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世纪末的怀念(怀念季羡林等几位北大大师)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神马文学网 时间：2024/04/29 10:39:37
□张曼菱
我不敢说：“世事沧桑心事定”。对于这个世纪，其实我只参与
了一半。
但，总有一些不用赶什么时辰的东西，透过浮生，穿越繁杂世界，
络绎而来。于灯下茶前，或幽径低回之处，令人流连品味。有时竟能
充满了整个人生。
那些片断和印象，时间不能把它消磨，它反倒能把时间消磨过去。
或与相投的友人，一抒胸臆。其中有些事，还是值得告诉后代孺子的。
它不应仅属于个人。
在北国，那蒙被岁月灰尘的群楼，学子捧书的湖畔，是这个世纪
给我亮起的一盏盏明灯——我心目中的北大导师。不是每个学生和名
师都有机会接触交往。他们的高风亮节，大义之言、大器之举，能使
奋斗中的学子感到一种心底无私天高地阔的关怀。
清晨，未名湖上，总荡漾着微妙的雾气。我曾拜捧书于石上。晨
风中，过来一位老者，他说：“你在看什么书？”
我说：“朱光潜的《美学》。”
他说：“这书不值得看。他的东西，都是从国外的美学理论那儿
来的。你直接看几本西方美学史就行了。”
我不由有些愤怒：从哪儿来的一个老头，竟敢如此低贬朱先生？
我默默地站起来，合上书就走。
走不了几步，忽听见耳边有人招呼道：
“朱先生您好！”
回头一看，是几个挂红牌的研究生正恭恭敬敬地向刚才那老头行
礼。
我冲上去问道：“您，就是朱先生？”
老者含笑颔首：“我告诉你，不要看他的书嘛！当年外国的美学
还没有进来，大家看他的很稀奇，现在，那些书都介绍进来了，你可
以直接看原著。最好是英语原著。翻译的有偏差。”
我面对朱先生，一时激动得说不出话来。他中等身材，小四方脸，
一双眼睛笑盈盈看着我。
后来我才知道，朱先生患有极重的眼疾，近乎失明。可是那天我
眼里的他分明炯炯有神。
如今湖水如昔，朱先生已经仙去。一定去了一个美的国度。
未名湖上，风拂面而来。古人宋玉曾论及“风”之气质。此北大
之风可以浴心。
北大的一批“国宝级”的老先生，大都住在燕南园和朗润园一带。
一处是林木葱茏，小院生苔。一处湖水幽幽，荷叶寂寂。从这里走过
的人们，总是放轻脚步，屏声细语，唯恐惊扰了大师们那代表民族代
表岁月的精深思维。
那年头，几位国学大师都撑着耄耋高龄来为我们这拨“关门弟子”
讲课，我记得的有王力，吴祖湘，林庚。这是他们最后的开堂讲学了。
这是大师们的世纪情怀。我们这拨学生满带着社会风尘和泥土气
息，而大师们则以暮年辰光穿过大劫，跨山越水，却幸坐一堂。两代
人相思相逢在中国历史起身的时候，倍感亲切。
“独立小桥风满袖”，这句诗，在我心中久久地成了林庚先生的
化身。
-
林庚先生是在对我们这些“关门弟子”讲《楚辞》时，引了这句
诗的。
在褥热三伏天里，在“三教”的二楼，中文系77、78级，再加上
研究生们，教室里坐不下了，一直坐到走廊上，挤得汗雾蒸腾。
而林庚先生身着白衬衣，吊带西裤，长腰鹤步登上讲坛。顿时，
一片清凉从天降下。
那是门难忘的课程，在那种大庭广众之中，林先生是那么潇洒独
立，似乎炎热与拥挤带给他的只是愉快。在他那雅洁的风度中，抒发
着对《楚辞》的爱、对学生的爱和对讲堂的爱。
林先生有早起散步之癖。我在校庆回去，曾想在燕园小径上与先
生不期而遇。但转眼间，校园变得如闹市一般。如此，先生必避之。
果然，在掌声雷动，镁光灯闪亮的地方，林先生和很多先生都早
已“隐之名山”了。不事应酬，不受宠辱。北大震动环宇的气势，正
是由他们这些静默的菩提所造。
住在未名湖后湖边的金克木先生，与我一位熟悉的前辈是故交。
前辈千里来京看他，带我去拜望金先生。毕业以后，我常住原来的苏
联专家楼写作，与他邻近。黄昏散步便过去闲聊。
金克木的心灵仿佛可以穿透岁月，不会变老一样。说起当年巴金
与萧珊住在他楼上谈恋爱的细节，他仍是觉得很逗，一阵阵地发笑。
而说起现在的青年，他也没有什么距离感。
总之，什么对他都是近在跟前的事。没有时间和空间的距离，也
没有什么达不到的和不能理解的事情。这一点，使他不像同辈人活得
那么沉重，而是充满了敏锐，灵透。
我曾把自己的第一本中篇小说集送给他。有一次，他的女儿和我
讨论当今文学，说起台湾小说风，金先生在一旁说道：“你何必去看
那种小岛文化？她在语言上做你的学生还不够格呢！”
我当时为之一振。
我问金先生对我的小说有何看法，他说，“语言好，这是很大的
优势。文学的很大一半就是语言嘛。但我看你的小说，一到真正精彩
的地方，你就跳过去了。不知道是故意为之，还是没有觉察。还有，
你不会写对话。”
