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准：最早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学者

“不知名”知识分子一书成名，特殊年代就提出过“市场经济”萌芽思想

贵州人民出版社1994年初版，此版本今已难觅。

■ 顾准小传

顾准（1915—1974）思想家、经济学家。

1915年生于上海，1930年，15岁的他便以其在会计学方面的成就和造诣，在上海工商界崭露头角，被誉为“奇特的少年天才”。1934年完成的会计学著作《银行会计》，成为国内第一本银行会计教材。

193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53年后，曾先后担任中央建筑工程部财物司司长，洛阳工程局副局长。1956年到经济研究所（现属中国社会科学院）任研究员。1968年，写成《希腊城邦制度》、《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1974年12月3日因患肺癌病逝。

顾准对经济学、会计学研究颇有建树，主要著作有《银行会计》、《希腊城邦制度》、《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等。翻译作品有《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主义》（约瑟夫·熊彼得）、《经济论文集》（琼·罗宾逊）。文集有《顾准文集》、《顾准日记》、《顾准自述》等。

顾准八个方面有价值的成果

学者王元化认为，顾准的思想比自己超前了十年，他在八个方面有价值的成果，分别是:

对希腊文明和中国史官文化的比较研究

对先秦学术的概述

对中国世纪骑士文明起着怎样作用的探讨

对宗教给予社会与文化的影响和剖析

对法国大革命直到巴黎公社的经验教训的总结

对直接民主与议会制度的评价

对奴隶制与亚细亚生产方式的阐发

对黑格尔思想的批判与对经验主义的再认识

《愧对顾准》一文中谈到，有境外同行曾在一次学术会议上问及中国内地学界，在上世纪60年代与70年代，你们有没有可以称得上稍微像样一点的学者？面对这样一个潜含挑战的问题，一位学界前辈佝偻而起，应声答对:有，有一位，那就是顾准！

出版前 王元化力推 责编的努力

1993年11月，贵州人民出版社社科编辑室主任杨建国收到了上海学者王元化的一封信，信中向杨建国推荐了《顾准文集》。久闻王元化大名的杨建国很快回信，让王元化把稿子寄过来。

在向杨建国推荐之前，王元化就和顾准的弟弟陈敏之，以及北京的吴敬琏等人多次推介顾准。起初，《顾准文集》辗转于上海的两家出版社，但未能出版。在写信给杨建国之后，王元化就让弟子胡晓明与杨建国继续接洽《顾准文集》的出版事宜。

这时，顾准的文章已经开始零星见诸报刊。三联书店前总经理、《读书》杂志前主编沈昌文说，陈敏之是三联书店的老干部，他和《读书》杂志联系，使得《读书》较早发表了顾准的文章。

在著作方面，顾准的《希腊城邦制度》1982年已经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顾准文集》中的一部分）已经在香港出版，王元化还给这本书写了序。但是，《直接民主与“议会清谈馆”》、《民主与“终极目的”》两篇重要的文章没有收入。学者朱学勤记得，有些人从香港把这本书带回来，这样就引起一些反响。“我那时大概是最早从思想史角度分析顾准在现当代思想上的地位，1991年写了一篇《地狱中的思考》，后来，我还写过一篇《迟到的理解》，分析顾准的家庭悲剧，后来发表在《文汇报》上。”朱学勤还记得，“王元化和陈敏之商量，想把《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顾准文集》中的一部分）首先在中国内地出版，但是没能如愿。”

12月，杨建国就收到了《顾准文集》的打印稿。他翻了翻稿子，觉得写得很好，但是没有特别兴奋。此前，他看过顾准的《希腊城邦制度》，但是对作者印象不深。这时的他很忙。手上有一套16本的“中国市场经济问题丛书”，这是他的老师江平主编的，杨建国想把这套书做好。1994年元旦期间，杨建国把《顾准文集》推荐给另外一个编辑，想请他来编。这个编辑是上海人，顾准也是上海人，杨建国想他可能有兴趣。结果他不干。杨建国只好自己来做了。

后来，杨建国把《顾准文集》的书稿看了一遍，他觉得顾准的文字很好，观点很明确。“至于这些文字后面的思想以及理据，我没有深刻的理解，只是凭着编辑的职业本能觉得它很有价值。”

