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孙志刚、黄静到躲猫猫案的网络舆论

　　　　　　　　　　　　　　　　王雷

□王雷

一

作为首发李荞明案的《云南信息报》副总编，我被有关部门点名参加了“躲猫猫事件网民各界人士调查委员会”（以下简称调查委员会）。从传统纸媒首发报道，到网络舆论的轩然大波，再到调查委员会介入，调查报告出台激起网络巨大反弹，最后最高检介入调查，使案件侦破进入新阶段，舆论逐渐平息，我有幸全程参与。

这次躲猫猫事件，与 2003年孙志刚案件，湖南湘潭黄静案的舆论传播有很多相似之处，不过中国的网络经过 6年发展，躲猫猫案件又有了新的变化。

2003年，孙志刚案使传统媒体猛然发现，网络舆论正成为新的舆论形式登上历史舞台，作为采写记者之一的我，感触很深，孙案报道第二天，南都接到了数十个传真，几千个热线电话，而仅新浪一家网站的留言就达到了上万条，网络不仅成为了传统媒体声音的“放大器”，而且引发了更多后续新闻：一个浙江网友建立了网上纪念馆；有网友发起地面聚会纪念活动；无数的评论和愤怒的声音得以清晰真实地表达出来……

到当年 6月收容遣送办法的废除，网民的“胜利”达到了顶峰，于是网络舆论似乎形成了一种模式：声音越大，态度越激烈，“取得胜利”的可能性也就越大。

在这个战果的衬托下，大家往往忽视了一个问题：网络舆论究竟是如何影响权力运作的？

例如在孙志刚案中，案件的真相并没有因为网络激烈的声音而披露更多，相反，为了不再更加刺激舆论，案件审理没有完全公开，很多疑问没有经过庭审得以解答。再例如，废除收容制度（当然是一项进步）是高层决定后公布的，期间是否经过了论证，哪些人参加了论证，论证的结论如何等等都没有披露。

也就是说，权力仍然在封闭体系内运作的本质没有变，网络舆论只是一个新增变量，这个变量如何发挥作用，能发挥多大作用都还不得而知。

2003年下半年的黄静案，凸显了以上问题。

黄静案和孙志刚案一个相同的特点是，网络上的声音都很大。可是两案的结果却相差很大：孙志刚案导致收容遣送办法的废除，家属得到巨额赔偿，凶手得到惩罚（尽管还有很多疑问），黄静案的结果是网络上千夫所指的嫌疑人姜俊武无罪释放，没有官员为此案受罚，黄静家属得到少量赔偿。

在长达三年的侦查、审理过程中，所有参与者都非常重视网络上的声音，然而这一次，网络舆论的弊病显露无遗。

“以牙还牙血债血偿”理念下的公正就是追求结果的公正，而法治精神的程序公正被大大忽视，无数网民看了黄静家属单方面的材料后就作出了结论，司法的不透明又加重了舆论的不信任，于是最激烈的要求——枪决姜俊武得到了无数人的赞同。

传统媒体在这个过程中应该怎么办？

黄静案初期的报道中，很多传统媒体跟风，迎合网络的“民意”，在湘潭只采访黄静家属一方，记者有意或无意地偏向一方，同情弱者，反对黑幕，支持民意。

我认为这是中国传媒不成熟造成的，中国的都市报从《华西都市报》创办到现在只有十几年的历史，从党的喉舌到更接近社会公器，报纸的理念、手段、技术还不成熟；同时这也是我们法治精神不成熟造成的，从疑罪从无原则，到犯人的基本权利问题，再到程序公正，法律真实与客观真实的区别等，我们还理解不深刻，尤其在腐败和黑幕传闻不断的情况下，我们更容易远离法治精神。用堵路抗议，跳楼讨工资的办法追求公正，和利用网络民意粗暴干涉司法的本质一样，都是我所警惕和反对的。

在黄静案中，我较客观地报道了两个家庭及办案部门的意见、做法，我试图用事实告诉读者，告诉网民，在一个司法不独立，不公开的体制下，即使经过了一套公安侦查，检察院立案，法院审理的程序，真相仍然是难以呈现出来的。

