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林省最早的中学

吉林省最早的中学

【作者简介】王悌，1937年吉林省一中毕业，50年代在吉林一高中任数学教师，后转到吉林五中任教，吉林市知名数学教师。      

      省一中建校于清光绪三十三年(1907)，是在戊戌维新影响下，我省最早建立的一所公办中学。建校时名叫：“官立中学堂”，到1911年即民国初年，才改名为：“吉林省立第一中学”。开始它的地址是：吉林市新开门里崇文书院前院，县一高的后院，它恰好夹在。“县一高”与省模范的中间。学校占地面积约五千余平方米。有教学主楼一栋，-两层，共十二个教室，还建有平房四十余间，教室及理、化、博物教室共十八个。除此之外，还有比较大的图书馆一座，大礼堂一座。

      省一中自建校以来，共经历了三个历史时期：①晚清时期；②民国时期；③伪满时期。

      ①晚清时期：“全公费，包分配”。这一阶段(也包括民国二年以前)，学生入校后，不仅不交学杂费，而且连全部书籍及纸张也由学校供应。更优越的还是：每日两餐的“上等伙食”，也全由学校供给。(在旧中国时期，一般家庭及学校、部队等集体单位都是日食两餐)。总之，只要你愿意读书，就可以“申请”或。“考试”(考的也比较容易)人学。入学之后，不花一个钱，即可读书，直到毕业，毕业之后，又全部由国家负责分配工作。

      ②“民初”阶段则是“半公费，半分配”。所谓。“半公费”是：不交学杂费，伙食交半费。所谓“半分配”：毕业生的出路是：一小部分(约三、五名不等)保送公费留学(去英、美或日本)，一部分(约二、三十名)由各级政府部门直接录用。当然，这些毕业生多是成绩优良的“高材生”。这可称之为：“择优录用”，其余学生则是：自找门路就业，或自费投考大学等。这种半公费，半分配的原则到了民国十年左右就废除了。

      ⑧“伪满时期”(也包括民国一段历史时期)是；“全自费，不分配”的学习与分配制度。自从实行了“全自费，不分配”的制度后，中学大门，特别是这所全省的重点中学——“一中”的大门，就只能是面向官僚绅士与少数富有人家子弟。大多数小市民阶级也只有“望门兴叹”了。

      省一中在1937年迁到新处——德胜门外，即现在的市实验中学。迁校后的第二年，就改称为：“吉林省第三国民高等学校”。

      省一中有三大：礼堂大，食堂大，实验室及标本室大。

      ①“礼堂大”：可容纳千余人集会。礼堂宽敞明亮，设有比较先进的舞台装置，可以演出大型戏剧。正因如此，全省各界举办大型集会或者举办各种义务演出时，多半借用这一大礼堂。这里每年至少有两次大型新旧剧的会演。新剧指的是话剧，旧剧则是指各种小型的“京剧”。由于师生中爱好京剧者甚多，因此，彩排几出小戏是不成问题的。仅在“九一八”事变前几年，省一中的学生们就彩排过《捉放曹》、《法门寺》、《女起解》、《乌盆计》、《李陵碑》等剧目。主配角全由师生共同扮演，鼓乐也多由师生自己操作。其中两位琴师

      (京胡与二胡)，尤其熟练高明，颇受内行们所称赞。其中一人为“韩世超”，他曾一度“下海”成为专业的操琴手。国文教师(忘其姓名)亲自改编并导演话剧沙士比亚的名剧《罗蜜欧与朱丽叶》，一出大型京剧《四郎探母》深为当时各界人士所赞赏。为了满足社会欣赏的需要，曾一连三次在省一中大礼堂举行义演。票价甲座每张高达一元，乙座八角，在当时这票价够高了。外地来吉演出，所谓名角的票价，最高也只不过是五角而已。应该指出的是，新剧的演出，对于打破当时的封建思想和倡导个性解放来说，确实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这使古老的吉林民众大开眼界。当时，《盛京时报》曾有人写过关于此剧的观后感，在其行文中就曾有过“船厂人”、“耳目一新”等字样。

