打法”，苏军指挥官解决这一问题的办法是派遣“人民内务部部队”(冰人注：NKVD，这一部队属于苏联内卫部队，有点类似于德国的普通党卫军，专门从事平息“反革命暴乱”“剿匪”“肃奸”等工作。这种部队的最大特点是，看起来挂着部队的名义，组建及训练也是按照普通军队的方式进行，但从事的勾当却与真正的部队完全不同，往往为正规军人所不齿。1991年苏共垮台，这一机构也被取消。但除了前苏联，还有一些国家也具有此类名称不同但功能相同的“伪部队”。另外，NKVD这一词也往往代表着特务、密探)在现场执行军令强行清理战壕。在这一进攻过程中，我亲眼看见苏军队伍中的动摇者和怀疑者被从后面射来的子弹当场打倒，而其他人则毫无畏惧地向着德军阵地冲锋，就像这一切并不比一场大冰雹雨更加值得担忧似的。

（为了斯大林，为了祖国，冲啊！）

对我们来说，这就像打兔子一样，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是难以用言语形容的杀戮场，苏军的死者和重伤者堆积如山，往往越堆越高，甚至超过了一个人的高度，后面的进攻者必须要爬过这些尸山以便继续冲锋，顺便说一句，这种尸体堆甚至为后面的梯队提供了躲避子弹的掩护，也阻止了我们对他们后梯队的扫射。有时候，伤亡者的尸体堆得太高，以至于他们的进攻不得不暂停，必须用坦克开出一条通道，在这一行动中，毫不考虑那些躺在地上的伤员所发出的惨叫声。T-34坦克的履带压扁了那些尸体，骨头的爆裂声就像干树枝。这一幕就像推土机在铲平一个由尸体构成的垃圾堆，其中有些人还活着，他们在临死前的痛苦中发出了尖叫和诅咒。战斗逐渐升级：当我军开始缺乏弹药后，一些苏军的进攻者突破了我们的阵地，随即又被我们的刺刀或锋利的挖掘工具打退。我们的防御令他们发疯并足以一直支撑到晚上，苏军的进攻最终因为伤亡过大导致人手短缺，不得不瓦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