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宏良：高尚全的百万车马费和美国占用中国的２万亿美元

高尚全的百万车马费和美国占用中国的2万亿美元

            ——关于吴辉先生文章的按语

张宏良

下面附录中是吴辉先生的文章《次贷是美国人最恶毒的阴谋》，既然是真正的阴谋，那就不应该带有引号，所以去掉了题目中原有的引号，其它没有一个字的改动。

中国2万亿美元，相当于14万亿人民币的财富被美国占用了，显然不是这些财富忽然长了腿自己跑到美国去的。所有具有良知的中国人，甚至已经丧失了基本良知的中国人，只要还不是对中国人民充满刻骨仇恨，还不是对中华民族充满刻骨仇恨的人，也都不会否认中国是被美国骗了。因为没有发生战争，没有发生打斗，美国也没有把这些财富藏匿起来，显然只能算是被骗，既不能算是被偷，也不能算是被抢。这就产生了一个问题：中国人这2万亿美元的财富是怎么被美国骗去的？2万亿美元毕竟不是微不足道的一个细小数目，况且这2万亿美元远远不是美国人吃掉的全部或者绝大部分，而只是美国吃剩后打包带走的那一小部分。如同在饭店家庭聚餐后打包带走的那部分饭菜只能是很小部分一样。即便这很小一部分，已经相当于全国总产值的一半。就为了这些财富，我们牺牲了青山绿水，牺牲了森林草原，牺牲了福利保障，牺牲了国民健康，牺牲了公平正义，牺牲了后代子孙赖以生存的自然资源。而如今，经过整整60年一代又一代中国人艰苦奋斗流血流汗创下的家当，竟然糊里糊涂地被美国人拿走了，让中国人怎能不痛彻心肺！

由于我能理解吴辉先生的愤怒，所以才没有删除文章中的骂人话。那些极端右翼卖国分子，总是指责爱国人士语言不文明，面对史无前例的大肆盗抢，又有哪个爱国人士能够保持温文尔雅的冷静理性！在血腥面前能够保持冷静理性的，只能是极端冷血的毒蛇猛兽。当今异化社会一大特点，就是流氓恶霸等害人者的语言往往十分文明，而受害者的叫喊则永远都十分粗俗野蛮。那些指责受害妇女的叫喊很不文明的人，是比流氓更加残暴的邪恶畜生！以往中国革命最常见的最大失误，就在于总是会放过那些外表温文尔雅、实际更加邪恶的流氓。为此，我们的先贤讲过无数个诸如农夫与蛇以及中山狼的故事，可是中国人民却总是不长记性，眼下2万亿美元被骗就是一个活生生典型。中国所有极端右翼势力都在欢呼美国骗取中国2万亿美元的伟大胜利，中国人民再次十分不幸地成为了东郭先生，连最后的痛苦哀号都被指责为不文明，并且这种指责不是来自于美国，而是来自于中国，来自于中国那些语言十分文明的买办汉奸和伪自由派。

或许那些丧尽天良的买办汉奸和伪自由派又会说什么，2万亿美元的所有权仍然在中国手中，美国得到的只是2万亿美元的使用权。可以说，人类历史上最无耻最下流的理论，就是中国改革精英发明的这个所有权与使用权相分离的理论。当初西门庆之所以掉脑袋，就是因为没有发明出如此无耻下流的改革理论，否则，西门庆完全可以把霸占潘金莲理直气壮地解释成为两权分离的产权改革：武大郎拥有潘金莲的所有权；西门庆拥有潘金莲的使用权。可见，西门庆的悲剧还是在于太正直太厚道，如果能有现代改革精英一半的无耻，完全可以搂着潘金莲快活一辈子。由此，我们想到了中国改革教四大护法之首、省部级改革理论大师、中国改革研究会会长高尚全先生，想到了他那每年天文数字的独立董事“车马费”。大家了解了这个天文数字的“车马费”，也就了解了中国2万亿美元落入美国囊中的经济秘密。

中国改革精英利用独立董事职务公开合法地侵吞国有资产和社会资产，已成为让整个世界目瞪口呆的奇特现象，在世界其它任何一个地方，如此天文数字的独立董事“车马费”，都要比外星人降落地球还更加罕见。独立董事制度本来是20世纪最伟大的经济变革之一，主要特点就是让那些和企业没有任何利益关系的人进入董事会，决定企业的重大活动，以此来维护中小股东和社会的利益。由于独立董事没有企业股份，也不拿企业工资，企业赚钱和他没有任何关系，而企业损害社会利益却要他承担重大责任，特别是要遭受重大经济损失，因此即便从个人利益出发，独立董事也会努力制止企业损害社会利益和职工利益。这就在历史上第一次实现了企业和社会利益的统一。独立董事制度再加上员工持股制度，真正形成了个人、企业和社会利益相统一的微观经济基础。所以我们把它称为是20世纪人类最伟大的经济变革之一。可是，如此了不起的经济制度进入中国后不仅完全丧失了积极作用，反倒成为改革精英瓜分国有资产、侵吞社会资产，建立贪官、奸商和无良学者铁三角利益集团的经济基础。根据随手（注意是随手）看到的部分上市公司资料，高尚全在多家公司担任独立董事，仅仅在民生银行、中煤能源和中国联通三家获取的“车马费”，2008年一年就超过100万元。如果不发生变化，高尚全先生仅独立董事“车马费”这一项收入，也许就会超过上千万元。这上千万元还只不过是被三家公司公布出来的财富一角，高尚全先生究竟拥有多少“改革财富”（注意“改革财富”，这是继美国鹦鹉等概念之后我们又一重大发现。玩笑话，别当真），恐怕外人永远也无法知道。我们所能知道的只是，与其他改革精英相比较，高尚全先生尚未完全“脱贫”，比如，同样是改革教四大护法之一的另外一位护法，早在数年前就已超过10亿财富。

