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四川灾后留守志愿者生存调查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神马文学网 时间：2024/04/27 13:46:54
孤独的我们，难过一阵还得前行——四川灾后留守志愿者生存调查文汇报实习生 唐闻佳 记者 吴越 陆伟强
历史必将铭记那一刻:2008年5月12日14点28分。
那一刻，山摇地动，天崩地裂。8级特大地震袭击巴蜀大地，曾经的天府之国，生灵涂炭，满目疮痍。
巨大的灾难，吹响了抗震救灾的集结号。
从那一刻开始，成千上万的救援大军从四面八方奔涌而来。在这些救援大军中，有这样一个特殊的群体，他们来自天南海北的社会各个阶层，他们不分男女老少，不计报酬，无怨无悔地奔走在抗震救灾的前线和后方，默默地奉献自己的一分力量。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志愿者。
岁月流逝，潮起潮落。退潮后沙滩上总会留下潮起的痕迹。时间过去了将近一年，那些眼下依旧坚守在正在重建家园的灾区的志愿者，就像沙滩上的沙迹，提醒着我们:灾难虽然难以避免，生活终将回归平常。
2009年4月11日，孟晓宇踏上都江堰回大连的飞机，这是这位灾区心理疏导志愿者到灾区八个多月来第一次回家。这次不是因为想家，而是帮扶对象的离世让她积聚了半年多的心理压力迸涌而出，在床上哭了一夜的她决定：“该回大连休息一段时间了”。和孟晓宇一样，去年5·12汶川大地震后有一大批热血志愿者涌入巴蜀大地，不过，随着激情的褪去，各种问题出现，一批批志愿者选择了离开。当曾经一同不顾生死深入危楼刨土救人、一同往返于各重灾区的残垣和崇山间运送物资的“战友”越来越少时，留守志愿者是放弃，还是继续？
无法自我治疗的心理志愿者
记者：“你是心理援助志愿者，怎么不找你们领队刘猛帮你疏导心理问题？”
孟晓宇：“我不会找他。”
去年8月，大连女孩孟晓宇来到都江堰后就加入了刘猛的全国心理援助联盟。作为心理援助联盟的领队，刘猛帮助过众多幸存者。北川女孩蒋玲在地震中失去包括母亲和儿子13名至亲，企图自杀的她独独拨打了刘猛的电话，如今的她已是刘猛团队里的志愿者。去年除夕夜，羌族青年母广翔因为思念亡故妻女把刀子捅向了心窝，又是刘猛在医院里对他展开心理疏导，使他放弃再次轻生的念头。面对这样一位心理疏导领队，队员为什么不找他排解？
“他没有时间顾及我，相反他有压力时会朝我发火。”孟晓宇的回答揭开这样一个问题——当我们关注灾民的心理创伤时，留守灾区长达数月之久的志愿者又是如何承受、排解这份“心理地震”？
“有些志愿者接触到一些遇难者家属就不行了，到了现场就哭，最后受不了回家了。”说这话的人名叫高思发，绵阳人。地震发生第二天他就加入志愿者队伍，募集救灾款。去年5月24日，他加入“中国心”志愿者团队，负责筹集和运送救灾物资，发起人走了，他接过大旗，一干就到现在。高思发说，几乎每个志愿者呆久了都会有心理问题，这时就要靠自己排解，因为志愿者的数量实在有限。
“去年北京大学召开心理疏导培训，因为报名的人太多，主办方说只能优先辅导那些愿意去四川展开心理援助的人。”刘猛是其中的一员，他说当时的场景很壮观，礼堂里人人都振臂高喊“我去四川！”，六月的四川涌来了全国各地的热血青年。
不过，志愿者如潮水般涌来，又如潮水般退去，灾民的“心理地震”依然存在。走进都江堰城北馨居一间板房内，女主人热情地招呼丈夫给客人泡枸杞菊花大枣茶，两人忙前忙后，看起来一片祥和，独独床头板墙上十几道长长的口子透出住户内心的不平静。“我们9岁的女儿在地震中去世了，前不久我怀孕但又流产了，那天我老公突然疯了似地爬上床头用刀子划墙。”说起那天，女主人仍心有余悸。
“你看这些人会说会笑，其实他们只是将痛苦隐藏得更深，遇到特殊节日或事件就会爆发。”刘猛的判断适用于幸存者，也适用于志愿者。