      ②食堂大，一中自建校以来，学校就十分注意学生的食宿问题。他们把食堂办得好坏看成是一个学校是否关心学生身体健康的主要标志。作为一校之长(因当时是校长负责制)亲自抓食堂是一中伙食好的一个基本原因。一中的住校生很多，占全校人数的三分之一强。正由于伙食办的好，所以远道学生也就更愿意考入省一中来。

      一中有两个“伙”，大伙与小伙。

      “大伙”指的是学生通用的普通伙食，每日两餐虽然是粗细粮各半，但副食好，不仅花样多，而且味道好。平均每周一顿蒸饺、一顿包子与一顿肉，花样经常变换，收费也低廉。每月伙食费最多六元，所以如此，是因为有两位善于办伙的老师，一是教化学课又兼舍监的杨作模老师，一是教化学课的李世芳老师。杨作模老师像一位“管家婆，”一上完课就到厨房去，一面直接管理伙食，一面参加厨房的劳动。伙房的几位厨师，都十分听信杨老师的指导与指挥，为了降低伙食费，他养了大群生猪，以供师生伙食之用。

      为了让师生吃的更好些，他们二位又在“大食堂”内，开辟了一个能作“细菜”的小灶。小灶由一个手艺较高的厨师掌勺，出售一些溜炒与挂浆的细菜，价格仍是仅收成本，比饭店便宜一半多。任凭师生随便挑选。为了使学生从早到晚，少花钱而能吃到多样溜炒菜，这里的“小灶”食堂把每碟菜的“菜码”(即数量)缩小一半。当然，价格也就相应地便宜一半。凡此种种，都是杨、李二位老师的高招。而这样好的食堂与这样好的老师又怎能不受学生的欢迎与爱戴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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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中的第三大，就是理化实验室与博物标本室比省内任何一个中学都大。理化实验室，可以同时容纳两个班级上实验课。而且仪器也比较齐全。为了保管好仪器，并做好实验前的准备工作，学校又专门委托一位专职老师负责。

      与理化实验室相邻的另一个大教室就是“博物标本室”，其中共有三类标本，一是“植物标本”(约千余件)；二是：“动物标本”(约二百余件)；三是：“矿物标本”(约百余种)。这些众多的标本，对于“博物”课的学习，十分有利。当时的博物课，包括：“动、植、矿”三个分支。即：一年级上“动物课”，二年级上“植物课”，三年级上“矿物课”。

      省一中还有“三多”：学校经费多；留学外国的多；尖子学生多。大家都知道，办学需要钱，有钱就可增加设备，就可以搞好师生们的福利待遇。而一中呢?由于它在省教育厅的眼皮底下，又由于它是当时旧省会唯一的高级中学，因此，从晚清的“提学司”(即：教厅)直到民国的教育厅，出于靠它装璜门面起见，一直备受重视，所以历年来拨给省一中的经费比任何一所学校都多得多。

      二多就是：留学生多(旧中国，讲学历)，不仅在历任校长中多数是外国留学生，其中有的还获得过“博士学位”，而教师中也不乏留学生。至于毕业后去欧、美以及日本等国的留学的学生就更多了。他们学成回国后，又多愿先到母校——一中从事一段教师工作，以后再去其它部门或单位就职。其中最著名又最受人称赞的就是曾在一中当过很长一段时间的教师的谢中。谢老师的字是晋卿，这位大名鼎鼎的谢晋卿老师，是一向被人称之为“天字元号”的大人物。“天字元号”包括两个第一：第一个第一是：谢公是省立一中第一班的毕业生。第二个第一是：他又是这第一班中“第一名”，平时他考第一，毕业考试也是名列第一。因此，谢公就一直被人誉为：“天字元号”。除此，他又是“天字元号”的留学生(留学时间最早)。

      在历任校长中留过学的有：①早期校长胡体乾，美国留学生，学社会学的，获得过美国社会学博士的学位。47年曾任过国民党时期的吉林省教育厅长，此公讲话风趣，慢条斯理，笑容可掬，中等身材，高度近视，行动时常持一个手杖。