问题不在于高尚全或者别的什么人获取了多少独立董事“车马费”，问题在于独立董事这样一个划时代的重大经济变革，在中国怎么变成了集团性犯罪的经济工具。独立董事的关键就在于经济上保持独立，除了从企业领取“车马费”，也就是开会的“交通费”之外，绝对不能有其它任何利益。否则，就会失去决策独立性，就会与企业沆瀣一气，就属于欺诈社会，就属于刑事犯罪。显然，中国独立董事天文数字的“车马费”，不仅超出了一般管理高层的薪酬，也超过了一般大股东的股息分红，例如2008年民生银行支付给高尚全的独立董事报酬超过60万元，相当于超过770万股大股东当年的股息分红。如此天文数字的报酬已经完全改变了独立董事的性质，在任何文明国家都属于刑事犯罪。首先，作为国家最高监管部门的中国证监会，不可能不知道这在任何文明国家都属于犯罪。可是，中国证监会不仅没有禁止如此天文数字的独立董事报酬，反倒制定法律将这一犯罪行为完全合法化了。所有上市公司公告都明确表示，他们聘请独立董事的条件完全符合中国证监会的相关规定。这里就产生了一个问题，中国证监会为什么要冒天下之大不不韪，要冒巨大政治风险去制订相关法规，让那些与自己完全不相关的人发大财？其次，聘请独立董事的上市公司也不可能不知道，在世界绝大多数国家，天文数字的独立董事报酬属于犯罪行为。企业的目的是赚钱，为什么这些上市公司既要破费钱财，又要冒犯天下？虽然在中国支付独立董事巨额报酬不违背法律，但是却违背天良违背正义，并且表面来看也违背企业利益。作为民生银行那样的民营企业，没有必要把巨额财产白白送给一个与企业完全不相关的人；作为中煤能源那样的国有企业，更没有必要把巨额国有资产白白送给一个年逾八旬的退休老人。可现在，无论作为监管部门的中国证监会，还是作为以盈利为目的的上市公司，大家都这样做了，并且所有环节看上去，都是为他人、为企业、为市场、为国家在服务，其中没有任何环节任何人在谋取个人利益，包括获得巨额报酬的高尚全先生，也只不过是被动的被聘请者，未必是主动要求的结果。所有环节和个人都没有直接为自己捞取私利，中国证监会制订法规是约束他人的，与自己利益无关；上市公司的巨额报酬是支付给他人的，其中没有一分钱装入公司个人腰包；高尚全参与制订国家的改革规划和改革政策，也是改革他人，其中没有任何个人利益。整个过程他们几个方面都没有谋取任何私利，可是结果却是整个社会财富变成了他们几个方面的私产。奥秘究竟在哪里？煮熟的鸭子是如何飞上天空的？

奥秘就在于中国改革已经超出了官商勾结、权钱交换的初级阶段，而进入了集团合作的更高阶段。所谓铁三角就是这种集团合作的历史产物。知识精英负责制订改革方案；政治精英负责落实改革方案；经济精英负责最后变现为金钱。首先，知识精英在制订改革方案时，主要任务就是在引进西方国家管理模式的幌子下，把所有公平正义的东西统统过滤干净。比如在引进美国华尔街公司的激励机制时，只引进华尔街老板的工资制度，而一定要把工人工资过滤干净；在引进独立董事制度时，只讲知识精英可以进入企业决策，而把独立董事的独立性过滤掉了。其次，政治精英在落实改革方案时，再把由公平正义腾出来的空白地方塞满各种各样的违法犯罪行为，将原本属于违法犯罪的行为堂而皇之地纳入法制化、制度化轨道，变成合法行为。把独立董事的巨额报酬合法化就是其中一个典型。最典型的莫过于把中国证监会变成一个信息黑洞，连股票发行审核委员会专家名单（由知识精英组成）都属于绝密，因为越是绝密越值钱，中国证监会一个副处长就是依靠出售专家名单发财被捕的。最后，经济精英在把改革方案变现为金钱时，主要任务就是让知识精英、政治精英和经济精英三个方面，都能共享发展成果，保证财富分配不会失衡。别看改革精英坚持社会贫富之间两极分化，但是在铁三角之间绝不能两极分化，不仅不能两极分化，甚至不能有较大失衡，否则，主持财富变现的经济精英就会被送进监狱。企业股份制改革就是典型：公司老总得到了巨额年薪和巨额股份；主流经济学家得到了独立董事“车马费”和顾问费等巨额报酬；所有这些分配的决定权都集中在监管部门手中，应该怎么办大家更是心知肚明。