今年4月的一个夜晚，孟晓宇带着帮扶金申领表去看望一名白血病患儿欣然。推开门，欣然躺在沙发上发出“呜呜呜”的痛苦声音。她又出鼻血了，不到10秒钟鼻孔里的纸巾就被染红，废纸篓里丢满了殷红的纸巾。家访后第三天，她走了。这一次，孟晓宇再也扛不住了。
“她留了那么多鼻血，如果我坚持把她送到医院，说不定就能把她救回来；如果我不发起募捐，自己先掏出2000元，给她买点血来，她的血就不会流完。”自责、懊恼，孟晓宇在床上哭了一夜，一周后她飞回了大连，这是她到灾区后第一次回家。
志愿者不能变“灾民”
除心理压力，所有的志愿者都面临“断粮危机”。因为积蓄都用得差不多了，因为没有收入来源，留守志愿者对于生活开销近乎于苛刻。
五小碟蔬菜，几小片熏鸭胗，这就是刘猛和其他8名队员的午饭。“我们一日三餐的伙食控制在20元以内。”志愿者马重袆透露，周末会开荤，开销标准可以提高到70元。“周末10多个孩子要来这里补习功课，三餐就在这吃，必须买肉、鱼给孩子吃。”
地震发生后一周，刘猛在都江堰创办了地震后最早、最正规的帐篷学校——“天府阳光帐篷学校”。刘猛说创办学校有两个目的：一是不让孩子落下文化课，更重要的原因是让孩子有熟悉的环境，恢复他们的安全感和归属感。天府学校接纳了158名学生，配备了电脑、打印机等现代化办公设备。学生从书包、文具到玩具、食品、衣服全部免费发放。光这个学校，刘猛就用尽10多万的积蓄，在圣彼得堡留学的妻子两次飞来给他送钱。
和刘猛不同，还有一批留守志愿者，他们的任务是往山里运送物资。“这批兄弟在山里有时一天只吃一顿，所谓一顿饭就是一个饼。”高思发说的“兄弟”中就有上海志愿者覃明、马骏飞。
这两个1978年出生的上海人分别在去年的5月19日和6月初到达灾区，他们的团队叫中国志愿者联合会，不过他们并不是发起人。“发起人干了一个星期就走了，最多的时候团队有2000多人，现在只有6个人。”
两“兄弟”一起走过汶川、北川、青川、德阳、茂县、理县，一起经历出生入死。去年9月初，他们去北川白泥、都坝、禹里运送物资，回来时由于禹里到北川县城的路在地震中被彻底损毁，他们只能走山路，从张家湾翻山回擂鼓镇。
4个队员，负重30斤以上的物资，冒着大雨，走在陡峭的山间，从早上9点出发，走了一天一夜才到达擂鼓镇。“他们给灾区送了几千万的物资，自己却住在类似于货仓的屋子里。”高思发对覃明、马俊飞敬佩不已。细问覃明方知，现在6个队员蜗居在成都一家每天50元的家庭旅馆，一室一厅的房间还堆放着募集物资。
来灾区后，两人进出银行就为取钱，套现了几乎所有的股票。现在他们每月开销约在6000到10000元之间，最大开销是运费。“捐助人的物资往往发到成都，从成都到灾区的运费就由我们承担。”覃明说，去年5到7月成都到汶川的运费是一卡车10000元以上，现在一次也要2000到3000元。
“我们和队员说得很清楚，所有志愿者的开销自己解决，没有钱就回去，不能给灾区添麻烦。”志愿者不能变“灾民”，这是刘猛、高思发、覃明、马骏飞的共识。
放弃，继续，还是其他？
放弃？“不可能！都是自己的同胞，看着他们受苦，怎能坐视不管？”覃明留下的理由很简单，其实留守志愿者都有这样一种融入当地的心理，这点在北川“最牛”志愿者张华强这里特别明显。
今年53岁的绵阳人张华强，原本在江油执教，得知地震后，用嘴吸出别人摩托车里的汽油给自己的面包车加油，一路往灾区赶。去年5月14日清晨到达北川的他立刻投入营救工作，一共救出5名生还者。如今的他还在北川，还住在帐篷里，和留守灾民一道重建家园，他说：“我上辈子就是北川人。”
那么，继续？不一定！面对心理压力、断粮危机、人员流失，不论刘猛、高思发、马俊飞、覃明的团队，还是单干的张华强，他们都在思考同一个问题——路在何方？
张华强说地震一周年后他可能要离开。从他的女儿张晔处我们得知，这位“最牛”志愿者正在筹备一场从北川出发的环球旅行，宣传四川文化、四川人，同时为灾区募款。
“中国心”领队高思发正在策划“网络化制度管理”。“我的团队原本就是以网络的形式组织起来，一旦网络化制度建立起来，队员可以边工作边做志愿者。”目前几乎所有的留守志愿者都是“全职”，高思发希望这样可以解决志愿者的收入问题。
