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斌：学者的良知、政治正确和社会反应

学者的良知、政治正确和社会反应 中央财经大学 徐斌2009-04-20   　近来经常有学者专家对国家政策进行政策解释，并且动辄以“学者的良知”发表意见，其目的无非是说明学者的意见不被利益集团绑架，利益集团当然包括政治利益集团和经济利益集团。当然，这些“学者的良知”发表的意见开始时候倒是有点价值，老百姓也希望学者们真正发挥“学者的良知”的作用，但是不断发生的“睁眼说瞎话”的效应使得老百姓逐步对“学者的良知”产生怀疑，到后来已经成为“睁眼说瞎话”的代名词，一点诚信都没有了。与此相反的是，一些学者发表意见的时候却没有把“学者的良知”挂在嘴巴上，却起到了“学者的良知”的作用。   盘点学者“雷人”高论  　　记得以“学者的良知”发言的“大家学者”很多，不仅仅国内的学者，还有归隐国内的海外华裔。例如大名鼎鼎的Nobel奖金获得者扬振宁先生经常说出“学者的良知”的语言，并且大有“坚持真理，不惧威胁”的味道，首先扬先生刚回国在清华大学筹建高等研究中心的时候，说“中国不适合民主”，说出多少道理；在谈到中国教育问题的时候，公开声称“中国的教育是成功的，美国有好多人念不完高中”云云，还有很多语录。窃以为扬先生挟Nobel之威，实在应该起到众望所归的作用，向国家政策制定者献计献策，发扬扩大民主，针对国家症结，开除有效药方，让国家不仅仅经济与国际接轨，政治文明也应该早日与国际接轨。可惜先生或许深明“中国特色”个中味道，开出的药方却得不到国人的理解，实在可悲可叹啊！  　　前一段时间，香港致命经济学家张五常先生发表言论，说“中国的民主是历史上最好的时期”，引起国人大哗，也使得张先生获得了很多的收获，即国人的鄙视以及某些人的“尊重”。张先生的话模糊十足，确实有几份“道理”。细微分析，确实如张先生所言，中国的民主确实前进了，虽然说人民很不满意，那由于人民对民主的“胃口”大了，太“贪婪”了，应该知足了。但是，显然人民的民主概念是与人民切身体会相对应的，人民的意志究竟是否贯彻到当政者的决策中取决于人民的感知，而不是当政者的宣传。  　　四川地震的时候也有很多学者专家以“学者的良知”发表“金石之言”，说学校地震倒塌不是“豆腐碴”工程造成的，而是地震烈度太大，建筑物的朝向等模糊两可高深莫测的理论解释。可是老百姓的疑问更大了，为什么同样朝向的政府机构却没有倒塌？真是越解释越是疑问多，只得用不争论来了结了，否则就是“政治不正确了”，怀有别有用心了。  　　在金融危机到来的时候，国务院要出台十大振兴行业，说房地产也进入了十大了，消息使得老百姓大为恐惧，好不容易有期望有购买能力的房家刚露出一线曙光，难道又要终归价格高企了？某民主党派领导人经常以“学者的良知”发表肺腑之言，劝导老百姓买房子，说房价不能再降了，再降对中国的经济有很大的损害，增加失业率，等等。其实，房价迄今为止也没有多大降价，只是不升而已，但是损害了房产商以及绑架的利益集团的利益，所以用各种手段散布“谬论”，北京科大的赵晓教授发出强烈的“学者的良知”，说“买房就是爱国”，房子已经关乎于爱国政治高度了。瞧，谁硬扛不买房，那就是政治不正确了。可是老百姓的反应已经对此进行了回答，当然是无奈的回答，谁不想爱国啊，谁不想买房啊，只是囊中羞涩啊！  　　时下正是学生毕业找工作的时候，找工作已经成为学生和家长的一块心病了，自杀者时有所闻，真是毕业就是失业啊！可是，却有中国人民大学校长纪宝成先生说，大学生找工作不成为问题，关键在于学生的期望太高了，能力太差了。