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期刊“公关”与“反公关”

近日，一名举报者给中国青年报发来电子邮件，声称“自从2004年起，《商场现代化》开始疯狂敛财，4年内版面费收入就以数千万元计”。 CFP供图

以前是核心期刊时，收费标准是每个版面1200元，现在从核心期刊的序列中拿下来了，每个版面降到600元，打了个对折，《商场现代化》一位编辑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如果我们以后有机会再成为核心期刊，我们的价格还会升回去的。”（见本版4月22日报道）

一本学术刊物，仅仅因为封面上有无“全国中文核心期刊”8个字，境遇竟如此不同。“核心期刊”评选为何有如此大的影响力？在“核心期刊”评选的背后，又是怎样的利益格局？对此，中国青年报记者展开了调查。

“不少人以为它是一项国家标准”

《商场现代化》封面上注明的“全国中文核心期刊”，源于北大的《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以下简称《总览》——记者注）。为了表明身份，《商场现代化》有时还将《全国中文核心期刊入选证书》影印在期刊上。

“确实会出现不恰当地理解和使用评价结果的情况”，《总览》主编之一、北京大学图书馆蔡蓉华研究馆员说，《总览》中所呈现出的核心期刊研究成果，只能作为参考，如果不恰当地扩大其作用，就会产生负面影响。

蔡蓉华说，编委会甚至多次把这一点写进《总览》前面部分的“研究报告”中，表示“核心与非核心只是一个相对的概念，任何过分夸大核心期刊的作用，不恰当地使用核心期刊的做法都是错误的”，“呼吁社会各界正确理解核心期刊的概念，合理使用核心期刊表，避免因不合理使用核心期刊而产生负面作用”。

在2000年版《总览》的研究报告部分，编委会还用黑字标出着重强调：“尤其在评定职称的问题上，一定要依据评定的专业范围、学术级别等具体情况定出适合于本单位的‘重要期刊表’，而不应不加选择地搬用核心期刊表。”

该“研究报告”还提到：“不同级别、不同性质的专业人员都用同一个核心期刊表评定职称，显然也是不合理的。核心期刊表的价值在于它能面对有各种不同需求的不同层次的用户，而用户们‘参考’核心期刊表，经过甄别后选定自己需要的期刊，才是正确使用核心期刊表的方法。”

中国社科院办公厅的邢东田编审对北大版《总览》进行过深入研究，他认为，在当前我国学术界“以刊评文”的大背景下，这种呼吁不见得能起到效果。

他说，有相当一批科研单位规定，只有在“核心期刊”上发表的论文才算考核成果。“这样的规定毫无道理，因为期刊的等级与论文的水平并无必然联系。但这种典型的‘以刊评文’的做法，却是我国学术评价的现实。”

华中科技大学《高等教育研究》编辑部主任曾伟也认为，现在评职称等同于看论文，而论文质量等同于所发表的刊物水平，而学术刊物的水平则等同于是否入选了“核心期刊”。

邢东田说，这是因为，某篇论文到底是什么水平，尤其是那些一时无法检验的理论性成果，往往很难认定。“但如果以发表在什么样的刊物上来评估，则一目了然，操作起来十分方便。”

“有这样简便易行的办法，科研管理部门求还求不来呢，现成的工具岂有不用之理？”邢东田说，《总览》不是国家标准，而仅仅是一项“文献计量学”的科研成果，但对文献计量学知之甚少的绝大多数学人，根本就不知道核心期刊是怎么选出来的。

“无论执行部门还是被评定者，都把它作为了一个强制性的评价体系，不少人甚至以为它就是一项国家标准。事实上‘核心期刊’已经成为我国学术评价的基础性指标。”邢东田说。

每到评审时节，主编们频频公关

南通大学杂志社的钱荣贵在其专著《核心期刊与期刊评价》一书中指出，在现时条件下，一家刊物是不是“核心期刊”，直接关系到刊物自身的生存和发展。如果哪家刊物被选为“核心期刊”，稿源、财源就会纷至沓来。但如果没有被选上，随之而来就是优质稿源日渐稀少，优质作者群逐渐萎缩，整个编辑出版工作也会变得举步维艰。

既然核心期刊的评审结果会产生如此大的影响，其评审过程难免受到相关利益群体的干扰。

“作为一种民间研究行为，北大图书馆做这么一个评价并无不妥，北大有北大的标准，其他机构也可以有别的标准，谁也无权去干涉谁。但关键是，如今的学术评价体制使核心期刊与很多现实利益挂钩，客观上使核心期刊评价机构的功能和影响扩大了，就存在‘权力寻租’的可能。”上海交通大学教授熊丙奇对中国青年报记者说。