的确，钱是一个大问题。长期奔波于大山里的覃明和马骏飞正在考虑将灾区的滞销产品运出来销售，如果获利，一部分用于灾区救助，一部分可以补贴团队开销。
“苦苦支撑，即使我不知道明天在哪里？路在何方？可是看到那些还需要我们帮助的人，我们就不能说、不敢说放弃。”高思发说着，又把5月的帮扶走访活动招募令贴在团队博客上；覃明、马骏飞又带着技术员走进没有通信信号的汶川草坡，准备在下月引进养殖项目，运进第一批种兔。他们说：队员的一批批离开，自己会感到孤独，但是难过一阵，还得继续上路。
刘猛：在灾区坚守至今的心理援助人员 “哀伤是一个人的权利”
刘猛很“猛”。“心理咨询师对灾区的重复扫荡造成二次伤害”“中国缺少志愿精神和志愿者制度”“心理援助站一旦撤离，就是给曾经关注过的那些人留下新的创伤”……这些犀利言论见诸媒体，有师兄给他打电话，半调侃半提醒，“你还想不想在这个圈里混了？”
“我说，打算不打算，事情都已经发生了。我们这个圈里面的人不能捂着。这次捂住了，下次还这么干。”说这话的时候，刘猛的嗓子嘶哑，眉头紧锁，一点也不“猛”。他已低烧半月有余，身体很虚弱，二十几摄氏度的气温下，他还穿着羽绒衣。这是典型的“过劳”病，近一年来有过好几次，刘猛并不很在意。若不是同队的志愿者硬拉他去医院配了点药吃，他就扛过去了。
“可能我们邢台人都这样，不抛弃，不放弃。”刘猛说，他和王宝强是同乡。邢台于1966年发生过大地震，刘猛从出生起就住地震房，一直住到13岁。家贫，母亲去世得早，上高中时，刘猛就常年在北京打工，逢考试才回学校。刘猛说，高二那年，他在北京皮鞋厂烧锅炉，对面的北师大有人卖书，他花一元钱，买回了一个心理学硕士生所有的书籍，从此迷恋于其中。他当过警察，开过公司，做的都是心理干预。赴灾区前，他在河北经贸大学心理健康中心做学生的心理工作，并取得了高级心理咨询师（督导岗位）的资格。
刘猛已经在灾区待了快一年时间，他的健康在缩水，他的感情濒临透支，他的精神更是如临深渊。
“我在做灾民需要的事”
刘猛很好采访，只要到都江堰城北馨居他的“全国心理援助联盟”工作站来找他，他一般都在。人既然来了，他就愿意满足你的采访要求，态度坦诚，语调平和，表达清晰。他的大脑像精密仪器，迅速反应，瞬间还原。因此，他诚恳地提示记者：你需要反映什么主题？我得知道你想要什么，再给你什么，这样更有效率。
刘猛又并不好采访。早在联系之初，刘猛就在电话中直言“我都不知道还能说些什么了”，在记者奔赴都江堰的路上，他又发来一条短信：“见到（我）后您一定会失望的！”及至相对而坐时，则能直接地感受到他的疲惫，填充着大段大段的沉默。对于媒体能报道多少他所在意的事实，他亦心存疑虑。在记者的“无主题采访”下，刘猛逐渐坦露了一路走来的艰难与尴尬。
“心理援助不同于心理咨询。前来咨询的人是怀有明确目的的，你可以为他制订计划；而心理援助是针对那些没有明确目的的创伤人群，你只能慢慢去和他们建立关系，关系建立起来后才能够介入他的心理调适。这不是一天两天的事。”
“其实以我个人的能力和精力，做这么大的一个工作站，完全没有必要。我又不是特别有钱，手下又没有多少志愿者。我之所以要这么搞，是想给灾区的心理援助建立起一个模式来。”
“现在整个灾区最大的心理援助站就是我这个心理援助站，但我们不但是体制外的，而且没有注册过，从某种程度上，我们是非法的。但我们做着灾民需要、援助者需要、政府也需要的事。”
“做志愿者不累，做志愿者也不苦。做志愿者更谈不上高尚、伟大、奉献和付出。上班不是也有付出吗？志愿者和职工的区别仅仅在于没有工资。这就很好置换了，上班换得工资，做志愿者换得自我实现。”
“我现在这么累，跟我做志愿者没有关系，跟我做此时此刻的志愿者有关系。因为做这个事的人很少。”
“每个人都问我还能待多久，我真的不知道。其实我早已经待不下去了。第一它超出了我的经济预算，第二它超出了我的规划，现在我已经不知道该怎样结束这件事情了，只能呼吁立法，呼吁制度。”
这和刘猛在大多数时候对外界所作的表态大相径庭。在此之前，“至少待三年”是一个较常见的说法。刘猛深感困顿。“一个咨询师能够持续在灾区待两个月，我认为这已经是极限了。我对心理咨询师的建议是：在这里待的日子不要少于一个月，不要长过两个月。少于一个月，情况了解不深，工作开展不透；超过两个月就是很残酷的事情。但现在没有办法，没有人接替我。”
