素质教育和中国崛起

  “素质”一词，就其一般词义来说，是指事物本来的构成要素与性质，归结到一点上就是指事物的质量。那么，人的素质也就是构成个体的修养、教养、素养等内涵。素质教育的提法正式出现于1996年，当时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纲要》中明确指出要“改革人才培养模式,使应试教育转向全面素质教育”。连续十余年，“素质教育”在教育界讨论近几年久热不衰。
   很多专家学者已经指出了素质教育对于学生能力培养的重要意义，也深入阐述了素质教育对国家文化力科技力的重要作用。但是我认为尤其需要指出的是，实行素质教育是中国实现经济崛起的唯一途径。随着制造业向中国转移，世界制造中心的重任极有可能会落在中国头上，当然这需要一个前提就是中国为之做好充分的准备，尤其是人才的准备。
   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蔡昉曾经指出：某个国家如果正处在劳动年龄人口最充分的阶段，经济增长就会获得格外的供给源泉，这就是人口红利。在未来十年左右的时间，是我们利用和开发“人口红利”的最后机会，也是挖掘替代经济增长源泉的战略机遇期。如果我们在这个关键的阶段上错失良机，经济增长就有可能失去可持续性。至于我们能否抓住这个机遇，关键就是我们的教育怎么办。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人口红利的背后是老龄化社会的庞大压力，如果能够充分的实现人口红利，那么我们应对“国未富民先老”难题就能够更加从容一些。
    现在最关键的问题是，我们应该怎样推进素质教育工作。我认为我们的素质教育工作首先要从明晰教育理念着手，在实现中华崛起的前提下，充分发掘人口红利，把我们的素质教育推向深入。我认为我们应该从以下方面着手：
   “素质教育”首先是关于人的教育，所以素质教育本身应该是人性化的教育，关注学生的身心健康发展是教育的最重要使命，1924年号称最后一个大儒的梁漱溟先生离开北大，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他反感大学不能关心学生的“走路问题”。哲学家爱因斯坦也多次呼吁要培养和谐的人，他在《论教育》中说：“学校应该永远以此为目标：学生离开学校时是一个和谐的人，而不是一个专家。”用和谐的方法培养人、培养和谐的人，是当前素质教育的核心环节所在。
    情感冷漠，社会责任感缺乏，道德意识薄弱……青年的思想问题在社会上普遍存在。虽然也得到了有关部门一定程度的重视，但是这种重视还远远不够。从构建和谐社会的角度来说，我们如何重视这个问题都不为过。如果我们不能在这个层面上有所作为，马家爵就决不可能只是个案，这决非危言耸听。
    其次，素质教育的目标是达成人才的培养。“素质教育”的一个重要理论基础在于：当今的社会剧烈变革对人才提出了新的要求,而学校培养的人才却无法满足这种需要，所以人才培养的实现对教育能否获得尊重有重要的意义。哪怕教育理想豪情万丈目标高远，教育的最终评判还是取决于学生在社会中的表现。人才的素质是衡量教育成败的一个重要标准。北大清华之所以受到人们的尊敬，并不是因为它们有好的牌子，而是诸多清华北大学子出类拔萃为民族国家作出了巨大贡献，从而为这两个学校赢得了广泛的尊重。
    众所周知，现代社会是一个高度竞争的社会，一个人首先要能够在社会上立足，其次才是实现自己的价值。如果一个人连工作都没办法找到，那么他根本没有机会报效社会。所以，在当前的素质教育过程中必须把素质放在核心位置上考虑并予以实施。现在很多家庭尤其是农村家庭不愿意投资教育，就是因为很多学生毕业无法找到工作，投入产出不成正比，最终影响了他们对投资教育的热情。
    最后，素质教育应该追求的是社会有用人才的培养。在人才培养这个层面上，我们没有没有任何异议；对于培养什么样的人才，我们也没有什么异议。但是，在具体如何培养上，我们确实出现了很大的分歧。因为在当前的教育过程中，我们60％以上的学校（这里指中小学，我估计数字应该比这个还要高）都没有实行素质教育。学生的积极性主动性根本没有调动起来，学生的动手能力差创新意识低等问题依然很严峻。
    张瑞敏曾经一针见血的批判中国劳动者的素质问题：“如果训练一个日本人，让他每天擦六遍桌子，他一定会这样做；而一个中国人开始会擦六遍，慢慢觉得五遍、四遍也可以，最后索性不擦了”。这也是中国制造业的不能生产更高优质产品的关键原因之一。所谓干一流事业需要一流人才，可以说，中国经济崛起首先是中国人才的崛起，而中国人才的崛起必然是中国教育能够培养出合乎时代和社会要求的人才。
    所以，我认为：素质教育就是要培养合格的人，培养有用的建设人才。培养合格的人则中国有了稳定的发展基础，培养有用的建设人才，中国就有了实现腾飞的可能。前者是素质教育的基础，后者是素质教育的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