      ②中期校长张令闻，留美学生，也获得过博士学位。在校兼教数学。此公数学教的极好，极受学生欢迎，与胡体乾校长的外形相似——中等身材，高度近视、行动时不是“持着”而是挎着一根手杖。

      张公十分关心学生的成长，在课堂他是有问必答，每答必详。他走到哪讲到哪。就是在院子里，你要问他时，他就拿起手仗做粉笔，在地上划着。一直到讲明白为止。当时同学们给他编了两名顺口溜：“张博士，随便问，他的粉笔是，文明棍(即手仗)。

      留日的校长有：

      (1)徐鸿泽，日本东京高师毕业后，又就学于帝国大学学教育。

      (2)邹海瀛：毕业于日本广岛高师。

      (3)张寿昌：毕业于日本东京高师。

      (4)赵恭福：毕业于日本广岛高师。

      省一中的历任校长，除国外留学外，其余的虽非留学生，但也都是国内名牌大学毕业。且又学有专长，热心教育。如晚期的两位校长孙继仙和金玉彦。，前者毕业予北师大，后者毕业于燕京大学。两人都是优秀毕业生。孙是学生物的，金是学数学的，因而在兼课时，颇受学生欢迎。．

       总之，身为校长而又不脱离教学第一线的在省一中是屡见不鲜的。这也算是省一中的一个好的传统吧!

      外国留学生在教师队伍中如前面介绍过的谢公晋卿之外。还有一位很有名气的英国留学生——盖朝桐。此公是一位老教育家，全省驰名。他也是省一中的一位老毕业生。他生物学的好，曾获得过“硕士学位”。归国后他在一中先后教过生物、化学及英语等科。他对学生的要求十分严格，学生对他都是既尊敬又惧怕。他知识渊博，生就的一付傲骨，从不逢迎随和。平时不占别人一点便宜，在饭店里，不论与谁同桌吃饭，他必定拿出自己应花的价额。与同事俩同乘一辆马车时，他也交自己应花的车费。时间一长，大家都知道他这脾气，也就随他处理了。

      他有一个口头语，无论和谁谈话时，都把“我”说成是：“人们”，他不说我如何，而说成是“人们”如何。

      省一中的第三多是：教师教课受拥护的多。在省一中的“最盛”时期——旧中国时期，当然是名师荟萃、人材济济的了。就是在强弩之末的“九一八”前后，讲课受拥护的也是很多的。

      以三大基础课而论，在国文科中，丁翰章与马世超二位老师就很有名气。丁公长于古典文学及写作指导；马公长于现代文学及外国文学。(丁老师也是省模的优秀教师)。丁公对于学生是比较严格的，他是一位受尊敬的师长。他主张要学好古文，必须“多读、多背。”因此，他要求学生至少须能熟背唐、宋八大家中的二十篇散文以及“唐诗”五十首与“宋词”二十首。

      在必背的二十篇散文中，他指定欧阳修的《醉翁亭记》、陶潜的《桃花源记》、柳宗元的《小石潭记》、苏轼的《前、后赤壁赋》、韩愈的《原毁》《原道》《进学解》、苏旬的《六国论》……。丁公这些约束，同学几乎人人都能达到。虽然时隔五十余年，有些人至今还能背诵如-流，一字不差。

      马世超老师(绰号叫马“时候”，因在讲话中常伴有：“时候”这一语病)。在教学生现代文选或外国文选、以及辅导学生阅读中外名小说时，他都一再强调，要运用“思析法”来进行思考与回味。这就是：每当到文中的一个段落时，就把书先合拢起来，闭目琢磨一下：下一段内容，或下一个故事情节，应如何安排与描述。也就是用读者的眼光及文思去想一想，去分析一下，然后，再把自己的思想与分析同作者的行文互相对照一下。看是否一致?差距在哪?实践证明：这种“思析”式的读书方法，确实很有效果，它不仅可以加深对作品的理解，还可以开拓读者的思路。

