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守村妇”非正常生存调查

“留守村妇”非正常生存调查
改革开放以来，由于丈夫长期(通常在半年以上)外出打工，留守家庭的妻子们肩负着本应由夫妻双方共同承担的生产劳动和家庭抚养、赡养责任，被称为“留守妇女”。有学者以“386199部队”形象比喻这一独特的社会群落：“38”指代妇女，“61”意为儿童，“99”(重阳节)代表老人。南京师范大学社会学系研究生魏翠妮日前通过1年多的调查发现，这个庞大的社会群体在全国有4000万至5000万之多。
“留守村妇”与“386199部队”
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2004年底外出务工的农民数量达到11823万人。排在“前3甲”的省份是河南、四川和安徽。其中，安徽省霍邱县众兴集镇共有17个村，8762户，家庭留守妇女就有8000余人，几乎每户就有一个留守妇女。
“目前，农村劳动力外出者中，已婚比例为81.7%。”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白南生教授告诉《中国经济周刊》，“这样，以2005年农村外出务工人数1.3亿计算，外出农民工中已婚人数为10621万人，从已婚人数中减去举家迁移的人口大约3900万，则已婚流动人口中只一方外出务工的人数达6721万，再以70%男性计算，则留守妇女人数达到4700万。”
“这些留守村妇，配角成主角，单肩挑全家，与丈夫长期分居，忍受无法表述的压力和孤单。繁重的农业劳动，承担赡养双方年长的父母与抚育幼小孩子的责任，从丈夫的身影下走出，成为独立支撑家庭的‘顶梁柱’。”上海理工大学社会学教授王波说。
无奈留守：一方务工成必然
启东市的黄娟今年23岁。婚前，她曾外出打工，婚后和丈夫在启东市打工一年。最近因生孩子、抚养孩子而留在了家里，丈夫则继续在南通市区打工。“现在最希望有人帮自己抚养孩子，这样我就可以外出打工了，做销售是我的兴趣。可是孩子才一岁，需要人带。”
在家中带孩子的25岁赣榆何姓农妇则向记者表达了想走出去的愿望：“我不愿意呆在家里，希望等孩子长大后，交给公婆，自己外出打工。由于自己年轻，受外界影响比较大，对家里闭塞的生活方式不适应。为了家庭的经济，提高生活水平，希望自己在父母支持下出去做销售。”
“城乡分割的二元社会制度，使城市成为农村人的绝对诱惑，吸引着乡村男女成为它的‘劳动力’；而排斥一对农村夫妻共同迁居，又造成多数情况下是一方出走而另一方留守家中，最终，制度的距离转换成空间的距离。”南京大学社会学教授张玉林说。
其支撑的依据：一方面是人口压力、户籍限制造成农民无法举家迁入城市，另一方面，由于农村没有足够耕种的土地，农民必须离开土地进城务工以改善家庭生活、应对日趋严峻的经济压力。从更深一层来看，上世纪90年代后期开始，农村劳动力输出开始被当作解决“三农问题”的战略举措而由地方政府大力推进，于是，农民进城成为必然的选择；同时，在农村夫妻双方只能选择一人进城的前提下，毫无疑问地，男性成为通常情况下的第一选择。
精神伤害：“中国式离婚”
2006年8月初，在山东青岛打工的安徽六安青年戴国详，因操作不慎被机器割去4个手指。9月16日，当他怀揣几万元抚恤金回到家时，自己的妻子已经“失踪”几个月了。无独有偶。河南固始的张云照面对的是同样的情形：4月11日，在家留守2年多的贵州籍妻子弃子而去，身影杳然。
23岁的留守妇女黄娟从四川嫁到江苏启东，她对记者表示：“最担心的还是他的健康与安全，不担心他有外遇，因为经济条件达不到，起码这几年不会有这样的担心。”但她还是坦言：“以后的事情谁也不好说。”
2002年，“中国民工大县”重庆市奉节县统计局对10个村的38宗离婚案件进行了如下的统计记录：
女方在外打工过程中移情别恋，弃夫抛子提出离婚的13起；男方外出挣钱后看不上农村原配妻子，提出离婚的9起；女方为逃避不幸婚姻而外出打工，提高了经济地位，增强了法律意识提起离婚的3起；男方在外打工受不良社会风气影响，贪图个人享受，多年不给家里寄钱致使妻子提出离婚的3起；女方外出务工，家里男方或父母怀疑其收入来源不正，产生矛盾造成离婚的2起；男方在外地与外地女性结婚，女方到男方家后看不起其家庭或地方、居住不习惯提出离婚的2起；男女双方外出打工，子女寄养父母家中，后因小孩掉人水池淹死引起夫妻矛盾而导致离婚的1起；另五宗当地村干部写邻居均不知起因。
排除不明原因的5宗离婚事件，其余33宗或多或少均与“涉外”(家庭一方或双方外出务工)有关。
“正如城乡二元体制下的中国，城市对于农村人的绝对吸引力，进入城市一方的地位必然优于留守一方，于是城市对于农村的优势转化为‘涉外’一方对‘留守’一方的优势，当距离无法被忽视，冲突无法再被容忍的时候，离婚，成为最后的选择。”张玉林教授说。而从更直接的角度考虑，两地分居导致交流减少与感情疏远，同时面对城市生活的诱惑、长期性的压抑以及社会监督的弱化，容易使婚外情乘虚而入；而对于那些感情原本就薄弱的夫妻来说，空间的分割一旦形成，容易导致原有婚姻的破裂。
“农村的离婚率已经接近于全国的平均离婚率，中国的农村开始能够代表整个中国。”张玉林教授认为。
安全隐患：成为犯罪新目标
男性劳动力流出后，农村只剩下了老人、儿童和妇女。这种人口结构的变化，带来的是农村治安防范力量的减弱和违法犯罪机率的增加。
苏北某市一个镇派出所徐所长透露，在邻近的一个镇上，1999年发生了一件系列强奸案件，结果发现一个村庄排查出90多起强奸案。在此之前，则没有关于这方面的案情报告。
也是在邻近一个镇上，在对一起留守妇女被烧死的案件的排查过程中，当地派出所的民警也发现大约有6%左右的留守妇女承认被强奸过，但是这样的事情是不能被其他人知道的，所以派出所也接不到这类案件的报案。除了留守妇女直接遭受性侵犯外，其家庭财产也成为作案分子的对象。
据徐所长介绍，2006年9月底的一天夜里，该镇其中的一个小组有6家被偷。这6家中，除了一家因为丈夫是电工而没有外出打工，其余5家都只有妇女在家中。
在被发现的对留守妇女人身侵犯的案件中，犯罪嫌疑人大多是受害人附近的居民，并对受害人实施过多次侵害。而受害人则由于被强奸，怕丢面子，怕影响不好，被别人说闲话，而且不被家人理解，就这样不会去报案。
南京大学社会学研究生张涛介绍说：“在目前中国的农村，能为农民提供的经济收入有限，大部分的男性劳动力外出打工获得经济来源成为必然的选择。多数男性劳动力的流出，甚至部分女性劳动力的外出，导致农村中只剩下老人、儿童和妇女。这种人口结构的变化，带来的是农村治安防范力量的减弱和作案机会的增加。”
综合摘自《中国经济周刊》、《温州都市报》张俊才张倩/文