为了突破自己，我远走新疆，直到写完中篇小说《唱着来唱着去》，
我才感到自己的笔力放开了。像这样“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的
收获，只有在金克木这样的“又老又不老”的先生面前能够得到啊！
有一阵我问他：“您看形势怎么样？会不会‘收’？会不会‘转’？
中国还会倒退吗？”
回答完全是金克木式的诙谐：
“你看《水浒传》一开头，就是‘洪太尉误走妖魔’。石碣一移
开，那些天煞星地煞星就出世了。现在就是‘洪太尉误走妖魔’。有
的人问，中国的局势还会不会收？收什么？走都走出来了，就要在这
世间风光一场。”
金克木讲话总有“话眼”。就像泉水的泉眼一样，一旦点到，汩
汩而流。他于巧妙东拉西扯中用文化将事物移位，扩大了这个世界的
空间。
每当形势使我有所感触，就会想听听金克木先生的调侃。他会说
什么呢？
他必说得幽默深刻尖锐和有来历，能带给人更大的快感。这是巨
大的文化自信所致啊！
当年我爱去的，还有中关村许大龄先生家。
一年级建校劳动中我的头被砸伤，住进了校医院，恰与许先生的
夫人同一个病房。
每天，他都来陪夫人，他们夫妇真是相濡以沫、相敬如宾。
我就和他在病房里大侃：“农民起义对历史到底起什么作用？”
“明清萌芽的人文思想为什么后来没有真正地发展起来？”“《红楼
梦》值不值得搞一个‘红学’？”之类。
那时候的大学生，喜欢为国家开处方找良药，一股启蒙的思想浪
潮正席卷全国。我本来好“红学”，自然喜读清史。出院后，我成为
许先生家的常客。
一个星期天，我又去他们家，发现许先生和他的爱人面色有点紧
张。
许先生说：“还是我来说吧。曼菱，对不起你，我们早应该告诉
你，我是‘梁效’。因为我们很喜欢你，怕你知道这一点后，不来家
了，所以现在才告诉你。应该是结识初始就告诉你的。”
许先生说着，和夫人一起露出惭愧的脸色。
我意外地说：“许先生，这算什么？谁不知道这是让他们强迫的？
他们专门要拉名家史家来充面子。这跟您有什么关系？您哪知道他们
要干什么呢？”
许先生说：“不管怎样，应该告诉你。”
我说：“我也被打成过‘反革命’，也没有告诉你啊。那年头的
事都是不能过于当真的。”
转身细思之，这的确有些骇然。时光如果倒流，那些事仅仅发生
在几年前。怎么能想到，我这个因纪念周总理受尽了迫害的边疆小工
人，和那凶恶的高高在上的“梁效”的成员，竟会在北大校园成为了
忘年之交呢？
过去岁月，一切竟如幻境。它是那么不真实，把善良的人们划成
敌对。我们都犹如陀斯妥也夫斯基那部《被侮辱与被损害的》里的角
色。
我自然还去他家，但许先生总有些压抑，情绪不佳。
我珍惜与许先生夫妇的这分情谊，这是我们的新生命。我想向他
请教和探讨清史、红学，还有民族的命运。我们将欢乐地笑着，在他
淡泊朴素的家里，享受着师生之谊的人生妙趣。
但不久许先生就过世了。我总感到这跟他的痛苦有关。他的良心
为此饱受折磨，直至心碎。
许先生给我的警示是：我绝不要做一个单纯的文化人。知识的面
是广阔的。我要学习那种“如何利用我的知识”的知识。我一定要学
会遨游和飞翔，做一个自为的自然人和社会人，绝不再做一个“书中
人”。
能成为北大学生是幸运的。学生来之不易，去之亦不易。而北大
老师对学生历来爱护有加，送出校园时犹如送骨肉出门一般，使学生
坎坷路上有一份温馨。
过世了的语言学泰斗王力先生，我也“间接”地打过一次交道。
同学关眉毕业之际，她希望回家乡后能进广西大学教书，害怕被
派去当“机关秘书”之类。她想请王力先生写推荐信。王力先生并没
有直接教过我们，是他的弟子教过。
但王力先生不仅同意写，且说，让关眉“自己写好拿来”，他签
字就行。当时关眉诚惶诚恐了，在宿舍里直嚷嚷：怎么老先生如此信
任一个隔代的学生呢？
我在一旁说，王力先生这是给你机会，为你铺路。为什么不写上
自己的愿望呢？你这样不是白白请了一回真神了吗？她说，那你帮我
写。
我就帮她写了一通：“该生对古典文学有爱好专长，望分配到有
关专业”云云。关眉拿了去，王力先生果然签了字。她回家乡后，如
愿分到古典文学专业。
后来，关眉为儿子求学，到香港打工，见面就说自己“愧对北大
中文系的培养”。总说有朝一日要回广西与同仁共修她心目中的“古
典诗词”。
我想，王力先生的那个签字，也在令她不安吧？但愿她能有此为。
以当代评论家著称于世的书磊，在研究生毕业分配的时候遇到过
麻烦。因了他组织过一次校内签名活动。
这时候朱德熙先生站了出来说：“书磊是我们的学生，一个小孩
子知道什么？是我们叫他去做的。”他说的“我们”，就指被李书磊
活动签过名的那些个大名家大教授们。
本来，因为这次签名活动连累了朱先生本人，正在不安着的书磊，
却获得了老先生的庇佑，而不是责难。书磊告诉我，朱先生去世的时