蔡蓉华承认，每4年一次的核心期刊评审，都是一系列“公关”与“反公关”的过程。

每到评审时节，就有不少学术期刊的主编们纷纷找到课题组，动员同学、同乡、师友等各路人马说情。因为对他们来说，刊物能否进入“核心期刊”的序列，是可能关系到刊物“生死存亡”的问题：一旦上榜，则身价陡增；而如果刊物本在“核心”序列中，却被新一版《总览》“除名”，则有如坠入深渊。

《商场现代化》因未能被列入2008版的《总览》序列，版面费随即缩水一半，《总览》所能引发利益纠葛的规模可见一斑。

“他们（指各学术期刊的主编们——记者注）一遍又一遍地找我们，我们要几个人接待才行”，蔡蓉华说。但她同时也指出，最后几个月课题组就会封闭起来，谁也不接待。

ISSN中国国家中心副研究员安秀敏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2008年年末，正值《总览》（2008版）出版前夕的最后修订期，她经常接到朋友的电话，甚至一位朋友用几近哀求的语气对她说，评不上核心，单位就不让办了，单位也不拨钱，我就该下岗了。

安秀敏说，面对这样的情况，很多期刊想方设法往核心期刊的圈子里钻。

一本在工业经济界颇有影响的期刊，之前一直在《总览》的“核心期刊”序列，但2008年最新版的《总览》中被拉了下来。该期刊主编向中国青年报记者展示了某大学教授发给他的一条短信：“×主编，没想到你们期刊竟然没有被评为核心期刊，这出乎大多数人的意料，这对我们工程管理学科的发展将是灾难性的，你快想想办法补救一下吧！”

编委会曾收过入选刊物的赞助费

《总览》背后蕴含的巨大经济利益，甚至在盗版市场也有所体现。

2008年年初，该书还没有出版时，网络上却已开始流传“2008年版所遴选出的核心期刊表和图书征订启事”，以致编委会不得不于3月11日在北大图书馆主页上发布特别声明：“该成果从未在网上发布，目前网上流行的各种版本的《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都不是本项目组发布的……目前网上公布的所谓2008年版，完全是无中生有，纯属欺诈行为。”

据了解，2008年版《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虽然不到1000个页码，价格不菲，标价360元。

蔡蓉华声称，课题组不会受到干扰，因为那些想要公关的人来找课题组也没用，不能解决任何问题，课题组只负责收集整理数据，“数据是个过去时，谁也没办法改变”。

由于“核心期刊”的评价分定量评价和定性评审两部分，蔡蓉华承认，在定性评审部分，也就是由专家进行评审的部分，具有一定的不可控性，“有可能钻空子”。“我们会给大量专家发出参与评审的邀请，但基本上到最后只有四分之一的专家愿意参加评审，具体是哪位专家，其实我们也不完全清楚。”

她说，在评审过程中，会有期刊社来打听，是哪位专家参加评审。“如果参与评审的专家被期刊社行贿，那我们也无能为力。但为了防范这一点，我们已经采取增加参评专家数量的方法。一个杂志社没有能力贿赂超过一半的专家吧？”

蔡蓉华说，在评选中确实有期刊主动提出要给赞助，但编委会都回绝了，“拿了别人的钱又没把别人评上，不太好。”她强调，在后期，“我们工作人员都进行了隔离，关掉手机，不接待来访的期刊社。”

但她坦承，前几次评选中，评委会曾经收取过部分核心期刊给的赞助费，但数目一般不大，而且都是自愿的。至于这些杂志社提供的赞助费的具体金额，蔡蓉华并没有进一步说明，只是说，“作为回报，我们会赠送对方一本《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

她说：“也有很多期刊不理睬我们，但在每次的评选中都还位于核心期刊之列。”

至于经费支持问题，蔡蓉华告诉记者，课题组没有专门的经费拨付支持，但北京大学图书馆和参与评选的高校图书馆会有一定的支持。经常性参与研制工作的人有好几百个，大都是高校图书馆的工作人员。他们大都是无偿做研究的，只有靠《总览》发行的收益每人分几百元。

蔡蓉华说，因为现在核心期刊的评审备受关注，所以压力很大，不仅是经费压力，还有社会方面的压力。“以后要严格自己，让评审结果经得起推敲。”

“核心期刊”的变异

“现在学术期刊非常直接地与现实利益挂钩”，曾伟说，现在核心期刊很多，不只北大一个，评不上这个核心，还可以评另一个核心，“弄到一个核心就可以收取版面费，生意就好”。

据了解，除了北大版的《总览》外，清华大学图书馆、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电子杂志社以及中国科学文献计量评价研究中心的《中国学术期刊综合引证报告》，南京大学开发的《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以及中国社科院研制的《中国中文社会科学核心期刊要览》等，也都在做类似的评价。

除此之外，部分教育科研机构在参考各个版本的“核心期刊”的基础上，另行制定了符合各自要求的“核心期刊”。

邢东田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这样一个故事：

他曾工作的中国社科院世界宗教研究所有一份期刊名为《世界宗教文化》，该刊物的定位是：面向普通大众和各个宗教信仰者的普及性、知识性宗教文化刊物，是当前我国唯一一份由学术界主办的通俗性宗教文化杂志”。