让我感到挫折的是，在网上看评论，网民绝大多数仍然无休止地诅咒姜俊武一家人，很少有人真正关心我希望表达的问题。

二

6年过后的躲猫猫，我再次感到失望。

在调查委员会调查当天，我写了一篇手记刊发在《云南信息报》，表达了我对调查委员会的思考，全文记录如下：

“作为调查委员会的一员，我昨天全程参与了调查。早晨八点半，调查委员会成员和十几家媒体记者在云南省委门口集合乘车，上车前，调查委员会主任要求委员集中乘坐一辆中巴车，在车上商量大家提问的内容，因为在昨晚才公布了调查委员会成员名单，很多人互相还不认识，所以只能在车上开第一内部会议。

由官方召集、组织，网民、媒体组成调查委员会，对一刑事案件进行调查，这种方式在中国还是第一次，虽然我做了近十年记者，采访过许多案件，但像今天这种“身份”去调查，也还是第一次。

刑事案件的侦查、立案、审理一整套程序，对应的职能部门是公安、检察院、法院，它们的司法权力来源于国家授权。记者采访虽然在我国还没有得到立法保护和规范，但是舆论监督是媒体的天然功能，从中央到地方都有相关法规、文件予以保护，而且媒体舆论监督早已深入人心，所以记者采访也有其合法性的来源。与司法机关强大的权力相比，新闻媒体权力的边界要模糊得多，而昨天才成立的调查委员会，它的权力边界又在哪里呢？这种突然的，自上而下授予的调查权是一种“更大的”权力吗？调查委员会很快就遇到了这些问题。

到达晋宁县公安局后，调查委员会成员，媒体记者与该县公安局、检察院 7名负责人在会议室展开了第一轮询问。

询问的具体过程，在调查委员会撰写的报告中已详细描述，在此不再赘述。如果说询问的环节顺利，那么调查委员会的“危机”很快就出现在晋宁县的看守所内。

晋宁县公安局副局长闫国栋表示，按照相关法律规定，调查委员会无权进入看守所，但因为情况特殊，他向上级领导——调查委员会成员，昆明市公安局监管支队长郭斌请示后，表示可以让调查委员会成员进入看守所，但媒体记者只能在看守所外等候。

可以说，在能不能进入看守所的这一轮“角力”中，调查委员会突破了法律的规定。

在看守所内，调查委员会成员观看了案发的九号监仓，询问了当天值班的警察，审看了一些法律书面资料，但当调查委员会要求与李荞明同仓的嫌疑人见面时，原本已同意的晋宁县公安局、检察院却突然改变了主意。晋宁县检察院副检察长韩红兵以案件正在侦破期间，会见嫌疑人可能给办案带来不利，及给看守所管理带来不利为由，向晋宁县公安局提出“检察意见”，拒绝调查委员会成员会见嫌疑人。

这给调查委员会带来很大困惑：会见嫌疑人被认为是最有可能“查明真相”的方法之一，但是调查委员会是否有权力会见、询问侦查案件中的嫌疑人，调查委员会是否拥有某种程度上和司法机关同样的侦查权，甚至超越其上的特殊权力，这是我们之前没有想到的。

我认为，尽管社会舆论对办案的晋宁县公安局、检察院表现出极大怀疑，但释疑的调查及最终结论仍应该是相关部门，如上一级公安、检察院或纪委等单位作出，调查委员会没有权力，也缺乏专业能力去“侦破”案件，调查委员会不能使用违背甚至凌驾于法律之上的方法手段谋求真相、公正。

如果大家对晋宁县公安局、检察院，甚至更高级别的司法部门丧失信心，那是我们的司法制度出现了问题，正如湖南湘潭黄静案，在从湘潭雨湖区公安局、检察院，到市公安局、检察院，再到湖南省公安厅、检察院，到公安部物证专家都介入调查的情况下，法院判决仍引起极大争议甚至质疑一样。

晋宁县公安局、检察院随后又以涉及机密为由，拒绝了调查委员会查看九号监仓监控录像和其它证据的要求，对此，调查委员会也没有办法。我认为，云南省委宣传部组织的这次调查，虽然不能达到扭转案情的目的，甚至连“查明真相”也做不到，但是因此就把这次活动指称为作秀、炒作，仍然是有失公允的。

首先，调查委员会的介入，使案件的更多细节得以披露，从而使晋宁县公安局、检察院“作弊”的风险增加。

其次，通过这种独特的调查方式，使得更多普通公民有了一条新的渠道更接近真相，联系到那些闭门侦查，闭门立案，闭门审判而造成的冤假错案，这条路径至少提供了一种新形式的监督——虽然这种监督还很不成熟。