在此我们看到了一个十分有趣的现象，就是中国与西方历史上同样形成的三角社会却具有截然相反的历史作用。中世纪西方国家也曾形成了类似目前中国的三角结构：教权、皇权和知识分子三权分立。在三大力量相互对峙的社会结构中，力量最薄弱的知识分子只有借助于民众力量，才能够与强大的教权和皇权相抗衡，要借助民众力量，就必须代表民众利益，这就在客观上把知识分子和民众结合起来，使欧洲知识分子在历史上一直成为民众代言人。中世纪欧洲这三大力量的相互制约，自然形成了后来欧洲国家三权分立的历史基础，直到今天这种社会制衡仍然相当成功。而中国的三角结构恰恰反，知识精英、政治精英和经济精英，不是互相制约，而是形成了强大的利益铁三角，联合起来对付老百姓。中国铁三角相互勾结与欧洲三大力量相互制约的这种历史差别，主要是由中西方精英集团不同的历史自信决定的。当时西方三大精英集团充满历史自信，坚信只有自己才能带领社会向前发展，而不相信其它两个集团。而中国三大精英集团恰恰相反，没有丝毫历史自信，所以便互相勾结、互相依靠，并且共同依附于某个外在基础。而能够依附的外在基础只有三个：人民大众、封建专制和西方资本。毛泽东生前所有的努力和探索，就是想让中国精英集团和人民大众结合在一起，有了人民大众这个基础，中国精英集团也会充满历史自信。可是，软弱和嗜血的历史秉性，使中国精英集团拒绝了毛泽东的指引，在封建社会已不存在的情况下，自觉依附在了西方资本的基础上，由社会的主导集团逐渐演变成为对外依附性的买办集团和汉奸集团。如同妓女只能通过满足嫖客来实现自己的目标一样，中国改革精英也只有通过满足洋人才能实现自己的发展。其实，改革开放这四个字本身就反映了中国改革精英的极端自卑和缺乏自信，在他们看来，中国自己做不成任何事情，更搞不了改革，只有通过开放让外国人来指导，才能实现中国的改革和发展，所以才把改革和开放四个字紧紧捆在一起。

中国精英集团的极端自卑被美国人看到并及时抓住了。从七十年代末中美两国领导人达成协议，由美国无偿为中国培养改革开放人才，到八十年代初“巴山轮会议”美国向中国无偿奉送私有化和市场化改革理论，标志着中国改革开放的航船，已开始沿着美国设置的航道向前发展。如果一定要说谁是中国改革开放总设计师的话，那么美国应该是当之无愧的中国改革开放总设计师。主导中国改革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伪民主主义法学家、伪自由主义政治学家等，几乎全部是由美国人培养出来的，并且还不是个别培养出来的，而是整建制整建制培养出来的。前些日子香港出版的《赵ziyang自述》就承认他在任期间，中国的改革开放完全符合美国航向。整个中国改革过程中所有精英集团之间的利益链条，全部是由美国设计的，包括高尚全先生每年上百万元独立董事“车马费”，也是由美国设计的，所以最终的赢家只能是美国。

既然整个游戏规则一开始就是由美国制订的，那么游戏的最终结果，就只能是中国老百姓两手空空，中国改革精英拿到的只是微不足道的一点儿小钱，而2万亿美元的大钱由美国人拿走。高尚全先生作为中国改革研究会的会长，也不过就是每年得到了100多万独立董事的“车马费”，这100万元“车马费”折合成美元还不到15万元，15万美元与2万亿美元相比，根本就不成比例。这就是美国，这就是美国政治家的战略，这就是真实的中美关系。当目前仍在中国演讲的美国悲观派经济学大师克鲁格曼透露了真实的中美关系后，中国改革教内部立刻炸了窝，感觉到如同陈水扁一样被出卖的愤怒和屈辱随之爆发，立刻掉转枪口对准美国，这是30年来中国新自由主义第一次向美国开火：美国这个狗娘养的太不仗义，老子不过才百多万人民币收入，而你美国拿走了2万亿美元，到头来却把责任推到老子头上！

中国新自由主义已经被美国抛弃了，今后中国人民需要高度警惕的，是伪自由主义那帮表面温文尔雅的政治流氓。如果说新自由主义要的是中国人民的钱，那么伪自由主义要的则是中国人民的命。钱丢掉了还可以再挣，命丢掉了就一切都完了。所以中国人民必须在伪自由主义制造大动荡大分裂大流血之前，彻底消灭这帮灭绝人性的法西斯畜生！

中国人民在新自由主义问题上犯了一次错误，绝不能在伪自由主义问题上再犯第二次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