候，他去敬献了自己的小花圈，心中有如丧考妣之痛。
他对我说：“我们是隔代亲。那些老一辈的大师们，对我们这一
代的理解更切近更相濡以沫。他们，更能给我们力量。”
这些受人景仰的师长在风范，学问，成就和人品上，足称民族精
粹和中流柱石，他们对学生的影响早已超出书外，超出校外，溢之海
外。
毕业后我每回北大，都去看望季羡林先生。
在我北大诸位恩师中，季先生年事将追“米寿”，故尤珍惜见面
之情。而季先生如参天大树的人格，更使我有一种深深的信赖之情。
我与季先生相识，是在北大竞选的狂潮之中。
那时，我是第一个跳出来的女竞选者。在我的“竞选宣言”上，
最惹眼的观点就是“东方美”，我以它来作为现代女性的发展模式。
当我提出当代“男性的雌化与女性的雄化”问题时，简直引起轩然大
波。人家都不习惯，说：怎么说得那么难听？
我成了众目睽睽的有争议人物，日子不好过。我的男朋友就是为
此而离去的。这时候，季羡林先生的一位助手让我去先生家。她说，
季先生一直关心着我。
朗润园沿湖的一楼朴素无华，永远是小乡镇的水平。而对面那个
单元里，从厨房水房通道住房里堆积着的书山，则属于国家级图书馆
的水平。
他不许他的孩子在这儿住。他说：“这是学校给我做学问用的。
不是给你们住的。”甚至也不让小保姆打扫。只有他和他的弟子可以
出入。
转眼十来年，我与季先生联系从没有中断过。他一直知道我在哪
里，在干什么，在经历着什么。一旦失去联系，他会惦念着。
年复一年，总是此情此景：清清朗润园，先生午休后，相对一杯
茶。如梧桐遇秋风语，似高手数脉听心。此刻，我常庆幸，浮浪今生，
而与先生有忘年相通之乐；江湖遨游，竟得先生相知认可。
在北大流传着这样的“段子”：当你在校园里看见一个衣着破旧，
步履蹒跚的老人，也许，他手里提着杂物袋从小卖部回来，也许，他
正去领工资的路上。你要当心，切不可轻狂地小视他。因为，你可能
连给他提鞋的资格还不够呢！
像林庚先生，是一定要自己去领工资的，他不要人家送来。
张岱年先生就常自己去小卖部，以至有一次被售货员无礼相待，
旁人怒而斥之：“这是张岱年先生，你怎么可以这样？”
而朱光潜先生不就因为谦和，也被我无礼顶撞过吗？
北大之所以成为“北大”，是前辈人支撑开这方天地，是他们奠
定了这片风水。
无论是他们出世还是入世，无论他们的个性是恬淡还是热烈，他
们皆立足于自成一家的学术，并代表着中国的文化精粹，而并非一般
只靠讲义吃饭的庸人。他们都有一颗优秀者的悲天悯人的心灵，和将
后代引入正道的高尚责任。
林庚先生的许多事情，是他的弟子孙玉石老师讲给我听的。
孙老师说，林庚先生曾以“夫人有病卧床”为由，拒绝为江青讲
学。而在某个国庆日前，他突然收到了“国宴”的请柬。
当时一个三级教授被邀赴国宴，这是很罕有的。林庚先生对弟子
说，他很想去，因为可以看见周总理。但是请柬上是江青的签字。他
矛盾了很久，最后还是十分不舍地放弃了这个一生中不会再逢的机会。
林庚先生说：“我又不是弄臣。”
在北大，或者说在中国，中年一辈的学者反不似上一代的老学者
们那么直露，具有一种童真的坦率。
比起才气横溢，叱咤风云的上一代开创者，北大的中年教师们是
忠实的麦田守望者。
我和孙老师深交纯属偶然。在一个暑假里，我没回家，每天去学
校游泳池游泳。一天，听见有人喊我，是孙老师也来游泳，他问“你
没有回家？”我说“家太远。”他说：“对了，你是云南人。”又问：
“在学校里做什么？”我说：“写小说。”
我想孙老师不会再感兴趣，因为我写的不是现代文学方面的论文。
不料他说：“写的什么小说啊？拿来我看看。”
我按他说的地址，送去他家。看完后，孙老师说：“好”，说比
他的某同学都写得好，便帮我推荐给他的文学界的同学。
我的第二个中篇小说《云》，就这样发表于《收获》。时间紧跟
在我的处女作《有一个美丽的地方》发表于《当代》之后。造成了南
北两响之势，决定了我毕业后走专业写作的道路。
毕业前，我想以小说充当毕业论文，可当时教创作课的马老师并
不欣赏我。为此我又去找了孙老师。
孙老师只明明白白说了一句：“学生有才能为什么不让发挥呢？”
他为我去找了系主任，一切便理顺了。后来，我便转到了谢冕老
师门下，他给了我那一届的最高分。
从“不够格”到最高分，这就是北大。你总可以找到承认你价值
的人。
每个事业的追求者，都有自己的一方天空。而当天还没亮，风雨
如晦，鸡鸣不已之时，能得到导师的慧眼相识和鼎力扶持是幸运的。
我曾问过孙老师，马老师会不会因此对他不高兴？孙老师坦然道：
怎么会呢？马老师对你，只是风格的差异而已。
现代文学教研室的老师去“管”当代文学教研室的事，仅仅因了
一个学生的特长能发挥。耽误学生的才华，才是极大的过错。
马老师对我，没有什么耿耿于怀。回校后每次见面，他都欣欣然，
邀我上他们家去坐，并为他家乡的刊物向我约稿。