让他惊讶的是，他去拜访某著名高校一位教师时，赫然发现《世界宗教文化》也在该校认定的“核心期刊”序列中。

“这样的知识性刊物怎么也会是核心期刊呢？”邢东田觉得这非常荒唐，于是给该校科研处打电话，结果获知是由该校宗教系报上来的。

但他所拜访的这位教师则大吐苦水：“我们学科领域刊物很少，如果不报上去，考评会很吃亏。考评不合格，牵扯的是我们的饭碗问题。”

新闻出版总署：“核心期刊”与政府无关

中国青年报：“核心期刊”评选有没有得到新闻出版总署的认同？

张泽青（新闻出版总署新闻报刊司副司长，以下简称张）：首先，我申明一点，评选“核心期刊”不是政府行为，社会上各种各样的“核心期刊”评选与政府无关。

现在很多机构都在评“核心期刊”，这是社会大环境造成的。比如在校的大学生有多少人能达到发研究论文的水平，但现在很多学校不但要求他们写论文，而且还要他们发表，甚至要发表在核心或权威期刊上，不发就不能获得学位，这本身就是不合理的。

有很多制定人才评价政策的干部连“核心期刊”是怎么回事都不知道就开始折腾了，认为只有在“核心期刊”发了论文，才能算有水平。我觉得媒体应该加大宣传，应该拎着那些不知道“核心期刊”是怎么回事儿、却将此设为考核门槛的领导干部的耳朵，让他们知道什么是“核心期刊”的真正含义。

中国青年报：如何看待版面费问题？

张：不仅是学校，现在社会上各个部门、机构、行业，都要求发论文，用发论文的数量作为评职称甚至毕业的标准，最严重的是教育和医疗卫生部门。正因为有这么大的需求，学术期刊才有可能借助这个机会收版面费。

我们所作的一份调研报告显示，如果要满足现有发表论文的需求，还要在原有的6000多种期刊基础上再创办3．5万种学术刊物。在如此大的需求之下，期刊能不趁机加厚页码大赚钱财吗？

有一些比较严肃的学术期刊也在收版面费，但同时也会对论文的质量严格把关，它们收取一定的版面费是为了生存发展。这样的情况其实已经存在20多年了，有个别部门还曾发文对这种做法给予肯定。

但市场上有无良的商人，期刊界也有无良的出版单位。一些期刊见有利可图就不管质量高低，大量刊载，这对管理部门来讲是很无奈的问题。在某种程度上，这是迎合了社会公众的需求，根源还是在需求。

中国青年报：如何看待这种需求？

张：被逼着年年发论文，不仅对学生不合理，对医院、机关单位的人也是切肤之痛。袁隆平发过几篇论文？但没人否认他是中国最顶级的农业专家，如果按照现在有关部门的要求，袁隆平哪还有时间去种植水稻做试验？

现在不合理的政策严重影响了一大群人进行正常的科学与学术研究，也导致了学术腐败等一系列问题，学术期刊收取版面费，也是这种不合理要求结下的恶果，更严重的是败坏了学术风气，影响了一代人的职业道德。目前我们国家是学术论文大国，数量多，但真正有水平的少，属于质量弱国，这种情况怎么能谈得上让中国出版走出去？

中国青年报：如何净化学术期刊？

张：对于学术期刊的净化，目前新闻出版总署所能做的就是打击没有刊号的非法期刊，前段时间有学者呼吁：三分之二的出版社和大学办的学术期刊都可以砍掉，因为发的都是“学术垃圾”。我们也认同。但“学术垃圾”不能从我们管理部门这儿说出来，得找一大批专家来鉴定。而且目前没有相应的法律法规让我们遵循来整治版面费。对期刊的学术质量应该有一套评价体系，对学术质量不高的期刊应该有退出机制，但这种评价体系操作起来很难。

但我们也应看到，如果硬性规定学术期刊不准收版面费，很多期刊都会面临生存困境。按现在的体制划分，学术期刊属于事业单位编制，但其实很多已经企业化了。

国家新闻出版总署今年3月25日下发了《关于进一步推进新闻出版体制改革的指导意见》的文件。文件规定：除明确为公益性的图书、音像制品和电子出版物出版单位外，所有地方和高等院校经营性图书、音像制品和电子出版物出版单位2009年年底前完成转制，所有中央各部门各单位经营性图书、音像制品和电子出版物出版单位2010年底前完成转制。期刊出版单位转制为企业后，应规范自己的出版行为和经营行为，这样才能增强市场竞争力。

所以，这个问题需要社会综合治理，首先要解决导致发论文需求的根源，假如教育、医疗、科研部门都取消了对教师、学生、从业人员发论文的要求，谁还非得掏几千元去发论文？那些质量低劣的杂志如果没有稿源了，不用治理，它们就会退出市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