“我们会坚持下去”
实际上，刘猛已经几次在与他的心理督导、美国精神分析协会前主席基尔伯特·克莱门通过视频软件交流时，谈及自己的心理状况，坦言“现在我对心理学这个职业和它的现状的担忧是我最大的困惑”，并要求克莱门教授为他找一名“个人的心理咨询师”。
在最近一次视频对话中，临近尾声时，刘猛主动提起了自己的“个人问题”。克莱门教授对刘猛流露出的消极情绪十分警觉，他关切地建议“你不要放弃自己珍贵的才能”“你如果能够退一步，写一本书，可能会好一些”。就在这个时候，通讯中断了，刘猛焦急地拍击着话筒，对方也再三努力着沟通，可是，经历了二十分钟的混乱，再度联系上时，约定的时间已经用完，刚才的话题悄然搁浅。刘猛最终没有说出他想说的话。不过，当克莱门教授一名博士生通过视频向刘猛表示敬意，刘猛立刻微笑示意，像登临月球的宇航员那样肯定地告诉他：“我们会坚持下去，我们会坚持得很好。”
事后，记者询问刘猛，既然自己已经感觉坚持不下去了，为何还说会“坚持得很好”。刘猛沉默片刻，回答：“他表达的是一种友善的关心，那么我只需要让他感到放心。”他否认自己对心理咨询在灾区的效果和前景有丝毫怀疑，“不能因为一些心理援助师没有做好心理援助这件事情，就认为这是无效的，错误的……经是好经，念的人不一定念对。”
很多时候，刘猛保持着惊人的克制和冷静。在采访刘猛的过程中，记者只看到他两次情感的溢出。一次就是在上述的“视频交流”中，他的黯然与痛苦令人心颤；还有一次则是在与记者一起午饭时，他冷不丁问记者，认不认识那个“范跑跑”，对“范跑跑”其人其事怎么评价？在期待记者回答的时候，在刘猛的眼睛里，竟然少有地闪着兴奋的光芒，但这光芒一闪而过，他又恢复了少言少语、喜怒不形于色的常态。
“感情要省着点用”
谁都知道，骆驼之所以能走出无边无际的大漠，因为它的驼峰里贮备了供长途跋涉能量消耗的脂肪。刘猛也像一头骆驼，把感情这种易耗品小心翼翼地收藏起来，绝不轻易挥霍。
“在咨询的过程中，我要调动感情，平常的时候，基本上我不会动感情。过分透支感情不利于工作，保持平和的心态最重要的。”刘猛说，他见过太多因某种“情结”到灾区来工作的人，最后带着创伤离去。
“这里心理咨询师最多的时候，我每天要遭受20次以上的质问、质疑和指责，每天要处理四五起内耗，每天要面对内部的三到五次的哭泣和抱怨。这是中国心理咨询界的现状。谁都知道别人不对，但谁都无法给出怎样做是对的。”刘猛笑了，笑得无奈而沉重。他得出结论：做事就是做事，不是来抒发情感的。感情要省着点用，必须避免感动，更要杜绝感伤。否则，你待不了几天就完蛋了。
刘猛能够在灾区待上这么长时间，多亏了这种“节省”，他的“自我保护”办法是，从不主动去看废墟。住帐篷时，他可以很长时间都不出帐篷，现在住在板房里也一样，很少出园区。到都江堰这么久，只和志愿者去参观过一次“鱼嘴”。
他甚至已经想好了，在灾区所有研究课题的调查数据将封存很长一段时间，“太原始的数据，整理起来会很揪心。”
偶尔的偶尔，刘猛去青川和北川“出诊”，路途中极目四望，获得片刻心情的放松。这时候，他沉浸在自然的馨香之中，游走于现实之外，心中的猛虎嗅着生命芬芳甜美的蔷薇。
他所开展的心理援助，也正是基于环境的感染。在他看来，情绪是一定会传染的，包括环境传染，如果不加干预，地震带来的哀伤阴影会深深地影响人们的人格与行为，并延及下一代。
“心理援助不神秘，也没有这技巧那技巧，这都是次要的。我在这儿很少说话，我营造一种欢乐的气氛，每个人在这里感染了欢乐，他们本身又成为一种气氛。把创伤者放入其中，就OK了。不需你去跟他说‘你要快乐，要振作起来，事情都过去了’……这些语言是无力的。在他们身边，我是一个真实存在的志愿者，让他们感觉到我真诚的关心，比我说了什么，重要多了。”
“我所能做的，是让哀伤的强烈程度不影响心理、生理和日常的行为方式，作一些疏导，但绝不是掩盖，更别指望人们会遗忘。”刘猛加重了语气，说，希望记者能够把这句话写进报道——“哀伤是一个人的权利。”