      解放后在中央广播电台当编辑的张耀先，是省一中的老学生。一九三四年毕业考入伪满法大，从法大毕业从事新闻工作后，他深有体会地说：“我在编辑工作以及写作中(他写过很多篇报告文学)，就是得力于高中这段语文课的学习。马老师的那种“思析”的读书方法，对我以后读书及现在编辑工作起了极大的作用。

      在省一中教数学的也多是些有名气的老师。如毕业于北大数学系的熊民且老师(湖南人)，此公头脑清晰，思路敏捷，语言流畅，逻辑性强，善于深入浅出，启发诱导。他擅长教《立体几何》与《解析几何》。并有惊人的记忆力。他在一年时间内掌握了五千个日语单词，用一年自学考中了：“伪满日语二等合格”。这一速度与成绩对于一个成年人来说，是难能可贵的了。由于熊老师在数学上造诣很深，解放后，就被沈阳工学院聘去任教，不久就评为该校的“教授”。

      另一位优秀数学教师绰号叫：“杨大代”(主要是初等函数部分，在“旧中国”与“伪满”两个历史时期，把初中所学的代数叫“小代数”。而把高中阶段的代数内容就称之为：“大代数”。)在他代数教学中，以“严谨”著称。备课一丝不苟，从来是：“不作教案不上课。”尽管他已教过十数遍了。可他仍然根据不同对象，不同班级，有针对性的做出详细的教案来。不仅如此，他还严格要求学生必须认真完成他所留的作业题，他对学生的作业，从来是全批全改的，一丝不苟。

      有这样教师，省一中学生的学习基础，特别是数、理、化基础都比较好，因而省一中的毕业生多数人是愿意投考理工科大学的，而且在数理科的考试中，不仅不感到困难，而又多因数学分数比较突出而占了上峰，多数都能榜上有名，一试而中。更要指出的是，省一中学生的英语学习成绩是很突出的。当然，这和省一中聚集有留英留美谢晋卿和盖老师等尖子教师有关。他们外语不仅根底厚，语音好，而又长于教法。他们为省一中培养出不少读写能力俱佳的英语学习“尖子”，从而，为他们报考英文成绩高的北京燕京大学与南京金陵大学以及赴美、英留学而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九•一八事变不久，谢晋卿老师就被当时的伪满洲国的吉林最高学府——高等师范学校聘去，任命为该校第一个教授。

      下面再介绍一位颇受学生欢迎的英文教师——岳明世老师。

      岳老师是山东齐鲁大学的毕业生，由于他曾在港口作过翻译工作，所以他的英语也非常好，他教法灵活，善于诱导，他的课很受学生欢迎。他特别关心学生、和学生的关系极为融洽，同学结婚时请他去喝喜酒。同学们在婚姻上有阻力时，也找他做指导。(那时，高中学生年龄都大，读书阶段不限制结婚)，同学们都把他视为兄长一样(因为岳公与一些年龄较大的同学的年龄相差无几)，岳老师的头脑十分清晰，也十分善于学习，他也和数学教师熊民旦一样，自学日语一年多，顺利地考上了“二等日语合格”。岳公为人正派而洒脱，办事果断利落，有较强的爱国主义思想与民族自尊心。虽然，他代教日语，但对日系校长及日系教师，从不阿谀奉承。在国民党(1946—1947)统治吉林时期，也敢于带头向国民党反动派做斗争。其间两次罢教罢课运动以及两次反饥饿、反欠薪运动，他都做了教师的请愿代表。

       “四人帮”猖狂时期，岳公敢于在亲友间声言厉色地揭露江青丑恶历史，当时听者都感到毛骨悚然，可是，岳公却毫无惧色。此时，岳公已是古稀之年了。

      省一中不仅在数学、语文、外语等三大主科中有很多有名气的教师，在其它学科中，如在体育学科也有不少好教师任教。如徐鹏飞老师长于球类的训练与裁判，在省级篮排球比赛时，经常担任裁判长之职。陶德魁老师擅长田径与器械操，尤其擅长跳箱与鞍马。在课间与课余玩跳箱及鞍马、单、双杆的人非常之多。这是全省任何一个中学无法与之相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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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球类方面，除足球之外，由于有徐陶二公的得力培养与严格训练，省一中的篮、排球多年来一直驰名省内外。