孙老师以为这很正常，他说，当年，林庚先生就是以诗集充当毕
业论文的。北大就是这样的，无论兴衰，校风不会改。
后来，孙老师担任中文系主任。每次回校见他，他总对我感叹
“时间不够”，希望能早日卸去职务。
在我们系里，我熟悉的几位老师相继担任系主任，他们对“当什
么”都很淡薄，唯对时间看重，而时间，又是付与学问与学生的。
对“当什么”不感兴趣，唯对“做什么”感兴趣的生活标准，也
影响了我后来的人生取舍。
那天，忽有一位微笑的中年学者走来对我说：“张曼菱，祝贺你
的作品发表啊！”我说：“你是谁？”他笑道：“我是严家炎。”
天哪，是我们现任系主任。
在对“人”上面，我本来一向糊涂，又是近视眼一个。对老师们，
常是从书本讲义，聆其声名而窃所思慕的。我很不注意与“人”对号。
为此也在社会上吃过些亏。
在这最后一年，严老师正在教我们“现代文学”的重头课。毕业
在即，这学生竟不认识他？这也太过分了！
我是有讲义就不爱去上课的。我常去看别的书，或是选些其他系
的课。旁搜杂学是我的一贯风格。无论思维和学习我都喜欢“跳槽”。
我说：“对不起，严老师，我没去听您的课。”
严老师却并不介意。他说：“我的课用不着上，你考试不也是
‘优’吗？自己多看些其他书是应该的。”
在北大，老师们并不认为“你不来听他讲课”就是冒犯。他们常
说，讲课的教学大纲，起点是针对应届中学生的。他们总鼓励我们抓
紧时间，多学一些自己需要的东西。他们相信我们这批学生是非常珍
惜这段学习生涯的，见面总是说：“注意身体，别累着。”
谢冕，一位诗人，具有一颗顽童心。
在我们进校的时候，中国当代诗歌，曾经是思想启蒙运动的前驱。
诗歌的光芒，穿透了被封闭和禁锢的民族灵魂，使得智慧和激情复活。
作为当代诗人和诗歌理论家的谢冕，当年他的讲课是热点，是中
年老师中最盛大的。
诗的课是在下午，经常有同学迟到。谢冕总是非常友好地请学生
进来，还问：“是不是睡过了？”他给我们的感觉，好像他是你同舍
朋友。那种与学生同辈的感觉，令他总也不会老。
他是诗人，是谢冕，我们都直呼其名。
你去找他帮忙，他总是用跟你商量的语气讲话。他所受的坎坷不
平，也很透明，也会跟你直率相告。所以，他家里总是“谈笑有同学”
的。不管隔了多长时间，谢冕老师家门总是径直可以去的。
他本人就是文坛中人，习惯于刀尖上跳舞，火坑边乘凉。所以，
即便毕业后再跟他谈话也没有“隔”的感觉。
当年，是谢冕把我从孙老师那儿接手，又帮我用一篇小说来作毕
业论文，并给了我一个最高分的。他就是这样的，只要学生好，怎么
都行。
我属于“不服从分配”之列。谢冕给我写了热情洋溢的推荐信。
记得我走的时候，他曾为我的性格担忧过。他说了一句话：“除了北
大，北京，恐怕都很难容你。”一语中的。果然，毕业后的我几乎尽
在飘泊中度过。让我经常想起谢老师的这句箴语。
去年校庆回去见到谢冕，知道他在意趣盎然地坚持冷水浴，我觉
得，他在这冷水的坚持中，还有另一种坚持。
自古“高台多悲风”，诗人的命运，总是“蜡炬成灰泪始干”的。
在此世纪末，为诗祝福，为诗人的谢冕祝福吧。
1979年下半年，北大人用民主竞选方式来选举人民代表。我则是
第一个跳出的女流之辈。后来，当我在校园遇到那些叫不上名字的面
孔时，人家常常自我介绍道：“我是你的选民。”
那年的竞选，是一道黎明的点心，献给我们刚刚醒来的祖国。也
许火候不准，有些烧焦了。但没有“一”就没有“二”。现在的民主
竞选，就好像是吃中餐和晚餐一样熟练了。
竞选中，突然出现了署名“文学78级大多数革命群众”的矛头直
指我的大字报。
那一天，77、78级合并上美学大课，金开诚老师在上课前说了几
句题外话：“同学们，我刚才走来看了一张大字报，很多人在反对一
个女同学。这好像不是对同学应有的态度。我不明白你们的事，但是，
我在反右时的教训请你们吸取。好了，讲课。”
下课后，我目送金老师离去。至今我与他没有私交。可是，相教
何必曾相识？在这些精神坦荡的老师面前，我的委屈散之天外。
人，只要有一点“独立特行”的精神，眼前风波便可以置之度外。
这是一张真正的文凭，使我走遍天下总带着“北大”。
一百年前的蔡元培校长，为中国这个古老体系的开放和前进，选
择了北京大学这个突破口。兼容并包，是他在全世界范围内的首创，
是“教育兴邦”的独创。
为了永久地打破古老中国“万马齐喑”的悲剧，数代杰出的中国
知识分子将心血意志凝结成了“北大”这座民主校园，用这种方式，
实现了“我以我血荐轩辕”的神圣誓言。
北大，将世世代代为九州生气养育着震撼世界的风雷。
也许，我也是又一代的麦田守望者。守望意味着等待。一代人完
成一代人的任务。
那朝气充足的新世纪的太阳快出山吧！火凤凰的继承者该登场了。