在这期间，顾准的弟弟陈敏之写过一封信给杨建国，授权他改动稿子。杨建国在电话里对陈敏之说，书稿不删了。“陈敏之一听很兴奋，问我为什么。我说要保留书稿的原汁原貌，以及顾准的思想锋芒，中国人自己写的书，我还没有看到这么有思想的，文字这么好的。陈敏之一听更高兴了，说，我给你15000元钱，作为对出版的资助。之后，我就和陈敏之签了合同。”杨建国说。

出版后 北京热卖后 全面受关注

出版环节通过之后，就是印刷环节了。由于当时还是铅字印刷，加上纸张的生产量很小，1994年9月，《顾准文集》在湖北襄樊首印了3000册。当年10月，全国书市在武汉举行。杨建国让印刷厂赶在书市前把书印完，并送到了武汉。在书市上，他首先把这本书推荐给了杭州三联书店总经理叶芳，让她拿回去好好看看，看完以后给自己打电话。此外，他还给很多书店推荐了这本书。由于当时畅销的书很多都是剪刀加糨糊搞出来的出版物，学术书不好卖，很少有书店要货。

10月22日，北京要开一个顾准逝世20周年的纪念会。北京三联书店门市部经理郝杰有一天给他打来电话，说要300本《顾准文集》。后来他才知道，这是沈昌文有意安排的。很快，300本书从湖北发到了北京，书到了北京的第二天，郝杰就给我打来电话，说要添货。她告诉杨建国，书头一天上架后，很多人都来买，有些人第一天买了之后，第二天又来买了送人———这是以前从来没有见到过的事。就这样，这本书在北京卖开了。

《顾准文集》的畅销很快引起了万圣书园总经理刘苏里的注意。此前，他已经通过《希腊城邦制度》知道了顾准。杨建国至今仍清楚地记得那时的情景。“刘苏里从三联拿了一点货，他后来联系我，说老子到处找这书，原来是你做的，这书在北京我全包了！”杨建国的另外一个印象就是，“当时，北大的学生几乎人手一册，武汉有一个大商人，他说《顾准文集》让他看得痛哭流涕，一下子就买了400册送人。”

刘苏里对于《顾准文集》的火爆记忆犹新:“当时的万圣书园位于已经被拆掉的成府街。这本书我们店在北京就卖了三四千册，最多的时候一天卖出了近200本。很多人都是五六本、七八本的买，还有人几十本的买。”

而长期关注民间思想史的丁东了解顾准较早。1994年年底的一天，他正好路过朝阳门人民出版社的读者服务部，门口一个小黑板上写着“《顾准文集》已到”，他二话不说就买了一本。“实际上，很多高层领导全都看了这本书，他们对顾准评价也非常高。只有他们这一代参加过革命的人，才知道顾准的高明之处。因为他们是一块儿过来的，但是顾准比他们觉悟得早。”丁东说。

但是《顾准文集》的火爆并没有给贵州人民出版社带来巨大的利润，杨建国说，“这本书我们印了四次，销售了近五万册。但是，盗版销售的有八十多万册，北京、上海都有人盗印。因为我们社的版本是9.8元，盗印的版本是二十几块。”

《顾准文集》出版之后，王元化把这部书推荐给海外著名华人学者、殷海光的学生林毓生教授，后者他来信说从序中读到顾准这样的知识分子“在横逆中的艰苦卓绝精神而流泪了”。

学者朱正琳当时身为一家杂志社副主编，“老一辈知识分子从一开始，就对顾准有了一个准确的定位和判断，这种信息很快传递到了我们这里。我们觉得，‘顾准与《顾准文集》’是一个好选题，就请了几个人从不同的角度来写顾准。我开始约了王元化，朱学勤去跟他说了之后，他说还是让朱学勤来写。1996年第2期，我们杂志发表了朱学勤的《愧对顾准》、徐友渔的《当代中国思想史的华章》等四篇文章，这期的‘人物春秋’栏目还发表了陈敏之写的《顾准的最后十年》。”朱正琳说。

时至今日，杨建国依然对于当时媒体谈论顾准的情形记忆犹新。“那几年（指1994年到1997年），几乎所有的纸面媒体，包括香港媒体都谈论过顾准。绝大部分学者都对顾准的思想给予了很高评价，我只看到一篇文章，认为对顾准评价过高，这篇文章的作者是研究后现代主义的。我本人收到了一麻袋的读者来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