这话也像是他对自己说的。
文汇报2009年4月23日第十二版
历史必将铭记那一刻:2008年5月12日14点28分。
那一刻，山摇地动，天崩地裂。8级特大地震袭击巴蜀大地，曾经的天府之国，生灵涂炭，满目疮痍。
巨大的灾难，吹响了抗震救灾的集结号。
从那一刻开始，成千上万的救援大军从四面八方奔涌而来。在这些救援大军中，有这样一个特殊的群体，他们来自天南海北的社会各个阶层，他们不分男女老少，不计报酬，无怨无悔地奔走在抗震救灾的前线和后方，默默地奉献自己的一分力量。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志愿者。
岁月流逝，潮起潮落。退潮后沙滩上总会留下潮起的痕迹。时间过去了将近一年，那些眼下依旧坚守在正在重建家园的灾区的志愿者，就像沙滩上的沙迹，提醒着我们:灾难虽然难以避免，生活终将回归平常。
2009年4月11日，孟晓宇踏上都江堰回大连的飞机，这是这位灾区心理疏导志愿者到灾区八个多月来第一次回家。这次不是因为想家，而是帮扶对象的离世让她积聚了半年多的心理压力迸涌而出，在床上哭了一夜的她决定：“该回大连休息一段时间了”。和孟晓宇一样，去年5·12汶川大地震后有一大批热血志愿者涌入巴蜀大地，不过，随着激情的褪去，各种问题出现，一批批志愿者选择了离开。当曾经一同不顾生死深入危楼刨土救人、一同往返于各重灾区的残垣和崇山间运送物资的“战友”越来越少时，留守志愿者是放弃，还是继续？
无法自我治疗的心理志愿者
记者：“你是心理援助志愿者，怎么不找你们领队刘猛帮你疏导心理问题？”
孟晓宇：“我不会找他。”
去年8月，大连女孩孟晓宇来到都江堰后就加入了刘猛的全国心理援助联盟。作为心理援助联盟的领队，刘猛帮助过众多幸存者。北川女孩蒋玲在地震中失去包括母亲和儿子13名至亲，企图自杀的她独独拨打了刘猛的电话，如今的她已是刘猛团队里的志愿者。去年除夕夜，羌族青年母广翔因为思念亡故妻女把刀子捅向了心窝，又是刘猛在医院里对他展开心理疏导，使他放弃再次轻生的念头。面对这样一位心理疏导领队，队员为什么不找他排解？
“他没有时间顾及我，相反他有压力时会朝我发火。”孟晓宇的回答揭开这样一个问题——当我们关注灾民的心理创伤时，留守灾区长达数月之久的志愿者又是如何承受、排解这份“心理地震”？
“有些志愿者接触到一些遇难者家属就不行了，到了现场就哭，最后受不了回家了。”说这话的人名叫高思发，绵阳人。地震发生第二天他就加入志愿者队伍，募集救灾款。去年5月24日，他加入“中国心”志愿者团队，负责筹集和运送救灾物资，发起人走了，他接过大旗，一干就到现在。高思发说，几乎每个志愿者呆久了都会有心理问题，这时就要靠自己排解，因为志愿者的数量实在有限。
“去年北京大学召开心理疏导培训，因为报名的人太多，主办方说只能优先辅导那些愿意去四川展开心理援助的人。”刘猛是其中的一员，他说当时的场景很壮观，礼堂里人人都振臂高喊“我去四川！”，六月的四川涌来了全国各地的热血青年。
不过，志愿者如潮水般涌来，又如潮水般退去，灾民的“心理地震”依然存在。走进都江堰城北馨居一间板房内，女主人热情地招呼丈夫给客人泡枸杞菊花大枣茶，两人忙前忙后，看起来一片祥和，独独床头板墙上十几道长长的口子透出住户内心的不平静。“我们9岁的女儿在地震中去世了，前不久我怀孕但又流产了，那天我老公突然疯了似地爬上床头用刀子划墙。”说起那天，女主人仍心有余悸。
“你看这些人会说会笑，其实他们只是将痛苦隐藏得更深，遇到特殊节日或事件就会爆发。”刘猛的判断适用于幸存者，也适用于志愿者。
今年4月的一个夜晚，孟晓宇带着帮扶金申领表去看望一名白血病患儿欣然。推开门，欣然躺在沙发上发出“呜呜呜”的痛苦声音。她又出鼻血了，不到10秒钟鼻孔里的纸巾就被染红，废纸篓里丢满了殷红的纸巾。家访后第三天，她走了。这一次，孟晓宇再也扛不住了。
“她留了那么多鼻血，如果我坚持把她送到医院，说不定就能把她救回来；如果我不发起募捐，自己先掏出2000元，给她买点血来，她的血就不会流完。”自责、懊恼，孟晓宇在床上哭了一夜，一周后她飞回了大连，这是她到灾区后第一次回家。