      陶公在训练球队时一贯主张是一严二实。“严”是严格训练，不仅在训练中要求的十分严格，而且在训练时间上以及训练内容上都有严格的计划。在球场上或参加比赛，陶公也严格要求队员们必

      须服从裁判，团结待人。因此，多年来，一中的球队在每场竞赛中都能打出水平、打出风格。即或因裁判一时疏忽判错也未和裁判争议口角过，更未因输球而与对方闹不团结的现象。

      陶公为人正派，见义勇为。

      1943年某日上课间操，一个凶恶的日本学监，因为一部分同学没有听他的口令，一怒之下，竞把全班学生每人打了一个耳光。陶公闻此非常气愤，就在事件发生的第三天，他故意找岔而把这个日本法西斯学监打了一顿，为一中广大师生伸张了正义。这件事轰动了全省，成为吉林教育史上的一个佳话。

      省一中除有“三大”与“三多”，还有一个特点：工作比较实，学生学习基础好，升学率较高。我们知道，在旧中国实行校长负责制，校长一旦任命，就由他组阁，聘请助手，选用中层和教师，决定经费使用。因此，一校之长如能不谋私利、廉洁奉公，把学校的经费全部用在办学上，用在购置教学设备上，用在聘请优秀教师上，用在增加职工及学生福利上，那么，这个学校办的必然出色。不过，在旧中国，把校长一职视为发财致富的“肥缺”的也不乏其人。但省一中除个别民族败类和不肖之徒外，不少人是热心办学和廉洁奉公的。

      第二，省一中既然是省内的名牌，所以前来报考的初中毕业生，则多是省内初中的高材生。通过考试选拔，更是好中之好，尖中之尖了。一般说来，报考省一中的录取比例约为5：1，五名优秀毕业生只能考取一名。基于这种原因，省一中的新生学业基础又怎能不理想呢?这样好的新生在人校之后，教师在教学上又怎能不收到“事半而功倍”的效果呢?最盛时期自不待言了，仅以一中在“强弩之末”的最后一期(即1935年入学考试情况)为例，就可见-一斑了。

      1935年这一年，正是名牌中学毓文、文光二校即将解散之年，又值此二校毕业生最多的一年。(毓文毕业四个班，文光毕业两个班、县中毕业两个班，外县各县中也多是毕业两个班。)因而这一年的报名考生特别多，竞达到一千五百多人。而省一中招生任务却微乎其微，只收两个班共一百人。一千五百中取一百，其比例是15：l，确实是难中之难了。因此，在入学考试前二十名中，几乎都是省内各名牌中学的一、二把手(即毕业成绩第一、二名)，根据粗略统计：毓文毕业生中的前四名——马鸿程(后考入建大及工大)、孙教庆(后考入哈工大)、王逢阁(后考入哈工大)、杨空(后考入哈工大)其入学考试成绩，仍然保持在初中的名次——前四名。县中的第一、二名毕业生董家林(后考入新京医大)和耀先(后考入××)的入学考试名次为第五名与第六名，前七八名次为私立文光中学的前两名毕业生李国卿(后考入建大)\李锐(后考入哈工大)--人所获。第九、十两个名次为长春名牌中学——长春二中的苟氏兄弟二人所获得(苟志远及苟志义)。十名之外，才被外县中学的优秀毕业生所得(其中有舒兰县于氏弟兄及双城等县中学毕业生)。第三，就业率和升学率高。1935年的毕业生(1938年毕业)，凡未报考大学或报考大学而未被录取的毕业生，大部分都到了当时要求最为严格的“两局一行”去就业。两局是：税务局和邮政局、“一行”是伪满中央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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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省一中历年的升学率多在百分之六十左右，一般校的升学率仅为百分之十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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