（摘自《大家》1999年第6期，原文约1万6千字） ps：不要神话北大，北大就是平民的北大。四人帮对北大精神的绞杀，北大人不屈不挠的代代传承，使得北大薪火不灭。
我不敢说：“世事沧桑心事定”。对于这个世纪，其实我只参与
了一半。
但，总有一些不用赶什么时辰的东西，透过浮生，穿越繁杂世界，
络绎而来。于灯下茶前，或幽径低回之处，令人流连品味。有时竟能
充满了整个人生。
那些片断和印象，时间不能把它消磨，它反倒能把时间消磨过去。
或与相投的友人，一抒胸臆。其中有些事，还是值得告诉后代孺子的。
它不应仅属于个人。
在北国，那蒙被岁月灰尘的群楼，学子捧书的湖畔，是这个世纪
给我亮起的一盏盏明灯——我心目中的北大导师。不是每个学生和名
师都有机会接触交往。他们的高风亮节，大义之言、大器之举，能使
奋斗中的学子感到一种心底无私天高地阔的关怀。
清晨，未名湖上，总荡漾着微妙的雾气。我曾拜捧书于石上。晨
风中，过来一位老者，他说：“你在看什么书？”
我说：“朱光潜的《美学》。”
他说：“这书不值得看。他的东西，都是从国外的美学理论那儿
来的。你直接看几本西方美学史就行了。”
我不由有些愤怒：从哪儿来的一个老头，竟敢如此低贬朱先生？
我默默地站起来，合上书就走。
走不了几步，忽听见耳边有人招呼道：
“朱先生您好！”
回头一看，是几个挂红牌的研究生正恭恭敬敬地向刚才那老头行
礼。
我冲上去问道：“您，就是朱先生？”
老者含笑颔首：“我告诉你，不要看他的书嘛！当年外国的美学
还没有进来，大家看他的很稀奇，现在，那些书都介绍进来了，你可
以直接看原著。最好是英语原著。翻译的有偏差。”
我面对朱先生，一时激动得说不出话来。他中等身材，小四方脸，
一双眼睛笑盈盈看着我。
后来我才知道，朱先生患有极重的眼疾，近乎失明。可是那天我
眼里的他分明炯炯有神。
如今湖水如昔，朱先生已经仙去。一定去了一个美的国度。
未名湖上，风拂面而来。古人宋玉曾论及“风”之气质。此北大
之风可以浴心。
北大的一批“国宝级”的老先生，大都住在燕南园和朗润园一带。
一处是林木葱茏，小院生苔。一处湖水幽幽，荷叶寂寂。从这里走过
的人们，总是放轻脚步，屏声细语，唯恐惊扰了大师们那代表民族代
表岁月的精深思维。
那年头，几位国学大师都撑着耄耋高龄来为我们这拨“关门弟子”
讲课，我记得的有王力，吴祖湘，林庚。这是他们最后的开堂讲学了。
这是大师们的世纪情怀。我们这拨学生满带着社会风尘和泥土气
息，而大师们则以暮年辰光穿过大劫，跨山越水，却幸坐一堂。两代
人相思相逢在中国历史起身的时候，倍感亲切。
“独立小桥风满袖”，这句诗，在我心中久久地成了林庚先生的
化身。
-
林庚先生是在对我们这些“关门弟子”讲《楚辞》时，引了这句
诗的。
在褥热三伏天里，在“三教”的二楼，中文系77、78级，再加上
研究生们，教室里坐不下了，一直坐到走廊上，挤得汗雾蒸腾。
而林庚先生身着白衬衣，吊带西裤，长腰鹤步登上讲坛。顿时，
一片清凉从天降下。
那是门难忘的课程，在那种大庭广众之中，林先生是那么潇洒独
立，似乎炎热与拥挤带给他的只是愉快。在他那雅洁的风度中，抒发
着对《楚辞》的爱、对学生的爱和对讲堂的爱。
林先生有早起散步之癖。我在校庆回去，曾想在燕园小径上与先
生不期而遇。但转眼间，校园变得如闹市一般。如此，先生必避之。
果然，在掌声雷动，镁光灯闪亮的地方，林先生和很多先生都早
已“隐之名山”了。不事应酬，不受宠辱。北大震动环宇的气势，正
是由他们这些静默的菩提所造。
住在未名湖后湖边的金克木先生，与我一位熟悉的前辈是故交。
前辈千里来京看他，带我去拜望金先生。毕业以后，我常住原来的苏
联专家楼写作，与他邻近。黄昏散步便过去闲聊。
金克木的心灵仿佛可以穿透岁月，不会变老一样。说起当年巴金
与萧珊住在他楼上谈恋爱的细节，他仍是觉得很逗，一阵阵地发笑。
而说起现在的青年，他也没有什么距离感。
总之，什么对他都是近在跟前的事。没有时间和空间的距离，也
没有什么达不到的和不能理解的事情。这一点，使他不像同辈人活得
那么沉重，而是充满了敏锐，灵透。
我曾把自己的第一本中篇小说集送给他。有一次，他的女儿和我
讨论当今文学，说起台湾小说风，金先生在一旁说道：“你何必去看
那种小岛文化？她在语言上做你的学生还不够格呢！”
我当时为之一振。
我问金先生对我的小说有何看法，他说，“语言好，这是很大的
优势。文学的很大一半就是语言嘛。但我看你的小说，一到真正精彩
的地方，你就跳过去了。不知道是故意为之，还是没有觉察。还有，
你不会写对话。”
为了突破自己，我远走新疆，直到写完中篇小说《唱着来唱着去》，
我才感到自己的笔力放开了。像这样“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的