志愿者不能变“灾民”
除心理压力，所有的志愿者都面临“断粮危机”。因为积蓄都用得差不多了，因为没有收入来源，留守志愿者对于生活开销近乎于苛刻。
五小碟蔬菜，几小片熏鸭胗，这就是刘猛和其他8名队员的午饭。“我们一日三餐的伙食控制在20元以内。”志愿者马重袆透露，周末会开荤，开销标准可以提高到70元。“周末10多个孩子要来这里补习功课，三餐就在这吃，必须买肉、鱼给孩子吃。”
地震发生后一周，刘猛在都江堰创办了地震后最早、最正规的帐篷学校——“天府阳光帐篷学校”。刘猛说创办学校有两个目的：一是不让孩子落下文化课，更重要的原因是让孩子有熟悉的环境，恢复他们的安全感和归属感。天府学校接纳了158名学生，配备了电脑、打印机等现代化办公设备。学生从书包、文具到玩具、食品、衣服全部免费发放。光这个学校，刘猛就用尽10多万的积蓄，在圣彼得堡留学的妻子两次飞来给他送钱。
和刘猛不同，还有一批留守志愿者，他们的任务是往山里运送物资。“这批兄弟在山里有时一天只吃一顿，所谓一顿饭就是一个饼。”高思发说的“兄弟”中就有上海志愿者覃明、马骏飞。
这两个1978年出生的上海人分别在去年的5月19日和6月初到达灾区，他们的团队叫中国志愿者联合会，不过他们并不是发起人。“发起人干了一个星期就走了，最多的时候团队有2000多人，现在只有6个人。”
两“兄弟”一起走过汶川、北川、青川、德阳、茂县、理县，一起经历出生入死。去年9月初，他们去北川白泥、都坝、禹里运送物资，回来时由于禹里到北川县城的路在地震中被彻底损毁，他们只能走山路，从张家湾翻山回擂鼓镇。
4个队员，负重30斤以上的物资，冒着大雨，走在陡峭的山间，从早上9点出发，走了一天一夜才到达擂鼓镇。“他们给灾区送了几千万的物资，自己却住在类似于货仓的屋子里。”高思发对覃明、马俊飞敬佩不已。细问覃明方知，现在6个队员蜗居在成都一家每天50元的家庭旅馆，一室一厅的房间还堆放着募集物资。
来灾区后，两人进出银行就为取钱，套现了几乎所有的股票。现在他们每月开销约在6000到10000元之间，最大开销是运费。“捐助人的物资往往发到成都，从成都到灾区的运费就由我们承担。”覃明说，去年5到7月成都到汶川的运费是一卡车10000元以上，现在一次也要2000到3000元。
“我们和队员说得很清楚，所有志愿者的开销自己解决，没有钱就回去，不能给灾区添麻烦。”志愿者不能变“灾民”，这是刘猛、高思发、覃明、马骏飞的共识。
放弃，继续，还是其他？
放弃？“不可能！都是自己的同胞，看着他们受苦，怎能坐视不管？”覃明留下的理由很简单，其实留守志愿者都有这样一种融入当地的心理，这点在北川“最牛”志愿者张华强这里特别明显。
今年53岁的绵阳人张华强，原本在江油执教，得知地震后，用嘴吸出别人摩托车里的汽油给自己的面包车加油，一路往灾区赶。去年5月14日清晨到达北川的他立刻投入营救工作，一共救出5名生还者。如今的他还在北川，还住在帐篷里，和留守灾民一道重建家园，他说：“我上辈子就是北川人。”
那么，继续？不一定！面对心理压力、断粮危机、人员流失，不论刘猛、高思发、马俊飞、覃明的团队，还是单干的张华强，他们都在思考同一个问题——路在何方？
张华强说地震一周年后他可能要离开。从他的女儿张晔处我们得知，这位“最牛”志愿者正在筹备一场从北川出发的环球旅行，宣传四川文化、四川人，同时为灾区募款。
“中国心”领队高思发正在策划“网络化制度管理”。“我的团队原本就是以网络的形式组织起来，一旦网络化制度建立起来，队员可以边工作边做志愿者。”目前几乎所有的留守志愿者都是“全职”，高思发希望这样可以解决志愿者的收入问题。
的确，钱是一个大问题。长期奔波于大山里的覃明和马骏飞正在考虑将灾区的滞销产品运出来销售，如果获利，一部分用于灾区救助，一部分可以补贴团队开销。
“苦苦支撑，即使我不知道明天在哪里？路在何方？可是看到那些还需要我们帮助的人，我们就不能说、不敢说放弃。”高思发说着，又把5月的帮扶走访活动招募令贴在团队博客上；覃明、马骏飞又带着技术员走进没有通信信号的汶川草坡，准备在下月引进养殖项目，运进第一批种兔。他们说：队员的一批批离开，自己会感到孤独，但是难过一阵，还得继续上路。