人民大学的学生每一个就有六个工作排队等着挑选呢，并且工作都不简单，都是世界500强大公司啊！果真如此，也可说明观念之正确，可惜社会反映惊人的一致，校长大人已经“政治正确”，说“鬼话”了，这让人寒心不寒心，学子们更是满腔愤怒无处倾诉！ 　　近来更有雷人之言，北京大学法学教学孙东东说“上访户中99%是精神病患者”，惹得国人震惊，卫生部首先说明孙不是卫生部聘请专家，等于说孙的高论实在是谬论了。国人都知道，鉴别精神病的职责在于卫生部，而如今卫生部如此表态等于孙成为鲁迅先生笔下的没有主人的“泛走狗”了，真是可叹可笑之极！   学者的良知与政治正确  　　学者的良知本来是社会运转的矫正器，一旦缺少了学者的良知的话，那么这个社会就是充满了“鬼话”，虽然“鬼话”被包装成为“学者的良知”，但是毕竟没有社会“良心”的功能，老百姓的眼光是雪亮的，骗得了一时，骗不了一世，一旦被老百姓看扁了，那么再要重振老百姓的信心就很难了，即使说了“学者的良知”作用，也其不到作用了，其实已经贬值了。市场贬值规律是相同的，即劣币驱逐良币了，老百姓再也不敢于相信任何以“学者的良知”发表高深理论的专家了，而专家成为了“砖家”了，一块砖头到处扔了。  　　其实，历史早已把“学者的良知”定义的很清晰了，历史是人民写的，不是专家写的。即使一时掌握了历史的撰写权，把自己打扮的花枝招展，但是总归会回归本来面貌的，容不的虚假，即使再“政治正确”的翻案，但是老百姓的心中已经是一把秤，一旦实际成熟，自然会发出自己的声音的。  　　学者良知在中国的历史上发挥了推动作用，无论是中国上下五千年的历史，还是近现代中国历史都说明了这一点，当然由于历史的局限性使得学者的良知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局限，例如传统封建王朝的忠君思想，君就是国家的思想都应该得到历史的宽容。但是，当历史早已发展到现代的社会，用各种各样的借口为自己辩护就不会得到人民的谅解了。文革期间多少造反派实在也是执行最高领袖的指示，但是邓小平却认为这些人在文革中的表现已经丧失了最基本的人性，决定把“三种人”排斥在团结对象之外，说明了历史的局限性不能够作为挡箭牌的。  　　因此，政治正确的学者应该站在对历史对人民对国家负责的态度，充分运用自己的知识去引导人民的思想，使国家的前进始终跟上时代的潮流，这才是真正的政治正确。显然，屈服于权力和利益的政治正确，其实是最大的政治不正确。中国现代史上很多学者做到了这一点，当然也付出了常人难以承受的代价，例如王造时先生是一位为民主呼吁的知识分子，在国民党统治时期是这样，在中共统治时期依然没有改变其理想。虽然中共给予其高位和待遇，但是他依然发表自己民主言论，终于成为大右派，不幸连累家人。但是历史终于给予他应有的评价，他的光芒依然具有不可估量的现实意义。相反，在中国现代史上的郭沫若先生却由于其始终保持一种“政治正确”，说了许多震撼人民的高论，现在对他的评价已经有了变化，可以肯定的是，随着社会民主潮流的前进，人民的评价会越发对郭老先生“不利”的，但是已经还其本来的面貌了。  　　我们不能要求所有的知识分子都为了人民的利益去政治正确，去冒可能牢狱之灾的风险，但是总可以选择不说话吧。这样虽然也带来不利，但是损失却肯定不大，但是对人民的利益却是巨大的，因为学者坚守了学者的良知，说就说出内心的真话，而不为未必人民利益的谬论背书，其实是最大的“政治正确”，当然你得准备远离荣华富贵风光无限的好日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