收获，只有在金克木这样的“又老又不老”的先生面前能够得到啊！
有一阵我问他：“您看形势怎么样？会不会‘收’？会不会‘转’？
中国还会倒退吗？”
回答完全是金克木式的诙谐：
“你看《水浒传》一开头，就是‘洪太尉误走妖魔’。石碣一移
开，那些天煞星地煞星就出世了。现在就是‘洪太尉误走妖魔’。有
的人问，中国的局势还会不会收？收什么？走都走出来了，就要在这
世间风光一场。”
金克木讲话总有“话眼”。就像泉水的泉眼一样，一旦点到，汩
汩而流。他于巧妙东拉西扯中用文化将事物移位，扩大了这个世界的
空间。
每当形势使我有所感触，就会想听听金克木先生的调侃。他会说
什么呢？
他必说得幽默深刻尖锐和有来历，能带给人更大的快感。这是巨
大的文化自信所致啊！
当年我爱去的，还有中关村许大龄先生家。
一年级建校劳动中我的头被砸伤，住进了校医院，恰与许先生的
夫人同一个病房。
每天，他都来陪夫人，他们夫妇真是相濡以沫、相敬如宾。
我就和他在病房里大侃：“农民起义对历史到底起什么作用？”
“明清萌芽的人文思想为什么后来没有真正地发展起来？”“《红楼
梦》值不值得搞一个‘红学’？”之类。
那时候的大学生，喜欢为国家开处方找良药，一股启蒙的思想浪
潮正席卷全国。我本来好“红学”，自然喜读清史。出院后，我成为
许先生家的常客。
一个星期天，我又去他们家，发现许先生和他的爱人面色有点紧
张。
许先生说：“还是我来说吧。曼菱，对不起你，我们早应该告诉
你，我是‘梁效’。因为我们很喜欢你，怕你知道这一点后，不来家
了，所以现在才告诉你。应该是结识初始就告诉你的。”
许先生说着，和夫人一起露出惭愧的脸色。
我意外地说：“许先生，这算什么？谁不知道这是让他们强迫的？
他们专门要拉名家史家来充面子。这跟您有什么关系？您哪知道他们
要干什么呢？”
许先生说：“不管怎样，应该告诉你。”
我说：“我也被打成过‘反革命’，也没有告诉你啊。那年头的
事都是不能过于当真的。”
转身细思之，这的确有些骇然。时光如果倒流，那些事仅仅发生
在几年前。怎么能想到，我这个因纪念周总理受尽了迫害的边疆小工
人，和那凶恶的高高在上的“梁效”的成员，竟会在北大校园成为了
忘年之交呢？
过去岁月，一切竟如幻境。它是那么不真实，把善良的人们划成
敌对。我们都犹如陀斯妥也夫斯基那部《被侮辱与被损害的》里的角
色。
我自然还去他家，但许先生总有些压抑，情绪不佳。
我珍惜与许先生夫妇的这分情谊，这是我们的新生命。我想向他
请教和探讨清史、红学，还有民族的命运。我们将欢乐地笑着，在他
淡泊朴素的家里，享受着师生之谊的人生妙趣。
但不久许先生就过世了。我总感到这跟他的痛苦有关。他的良心
为此饱受折磨，直至心碎。
许先生给我的警示是：我绝不要做一个单纯的文化人。知识的面
是广阔的。我要学习那种“如何利用我的知识”的知识。我一定要学
会遨游和飞翔，做一个自为的自然人和社会人，绝不再做一个“书中
人”。
能成为北大学生是幸运的。学生来之不易，去之亦不易。而北大
老师对学生历来爱护有加，送出校园时犹如送骨肉出门一般，使学生
坎坷路上有一份温馨。
过世了的语言学泰斗王力先生，我也“间接”地打过一次交道。
同学关眉毕业之际，她希望回家乡后能进广西大学教书，害怕被
派去当“机关秘书”之类。她想请王力先生写推荐信。王力先生并没
有直接教过我们，是他的弟子教过。
但王力先生不仅同意写，且说，让关眉“自己写好拿来”，他签
字就行。当时关眉诚惶诚恐了，在宿舍里直嚷嚷：怎么老先生如此信
任一个隔代的学生呢？
我在一旁说，王力先生这是给你机会，为你铺路。为什么不写上
自己的愿望呢？你这样不是白白请了一回真神了吗？她说，那你帮我
写。
我就帮她写了一通：“该生对古典文学有爱好专长，望分配到有
关专业”云云。关眉拿了去，王力先生果然签了字。她回家乡后，如
愿分到古典文学专业。
后来，关眉为儿子求学，到香港打工，见面就说自己“愧对北大
中文系的培养”。总说有朝一日要回广西与同仁共修她心目中的“古
典诗词”。
我想，王力先生的那个签字，也在令她不安吧？但愿她能有此为。
以当代评论家著称于世的书磊，在研究生毕业分配的时候遇到过
麻烦。因了他组织过一次校内签名活动。
这时候朱德熙先生站了出来说：“书磊是我们的学生，一个小孩
子知道什么？是我们叫他去做的。”他说的“我们”，就指被李书磊
活动签过名的那些个大名家大教授们。
本来，因为这次签名活动连累了朱先生本人，正在不安着的书磊，
却获得了老先生的庇佑，而不是责难。书磊告诉我，朱先生去世的时
候，他去敬献了自己的小花圈，心中有如丧考妣之痛。
他对我说：“我们是隔代亲。那些老一辈的大师们，对我们这一
代的理解更切近更相濡以沫。他们，更能给我们力量。”
这些受人景仰的师长在风范，学问，成就和人品上，足称民族精