刘猛：在灾区坚守至今的心理援助人员 “哀伤是一个人的权利”
刘猛很“猛”。“心理咨询师对灾区的重复扫荡造成二次伤害”“中国缺少志愿精神和志愿者制度”“心理援助站一旦撤离，就是给曾经关注过的那些人留下新的创伤”……这些犀利言论见诸媒体，有师兄给他打电话，半调侃半提醒，“你还想不想在这个圈里混了？”
“我说，打算不打算，事情都已经发生了。我们这个圈里面的人不能捂着。这次捂住了，下次还这么干。”说这话的时候，刘猛的嗓子嘶哑，眉头紧锁，一点也不“猛”。他已低烧半月有余，身体很虚弱，二十几摄氏度的气温下，他还穿着羽绒衣。这是典型的“过劳”病，近一年来有过好几次，刘猛并不很在意。若不是同队的志愿者硬拉他去医院配了点药吃，他就扛过去了。
“可能我们邢台人都这样，不抛弃，不放弃。”刘猛说，他和王宝强是同乡。邢台于1966年发生过大地震，刘猛从出生起就住地震房，一直住到13岁。家贫，母亲去世得早，上高中时，刘猛就常年在北京打工，逢考试才回学校。刘猛说，高二那年，他在北京皮鞋厂烧锅炉，对面的北师大有人卖书，他花一元钱，买回了一个心理学硕士生所有的书籍，从此迷恋于其中。他当过警察，开过公司，做的都是心理干预。赴灾区前，他在河北经贸大学心理健康中心做学生的心理工作，并取得了高级心理咨询师（督导岗位）的资格。
刘猛已经在灾区待了快一年时间，他的健康在缩水，他的感情濒临透支，他的精神更是如临深渊。
“我在做灾民需要的事”
刘猛很好采访，只要到都江堰城北馨居他的“全国心理援助联盟”工作站来找他，他一般都在。人既然来了，他就愿意满足你的采访要求，态度坦诚，语调平和，表达清晰。他的大脑像精密仪器，迅速反应，瞬间还原。因此，他诚恳地提示记者：你需要反映什么主题？我得知道你想要什么，再给你什么，这样更有效率。
刘猛又并不好采访。早在联系之初，刘猛就在电话中直言“我都不知道还能说些什么了”，在记者奔赴都江堰的路上，他又发来一条短信：“见到（我）后您一定会失望的！”及至相对而坐时，则能直接地感受到他的疲惫，填充着大段大段的沉默。对于媒体能报道多少他所在意的事实，他亦心存疑虑。在记者的“无主题采访”下，刘猛逐渐坦露了一路走来的艰难与尴尬。
“心理援助不同于心理咨询。前来咨询的人是怀有明确目的的，你可以为他制订计划；而心理援助是针对那些没有明确目的的创伤人群，你只能慢慢去和他们建立关系，关系建立起来后才能够介入他的心理调适。这不是一天两天的事。”
“其实以我个人的能力和精力，做这么大的一个工作站，完全没有必要。我又不是特别有钱，手下又没有多少志愿者。我之所以要这么搞，是想给灾区的心理援助建立起一个模式来。”
“现在整个灾区最大的心理援助站就是我这个心理援助站，但我们不但是体制外的，而且没有注册过，从某种程度上，我们是非法的。但我们做着灾民需要、援助者需要、政府也需要的事。”
“做志愿者不累，做志愿者也不苦。做志愿者更谈不上高尚、伟大、奉献和付出。上班不是也有付出吗？志愿者和职工的区别仅仅在于没有工资。这就很好置换了，上班换得工资，做志愿者换得自我实现。”
“我现在这么累，跟我做志愿者没有关系，跟我做此时此刻的志愿者有关系。因为做这个事的人很少。”
“每个人都问我还能待多久，我真的不知道。其实我早已经待不下去了。第一它超出了我的经济预算，第二它超出了我的规划，现在我已经不知道该怎样结束这件事情了，只能呼吁立法，呼吁制度。”
这和刘猛在大多数时候对外界所作的表态大相径庭。在此之前，“至少待三年”是一个较常见的说法。刘猛深感困顿。“一个咨询师能够持续在灾区待两个月，我认为这已经是极限了。我对心理咨询师的建议是：在这里待的日子不要少于一个月，不要长过两个月。少于一个月，情况了解不深，工作开展不透；超过两个月就是很残酷的事情。但现在没有办法，没有人接替我。”
“我们会坚持下去”
实际上，刘猛已经几次在与他的心理督导、美国精神分析协会前主席基尔伯特·克莱门通过视频软件交流时，谈及自己的心理状况，坦言“现在我对心理学这个职业和它的现状的担忧是我最大的困惑”，并要求克莱门教授为他找一名“个人的心理咨询师”。