再次，今天我认为自己有两个身份参加了调查，一个是调查委员会成员，另一个是作为首发李荞明案件的云南信息报副总编，相比我近年的案件采访经验，能让公安局、检察院坐在对面有问必答，在几年前甚至几个月前都还是不可想象的。也就是说，调查委员会的形式，对中国媒体舆论监督的价值意义深远。

最后，调查委员会本身就是一个鲜明的信号，可以解读出政府对主动公布、公开信息有了更大压力，也具备了更自信的心态，而公众参与公共事件的热情、愿望、渠道与技巧，也发展到了一个新高度。

虽然全国的第一次民间色彩的调查委员会的第一次调查，在仓促中起步，有很多问题、不足，但如果能有更多人提出建设性意见，使其更符合法治精神，更具有操作性，应该是中国大众民主监督的一次重要尝试。”

三

调查委员会报告公布后，网民的质疑、辱骂声扑面而来。

第一阶段，大家不满调查委员会的无能，没有调查出真相，继而认为这是云南省委宣传部作秀，人肉搜索调查委员会成员，发现数人是“五毛党”，于是怀疑得到证实，辱骂升级。

对这种心态，我仍然认为是法治精神缺失造成的。

调查委员会缺乏侦查案件的授权和专业能力，但是调查委员会的价值却不可抹杀，网民或者公众的心态仍然是清官情节，众多网民、媒体在获知要成立调查委员会后的反应，大多是惊讶，接着是兴奋，继而很多人把查明真相的希望寄托在了调查委员会，而调查委员会的委员也油然而生一种感觉，举一个不太恰当的比方，就像钦差大臣，或者“包青天”那样的清官情结。

钦差大臣背后的理论是，只要权力够大，就能突破困难查明真相，清官情结背后的理论是，只要官员具备正直的品德，就能明察暗访水落石出。这两类故事，在中国的历史里反复传颂，简要的说，足够大的权力和优秀的品德是案件大白的两个关键词。

这两个关键词当然是公正侦破案件的重要因素，不仅在中国，即使在西方法制比较健全的国家中，那些好莱坞的孤胆英雄，铁血刑警，往往未经授权就破门而入，发现线索，甚至刑讯逼供，最后一举破案。与那些国家不同的是，他们的英雄只是荧幕上的，现实中绝少这类事件，而在我国，屏幕上的英雄都遵纪守法，现实中却经常有司法被干预的情况发生。

从组建调查委员会一开始，网民和调查委员会成员都是按钦差大臣和清官的标准来比照的，没有人考虑调查委员会是否已经“越位”，这也是我在调查过程中逐渐感到疑问的地方，直到在看守所内，韩姓副检察长阻止会见嫌疑人，我才明确了疑问的症结所在，赞同了终止调查。

之后网民们又搜索出部分调查委员会成员有“五毛”背景，于是调查委员会的道德也不清白了，结论就是这是一次作秀。

如果把云南省委宣传部组织的这次“躲猫猫”案网民及各界调查活动，放在这六年的网络舆论发展的大背景中去看，我得出的初步结论是，这是一个积极的信号：官方不仅越来越重视网络舆论，现在甚至开始帮助公众对某一事件进行调查，而官方内部，对信息公开的程度，对如何公开信息，对何时公开多少信息的意见并不总是一致的，所以云南省委宣传部能做出这个决定，就更显得难能可贵。

但很少有人反思，究竟什么才是躲猫猫的根本原因，究竟用什么手段去扭转这一问题。所幸的是，在调查报告公布后的几天，开始有声音反对调查委员会“干扰司法”，这种声音主要来自两类人，一类是公安，一类是律师或法学教授。

前几天，和昆明市公安局的一位领导吃饭，他对调查委员会也是不以为然，认为也是舆论杀人的一个例子。这个说法让我想到了十几年前的河南张金柱案，大家至今都把它看作舆论杀人的典型。作为一个媒体从业者，我为舆论有这么大的能量感到羞耻，而不是洋洋自得，我们不应该利用、操作舆论去追求法律之外的公正，而是不受影响地，告诉我们的读者，究竟什么才是可靠的公正，究竟怎么去追求可靠的公正。

我已经不再完全、简单地把网民看作是中国进步的力量，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传统媒体还大有可为。

（作者系云南信息报副总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