粹和中流柱石，他们对学生的影响早已超出书外，超出校外，溢之海
外。
毕业后我每回北大，都去看望季羡林先生。
在我北大诸位恩师中，季先生年事将追“米寿”，故尤珍惜见面
之情。而季先生如参天大树的人格，更使我有一种深深的信赖之情。
我与季先生相识，是在北大竞选的狂潮之中。
那时，我是第一个跳出来的女竞选者。在我的“竞选宣言”上，
最惹眼的观点就是“东方美”，我以它来作为现代女性的发展模式。
当我提出当代“男性的雌化与女性的雄化”问题时，简直引起轩然大
波。人家都不习惯，说：怎么说得那么难听？
我成了众目睽睽的有争议人物，日子不好过。我的男朋友就是为
此而离去的。这时候，季羡林先生的一位助手让我去先生家。她说，
季先生一直关心着我。
朗润园沿湖的一楼朴素无华，永远是小乡镇的水平。而对面那个
单元里，从厨房水房通道住房里堆积着的书山，则属于国家级图书馆
的水平。
他不许他的孩子在这儿住。他说：“这是学校给我做学问用的。
不是给你们住的。”甚至也不让小保姆打扫。只有他和他的弟子可以
出入。
转眼十来年，我与季先生联系从没有中断过。他一直知道我在哪
里，在干什么，在经历着什么。一旦失去联系，他会惦念着。
年复一年，总是此情此景：清清朗润园，先生午休后，相对一杯
茶。如梧桐遇秋风语，似高手数脉听心。此刻，我常庆幸，浮浪今生，
而与先生有忘年相通之乐；江湖遨游，竟得先生相知认可。
在北大流传着这样的“段子”：当你在校园里看见一个衣着破旧，
步履蹒跚的老人，也许，他手里提着杂物袋从小卖部回来，也许，他
正去领工资的路上。你要当心，切不可轻狂地小视他。因为，你可能
连给他提鞋的资格还不够呢！
像林庚先生，是一定要自己去领工资的，他不要人家送来。
张岱年先生就常自己去小卖部，以至有一次被售货员无礼相待，
旁人怒而斥之：“这是张岱年先生，你怎么可以这样？”
而朱光潜先生不就因为谦和，也被我无礼顶撞过吗？
北大之所以成为“北大”，是前辈人支撑开这方天地，是他们奠
定了这片风水。
无论是他们出世还是入世，无论他们的个性是恬淡还是热烈，他
们皆立足于自成一家的学术，并代表着中国的文化精粹，而并非一般
只靠讲义吃饭的庸人。他们都有一颗优秀者的悲天悯人的心灵，和将
后代引入正道的高尚责任。
林庚先生的许多事情，是他的弟子孙玉石老师讲给我听的。
孙老师说，林庚先生曾以“夫人有病卧床”为由，拒绝为江青讲
学。而在某个国庆日前，他突然收到了“国宴”的请柬。
当时一个三级教授被邀赴国宴，这是很罕有的。林庚先生对弟子
说，他很想去，因为可以看见周总理。但是请柬上是江青的签字。他
矛盾了很久，最后还是十分不舍地放弃了这个一生中不会再逢的机会。
林庚先生说：“我又不是弄臣。”
在北大，或者说在中国，中年一辈的学者反不似上一代的老学者
们那么直露，具有一种童真的坦率。
比起才气横溢，叱咤风云的上一代开创者，北大的中年教师们是
忠实的麦田守望者。
我和孙老师深交纯属偶然。在一个暑假里，我没回家，每天去学
校游泳池游泳。一天，听见有人喊我，是孙老师也来游泳，他问“你
没有回家？”我说“家太远。”他说：“对了，你是云南人。”又问：
“在学校里做什么？”我说：“写小说。”
我想孙老师不会再感兴趣，因为我写的不是现代文学方面的论文。
不料他说：“写的什么小说啊？拿来我看看。”
我按他说的地址，送去他家。看完后，孙老师说：“好”，说比
他的某同学都写得好，便帮我推荐给他的文学界的同学。
我的第二个中篇小说《云》，就这样发表于《收获》。时间紧跟
在我的处女作《有一个美丽的地方》发表于《当代》之后。造成了南
北两响之势，决定了我毕业后走专业写作的道路。
毕业前，我想以小说充当毕业论文，可当时教创作课的马老师并
不欣赏我。为此我又去找了孙老师。
孙老师只明明白白说了一句：“学生有才能为什么不让发挥呢？”
他为我去找了系主任，一切便理顺了。后来，我便转到了谢冕老
师门下，他给了我那一届的最高分。
从“不够格”到最高分，这就是北大。你总可以找到承认你价值
的人。
每个事业的追求者，都有自己的一方天空。而当天还没亮，风雨
如晦，鸡鸣不已之时，能得到导师的慧眼相识和鼎力扶持是幸运的。
我曾问过孙老师，马老师会不会因此对他不高兴？孙老师坦然道：
怎么会呢？马老师对你，只是风格的差异而已。
现代文学教研室的老师去“管”当代文学教研室的事，仅仅因了
一个学生的特长能发挥。耽误学生的才华，才是极大的过错。
马老师对我，没有什么耿耿于怀。回校后每次见面，他都欣欣然，
邀我上他们家去坐，并为他家乡的刊物向我约稿。
孙老师以为这很正常，他说，当年，林庚先生就是以诗集充当毕
业论文的。北大就是这样的，无论兴衰，校风不会改。
后来，孙老师担任中文系主任。每次回校见他，他总对我感叹
“时间不够”，希望能早日卸去职务。