在最近一次视频对话中，临近尾声时，刘猛主动提起了自己的“个人问题”。克莱门教授对刘猛流露出的消极情绪十分警觉，他关切地建议“你不要放弃自己珍贵的才能”“你如果能够退一步，写一本书，可能会好一些”。就在这个时候，通讯中断了，刘猛焦急地拍击着话筒，对方也再三努力着沟通，可是，经历了二十分钟的混乱，再度联系上时，约定的时间已经用完，刚才的话题悄然搁浅。刘猛最终没有说出他想说的话。不过，当克莱门教授一名博士生通过视频向刘猛表示敬意，刘猛立刻微笑示意，像登临月球的宇航员那样肯定地告诉他：“我们会坚持下去，我们会坚持得很好。”
事后，记者询问刘猛，既然自己已经感觉坚持不下去了，为何还说会“坚持得很好”。刘猛沉默片刻，回答：“他表达的是一种友善的关心，那么我只需要让他感到放心。”他否认自己对心理咨询在灾区的效果和前景有丝毫怀疑，“不能因为一些心理援助师没有做好心理援助这件事情，就认为这是无效的，错误的……经是好经，念的人不一定念对。”
很多时候，刘猛保持着惊人的克制和冷静。在采访刘猛的过程中，记者只看到他两次情感的溢出。一次就是在上述的“视频交流”中，他的黯然与痛苦令人心颤；还有一次则是在与记者一起午饭时，他冷不丁问记者，认不认识那个“范跑跑”，对“范跑跑”其人其事怎么评价？在期待记者回答的时候，在刘猛的眼睛里，竟然少有地闪着兴奋的光芒，但这光芒一闪而过，他又恢复了少言少语、喜怒不形于色的常态。
“感情要省着点用”
谁都知道，骆驼之所以能走出无边无际的大漠，因为它的驼峰里贮备了供长途跋涉能量消耗的脂肪。刘猛也像一头骆驼，把感情这种易耗品小心翼翼地收藏起来，绝不轻易挥霍。
“在咨询的过程中，我要调动感情，平常的时候，基本上我不会动感情。过分透支感情不利于工作，保持平和的心态最重要的。”刘猛说，他见过太多因某种“情结”到灾区来工作的人，最后带着创伤离去。
“这里心理咨询师最多的时候，我每天要遭受20次以上的质问、质疑和指责，每天要处理四五起内耗，每天要面对内部的三到五次的哭泣和抱怨。这是中国心理咨询界的现状。谁都知道别人不对，但谁都无法给出怎样做是对的。”刘猛笑了，笑得无奈而沉重。他得出结论：做事就是做事，不是来抒发情感的。感情要省着点用，必须避免感动，更要杜绝感伤。否则，你待不了几天就完蛋了。
刘猛能够在灾区待上这么长时间，多亏了这种“节省”，他的“自我保护”办法是，从不主动去看废墟。住帐篷时，他可以很长时间都不出帐篷，现在住在板房里也一样，很少出园区。到都江堰这么久，只和志愿者去参观过一次“鱼嘴”。
他甚至已经想好了，在灾区所有研究课题的调查数据将封存很长一段时间，“太原始的数据，整理起来会很揪心。”
偶尔的偶尔，刘猛去青川和北川“出诊”，路途中极目四望，获得片刻心情的放松。这时候，他沉浸在自然的馨香之中，游走于现实之外，心中的猛虎嗅着生命芬芳甜美的蔷薇。
他所开展的心理援助，也正是基于环境的感染。在他看来，情绪是一定会传染的，包括环境传染，如果不加干预，地震带来的哀伤阴影会深深地影响人们的人格与行为，并延及下一代。
“心理援助不神秘，也没有这技巧那技巧，这都是次要的。我在这儿很少说话，我营造一种欢乐的气氛，每个人在这里感染了欢乐，他们本身又成为一种气氛。把创伤者放入其中，就OK了。不需你去跟他说‘你要快乐，要振作起来，事情都过去了’……这些语言是无力的。在他们身边，我是一个真实存在的志愿者，让他们感觉到我真诚的关心，比我说了什么，重要多了。”
“我所能做的，是让哀伤的强烈程度不影响心理、生理和日常的行为方式，作一些疏导，但绝不是掩盖，更别指望人们会遗忘。”刘猛加重了语气，说，希望记者能够把这句话写进报道——“哀伤是一个人的权利。”
这话也像是他对自己说的。
文汇报2009年4月23日第十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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