在我们系里，我熟悉的几位老师相继担任系主任，他们对“当什
么”都很淡薄，唯对时间看重，而时间，又是付与学问与学生的。
对“当什么”不感兴趣，唯对“做什么”感兴趣的生活标准，也
影响了我后来的人生取舍。
那天，忽有一位微笑的中年学者走来对我说：“张曼菱，祝贺你
的作品发表啊！”我说：“你是谁？”他笑道：“我是严家炎。”
天哪，是我们现任系主任。
在对“人”上面，我本来一向糊涂，又是近视眼一个。对老师们，
常是从书本讲义，聆其声名而窃所思慕的。我很不注意与“人”对号。
为此也在社会上吃过些亏。
在这最后一年，严老师正在教我们“现代文学”的重头课。毕业
在即，这学生竟不认识他？这也太过分了！
我是有讲义就不爱去上课的。我常去看别的书，或是选些其他系
的课。旁搜杂学是我的一贯风格。无论思维和学习我都喜欢“跳槽”。
我说：“对不起，严老师，我没去听您的课。”
严老师却并不介意。他说：“我的课用不着上，你考试不也是
‘优’吗？自己多看些其他书是应该的。”
在北大，老师们并不认为“你不来听他讲课”就是冒犯。他们常
说，讲课的教学大纲，起点是针对应届中学生的。他们总鼓励我们抓
紧时间，多学一些自己需要的东西。他们相信我们这批学生是非常珍
惜这段学习生涯的，见面总是说：“注意身体，别累着。”
谢冕，一位诗人，具有一颗顽童心。
在我们进校的时候，中国当代诗歌，曾经是思想启蒙运动的前驱。
诗歌的光芒，穿透了被封闭和禁锢的民族灵魂，使得智慧和激情复活。
作为当代诗人和诗歌理论家的谢冕，当年他的讲课是热点，是中
年老师中最盛大的。
诗的课是在下午，经常有同学迟到。谢冕总是非常友好地请学生
进来，还问：“是不是睡过了？”他给我们的感觉，好像他是你同舍
朋友。那种与学生同辈的感觉，令他总也不会老。
他是诗人，是谢冕，我们都直呼其名。
你去找他帮忙，他总是用跟你商量的语气讲话。他所受的坎坷不
平，也很透明，也会跟你直率相告。所以，他家里总是“谈笑有同学”
的。不管隔了多长时间，谢冕老师家门总是径直可以去的。
他本人就是文坛中人，习惯于刀尖上跳舞，火坑边乘凉。所以，
即便毕业后再跟他谈话也没有“隔”的感觉。
当年，是谢冕把我从孙老师那儿接手，又帮我用一篇小说来作毕
业论文，并给了我一个最高分的。他就是这样的，只要学生好，怎么
都行。
我属于“不服从分配”之列。谢冕给我写了热情洋溢的推荐信。
记得我走的时候，他曾为我的性格担忧过。他说了一句话：“除了北
大，北京，恐怕都很难容你。”一语中的。果然，毕业后的我几乎尽
在飘泊中度过。让我经常想起谢老师的这句箴语。
去年校庆回去见到谢冕，知道他在意趣盎然地坚持冷水浴，我觉
得，他在这冷水的坚持中，还有另一种坚持。
自古“高台多悲风”，诗人的命运，总是“蜡炬成灰泪始干”的。
在此世纪末，为诗祝福，为诗人的谢冕祝福吧。
1979年下半年，北大人用民主竞选方式来选举人民代表。我则是
第一个跳出的女流之辈。后来，当我在校园遇到那些叫不上名字的面
孔时，人家常常自我介绍道：“我是你的选民。”
那年的竞选，是一道黎明的点心，献给我们刚刚醒来的祖国。也
许火候不准，有些烧焦了。但没有“一”就没有“二”。现在的民主
竞选，就好像是吃中餐和晚餐一样熟练了。
竞选中，突然出现了署名“文学78级大多数革命群众”的矛头直
指我的大字报。
那一天，77、78级合并上美学大课，金开诚老师在上课前说了几
句题外话：“同学们，我刚才走来看了一张大字报，很多人在反对一
个女同学。这好像不是对同学应有的态度。我不明白你们的事，但是，
我在反右时的教训请你们吸取。好了，讲课。”
下课后，我目送金老师离去。至今我与他没有私交。可是，相教
何必曾相识？在这些精神坦荡的老师面前，我的委屈散之天外。
人，只要有一点“独立特行”的精神，眼前风波便可以置之度外。
这是一张真正的文凭，使我走遍天下总带着“北大”。
一百年前的蔡元培校长，为中国这个古老体系的开放和前进，选
择了北京大学这个突破口。兼容并包，是他在全世界范围内的首创，
是“教育兴邦”的独创。
为了永久地打破古老中国“万马齐喑”的悲剧，数代杰出的中国
知识分子将心血意志凝结成了“北大”这座民主校园，用这种方式，
实现了“我以我血荐轩辕”的神圣誓言。
北大，将世世代代为九州生气养育着震撼世界的风雷。
也许，我也是又一代的麦田守望者。守望意味着等待。一代人完
成一代人的任务。
那朝气充足的新世纪的太阳快出山吧！火凤凰的继承者该登场了。
（摘自《大家》1999年第6期，原文约1万6千字） ps：不要神话北大，北大就是平民的北大。四人帮对北大精神的绞杀，北大人不屈不挠的代代传承，使得北大薪火不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